制造一个人：大脑能在培养皿中存活吗？

2017年夏，我从肩上取下一小块组织，用这些组织的细胞开展了一项特殊的实验。8个月后，这些细胞发育组装成了一个迷你大脑：细胞的种类不仅从皮肤细胞转变成了神经元，而且细胞之间还形成了大脑中那样的神经连接，能够传递神经信号。

当我的迷你大脑在培养皿中逐渐成形的时候，我回想起了那本略显幼稚的小说。很多年前，我十分明智地把它尘封在了一个抽屉的底层，并且已经把它遗忘掉了。这本小说中有一幕讽刺《惊奇故事》杂志中恐怖故事情节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一个疯狂的医生在医院的地下室里把他从不幸的病人身上取下的器官合并在一起，制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大脑，并通过灌注血液维持其活力。最终，他计划把这个大脑安置在一个巨大且设计怪异的人造头颅里，这个头有很多双眼睛，没有鼻子，总之显得无比荒诞。

不要害怕，这个可怕的东西不会从我的抽屉底层冒出来。虽然塞利娜·雷并不完全符合小说中疯狂的佐巴克博士这一形象，但她和克里斯·拉夫乔伊（哦，对，雷还有一个狂热的追随者……）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培养箱里创造出来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比青少年时期的我所能想象的更奇怪，当然也更美妙。在我年少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个老掉牙的想法。之所以说它老掉牙，是因为在1926年的某一期《惊奇故事》杂志上，这种想法就出现在了一则故事中。故事的作者是M. M. 哈斯塔，标题是《会说话的大脑》（“The Talking Brain”）。这则故事的灵感直接来自亚历克西斯·卡雷尔的研究工作。“如果一个心脏能在瓶子里持续搏动好几年”哈斯塔笔下痴迷于这一领域的科学家默萨教授问道，“那么为什么大脑不能在瓶子里永远保持存活并持续思考呢？”

当然，读者可以立刻想出几个充分的理由来表示反对。但这些反对理由并不能阻止默萨教授取出一名在车祸中严重受伤的学生的大脑，并将其置入一个由蜡制成的头中。默萨把持续灌流的大脑和电线连接起来，这样大脑就可以用莫尔斯电码与外界交流了。然后……你应该能猜到的，大脑说：

这个鬼地方比你想的要糟糕多了。给我自由。要么你杀了我，要么让他［默萨］杀了我。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

我不知道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是否读过哈斯塔的故事，不过达尔当然完全有能力独立想出这样的可怕情节。这个情节出现在达尔1959年发表的短篇故事《威廉和玛丽》中，后来被制作成电视连续剧《罗尔德·达尔的惊奇故事》中的一集。故事中的威廉是一名患上癌症的哲学家，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一个医生找到威廉，主动提出会在他死后保留他的大脑，并将其连接到一个人造心脏和一只人工眼睛上。这一切简直就像是卡雷尔实验的一个噩梦版本。威廉同意了这一提议，一切工作都在向前推进。威廉的妻子玛丽也同意照顾失去了实体，只由几个器官组成的丈夫。但玛丽有自己的小九九。她一生都受到丈夫粗鲁的控制，包括禁止她吸烟、不许她买电视机等等。现在她偏偏打算在这个无助的大脑的注视下做这些事情。连在大脑上的独眼死死地盯着她，流露出愤怒之情，而玛丽则平静地向这只眼睛吞云吐雾。“我的宝贝，从现在起，你要完全照玛丽说的做，”她惬意地说，“明白吗？”

但除了让人起鸡皮疙瘩外，“缸中之脑”的故事还有其他用途。长期以来，这一想象让哲学家们如痴如醉，他们将其编织入各种场景中，以此来检验信仰和怀疑。过去，他们认为这仅仅是一个（请原谅我这么说）思想实验。但思想实验向来容易转变成真实的实验。

