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腾讯主要创始人，也是慈善事业的身体力行者。做企业，他参与创办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腾讯；做慈善，他捐资助学，创立了全球最高的慈善教育奖“一丹奖”。他还是国内第一个将互联网产品思维融入的慈善中的公益人，开创了多项创新性的公益项目，也因此被誉为“中国互联网公益教父”、“互联网公益第一人”。
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日，民政部在江苏南通召开了第九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 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先生，获第九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捐赠个人。这是继陈一丹先生荣获第八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慈善楷模”之后，二度折桂中华慈善奖。中国慈善奖是国家民政部颁发的我国政府最高规格的慈善奖项。
陈一丹先生作为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之一，曾任腾讯首席行政官，参与发起了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并曾兼执行理事长，在他的努力下，腾讯公司已经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而腾讯基金会也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基金会。
自2013年正式从腾讯退休，陈一丹先生将全部精力投于教育、公益等慈善事业。他以“办学不取回报”的方式，举资20亿元创办武汉学院，开启国内非营利性民办公益大学的先河；在基础教育领域开创教育改革的第三条道路“明德模式”，探索深圳乃至全国的基础教育改革的新模式；为寻找和推广最好的教育理念，他捐资25亿港币面向全球设立了堪称教育界诺贝尔的“一丹奖”。
陈一丹对教育的情有独钟既源于他自己的成长经历，也源于他对教育的深刻洞察，在他看来，只有教育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唯有专注于开创性和前沿的教育研究才能透视未来。
捐资20亿办大学，要帮民办教育松松土
陈一丹和武汉学院结缘是在2006年，当时他还未从腾讯首席行政官的位置上卸任。有人找到他说，武汉有一个大学求收购，问他有没有兴趣。以他当时的精力和状态，完全无暇顾及。他和腾讯几个创始人的精力都在互联网领域，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需要保持专注。
不过，武汉学院的管理方也很坚持，过段时间负责人又找到他说：Charles，我知道你在做公益，也涉及一些教育项目，我们这个项目不是一个赚钱的项目，这是个公益项目。你可以参与一点，你不用管它，我们来管就行。如果别的投资人要收益，你可以不要，就当公益来做。而且，接下来民办高校改革也值得参与。
对民办高校这样复杂的项目，陈一丹并没有去多想。只是想到做公益的话，反正已经在做了，而且投入下去不用去管它，那不如试一试。并且通过了解，这个学院做教育的风气还是很正的。陈一丹就想，把钱投下去，如果有收益，也不要给他了，直接再投到学校里面去，让学校更好。这就算种了一个种子。
为了更彻底贯彻这种公益办学的理念，2009年，通过收购，由陈一丹作为主要投资人的武汉一丹教科文发展有限公司成为武汉学院唯一举办方。陈一丹希望能把这所学校办成真正的民办高校，真的是公益办学。
2015年，学院的发展迎来另外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武汉学院获批转设为民办本科高校，正式从原来的挂靠学院成为独立大学。不过，随着学院的独立，新的挑战接踵而至，最大的两项是师资投入和校园投入。
原本预期“可能三四个亿”就能搞定的事情，但预算出来要20个亿。在陈一丹看来，算出来的投入数额确实有点狠。当时对他来说有点天人交战的感觉：如果投入这个数额的资金，才有可能去做一个实现教育改革的平台；如果不投入，这个学院也不会倒，也就是那样如常运营下去。
决定投的那天晚上，他问自己，为什么投这个学校，无非就是想在教育改革方面推动一下。投入这个数，看起来很大，那可能十年后回顾一下，不会后悔。或者说，十年后，培养出很多符合先进教育理念的学生，这多有意义啊。所以，当时就下了这个决心，投吧！
于是，首期投资20亿元，并承诺不拿走一分钱，要办一所真正的民办非营利大学，武汉学院办学的所有的收益，都再循环用于学校的建设。并且将这一承诺写进了学院章程，在办学许可证中登记备注。
有媒体称他要“打造中国的斯坦福”，藉此“推动教育体制改革”，他谨慎地修正，“不是说我要改革了，我只是想做一个样本，是一种促动和松土。”他说自己不是金主，也不是教育家，他要“搭建平台，老老实实做一个办学人”。
陈一丹看来，当真正把武汉学院做好，那么它的辐射和影响，就变得很自然，就会影响很多后来者。他欢迎大家一起来投入和贡献，因为这是公益项目。他也在思考：为什么国外有那么多很好的私立学校？我们就没有一个好的私立高校呢？我们能不能成为未来中国优秀私立高校中的一个呢？
“明德模式”，开创基础教育改革的第三条道路
2013年，陈一丹先生牵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与深圳福田区政府合作，创办了深圳明德实验学校。陈一丹先生出任第一届校董会主席。
作为国内首个“公立非公办”学校，2013年9月，明德实验学校在深圳福田区迎来首批学生。不同于此前的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政府为明德实验学校提供基本财政拨款，福田区政府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配套投入专项教育改革基金，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管理去行政化，管办评分离；在教学上则实施走班制、导师制、学分制……这一系列新模式引来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作为现代教育管理体制的核心，同时也是“明德模式”核心的“管办评”分离制度。陈一丹先生有着自己的认识：“管评办分离：管，是政府职能转型，政府专注于宏观管理和合规性管理，让渡具体的管理职能给社会组织（比如，非营利性质的教育基金会是一种方式），提高管的水平，这是管办评分离的基础。
