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信息哲学、科技伦理、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等,当前关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哲学、伦理及社会问题,当代科学知识的形态、科学研究模式、科学无知等。现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保卫科学精神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创新驱动战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专家,教育部马工程教材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科普专家,国际期刊“社会中的信息、传播与伦理杂志(JICES)”及“负责任的创新(RI)”编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革命与人类深度科技化前景的哲学研究”首席专家等。
元宇宙是关于我们正在开拓中的数字化未来的一个总体性构想。尽管它未必会作为一个蓝图性的概念得到持久的追逐,但确实反映了人类致力于构造一个人工世界的未来情境。而且,元宇宙(Metaverse)一词蕴含着从原初意义上开天辟地的内涵,还有普遍性和一统天下的意谓。抛开究竟应称之为元宇宙还是元空间不谈,我们至少可以将元宇宙视为人类所构建的世界生成机器。显然,以人类科技现有的发展水平,合成生物学和脑神经系统的研究才刚起步,元宇宙对世界的生成不可能是造物主创造天地万物意义上的,只能是对包括主体在内的世界万物的模拟和模仿。这恰是我们思考元宇宙的本质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的出发点。鉴于相关的哲学思考才刚开始,下面主要从技术图像与世界的实显、元宇宙对现实的冲击、主体的自动化与“我能”世界等方面展开探讨。
如果说元宇宙所构建的是一个拟仿的世界,那么它的基础乃至实质便是图像,而图像又是人造的和为人所理解运用的―—不论其材料、工具还是形制、叙事,即图像总是技术图像。在图像出现之前,动物与原始人类沉浸于四维时空,用眼睛观察世界,用双手与世界对抗,两者的结合使得手在眼睛的监控下做事,因而使得主体得以面向客观世界。一方面,技术图像成为世界与文明的意义的创造者。随着壁画等传统图像的出现,世界和人的形象成为有意义的象征,由此所开启的想象空间使人们的行动具有时空意义上的历史性和超越性。另一方面,技术图像又是人造世界和技术文明的奠基者。
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型相(Form,亦称几何理型)具有重要的地位,从技术图像的维度来看就是从世界所呈现的理性图像中把握造物主创造世界时可见的信息过程。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指出了视觉的重要性:“造物者将视觉赋予我们,是要我们能够注视天上智慧的运行,并把它们应用于相类似的人类智慧的运行,包括正常的和不正常的。进而,我们通过学习而分享它们,然后通过模仿造物者的完善运行来调节我们的游离运动。”[1] 而透过木工制作等隐喻可见,柏拉图所设想的“永远自身同一的理性原型”或基于理性认识的数学化的理念或型相(Form,亦称几何理型)其实就是用于指导人们进行人工活动的技术图像―—当然它们是以神圣的造物主的完美理性的面目出现的。在那时,技术图像就显现出它居于现实世界和象征意义之间的居间性:遂石或弓箭本身就是蕴含着技术的设计、加工和使用的图像,而从基于图像的象形文字演化出的文字符号所建构出的意义远远超越了人造世界的内涵。
从技术图像演进的维度来看,近代科学革命则是技术图像客观化的产物,是对自然的信息过程的表征与摹写。海德格尔曾经批判过现代技术与科学所依据的对象性的空间观。他认为,现代性的命运集中体现于现代技术或技术化科学的本质之中,即作为限定与促逼的展现方式。在他看来,使世界成为图像,就是使得与世界不可分割的存在变成由“形式直观”得到的抽象空间中的对象,进而成为“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其关键性的前提乃是抽象的空间架构预设―—从欧几里得的三维空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法,从牛顿的绝对空间到统计物理的相空间,从笛卡尔解析几何坐标系到虚拟现实/虚拟实在(VR)环境中的三维空间―—使世界在与主体无关的抽象空间中展现为客观的图像或对象,使人在图像诠释者或对象操控者意义上成为抽象的主体,如同上帝一样站在空间之外―—其所构造的是一个无主体的世界。