大脑各个方面的特征似乎都与我们的直觉不符。想象下，一名外科医生手里拿着一个刚从颅骨中取出的人脑。它看起来像是屠夫砧板上的内脏，一块迷宫般的牛奶冻，上面是布满血迹的沟回。（直到福尔马林防腐剂起作用，标罐中的脑组织才会达到类似橡胶的韧度。）仅仅用手指按一下，颤动的脑组织上就会产生凹陷。

然而在这块平平无奇的组织里，曾经蕴含着整个宇宙以及这个人一生的光景。这个人所知、所感以及经历过的一切——热带海滩上的海浪声、烤栗子的味道，以及母亲去世带来的悲痛——都被锁在脑组织的膜状结构内，以电的模式编码，在一种不同于我们心目中信息处理装置典型形象的物质中传播。你肯定能够感受到，大脑里有一些神秘的东西。

大脑用魔术大师般的技巧让我们产生对世界的印象。我可以告诉自己，我眼前的键盘和窗外的街道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们的颜色、清晰度、透视关系以及我所感知到的其他每个方面的特征，都是我的大脑构建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完全说服过自己，使自己坦然接受这些事实。在谈及相关内容时，我的逻辑甚至都会变得前后不一。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些小人，就像《比诺》杂志里的小笨蛋们一样。这些小人生活在我的大脑中，从大脑灰质的核团获取感觉信息。大脑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终极哲学难题，这里是人格的居所，但我们不清楚在大脑里能找到谁，也不清楚大脑里的人具体位居何处。

我们可能不禁会想象，在一个人大脑柔软的沟回中，“居住”着这个人本身，或者至少存储着他（她）成其为他（她）的线索。195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去世后，病理学家托马斯·斯托尔茨·哈维（Thomas Stoltz Harvey）取出了他的大脑，并将其切片保存。哈维自己收藏了爱因斯坦大脑的部分切片，其他切片在历经辗转后现在被保存在一些博物馆中。在博物馆中，这些切片已经成为已逝天才的象征，就像圣徒的遗骸一样。至于爱因斯坦的大脑为什么在解剖学上是“特别”的，相关说法比比皆是，其中一些甚至源自科班出身的神经病理学家。但事实上，每个人的大脑都可能有某些地方偏离常规，而将某种能力归因于脑组织的形状、大小和细胞结构的差异可能是在牵强附会。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让爱因斯坦的智力如此与众不同，但在被保存下来的大脑灰质中未必能找到答案。

虽然我们无法通过大脑的大体结构来推断一个人的性格或者天赋，“我们的大脑造就了我们”这样的观念也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随着发育过程的推进，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之间会形成神经连接，这个过程是由我们的基因引导的（但不是完全由基因决定的）。根据一个人的基因图谱，你可以对其大致的性格特征做出有意义的预测。但正如前文所述，这些都是概率事件，而不是命运。大脑的发育取决于复杂的基因机制对生长过程中随机干扰事件的敏感性，而这是难以预测的。

大脑是一个模块化的器官：不同的行为可能与大脑不同区域的生理特征有关。正因为如此，大脑不同区域的损伤会对认知功能产生非常不一样的影响。男性和女性的大脑之间存在微小但明显的解剖学差异，不过这对两性的行为差异有何影响尚有争论。大脑特定区域的萎缩会导致高度特异性的症状。例如，痴呆并不只是会导致一般性的记忆丧失：痴呆分为许多类型，不同类型有其特征性的症状，这些症状与受到影响的脑区有关。原发性进行性失语（primary progressive aphasia）是由大脑额颞叶的退行性变化引起的，会影响语义处理的很多方面，比如我们如何对概念进行分类标记，以及我们提取这些语言标记的能力。对于一些患原发性进行性失语的病人来说，这表现为难以将词语联系到一起并发声。但如果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病变发生在大脑偏后一点的位置（也就是颞叶），由于颞叶是语言加工的脑区，因此患者受损的将不是发声的能力，而是理解语义的能力。

