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数字化转型的进展、障碍与建议
2022年3月，腾讯研究院、腾讯云、国务院国资委干部教育培训中心三方联合开展问卷和访谈调研，向近百家央国企的集团高管、部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发放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10份。同时，向央国企、国企生态合作伙伴企业，以及国企研究学者等进行访谈调研，累计访谈人员超30名。
研究发现：当前国企数字化转型总体呈稳步推进态势，但仍处于转型初级阶段，且与期望目标存在一定差距。国企更倾向于优先从提升管理效率和优化营销服务的角度入手开展数字化转型，主要投入资源是应用软件和数字基础设施，但是总体资金投入与转型成效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性，同时还面临疫情扰动、认知不足、机制模糊、缺乏专项资金等因素的阻碍。
未来，在加快推动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构建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公共服务与专项支持政策体系，国企自身也需要着力解决数字化项目偏离核心业务、内部协同机制复杂等问题。
本文首发于《中国经济报告》第4期。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也逐渐展开，这对于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明确判断当前国企数字化转型的进程，识别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以及探索推动国企高质量转型的思路，腾讯研究院、腾讯云、国务院国资委干部教育培训中心三方联合在2022年3月向国企的集团高管、部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发放问卷，共回收来自近百家国企的有效问卷110份，本文的研究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此次调研。
从样本统计特征来看，来自央企及其下属公司的受访者占样本总量的79.1%。在全部样本中，53.6%的受访者为集团高管和部门管理人员。从受访者的行业分布来看，涵盖制造业（31.8%）、能源行业（20.0%）、建筑行业（16.4%）、服务行业（18.2%）及多业态跨行业综合性企业（13.6%）。从受访者的企业规模来看，主要来自大型国企，来自1000人以上或年营收超过1亿元的大型国企的受访者所占比重分别为64.5%和83.6%；来自1万人以上或年营收超过500亿元的超大型国企的受访者所占比重分别为24.5%和20.9%。
从企业数字化转型动因来看，国企开展数字化转型是内外驱动的共同结果。具体来看，“利用新的生产要素”（56.4%）、“响应国家号召、服务国家战略（54.5%）”成为推动国企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内外部力量。其他影响因素还包括：应对同业竞争 (47.3%)、连接生态企业 (37.3%)、抓住时代机会 (35.5%)、适应消费新方向 (15.5%) 等。
从开展数字化转型的顺序来看，国企更倾向于优先从提升管理效率和优化营销与服务的角度入手来开展数字化转型。如表1所示，在综合排序方面，国企的选择顺序体现为管理（优化行政和决策）→用户（优化营销和服务）→产品（优化研发和生产）；在首选项（排序第一）方面，国企对首选项的选择占比分布为用户> 管理（优化行政和决策）> 产品（优化研发和生产）。（如表1所示）
由此可见，大多数国企在数字化转型之初，首先选择的是从管理和用户入手来切入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次才是从产品角度入手推进。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前国企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以及不同转型路径的难易程度。短期内优先从管理和用户的角度切入，但是在更长期内将更加重视组织和管理、生产和运营、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与转型。
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方式来看，主要采用“自建系统及应用”（68.2%）、“外包定制解决方案”（55.5%）和“采购标准化工具”（40.9%）。经过访谈进一步了解到，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会面临不同的业务痛点，通用性行业解决方案的适用性和匹配性相对较低，因此多数会选择自建的方式，结合自身行业特性定制开发专业解决方案；同时，国企选择自建系统也有安全考量。基于对外包方式后期高额运维费用和服务质量的担忧也是选择自建的原因之一。（如图1所示）
从数字化转型的必选项来看，超一半受访者选择必须“推进组织和管理的数字化转型”（66.4%）、“ 提高生产和运营的智能化水平 ”（57.3%）以及“推动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化创新”（53.6%）。其他必选项还包括：积极引进和培育数字化人才（44.5%）、构建采购与营销的敏捷化网络（27.3%）、促进跨界与融合的生态化协同（27.3%)。组织和管理的数字化普遍被认为是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必选项，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上文“数字化转型顺序”中，从管理角度入手的优先级更高。（如图2所示）
总体来看，国企数字化转型仍以初期阶段为主，60%的受访者认为所在企业仍处于转型初期阶段。其中，认为数字化转型局限于单一职能范围，尚未对主营业务起作用的占比为30.0%；认为数字化转型仅对主营业务中的单项职能或单项业务起作用的占比为30.0%。认为数字化转型已进入转型深入期，并能对主营业务起支撑作用的占比为29.1%；认为数字化转型进入逐渐成熟阶段，并可实现企业内部协同互动、与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协作共享的占比为10.9%。相较于2021年，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总体进程取得较为明显进展，认为企业处于转型初期阶段的受访者比重减少，从2021年的71.1%下降到2022年的60.0%，认为步入转型深入期和成熟期的比重增加。[1]（如图3所示）
从数字化转型的资源投入来看，国企在数字化转型中最主要的投入方向是应用软件（38.2%）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31.8%），数字人才和智能硬件的受访者比重则分别为23.6%和6.4%。
从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投入来看，近六成（58.2%）的受访者认为其转型资金投入占其营收总额的0%-5%。从数字化转型的专业人才培养来看，近七成（69.1%）受访者认为国企将在2022年加大对数字化人才培养的投入。其中，52.7%的受访者认为，2022年度用于引进/培养数字化人才的资金同比增加在0%-10%区间。（如图4和图5所示）
