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绪亮 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
编者按： 2022年2月23日，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吴绪亮博士应邀为AI、SaaS、WeCity三大产业加速器的企业家社群分享宏观经济与数字经济形势，此文是在演讲记录基础上整理而成。 核心观点认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宏观形势的突出特点是不确定性增加，但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是短期的。 如果从中长期视角来看，实际上确定性趋势要超过不确定性。 因此，我们需要探寻宏观经济的中长期确定性趋势，从而为商业战略找到长期主义的宏观依据和信心。
1、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
2、中国经济增速趋同发达经济体；
3、内需和外需重心转换；
4、消费领跑三驾马车；
5、数字化推动效率变革将成最大新动能；
6、人口总量和结构持续缓慢变化；
7、双碳战略重塑未来发展模式；
8、共同富裕是个长期历史使命。
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
大家现在都很关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提法。 到底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近百年发展趋势来看，有两个重要因素正在发生逆转性的变化。
一个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并最终超越传统发达国家。 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占到全球的40%左右，过去二十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世界500强企业中亚洲就有227家，八国集团的全球影响力逐步让位于二十国集团，这是近百年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日本的经济体量在1995年达到美国七成以上，之后持续衰退，被称作“失去的二十年”。 中国GDP现在也占到了美国七成以上，但是综合国力和前沿科技竞争力还有很大差距，较长时期的后发赶超和大国竞争将是必然。
另一个是全球化趋势正在发生阶段性回调。 十五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全球化进程，工业革命后全球化进程加快，二战后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的重塑则将全球化推向了巅峰。 但是随着全球贸易和经济失衡加剧，近年来保守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泛起，特别是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布局进入深刻变革期，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动荡、收缩、内顾、分散乃至局部断裂等现象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经济增速趋同发达经济体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及中国经济增速快速下降引发广泛关注。 一些人误以为是疫情造成了经济增速下降，实际上，全球及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前就已经进入下降通道，疫情这只“黑天鹅”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自1978年以来的四十多年里，中国年均增长率高达9.2%，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持续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 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最高，当年GDP增速为12.7%，此后开始逐年波动下降。 2010年因金融危机后的强力刺激政策反弹了一点，但完全没能改变这种下行的大趋势。 因此，2008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学界讨论最多的是“保八”，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讨论的是“保六”、“保五”。
不仅中国如此，实际上全球经济都没能从2007年次贷危机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真正恢复过来，这一点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形有着显著区别。 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因素综合作用，造成了这个大的趋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经济增速长远来看终将趋向欧美等发达经济体3%左右的常态。 因此，即使疫情短期内得到控制，我们也很难再回到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目前需要努力的方向是尽可能久地维持5%以上的中速增长，从而尽可能延长趋同发达经济体低速增长阶段的缓冲期。 考虑到我们人均GDP只有美国1/5左右，增长潜力还非常大，只要措施得当，这个缓冲期完全有可能维持十年之久。 因此，十四五规划各项任务乃至2035年实现GDP比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都可以顺利实现。
内需和外需重心转换
虽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概念是2020年中财委第七次会议才首次提出来，但实际上关于内需和外需重心转换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更早的2006年。
经济学家一般用外贸依存度，即货物进出口额占GDP比重这个指标来观察外需或外循环。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持续提高， 2001年加入WTO后加速攀升，到2006年达到67%的顶峰，然后就开始下降。
从基本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可以知道，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不可能永远适用于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规模小于荷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战略是可行的，但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2021年我们已经占到了世界经济的18%左右，对发展战略进行调整是符合逻辑的。
因此，正是在2006年，国家制订“十一五”规划并明确提出以内需为主的方针。 也就是说，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思想，也就是以内需为主的思想在2006年就已经提出来了，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冲突和技术封锁将这一战略的紧迫性和战略意义进一步凸显出来。
消费领跑三驾马车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投资大体可以分解为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三大类。 回顾中国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 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工厂，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但是不管从制造业投资，还是基建投资或房地产投资，投资的边际效用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都不可避免地开始减弱。 同样地，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庞大经济体量也已越来越难以实现，疫情期间的短暂反弹不易持续，未来稳出口难度增大。 因此，未来二三十年，消费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战略意义必将越来越凸显出来，成为三驾马车的领跑者，扩大内需战略的重中之重必然是扩大消费。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消费率 （居民消费占GDP比重） 处在50%以上的高位，之后随着投资和出口的攀升而开始下降，2010年达到34%的低点。 此后，消费占比开始上升，2021年为38.5%。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投资和出口的下降而产生的相对结果。