后部皮层萎缩（posterior cortical atrophy）则与此不同。后部皮层萎缩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种变异型，通常会影响人的空间感知能力，并可能导致定向障碍、视错觉和共济失调。这种体验可能类似于我们无法理解所看到的东西：那是一张脸，还是一块布料上的褶皱？那个物体是近还是远？在促成“培养皿中的大脑”实验的“凭空创造”项目中，一名后部皮层萎缩患者告诉我，有一次，当他在弹钢琴时，钢琴键盘看起来好像升高了几英尺。我们最好不要把这样的体验看作一种“现实的扭曲”，而应该将其看作一种提醒。它告诉我们，所有的感知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心理上构建起来的。

大脑也一直在被经验塑造。与普通人相比，自幼接受训练的音乐家大脑的胼胝体（corpus callosum）更粗。胼胝体是连接两侧大脑半球的结构，使两者处理的信息能够被整合到一起。在音乐家的大脑中，负责处理音调高低的皮层区域也发育得更大。对伦敦出租车司机的脑部扫描研究发现，他们大脑的海马区后部发育得更大，而海马区是一个与记忆和导航有关的区域。由于这种体积增大与司机在学习城市街道的布局时所接受的培训量呈正相关，因此海马体积增大似乎确实是司机们认路技能提高的结果，而非原因。和我们的身体一样，从很多方面看，我们的大脑并不是一部我们赖以驾驭世界的人肉机器，而是一份保存着我们如何适应和应对个人经历的记录。

在詹姆斯·惠尔1931年根据玛丽·雪莱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中，弗兰肯斯坦疯狂的助手弗里茨给了他一名罪犯的“异常”大脑，谁能忘得了这个情节？这个情节也许会让我们推测，这种异常可以解释这个怪物嗜好杀人的倾向，但这样就完全曲解了雪莱所传达的信息：雪莱想表达的是，怪物之所以变成凶神恶煞，是因为弗兰肯斯坦没能给怪物以关爱。

把大脑保存在罐子里的做法并不是好莱坞首创的。人们通常用这种方式保存大脑，以便将其用于医学研究，分析大脑与行为模式相关的可见特征。在现在看来，对于理解如此复杂的器官来说，解剖是一种相当原始的手段，但这曾经是找出身体结构和功能联系的唯一手段。

这种组织保存传统令人尊敬，但也有例外，有的甚至远比哥特式恐怖电影中的任何情节离奇和可怕。20世纪70年代，相关人员在维也纳奥托-瓦格纳医院的地下室里发现了数个放满罐子的架子，这些罐子中装有数百名儿童的大脑。几十年来，那里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给这些大脑更换保存液，对大脑的来源没有产生丝毫疑惑。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大脑来自一些特殊的儿童：在纳粹医生海因里希·格罗斯的指使下，纳粹杀害了一些被关押在特殊病房的“智力缺陷”儿童，这些大脑就取自这些儿童。格罗斯的意图显而易见，他打算研究这种“缺陷”的解剖学原因。2002年，受害儿童残存的遗体在一个仪式上被安葬。

有些人选择在死后将自己的大脑保存在罐子里，不是为了帮助医学研究，而是因为如果有朝一日科技能让人复活的话，那么就需要大脑（如果罐子里的这个东西这时还能称作“大脑”的话）。大脑冻存是桩大生意：已经有成百上千的人为死后冻存自己的身体（或者仅仅冻存头部，这样更便宜）付款，希望有一天科学能使大脑甚至人复活。你未必需要或者想要用你原来的身体复活，在你死于某种致命事故或疾病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美国亚利桑那州斯科茨维尔的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是提供这项服务的公司之一。根据这家业界引领者的说法，“现有的证据和理论都表明，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冻存技术有相当的概率获得成功”。（至于“现有的证据和理论”究竟是什么，这家公司没有明确陈述。）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还补充说：

你的记忆和个性能否保存取决于某些大脑结构的存活程度，这些结构储存着记忆和其他重要的身份信息……以目前的科学认知，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当在某种条件下保存的大脑被全面修复后，会有多少的记忆被恢复。不过，即使大脑已经受损到今天很多人看来毫无希望的程度，未来借助先进技术的高级复苏手段也可能使记忆得到恢复。

