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不再工作将如何生活
【作者简介】丹尼尔·苏斯金德（Daniel Susskind ）曾任英国首相战略组政策顾问和英国政府内阁办公室高级政策顾问。现为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经济学研究员，专注于研究人工智能 、科技影响与社会变迁。
关于工作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两者之间有重要的联系，认为工作不仅是社会收入的分配方法，也是意义的分享方式。当读到有关“烂工作”和悲惨职业的悲观描述时，他们很可能本能地认为大可不必如此，通过适当改变，即使是不愉快的工作也可以带来成就感。还有一些人持相反观点，他们质疑工作与意义之间的一切联系，可能将对工作的所有不满或失望，当作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
从某种意义上说，采取哪种观点可能并不重要。当我们进入一个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两派人都将被迫面临相同的问题：如果人们不再工作，他们将做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流行的观点是可以从富裕的上层阶级寻求参考。纵观整个历史，上层阶级的许多人都不必为赚钱而工作。凯恩斯称他们为“我们的高级护卫”，认为他们遥遥领先地走在通往工作岗位稀缺世界的道路上，“为我们其他人窥探应许之地，在那里安营扎寨”。华西里·列昂惕夫也参考了他们的生活提出：“那些问普通劳动者如何利用如此多空闲时间的人，忘记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上层阶级’似乎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懒惰而意志消沉。一些人打猎，一些人从事政治，还有一些人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诗歌、文学作品和科学项目。”
来自英国上流社会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一篇著名的散文《闲暇颂》中阐述了对其成功的同伴的看法。他认为，“工作即美德的观念，对现代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通往幸福与繁荣的道路在于有组织地减少工作”。在他看来，有闲阶级“几乎贡献了我们所谓的全部文明……没有有闲阶级，人类将永远无法摆脱野蛮主义”。他认为，不应该有人被迫每天工作4小时以上，这样人们才能自由地徜徉在艺术、科学、文学和经济学的海洋。
问题在于，富裕人群的生活方式不是很有代表性。一方面，有一种浪漫化的趋势，夸大了他们花费时间的明智程度。托斯丹·范伯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嘲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富人如何挥霍钱财（“为了获得尊重就必须浪费”），也嘲笑他们如何花费时间，他称之为“炫耀性闲暇”。对于他们来说，只在花哨的多余物品上浪费收入是不够的，还要让人们看到他们在浪费时间。这就解释了有闲阶级对于学习从古代语言到繁文缛节的礼仪方面展示出的情有独钟。当然，范伯伦是在挑衅，但他也有一个严肃的观点，即上层阶级确实常常以特殊的方式花费时间。
事实是，很难想象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空闲时间。马克思在其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一句名言暗示了这背后的理由，他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通常被解读为对神职人员和上层阶级的攻击，指责他们用宗教教条麻痹劳动人民，让人民对经济不平等视而不见，阻止人民发动革命。但这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他认为宗教是普通人创造的，而不是他人自上而下强加的。这是他们为了给生活增添意义而自我构想的方式。
但是，今天宗教显然不再发挥这种作用。在某些社区，宗教势力可能还在上升，宗教经典有了新的补充（例如，基督教科学派的“经文”）。但是，与大规模扩建教堂、招募神职人员的马克思时代相比，现代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了。宗教不再像过去一样主宰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取代了宗教的地位呢？正是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带来了愉悦的目标感。但与此同时，工作使人陶醉，使人迷失方向，使人无法在其他地方寻找生活的意义。这让人难以想象，我们将如何改变生活方式。工作在我们的心中根深蒂固，我们对它如此依赖，以至常常本能地抵制对工作岗位稀缺世界的思考，而当我们真的去思考时，常常会有一种无法表达任何实质性东西的无力感。