从受访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自我评价来看，大部分受访者认为目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处于中等偏下的程度。根据受访者按照1-5分评级结果显示（分数越大代表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国企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平均得分为2.61分（最高分为5）2，评价企业转型程度达3分的占比39.1%，评价2分和1分（即认为转型程度偏低）的受访者分别占27.3%和16.4%，评价4分以上（即认为转型程度较高）的受访者总占比17.2%。这一调研结果和前文受访者评估 “企业数字化转型阶段”呈现相同趋势，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处于中等偏下发展阶段。（如图6所示）[2]
分行业来看，能源行业、制造业、服务业、 建筑业、综合性企业的转型程度自我评价打分（加权平均值）依次递减，分别为2.73分、2.69分、2.65分、2.61分、2.20分，表明能源行业与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相对较高，服务业和建筑业国企的转型程度相对略低，而综合性国企的转型程度相对偏低。
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期望差来看，绝大部分（61.8%）受访者认为企业实际转型程度和期望目标存在差距，央国企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差距平均得分为2.76分[3]（最大差为5）。其中，认为企业实际转型程度较为不符合预期（评分为3分）的受访者占比最高，达33.6%；其次是认为企业实际转型程度较为符合预期（评分为2分），占比 22.7%；而认为企业实际转型程度完全符合预期的企业占比最低，仅有 4.5%[4]。（如图7所示）
分行业来看，能源行业、制造业（其差值分别为1.62分和1.66分）相对建筑业和服务业（其差值分别为1.75分和1.95分）达成转型期望目标的表现略好。综合性企业实现期望目标还有较大的差距，其差值为2.33分。
对数字化转型总体投入、人才费用投入与转型成效之间关系的相关性检验表明，总体费用投入与转型成效之间的相关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验，这意味着在现阶段，增加数字化转型的总体费用投入与提高国企的数字化转型成效之间，并无明确正相关性。但是，数字化人才费用投入与转型成效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增加数字化人才费用投入，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企数字化转型目标的实现[5]。（如表2所示）
从疫情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看，大多数（43.6%）受访者认为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企的数字化转型。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疫情导致企业经营压力持续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数字化转型投入的动力不足，因此，也有部分（21.8%）受访者认为疫情使进程放缓。特别是相比于实力雄厚的中央企业，部分地方国企更因对数字化转型投资回报率的无法界定与明确而放缓投入。此外，还有15.5%的受访者指出，疫情促使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拓展新赛道或开设新业务。（如图8所示）
从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来看，“在不了解数字化的实质内涵的情况下，就跟风上马数字化项目”（66.4%）、“企业因内部决策机制模糊，导致资源浪费或投入不足”（64.5%）、“认为技术是万能的，希望单纯依靠技术方案解决所有问题，从而陷入技术决定论中”（60.9%），是国企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面临的前三项主要风险。此外，“积累大量数据但并未有效利用”（52.7%），在转型过程中脱离企业的主营业务和发展战略，在相关性不高的赛道上投入（46.4%），忽视企业的技术发展阶段，导致数字化项目过于超前（40.9%）等，也是阻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几大风险。（如图9所示）
从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的主要障碍来看，53.6%的受访者认为国企当前面临的首要障碍是企业的转型战略虚焦问题，即企业由于缺乏数字化转型的清晰愿景，从而无法对症下药制定数字化战略。而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足和企业内部的认知差异被认为是导致国企数字化转型战略虚焦的主要原因。49.1%的受访者认为数字化转型中主要的阻碍是组织内部机制复杂，难以形成企业数字文化。45.5%的受访者认为数字化转型中主要的阻碍是数字化未融入公司核心业务，只是修修补补；34.6%的受访者认为转型主要阻碍是缺乏业务场景与数字技术的结合点，应用场景缺乏；32.7%的受访者认为主要障碍是过分追求短期财务业绩，不愿承担失败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1年的调研中发现国企数字化转型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缺乏资金支持，此次调研再次证明了这一结论，调研数据显示，仅有28.2%的受访者认为数字化转型中最大的阻碍是缺乏资金支持，2021年调研中这一比例为29.9% [6]。（如图10所示）
从对支持政策感知情况来看，超七成以上的受访者对国企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政策支持并无太多感知。仅有28.4%的受访者认为国企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指导意见和实施细则比较齐备。（如图11所示）
对组织保障和生态合作的探索
虽然国企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一定困难，但是为了降低上述风险并克服转型阻碍，国企也在积极主动地进行探索与试验，如为了克服缺乏愿景与认知风险问题，自发地学习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知识；为了解决机制复杂问题，专门设置数字化转型部门；同时，对外部合作商也提出一定要求。