好吧，这是你的选择：最低的“人头费”（这个词从未像现在这样直截了当）为8万美元。一些批评者指责人体冻存公司在向情感脆弱的人群兜售虚假希望，以从中获利。专家指出，如今的低温技术不可避免地会对组织造成损伤，而解冻造成的损伤更甚，因此冻存的大脑不可能被复苏。

由于脑冷冻不朽论的主张过于牵强，因此阿尔科这类声誉良好的冷冻技术公司一直试图与持这种论调的人保持距离。但人体冷冻技术仍然被一些人吹嘘成为战胜死亡提供了一线希望。2016年，一名14岁的女孩死于癌症，英国高等法院宣判尊重她生前的愿望，让一家美国公司对其身体进行低温冻存，以便让她在未来有可能被“唤醒”。当时，死后冻存大脑的做法引起了特别大的争议。

2018年，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颇具争议的实验。尽管这项实验令人毛骨悚然，但追求永生的人可能会从中得到一些慰藉。这些研究人员把在屠宰场屠宰的猪的头取下来，通过灌流含氧液体，使猪头在某种意义上存活了36小时。这里的“存活”仅仅是指一些细胞在灌流过程中仍然表现出了存活的迹象，但这些猪头并没有恢复意识——谢天谢地，但合情合理。

从维持与身体断绝联系不久的头颅中的细胞活动，到唤醒深度冷冻头颅中的记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些人体冻存技术的拥护者认为，有朝一日我们有可能会拥有实现这一点的技术手段。“如果你能填补冻存和复苏这两点之间的鸿沟（两者的距离只有几十年的时间），”计算机科学家拉尔夫·梅克尔（Ralph Merkle）写道，“那么你就大功告成了。你所要做的就是在系统崩溃时冻结你的系统状态，然后等待崩溃恢复技术被开发出来……你可以一直保持这种冻结状态，直到技术能够使你被上传为止。”

等等，系统崩溃？上传？你可以从中看到人体冻存的发展方向：越来越认为大脑只是一种计算机，并且可以用与笔记本电脑相关的术语来描述。

对梅克尔来说，这只是一个物理问题。你的大脑是由物质构成的，因此受物理定律的支配，这些定律可以在电脑上被模拟，因此你的大脑也可以。你甚至不需要柔软且脆弱的大脑灰质，因为这只是一个有关比特（bit）和字节（byte）的问题。虽然大脑中由神经连接构成的网络极其复杂，但我们仍然可以确定编码这个网络所需的比特数的上限。根据梅克尔的计算，上传一个大脑需要大约1018比特的计算机内存，每秒执行大约1016次逻辑运算。以目前的技术进步速度，这至少是可以期待的。根据这一超人类主义愿景，我们的生命很快就能在计算机硬件上得到延续：罐中的大脑变成了芯片上的大脑。

一个低温冻存的大脑能否保存所有与你生命中的经历和心理状态有关的数据，则是另一回事（即使不考虑低温导致的损伤也是如此）。发放信号的神经元如何相互合作以产生意识，是一个巨大的科学谜题。这种对比特数进行的大量运算有点像把全球经济简单描述为其货币价值的总和，或者描述为交易代理人的数量。有人认为人脑只是一种复杂的计算机，如果有足够的电路，那么人脑可以被映射到其他任何基质上。但一些认知科学家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意识可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加工网络，不一定与硅或数字硬件兼容。美国西雅图艾伦脑科学研究所（Allen Institute for Brain Science）的神经科学家克里斯托弗·科赫（Christof Koch）认为，有意识的思维只是一种计算的想法是“统治我们这个时代的迷思”。

“下载大脑”这种令人兴奋的愿景还忽视了另一点：大脑不是自我的硬件，而是身体的器官。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领域的几位专家现在都认为，具象化的脑才是体验以及脑功能的核心。在生理学层面上，大脑不仅控制着身体的其他部分，而且还通过多种渠道（例如借助血流中的激素）与它接收到的感觉体验进行“对话”。帝国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专家默里·沙纳汉（Murray Shanahan）认为，具象化是思想本身的核心。在沙纳汉看来，认知的本质很大程度上是弄清楚我们的行为的可能后果，这是在对意想中的未来场景进行“内心彩排”。在这个过程中，大脑不只是在抽象地进行想象：当我们想象做出某个动作时，我们可以看到实际执行这些动作所需的脑区（例如那些控制运动功能的区域）也会被激活。