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有工作、有收入的日子应该怎么过，而很难想象没工作却有收入的日子该如何度过。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即将摆脱劳动束缚的社会，但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已经不了解更高追求、更有意义的活动，而争取来的自由偏偏为的就是这些活动。就像凯恩斯所说的那样，令人担忧的是，“我认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期待这种丰裕闲暇时，都必然满怀恐惧。毕竟长久以来，我们都是被训练去奋斗而不是去享受”。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没有工作的人将如何度过他们的闲暇时光？有没有办法给人们提供原本希望在工作中找到的目标感？如果有，那是什么办法？玛丽·雅霍达在马林塔尔村生活期间，最令人困惑的发现之一，就是休闲成为没有工作的人的“悲惨礼物”。一开始她希望“即使人们面临失业的痛苦，但至少可以从无限闲暇中获益” 。然而，她发现，“当人们失去了工作……（他们）逐渐从一种有序的存在过渡到一种无纪律的空虚存在”，以至当被问到他们如何消磨时光时，竟然“无法回忆起任何值得一提的事”。在科技性失业的世界，我们如何避免类似的沮丧和绝望蔓延？
答案之一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需要更加认真、更加有意识地思考闲暇：既要思考如何为闲暇做准备，也要思考如何明智地善用闲暇。如今，我们非常熟悉劳动力市场政策，这些干预措施以社会认为的最佳方式塑造了劳动世界。但是，当我们迈向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时，我相信我们将先通过以下政策对这些劳动力市场政策加以补充，告知人们如何利用闲暇时间，以此重塑人们使用闲暇时间的方式。
1. 重温教育
严肃的闲暇政策必须从教育开始。现在，大多数学校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做好应对工作世界的准备（尽管这不是教学的目的，却依然是评价的标准）。考虑到这一点，我在本书前面讲到，我们需要改变教育的内容、方式以及时间。但是，当我们进入一个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时，将教学重点放在为工作做准备上就没有意义了。教育专家喜欢引用古代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的话，他说教育的目的是教授孩子长大后要用到的技能。专家之所以援引国王这一看似不言自明的建议，往往是因为当今的教育体系未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相同的引用将引申出不同的意思：在未来世界蓬勃发展所需的技能，将与当今的需求大不相同。
目前，我们倾向于将工作与繁荣混为一谈。我们相信，工作上的成功就是生活上的繁荣，因此二者所需的技能是相同的。但如果要做的工作减少了，我们就需要为工作岗位稀缺的情况做好准备。这将要求我们大规模修改教学内容，然而，如此巨大的转变也并非史无前例。如果我们回到阿格西劳斯时代，看看斯巴达人的课程大纲，就会大吃一惊。所谓的斯巴达教育，其实是为期20年的体育课，目的就是让男人为战争做好准备。今天，学校有组织的体育课每周被限定在几小时之内，除了体育老师，估计没人对此感到失望。我们不再需要将年轻人训练成战士。将来，我们也许不再需要培训他们去工作，而是需要教授他们如何利用闲暇时间蓬勃发展。
比起古希腊，现代社会有更多给人启发的事例。大约3/4个世纪以前，英国的《巴特勒教育法》就已提出在全国引入免费中学教育的想法。法案的首席设计师，下议院议员拉博·巴特勒在议会上站起来慷慨陈词，他希望这项改革能“促进我们最持久的资产和最丰富的资源―—伟大民族的品格和能力―—的发展”。他的措辞表明了双重愿望：不仅要培养越来越多的称职劳工，而且还要培养杰出的人。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第二个目标，但近年来它又逐渐得到了重视。政客、学者和政策人士越来越多地谈论培养“品格”和“生活技能”的重要性。传承了古典哲学家的精神，有智库认为我们需要培养学生的“美德”：“诚实和善良等道德美德、社区服务等公民美德、好奇心和创造力等智力美德，以及勤奋和毅力等行为美德。”我们可能会争论说，这些是在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繁荣发展所需的必要技能吗？但是，这种基本的做法是对的，它重新审视了超出基本工作场所能力的教育的作用。
2. 各种各样的闲暇政策
除了让孩子做好迎接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的准备，社会可能还希望制定闲暇政策，规范失业的成年人在闲暇时间的生活方式。这听起来似乎太过分了：你可能会认为，国家试图影响劳动力市场无可非议，但是，不是应当让人们自己选择如何度过闲暇时光吗？我不太确定。要知道，当今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已经在这样做了，但并没有引起公众的不满。