相对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 中长期来看，提高需求总量、相对量以及升级消费结构将是一个必然趋势，并且这个趋势已经正在展开。 但是需要注意，刺激消费是一个系统工程，并非简单的增收问题。 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比如教育、医疗、乡村振兴、房地产政策等等，看起来似乎与消费无关，但实际上最后绕来绕去都回到了提高消费占比这个大问题上面。 消费率的提升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从而又会进一步影响投资水平，政策组合搭配需要在大趋势下寻找动态最优解。
数字化推动效率
变革将成最大新动能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的高增长时代已经过去，而消费的提升不会短期就立竿见影，是一个系统工程。 那么，推动未来数十年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一个经济学术语： 全要素生产率 （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全要素生产率也叫技术进步率，是诺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提出，指资本、劳动、土地等全部生产要素的投入量都保持不变时，生产量依然能够增加的部分，而增加的原因就在于生产要素得到了更有效率的使用。
中国虽然2021年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77%左右，但全要素生产率却远低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发达经济体。 据腾讯研究院企鹅经济学工作坊运用佩恩世界表数据进行测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尚不足美国一半。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2021年中国每小时劳动生产率为13.8美元，而美国高达70.6美元，我们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国经济效率的提升空间巨大，蕴藏着未来数十年经济增长的最大新动能。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如何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着力点无外乎两方面，一个是技术进步，另一个是资源配置方式优化。 能同时实现这两方面功能的技术就是通用目的技术，它一方面能够提升单个要素的生产率水平，另一方面能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带动社会各行各业的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提升。 十八世纪的蒸汽机、十九世纪的内燃机和电力、二十世纪的计算机都是这样的通用目的技术。 二十一世纪正迎来数字技术这样一个新的通用目的技术应用浪潮，特别是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为经济动能转换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百年难得的战略机遇，是未来数十年最具确定性的大趋势。 正是基于对这一趋势的把握，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我们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通用目的技术的应用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尤其值得重视。 一个是通用目的技术渗透到各行各业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各不相同，需要在深入研究总结行业生态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政策引导； 另一个是通用目的技术的资源配置优化特性必然会对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产生深远影响，需要根据社会总福利最大化和分配最优化辩证统一的原则重构最优规则框架。
人口总量和结构持续缓慢变化
2021年5月七普数据发布后，人口生育率下降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但实际上，人口是个慢变量，变化趋势早有端倪，特别是劳动力增速下降的趋势很早就已经出现了。 统计数据显示，劳动年龄人口 （一般按15-64岁人口来统计） 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时就已达到74.5%的顶峰，此后就开始持续下降。
此外，从人口总抚养比指标来看，2011年发布的六普数据是一个转折点，此前数十年人口总抚养比持续下降至52.5%，此后十年则急剧上升至七普的79.9%。 从老龄人口结构来看，七普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目前已高达18.70%，两三年内就将突破3亿人。
一般认为，宏观经济增长有三个基本的源泉： 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可见劳动力持续增加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问题不是一个短期变量，而是一个非常非常缓慢的长期变量。 因此，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变化都不是三五年的事情，而是一个缓慢的大趋势。 同样地，想要改变这个趋势也不是三五年或短期宏观政策能做到的事情，都有很强的惯性。 在此过程中，适当延长退休年龄、降低劳动力在城乡和区域流动的壁垒、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和优化产业雁阵分工等等都是可选择的政策措施。 从产业影响来看，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必然朝着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方式演进，制造、建筑、服务等诸多行业领域都将受到深刻影响。
双碳战略重塑未来发展模式
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的双碳战略目标虽然2020年才明确，但同样有其长期趋势下的逻辑必然性。 从碳排放量来看，中国2006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目前占全球碳排放比重接近三成。 从能源消费量来看，中国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并且能源进口依存度在2001年入世后一直快速上升，尤其是石油进口依存度近几年更是超过70%。
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至今仍占据约六成的绝对主导地位，可再生能源替代缓慢。 我们的能源效率远远落后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5年中国的能源效率约为5.84购买力平价美元/千克石油当量，不足欧盟和日本的一半，约为美国三分之二。
因此，不管是从碳排放，还是能源消耗的角度，双碳战略的提出都是大势所趋，也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需要久久为功，任重道远。 在此背景下，碳减排、可再生能源替代、减少能源进口依存度，以及通过包括数字技术在内的多种办法提高能源效率，已成为未来数十年的确定性趋势，必将从底层逻辑上重塑未来的商业理念和经济发展模式。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历史使命
2021年10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署名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引起广泛关注。 而实际上在此前一年，十四五规划建议已经提出要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及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
共同富裕关注的重点当然是收入差距问题。 经济学家一般用基尼系数来描述收入差距，系数越高，贫富差距越大。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基尼系数明显低于欧美日韩等国家。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基尼系数不断上升，在1984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目前约为0.56，比许多发达经济体还要高。
目前我们已经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新阶段。 2021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2万美元，逼近高收入国家的下限门槛，2022年大概率将跨入高收入国家阵营。 在此背景下，提出共同富裕毫无疑问是历史必然趋势。 当然，共同富裕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更不是均贫富，而是需要通过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基础上合理分配的长期历史使命。
此外，除了收入差距，共同富裕还体现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住房差距、公共服务差距等方方面面，数字乡村、远程教育、在线诊疗等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的蓬勃发展将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