这些现象与认知科学家阿尼尔·塞斯（Anil Seth）和曼诺斯·查基里斯（Manos Tsakiris）的想法相符。他们认为，大脑的功能不是在某种抽象意义上计算感觉信息，而是用这些信息来构建一个与我们身体经验相符的世界模型。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利用基本的感觉数据在头脑中“自下而上”地创造对世界的表征（representation），而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从我们“作为一个身体”的感觉出发，去探寻怎样的世界是与这种感觉相符的。举一个例子，我们会（潜意识地）推测物体有我们看不见的另一面，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物体有隐藏的一面”这个事实，而是因为我们推断，如果我们绕到背面去，就会看到物体的另一面。

塞斯和查基里斯表示，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不会把自己看成住在头部里面，通过眼睛这两个窗口瞭望身体机器外部的小人。事实是，我们理所当然地将身体视为我们心理世界地图的一个方面：它与我们的自我意识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任何影响我们身体完整性和功能的生理因素―—例如，我们的免疫系统，或者肠道中的微生物―—都对自我意识的产生有贡献。简言之，没有身体就没有自我。

这样看来，“缸中之脑”不是整个人体的可行替代品。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超人类主义的“芯片之脑”可以和一个能与周围环境进行物理交互的机器身体相结合，甚至可以仅仅和模拟的虚拟环境相结合。但基于身体的自我观念引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纯粹精神上的、可以被装在罐子里和被下载的“你的本质”，且其不受自身在环境中的具象化实体的影响？

更有趣和有意义的超人类主义式自我实现考虑的则是当身体被扩展和改变，并通过新的人机接口被赋予新的感官及能力时，人的精神会发生什么变化。唐娜·哈拉维发表于1985年的经典文章《赛博格宣言》（The Cyborg Manifesto）认为我们已经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了。哈拉维说，在整个20世纪，人的身体与人造机器之间（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和许多超人类主义者一样，她对这种改变喜闻乐见，认为这是一种脱离社会构建的“对立二元论”（antagonistic dualism）的解放，例如性别和种族方面都存在这种二元论。对一些人来说，一想到人类将越来越多地嵌入机器中，就会感到不太自在。科幻作家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开创了赛博朋克这一流派，他想象了一个像《黑客帝国》中的“缸中之脑”那样被困住和束缚住的可怜生物：“虚弱、年老、容易受伤、受制于人，而且还可能老糊涂了。”但哲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表示，正因为我们是“高度具象化的主体”，而不是“身体中的思想”，所以通过使用一切可供使用的手段——计算机的、遗传的、化学的、机械的手段——来扩展我们的身体，我们一定可以达到扩展自我的目的。克拉克说：“我们的边界和组成部分永远都是可以调整的。对我们来说，身体、思维和感觉都是由特定情境下有意图的动作灵活融合而成的。”细胞转化技术提供了一种新颖而强大的调整方式。正如前文中介绍的那样，细胞转化技术不认为大脑和身体有什么不同。大脑和身体都是可以根据情况发生变化的组织，只要条件具备就能发生改变。克拉克的观点提醒我们，当我们改造身体的时候，需要预料到精神也可能发生改变。

对于哲学家来说，“缸中之脑”是一个熟悉的形象，因为他们长期以来都将其作为一种工具，探索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形成对这个世界的可靠认知？哲学家们会问，你如何才能确定你不是一个放在缸中的大脑，感受到的世界仅仅是你接收到的刺激模拟出来的？你如何才能确定你对世界的所有信念不是虚幻的数据塑造的谎言？