以英国为例，英国人一天有5~6个小时花在闲暇时光上。（男性平均每天为6.1个小时，女性平均每天为5.5个小时。）英国人可能觉得他们的自由时间是以自己的方式度过的，但实际上，国家正潜伏在角落里，悄悄影响着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最受欢迎的闲暇活动是消费“大众媒体”，其实就是看电视、读书、听音乐。确实，人们可以选择他们所看的电视频道和电影，但是要在英国有一台电视，就必须缴税资助公共广播公司BBC，而且BBC是人们在选频道时看到的第一个频道。国家也要塑造BBC频道播放的内容：必须“提供信息、教育和娱乐”，以免国家失去征收收视费的权利。
英国人不看电视时如何度过闲暇时光？他们每周会有几个小时从事体育运动或户外活动，约有一个小时进行文化活动，例如参观博物馆或者去剧院。政府在这里再次出现，悄悄地影响着幕后的事物。实际上，在英国，有一个部门―—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门——在试图左右人们如何度过闲暇时光。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度过预，例如确保所有儿童都有机会学习游泳和骑自行车；免费提供许多英国最佳博物馆的门票；禁止将英国最好的艺术品出售或带往国外。实际上，纵观我们闲暇生活的方方面面，就会发现，即使不是正式的政府部门，也至少会有一个公共支持的“信托”“基金会”“机构”诱使我们从事某些活动，放弃另一些活动。
也有可被称为无意识闲暇政策的实例，养老金制度就是一个例子。在世界各地，养老金制度都是基于这样的原则：闲暇是在暮年才该有的。但是，正如莎拉·奥康纳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所提问的：“如果政府援助能让每个人在生命的某个阶段享受一段闲暇时光，为什么一定要将它留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呢？” 当今的世界，人类的预期寿命正在延长，劳工也将因休假再培训而受益，而且人们还需花费大量的非工作时间满足一些不定期需求（可能要抚养孩子或照顾老人）。但令人吃惊的是，国家竟然决定只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闲暇提供经济支持。
再说志愿服务部门。今天的英国，约有1500万人定期从事志愿活动，相当于从事有偿劳动人口的一半。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估计，英国志愿服务的经济价值是每年500 亿英镑，与能源行业的价值旗鼓相当。但是，这一行业并非凭空运作起来的：政府制订了各种计划、各种规程支持志愿服务行业的发展。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闲暇政策，鼓励人们免费从事某些特殊活动来消磨闲暇时光。
正如这些事例所示，如今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闲暇政策”在发挥作用。但是，这些政策都是对人们空闲时间使用方式的小规模干预，且通常是偶然的、无计划的。在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这种漫无目的的方法将不再适用，对“闲暇政策”的制定需要更加谨慎、更加全面、更加连贯。
这将导致方向上的根本变化。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将闲暇视为过剩品而不是优先事项。当政府希望在财政支出上表现得比较克勤克俭时，常常将休闲活动视为可随意裁减的低垂财政之果。在美国，特朗普试图取消对美国全国艺术基金会、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公共广播协会的资金赞助。在英国，2010—2016年，公共图书馆的数量减少了约12％。这种下降态势冲击着国民的脑神经：当作家菲利普·普尔曼在牛津大学的小型聚会上讲述反抗图书馆关闭的斗争时，他演讲的在线版本，用一位热情洋溢的评论员的话说，引起了“病毒式的轰动” 。
但重要的是，不能基于现在的状况过度臆断未来的社会将如何鼓励其成员消遣时间。如何才能有意义、有目标地度过闲暇时光，我们应将其交与子孙后代自行协商。预测人们将来如何度过闲暇时光的尝试通常效果不佳。例如，1939年，《纽约时报》曾认为电视永远不会流行。“电视的问题在于，要看电视，人们必须坐下来，眼睛盯在屏幕上，普通的美国家庭根本没有时间这样做。”主编自信地说，“即使没有其他原因，单凭这一个原因，电视也将永远无法成为广播的重要竞争对手。”毫无疑问，该预测是大错特错的。
经过一段漫长的探索之后，有些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活动能够与工作一样为他们带来成就感或方向感。即使他们另有收入来源，也可能认为工作是通往其苦苦追寻的生活意义的唯一途径。
