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媒介学者何道宽：“我没有手机，也不用手机”

何道宽，深圳大学教授、资深翻译家，被称为“麦克卢汉在中国的代言人”。

从成都到深圳，从青葱少年到耄耋之年，何道宽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与教学 50 余年，译作 92 种，著译文字逾 2000 万，更是以一己之力翻译了传播学特别是媒介环境学派的数十本著作，对中国传播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传播学学子基本都是他译作的读者。

2021 年的 3 月，腾讯研究院曾专程去往深圳大学拜访何道宽先生，并对他进行了一次访谈。在访谈中，何道宽讲述了型塑他个人思想的学术经历，并谈及对当下互联网发展的看法。

以下为访谈内容摘选：

对话者：

王焕超 腾讯研究院研究员

王健飞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周政华 腾讯研究院资深专家

T-Talk： 您翻译了大量传播学巨著，影响了许多新传学子，支撑您做这件事的动力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进传播学领域？

何道宽： 自2013年以来，知识界很多人称我为“摆渡人”，我也醉心于作双向摆渡人，可惜不平衡，引进多，输出少。我曾经准备撰写一百余万字的英汉双语版《中国文化》，可惜客观条件不太成熟。

20世纪末，传播学这个舶来品在面临突破，可能成为显学。深圳大学的学科建设、中国传播学的急需发展呼唤我立即转向。所以我决心全力以赴，为这门新学科的发展架桥铺路、添砖加瓦。

那个时候，在中国资深翻译家中，外事翻译、技术翻译、文学翻译居多，学术翻译很少，学术翻译家凤毛麟角，成就卓著者更是罕见。近年来，专事学术翻译者似乎更少，我却专心致志，别无他求，所以不少人戏称我为“独行侠”。不独不行啊，学术翻译苦啊，难啊。有多少人愿意孤灯常伴，甘于寂寞？因为难，我反对翻译流水线、滥竽充数。因为苦，我不鼓励不能吃苦的人“下水”。

我的译作大约有一百部，三分之一为再版，绝大多数是学术著作，不少是经典，广受欢迎，产生了影响。自己喜欢的自然很多，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已出四版，入选“改革开放 30 年最具影响力的 300 本书”，被引用率长期独占鳌头。

我的学术译作学科跨度大、门类多，涵盖了人文社科的大多数领域。文史哲、人社心，无所不包；政治学、文化史、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均为经典或名著；新学科众多，如思维科学、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文创学。可以说，除了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统计学等少数学科外，人文社科的大多数领域都被我一网打尽了。

在 75 岁之前的几十年里，前三十年是夜里挑灯秉烛两头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后二十年是夙兴夜寐，早睡早起，晚上 9 点睡，凌晨 3 点钟起来干活；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分三段：四三三，晚饭后休息。凌晨干活，众人皆睡我独醒，头脑灵光，出活快，效率高，很有成就感。每天译文三千字，每月十万字，每年一百万字，感觉轻松。我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作都是一加六、白加黑，有时以五分钟为一个单元计算效率。这大概就是我的时间管理秘诀吧。

T-Talk： 作为研究媒介的学者，您平时使用手机的习惯如何？会刷短视频或者新闻资讯 APP 吗？

何道宽： 我是个手机盲。虽然我翻译过莱文森的《手机》，但我没有手机，不用手机，我的学术生活可以不用手机。因为手机会干扰。写作靠大脑，联络靠座机和伊妹儿。我不看视频，因为看视频被动，比较耽误时间；看文字比较主动，跳跃自由。既然不用手机，更不会去刷视频了。日常生活不用手机有麻烦，但至今仍然抗拒手机，尽量坚持不用吧。倒是我会经常看电视，看新闻，这是我跟世界交流的窗口。

T-Talk： 您之前有篇文章是《从文字时代到读图时代：我们为什么仍需要阅读和深度思考？》，现实俨然已经跨越了读图时代，并过渡到视频时代或者说短视频时代。你怎么怎样看待这个媒介演进更替的过程？