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勒内·笛卡儿在17世纪提出的疑问。笛卡儿认为，既然我们只能根据感官印象来形成客观世界的图景，那么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被一个恶魔有计划地欺骗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都是这种欺骗产生的错觉。在1641年出版的《第一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中，笛卡儿想象了一种“具有最强能力和最狡猾个性，并且倾其所能欺骗我”的存在。他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天空、空气、大地、颜色、形状、声音和所有外在的事物，都只是这种存在设计好了用来扭曲我判断的梦境般的错觉。我应当认为我是没有双手、双眼、肉体、血液和各种感觉的，但我现在却误以为我拥有这一切。

对笛卡儿来说，这与其说是在逃避一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不如说是在为怀疑自己的信念提供一个理由。正是基于这种怀疑论，笛卡儿提炼出了他著名的简化版结论，以描述仅有的一件他确信无疑的事情：我思故我在。

从启蒙运动开始，各路“妖精”经常为思想家们构建出与事实相反的情况和难题。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就设想出了一只这样的妖精（由于充分了解宇宙现在的状态，这只妖精可以预测宇宙的未来），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也设想出了一只这样的妖精（这只妖精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进入20世纪后，科学场景被认为是比超自然场景更恰当的思考工具。因此，美国哲学家吉尔伯特·哈曼（Gilbert Harman）于1973年在医学情境下重新表述了笛卡儿的问题：

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处在你以为你处在的环境中……有很多种假设都可以解释事物的外观和感觉。你可能正处在梦乡之中，或者一名贪玩的神经外科医生正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刺激你的大脑皮层，从而给你带来现在的体验。你可能真的躺在这名医生实验室里的一张桌子上，与一台巨大电脑相连的电线插进了你的脑袋里。也许你一直都躺在那张桌子上。也许你和你看起来的样子完全不同。

在这里，明显可以看到“缸中之脑”的影子，这不就是电影《黑客帝国》的基本前提吗？当沃卓斯基兄弟（现在是沃卓斯基姐妹）在电影中再次表述这一概念时，在对我们视为现实的事物的怀疑这个问题上，学界已经有了彻底的哲学论证。对于“缸中之脑”的想法，最著名的批评者是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他在1981年提出，“缸中之脑”的假设不成立，因为事实上，这一观点自相矛盾。普特南指出，“缸中之脑”使用的词语不能有意义地应用于大脑经验之外的真实物体。在普特南看来，即使缸所在的世界真的有树，并且“缸中之脑”也体验到了模拟的树，但从“缸中之脑”的角度看，“树”这个概念也不能被用于指代这些真实的树。哲学家兰斯·希基（Lance Hickey）用一种我觉得不经意间带了点荒诞幽默的说法概括了普特南的论证过程：

• 假设我们是“缸中之脑”。

• 如果我们是“缸中之脑”，那么我们认知中的“脑”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脑，我们认知中的“缸”也不是真正的缸。

• 如果“缸中之脑”指的并不是缸中之脑，那么“我们是缸中之脑”这一陈述就是错误的。

• 因此，根据我们的假设，如果我们是“缸中之脑”，那么“我们是缸中之脑”这句陈述就是错误的。

别急，慢慢想一想。或者想一想安东尼·布鲁克纳（Anthony Brueckner）1992年的一篇论文的标题。这个标题简洁地概括了这一论证：《如果我是缸中之脑，那么我就不是缸中之脑》。

普特南晦涩难懂的推理并不能说服所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给很多人的印象是，他们似乎像魔术师一样，试图从密封自己心智的玻璃罐中逃脱。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的表述会让人加深这一印象，他用回转的逻辑来反驳普特南的观点：

如果我接受这个论证，那么我必然会得出如下结论：即使其他人可以这么认为，“缸中之脑”也不可能真正认为自己是“缸中之脑”。然后呢？我不能通过说“或许我是缸中之脑”来表达我的怀疑，而是必须说：“也许我甚至无法思考我到底是谁，因为我缺乏必要的概念，而我的环境让我不可能获得这些概念！”如果这不算是怀疑论，那么我不知道什么算怀疑论。