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是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尤利西斯》，其准确地描述了这种感受。这首诗歌讲述的是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故事，他赢得了特洛伊木马战争，然后花费了10年时间从战场返回家园。他遇到重重障碍，包括被食忘忧果一族的引诱，因死去母亲的魂魄而分心，被单眼巨人部落囚禁，还有另一个巨人部落想吃掉他。简言之，这是一条坎坷的归家之路。诗歌中，丁尼生想象着奥德修斯冒险归来，不得不重登王座，成为“闲散国王”后会有怎样的感受。他的回答是，这简直无聊透顶。奥德修斯并不想“不磨砺就生锈”，而是想“在使用中大放异彩”。因此，在丁尼生的诗歌中，奥德修斯准备将王位传给儿子，再次扬帆起航，希望“还有一番崇高的事业等待我们去做，使我们配称为与神斗争的人”。同样，当科技性失业的世界来临，未来像奥德修斯这样的人，可能仍想尝试做自己所认为的“崇高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谈论“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但我真正的意思是“有偿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讨论至此，还没有必要对二者加以区分。但是，在考虑未来时，则需注意二者的差异。为什么呢？因为尽管我们可能正在朝着有偿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迈进，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未来的世界没有任何工作可做。将来，尽管没有经济上的需要，但仍将有人渴望继续工作，这些人会寻找机会承担我们今天称之为“工作”的任务，唯一的区别是，这项工作不会带来足以维持生存的收入。
这些任务可能包含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旦去掉赚取足以维生的工资这一限制，可以是任何工作。他们可以从事尽管机器更擅长，但人类也还是想做的任务。这听起来效率低下，但是如果从事这项工作是出于非经济目的，为的是追寻目标感而非生产率，那么经济上对“效率”的担忧便是一个错误。
奥德修斯这类人的存在，赋予了政府另一个角色：帮助想要工作的人找到工作。一种可行的方法是，政府积极地为人们创造工作机会。这一方法实际上并不像听起来那么激进：政府事实上已经在大规模地这样做了。全球十大雇主中，有7个是国有机构，包括美国国防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以及印度铁路公司。今天，“工作保障”的观念已引起人们的青睐和兴趣。在美国，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的几位民主党候选人支持为所有人提供工作的政策，这一政策也得到52％的美国人的支持。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负责进行民意调查的人称，这一政策是“我们曾经调查过的最受欢迎的政策之一”。
有些人希望在有偿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继续工作，这就让我们陷入一个概念上的困境。如果人们不再直接依靠工作赚钱，这项工作还应该被称为“工作”吗？还是应该称它为休闲活动呢？在劳动时代，我们无须考虑这个问题。闲暇通常被简单地定义为人们不工作时的时间，而工作则是在非闲暇时间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置身于有偿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这样的定义和界限将变得模糊。是不是只有为赚钱而做的事情才能被叫作“工作”？若是如此，那就意味着家务之类的劳动不是工作。是不是只有艰苦的事情或者令人不悦的事情才是“工作”？若是如此，则意味着现在那些喜欢并享受自己的有偿工作的人是在休闲，而紧张地盯着电视机屏幕，看到自己支持的球队输球的球迷则是在工作。
哲学家花了大量时间试图对此加以区分。但实际上，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当我们思考一个有偿工作岗位较少的未来时，简单地看待闲暇时光会更有启发性。有些人可能想把闲暇时光花在看起来很像今天的“休闲”的事情上；有些人可能本着过去“工作”的精神，倾向于把时间花在更有组织、更有指导性的活动上。不过，我的推测是，届时人们选择做的事情大概率不会跟现在的工作很像。工作之所以能成为当今某些人生活的意义来源，不是因为工作本身是特殊的，而是因为工作是我们一生中花费时间最多的事情之一。我们只能在自己花时间的事上找到生活的意义，找到之后便可在其他时间上自由度日。未来，当工作不再是生活的主旋律，我们也将在其他事情上找到生活的意义。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没有工作的世界》
作者：[英]丹尼尔·苏斯金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 出品方：中信·灰犀牛
副标题：如何应对科技性失业与财富不平等
原作名：A WORLD WITHOUT WORK：Technology, Automation, and How We Should Respond
译者：张文婷 / 舒蕾 ｜ 出版年：2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