一是积极主动学习数字化转型知识。其中，最主要的途径为公司自发学习相关知识 （67.3%），其次是参加政府部门统一组织的学习培训（17.7%），然后是参加学习（15.0%）。由此表明，国企的从业者学习数字化转型知识的意愿较高。（如图12所示）
二是通过设置专门部门来加强数字化转型的组织保障。在2021年的调研中，通过设立新的数字化部门来推动转型进程的受访者比重仅为34.6%，而2022年调研中这一比重上升到68.2% ；其中有82.1%的受访者表示，设置专门部门且主管领导是公司领导班子成员。由此表明，2022年国企公司层面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大幅上升。（如图13所示）
三是选择更具综合实力的外部合作商。拥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和大型科技企业较受国企青睐，两者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40.7%和38.0%，且方案选择上更偏爱综合转型规划和解决方案，而选择能够深耕业务场景并提供专业解决方案的中小型企业的受访者占比为21.3%。在对合作方能力的考察方面，主要包括熟悉国企文化并能适应工作节奏（39.1%），数据安全与风险防控能力（31.8%），良好的企业品牌与市场口碑（12.7%）， 能配套提供员工培训和管理优化支持（8.2%） 。（如图14所示）
（一）对于政府部门来讲，需要构建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公共服务与专项支持政策体系
一是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坚持实施“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企业级数字基础设施开放，支持平台企业提供免费的基础平台与通用解决方案，探索价值共创的商业模式，从增值服务中按使用效果适当收取租金以补偿基础业务投入。
二是加强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专项资金支持。对于国企而言，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需要长期且重投入的过程，而且以往的政策中较少涉及对数字化的专项支持。因此，如果能够对国企增加数字化转型的专项资金支持，将能够进一步激励企业在数字化领域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探索。
三是支持构建多方参与的数字生态共同体。鼓励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国企、科技企业以及上下游产业，共同构建以价值创造和共享为导向的数字生态共同体，强化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宣讲、典型示范、专家辅导、技能培训和交流学习活动，提高国企对支持政策的感知，降低国企的数字化转型学习成本。
四是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创新国企、高等院校、科技企业等之间的合作机制，通过设立联合实验室、创新共同体等方式，为企业员工和高校学生提供平台，加强行业经验、理论知识与技 术前沿的融通，加快培育专业化的人才梯队。
（二）对于国企来讲，需要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偏离核心业务、内部协同机制复杂等问题
一是选择“小而美”的核心业务或项目，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切入口。这就需要企业深入分析自身的业务结构与技术条件，选择其中较为具体且预期能够实现较好成效的业务内容，以此入手来实施数字化转型项目。研究发现，多数国企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通常遵循管理/用户→产品的逻辑顺序，从管理数字化入手，推动企业核心业务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这可以为央国企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二是加强数字化转型知识学习，培育良好的企业数字文化。企业管理者加强对数字化转型知识的学习，深化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了解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规律特征，根据企业的发展目标、核心业务、产品特征等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同时，需要企业增加数字化人才的费用投入，加大对数字化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力度，奠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人才基础。
三是建立长期主义的数字化转型考核体系。正如调研中发现，32.7%的受访者认为过分追求短期财务业绩，不愿意承担失败风险，是阻碍国企数字化转型进程的重要因素。应当注意到，数字化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工作，而是需要长期坚持投入的系统工程。此外，因为国企行业属性及各自转型特性与需求不同，较难找到完全可复制的成功转型参考案例，也使大多数国企的转型过程必然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缓慢发展状态。因此，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投资回报率考核标准或应予以更具弹性的设计。
[2] 本文2021 年数据均来自2021 年5 月腾讯研究院、腾讯云、国务院国资委干教中心的联合调研，相关数据参见牛福莲等：《当前国企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挑战与思路》，腾讯研究院，2021-6-8，https://www.tisi.org/18744。
[3] 目标差距平均得分计算公式为：平均得分＝（Σ 频数× 分值）/ 填写总人数。计算过程为：平均得分=（5×0+12×1+25×2+37×3+24×4+7×5）/110=2.76 分。
[4] 此处的对应关系为：0 分为完全符合，1 分为基本符合，2 分为较为符合，3 分为较为不符合，4 分为基本不符合，5 分为完全不符合）。
[5] 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性，本文仅检验了数字化人才费用投入与转型成效间的相关关系，至于两者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但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数据可得性与研究范围。
[6] 2021 年数据来自牛福莲等：《当前国企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挑战与思路》，腾讯研究院，2021-6-8，https://www.tisi.org/187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