由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演化而来的元宇宙的构想是技术图像演进的新阶段,其目的是通过技术图像对世界的实显构建一个“为我”的世界。何谓世界的实显呢?就是运用人工的手段使技术图像在主体的感知中达到某种实际的等同效应。具体而言,各种实显都固然涉及某个事物与过程的模拟或虚拟,但重点是主体会不会产生与其所模拟或虚拟的事物与过程等同的感知。由此,模拟或虚拟最终能否成功地实现实显,不仅取决于技术虚拟更取决于人的想象与虚构或心理上的“虚拟”。换言之,技术图像实显基于技术与人的互动。从实显的维度来看,元宇宙实际上建立在感知现象之上,而自柏拉图时代以来,人们就认识到视觉是最为重要的人类感知,故元宇宙时代的实显依然会以视觉为主要感知线索。
运用实显这一概念,就可以超越元宇宙与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区别之类的争论,而将技术图像的实显性作为元宇宙缘起与发展的历史线索。例如,据《汉书·外戚传》所载,最为武帝所钟爱的李夫人香消玉殒后,汉武帝悲痛难忍,来自齐地的方士少翁自称能一解武帝相思之苦。遂在夜晚于帷帐之中点起灯烛,神奇的一幕出现了,身居另一帷帐中的汉武帝竟远远望见一状似李夫人的女子翩然出现,虽见而不得,但刘彻在恍惚缥缈之间也得到极大宽慰。从实显的维度来看,皮影戏的原型就成了汉武帝当年的“元宇宙”。类似的,早期电影通过每秒24帧连续静态图片这一方式来产生连续影像,就是实显的过程。
自脸书(Facebook)改名Meta以来,在其推出的首个测试性元宇宙平台《地平线世界》(HorizonWorlds)中,多次发生虚拟性骚扰事件。根据当事人的反映,具有骚扰性的虚拟触摸,在感觉上比一般的网络骚扰更为强烈。一般来说,真实物理世界中的性骚扰是物理现实、社会现实和心理现实的综合产物,而元宇宙中对性骚扰的感知或其实显效应表明元宇宙对现实的冲击值得深入关注和探讨。
其一是物理现实。在物理现实中,目前对于质量和引力的模拟和虚拟存在很多技术上的困难,在运动感上也受到人的生理感受的制约(如虚拟现实头盔带来的眩晕症),但在声、光、电和影像方面,虚拟现实与物理现实在实显层面的等效实际上是元宇宙得以发展的前提。这种基于无质量和重量的物理现实的元宇宙中的“失重”生活是否有助于人的身心健康无疑值得关注,但因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无利可图,在人们认识到其巨大危害之前,它又注定是会被忽视的。
其二是社会现实。根据美国哲学家塞尔(JohnSearle)的研究,与物理现实不同,社会现实一般要依赖人类社会群体对相关实体的表述或意向性,而且社会现实可以进一步分为普通社会现实和制度现实。普通社会现实的创造一般需要相关实体能够执行某种物理功能,如亚马逊的电子书 kindle 可以用于阅读,即便在其电子书服务中止后,还可以被用来做泡面盖。制度现实则是指在集体协议的基础上就可以赋予某个实体以特定的地位这一约定性的现实。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不难看到,元宇宙自身发展的关键及其对社会现实的最大冲突在制度现实层面,区块链、NFT、数字货币等都是绕不开的难题。
其三是心理现实。这其实就是模拟与虚拟的现实或行为在主体心理和感知层面的实显效应。简单来讲,其中涉及的问题就是模拟和虚拟的生活会对人产生什么影响。其中不仅包括游戏中的暴力行为会不会迁移到现实生活中、虚拟性爱会不会破坏现实的两性关系等问题,还涉及数字人、深度伪造等引发的虚拟人的人格化、眼见不再为实等全新的挑战。例如,运用深度伪造对人进行的诋毁,即便被揭穿之后,依然会成为被诋毁者无法摆脱的数字阴影甚至数字遗产。
不论未来元宇宙是否以元宇宙之名来临,我们实际上已经构建了诸多元宇宙的初级版本。虚拟的演唱会,特别是邓丽君等已经逝去的明星与真实的明星的合唱节目,无疑对揭示元宇宙中的主体将会如何出现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我们跟小度等聊天机器人聊天时,常常会陷入尴尬的聊天状态,由此,我们就希望将来的聊天机器人会更加智能化,就是要让机器人能够根据输入的数据和算法自动地一直聊下去,随时知道怎么接话,也懂得何时该停止。
据此,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不是在元宇宙中如何要让其中的机器人和所有的环境都成为自动化的智能系统,而是作为人的生存环境一旦自动化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人也要随之自动化。据说,为了努力活到人类可以用通用人工智能活到永生的“奇点”2045 年,提出“奇点”临近的谷歌科学家和未来学家库兹韦尔每天要吃大量维生素。除此之外,他还在努力搜集已故父亲的数据,以便届时老库兹韦尔能以人工智能的形式转世复活。在他的想象中,数字版的父亲将比曾经的真实的父亲更像他的父亲。库兹韦尔的这个未来寓言实际上已经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正在构建我们的各种数字画像和数字孪生,而且对我们的各种数字版本及其产生过程,我们往往一无所知。但这些数字版本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我们没有决定出行和购物之前,相关的应用软件已经赶在我们的意识之前做出了推荐。在元宇宙等数字化的未来,我们会不会彻底地成为整个自动化智能系统中的一个可以被全面观测和完全预见的全自动主体?