难怪尼奥决定我行我素地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以自己思考这些论点的说服力有多强，因为对于我们是否只需要按照我们的感知来接受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是否能够确定我们并没有受到笛卡儿所说的恶魔的愚弄，我们仍然没有定论。如今，技术进步使相同的基本问题有了新的形式。我们有没有可能是由某些高级智能生物通过计算机模拟出来的虚拟的主体？也许我们的世界只是无数个模拟世界中的一个，而这些世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开展社会科学实验？根据一种观点，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真的，因为如果这种模拟是可能的，那么模拟世界的数量将比唯一的“真实世界”多得多。（有一些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我们自己所处的虚拟世界中，我们距离能够给其中的虚拟人创造一种初级的认知能力并不遥远。）

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甚至考虑过，在我们所认为的现实世界中，如何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就像电影《黑客帝国》中的那些细微线索一样），说明我们的世界其实是被模拟出来的。但我不禁好奇，对于一个模拟出的“人”而言，任何关于“外部世界”的概念意味着什么？这似乎又回到了我们此前谈到过的一种想象：在经验自我的内部有一些小人，这些小人可以从中爬出来。我也在好奇，我们是否准备好接受这些设想中的高级智能实际上仅仅是我们的新版本，一种更聪明的版本，就像宇宙冒险题材的电脑游戏中的宇宙元老。我们的想法与笛卡儿的唯我论如出一辙，或许人就是这样的。

“缸中之脑”听起来像是那些让哲学家们“声名狼藉”的归谬设想之一，但有一些人认为这已经成为现实。2013年，在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71岁生日之际，人类学家埃莱娜·米亚莱（Hé lè ne Mialet）正是用这个词来形容他的。众所周知，几十年来，霍金因患运动神经元病受困于轮椅上。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霍金只能自主控制脸颊肌肉的抽动。计算机接口使霍金能够利用这些动作与外界交流和互动。在大众的意识中，霍金成了一个困在无功能的身体中的绝顶聪明的大脑。米亚莱认为，霍金实际上是一个与机器相连的大脑：和达斯·维德一样，霍金也变得“更像机器而不是人”。此外，霍金始终选择使用他标志性的复古“机械”声音，这增强了这种效果。

米亚莱的描述引来了英国运动神经元病协会等机构的强烈批评和谴责。但她的说法并不是在评判霍金，更不是在侮辱霍金，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变成半人半机器的存在，还没有与技术设备连接在一起，生活在现实和虚拟相互渗透的世界里。米亚莱鼓励我们在这个时候考虑一下相关的问题。霍金的意念拥有强大的控制能力：他抽动一下脸颊就能让他的大量看护者或者合作者动起来。与此同时，他的身体又无比虚弱。因此在米亚莱看来，霍金可以说是一种极端情况的象征，他与阿尔达西亚的机器人或者奥拉夫·斯特普尔顿笔下的第四个人类物种几乎没有区别：

他的整个身体，乃至他的整个身份都为一个协作的人机网络所有。他就是我所说的分布式中心性主体（distributed centered-subject）：一个在缸外世界生活的“缸中之脑”。

在将霍金的情况与其他通过社会和技术网络表达和实现意愿的个人进行对比后，米亚莱得出的结论是“强大的人都是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越协同一致，这些人看起来就越非同凡响”。在这种情况下，受指挥的机器成了身心的延伸。或者换句话说，“缸中之脑”有多像人类可能取决于其能力的大小。

也许如此吧，不过在我看来，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读霍金的处境，这种方式与米亚莱的方式并不冲突：霍金所处的社会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过他。我们坚持认为他优秀的科学头脑里有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天赋，我们对他那诙谐却又有些乏味的智慧大加赞赏，我们选择了以最大的程度神化这位坚毅无比但举止又有些传统甚至保守的人。最终，除了他身边的一小群人外，和斯蒂芬·霍金共存的机器让我们看不到他这个人，而只看到他那传奇的大脑。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如何制造一个人》
作者：[英]菲利普·鲍尔
译者：李可 王雅婷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1-06-01
ISBN：9787521729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