办，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管理团队带领学校办，校董会、校长要着力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制定办学和改革目标，落实人财事权等权利的分配、使用、监督机制和流程，提高办的水平，这是管办评分离的核心。
评，要社会多元评价，以学生成长和家长满意为基础，建立多元主体评价机制，提高评的水平，这是管办评分离的保障。三者是相辅相成，但又相对独立。
明德实验学校的模式，被教育界专家认为是中国现代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第三条道路”。目前，“明德模式”在社会上得到了家长、学生的好评，全国各地纷纷前来学习，多所公立学校和不同的办学团体已经在积极参照、借鉴或复制。
面对“明德模式”在社会上的积极反响，陈一丹先生显得很理性：“教育改革的路还很长，明德实验学校还未到说成功的时候。这两年的探索和努力，‘明德模式’只是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25亿创立 “一丹奖”，发掘推广最好的教育理念
如果说从武汉学院到深圳明德实验学校，陈一丹在教育慈善领域的探索还是在树立样本的话，那么面向全球设立教育界最高的“一丹奖”，则是希望能在全球范围内发掘和推广最好的教育理念。
2016年5月，陈一丹宣布捐赠25亿港元（约3.2亿美元）设立全球最具规模的教育奖项 “一丹奖”，用于奖励在全球范围内在教育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团队。从金额看，它是当之无愧的全球最大规模教育类慈善奖金：陈一丹捐出了相当于3.2亿美元的奖金本金，由设在香港的独立慈善信托基金管理。
世界范围内，在奖金数额方面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包括英国瓦尔基基金会“全球教师奖” （2014年创立，奖金100万美元）；以及卡塔尔基金会资助的“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教育奖（2011年创立，奖金50万美元）。后两者已经赢得相当大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在媒体报道中都有“教育界的诺贝尔奖”之称。
“一丹奖”每年颁发“一丹教育研究奖”及“一丹教育发展奖”两个奖项，各奖励3000万港币（约380万美元），其中一半用于奖励获奖者个人，一半用于资助其研究和项目运作
设立“一丹奖”的初衷，是因为看到了当前的教育体系和社会实际需求之间出现了错位。目前的教育体系是按照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需求建立的；而未来是信息化的时代：如何满足每个人个性化的（教育）需求，新技术如何融入育人工作，这些是各国面临的共同的问题。中国教育仍旧底子很薄，并且存在各种问题，例如留守儿童问题，公平性问题等等。
当前教育面临的很多挑战和可提升的空间，有的问题当时可以解决，有的一时解决不了。解决它的理念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所以，（在教育领域）好的案例，对全人类有贡献的成就，真的值得设这样一个奖项来奖励。“一丹奖”获奖者的成功经验可以激发全球性的探讨，不是为了比较，而是为了互相学习，一起参与。
在陈一丹看来，教育理念是属于全人类、全社会的。对他而言，设立一丹教育奖可能是最好的推广教育理念的方式，所以就去做了。“我们碰上这么好的一个时代，我手里恰恰有这样的资源，我又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所以就献给教育呗。”陈一丹说。
人们总好奇陈一丹的下一步是什么。对他来说，眼下这些项目出来后，才是工作的开始。武汉民办大学怎么做到国际性应用大学，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运营三年的民德学校取得小小成功，但也仍有不少难点要去攻克；“一丹奖”设立了，也只是开始。如何做到专业性和权威性，大量工作等着去探索。
对于今年刚刚45岁的陈一丹而言，如何持续提升公益慈善的能力，还在路上，还必须乐观地从头做起。
“中华慈善奖”资料
第九届“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工作于2015年7月启动。在各省、市、自治区民政部门广泛推荐的基础上，经评委量化评分、网络投票、两次评委会会议审议、两次社会公示、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民政部部长办公会审议等程序。
民政部决定授予陈一丹等10人为第九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捐赠个人，郭文标等10人“第九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慈善楷模”称号，“爱佑新生”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等20个项目被评为第九届“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的慈善项目，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为第九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捐赠企业。同时，陈忠伟等101个个人、企业和项目获第九届“中华慈善奖”提名奖。
“中华慈善奖”是我国慈善领域最高级别的政府奖项，旨在表彰国内灾害救助、贫困救济、医疗救助、教育救助、扶老助残、文体艺术、环境保护及其他公益慈善领域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机构和项目。自2005年设立以来，已开展了九届“中华慈善奖”的评选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