进一步值得深入反思的是,这种被动的主体的自动化在技术上可能会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形式出现,元宇宙所开启的“为我”的世界甚至会以“我能”世界这一具有迷惑性的方式呈现。为了廓清这一问题,有必要深入辨析的是元宇宙在本体论上的生成性。而理解元宇宙的生成性的关键是,要绕开“比我的父亲更像我父亲”“比真实还要真实”中视觉隐喻下的表征陷阱,即将元宇宙解读为人在元宇宙中存在,而不单是人通过元宇宙去“看”像不像、真不真。换言之,应该看到元宇宙作为同时具有生成性媒介和控制性媒介双重特征:使人成为可控的自动化主体和让人们在交往和行动中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将成为元宇宙中本体论生成的相反相成的莫比乌斯带。
因此,沿着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扩展现实等演化出的元宇宙谱系并不是简单的后现代意味的对现实的“弑杀”;在元宇宙中,重要的不是“我思”和“我看”,而是“我能交往”和“我能行动”。一言以蔽之,将来元宇宙未必会一统江湖,但其魅力恰在于它昭示了一个“我能”世界的未来愿景。
由此,可以进一步思考元宇宙时代对主体的生成性的深远意味。其中,最为重要的切入点是元宇宙对主体的身份或自我同一性的根本性影响。从利用技术认知和刻画主体身份的维度来看,人们对主体的身份或自我同一性的认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前期基本不用技术认识主体的阶段,特别是在近代主体哲学及作为其延续的自然主义的主体观中,一般会从主体的意识及其形成机理的维度探讨主体的身份或自我同一性问题。二是量化统计和科学管理中将主体作为观测对象,以统计平均值和行为标准化衡量刻画主体的身份或自我同一性,如以“平均人”和“标准动作”作为驯服偶然和实施科学管理的依据。三是在信息论、控制论、行为心理学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信息与智能科技将主体以及人工智能体视为能够从环境中获取感知并执行行动的智能体(Agents),这使得主体同一性主要通过人的行为和人与其他智能体的交互得以呈现。
主体生成性的第三个阶段的重要特征是人工智能体等机器的自动化不断推动着人或主体的自动化,越来越多的自动化智能系统开始运用生物特征识别、数据画像等使得人的特征和行为模式得到自动识别,从而使得主体的自我或身份同一性的呈现实现自动化,而这种自动化往往是以商业、安全等系统目标所推动的。例如,在疫情防控中,完全通过各种自动化信息和识别系统使得人的行踪以及疫病防控状态被纳入主体的身份同一性之中,并且以此规制其行为,如以健康码、时空伴随和告知弹窗对行动的可能性加以规制。
运用技术认知和刻画主体的过程,也是主体的身份或自我同一性得以创造和生成的过程,沿着这一谱系在元宇宙时代的演进,无疑有助于揭示虚拟化身和数字人等全新主体在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的创构机制。
透过这些讨论,可以看到元宇宙时代的人类所面对的绝不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我能”与“我行”的世界,而将在主体性层面遭遇根本挑战。其中最为重要的挑战有二。其一,人类主体总是有缺陷的,环境和主体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是不是意味着对个性与差异性的彻底克服,即主体性在本讨论层面的取消。其二,元宇宙完全针对主体的感知而设计,而主体的感知又完全是透明与可控的,人们在生活世界和生存环境具有绝对“可供性”的情况下,是否会彻底丧失对建立在技术图像之上的世界和生活的反思能力,甚至沦为无差别的工具性的智能体,而沉溺于绝对技术化的元宇宙这一世界生成机器之中无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