何道宽： 我比较保守，不像麦克卢汉和莱文森那样乐观，比较认同波斯曼的技术批判，谨守书面文化。我相信，视频媒介会大行其道，但文字媒介不会消亡，深度的阅读和思考必须要靠文字。

《中国图书商报》创办十年，找的我写一篇评论文章。当时我对读图是否定的，读图会引起思想的退化，这是我的看法。但我现在有一点修正，我仍然认为，文字是根基。绝对不能脱离文字，深邃的思想一定要靠文字，不能靠图像或视频。所以我当时批判读图时代，鼓吹文字时代，这个根基不能忘掉。

我不觉得年轻人看视频是问题，但我个人不会过这种生活。你读图，看视频，只能跟着它走，没有办法倒回去。 AI发展、脑机融合、意识外化，科技力量无穷。身陷技术洪流，人要捍卫自己的主体性，切不可做科技奴隶。

T-Talk： 如何看待“直播”这种新的媒介形态的兴起？

何道宽： “直播”是社会发展之必然。我认为，“直播”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又解放小人物，功莫大焉。我曾经为《被看见的力量》一书写过几句推荐词，现抄录如次：

《被看见的力量》走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研究的前沿，其背后的支撑力量的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麦克卢汉最伟大的思想和预言有：地球村；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人人都是出版人、自媒体；万物皆媒；意识的外化；人类的“太和之境”，技术、媒介、环境、文化近乎等值词的泛媒介论……

今天的自媒体、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媒体现象不就是麦克卢汉思想的最新表达吗？

T-Talk： 大数据、算法推送等等新兴技术机制，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也有人会忧虑，人类会成为机器和算法的奴隶。此外也有其他的问题，比如技术对隐私的侵害等等。您认为我们该如何看待以及如何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

何道宽： 任何时候都要相信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和反思能力。即使在 AI 技术堪比人类智能的时代，人也不会成为技术的奴隶，人的思想和身份不会外包给数字技术。

解决问题，还是靠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但你自己的生活不能代替别人的生活。

T-Talk： 您愿意回到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吗？

何道宽： 历史不会倒退。互联网只会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完善。互联网是万网之网、万物互联之媒，怎么可能倒退呢？

互联网使我深受其惠。我在一本书的后记里说： “现在做学问的人真是幸福死了”。有感于此，中国社科院的陈定家教授写了一篇博客，题《从季羡林“想自杀”到何道宽“幸福死了”》，容我摘录于此：

季羡林先生在1995年10月自述中说:“我身处几万册书包围之中，睥睨一切，颇有王者气象。可我偏偏指挥无方，群书什么阵也排不出来。我要用哪一本，肯定找不到哪一本。 ‘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 ’等到不用时，这一本就在眼前。我极以为苦。我曾开玩笑似地说过： ‘我简直想自杀！ ’”这种令季老“简直想自杀”的烦恼，是大多数读书人时常遭遇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经历。

如今，季老走了……季老“极以为苦”的怨言，让我感叹:“今天做学问的人真是幸福死了！ ”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国际互联网时代。

T-Talk： 技术的影响日益凸显，迫切需要思想上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似乎也慢慢成为了“显学”了。您认为，传播学在当今社会背景与媒介环境中的学科使命应该是什么？传播学者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何道宽： 传播学承担内外双重重担：一是作为新学科的自我建构，二是为传统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甚至文理互渗的新学科牵线搭桥。传播学者的新使命由此而生。

在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支持下，我在主持并主译一套大型的“媒介环境学译丛”。我希望这套书拓宽媒介环境学、嫁接文理，为中国的新闻传播界开疆拓土，为中国的科技界和人文社科界碰撞、交流、交叉、交融牵线搭桥。

T-Talk： 同为媒介研究者，麦克卢汉、莱文森对技术发展有乐观主义倾向，波兹曼则警惕技术的负面影响。您对现今技术的发展持有怎样的态度？

何道宽： 我赞同美国顶尖知识分子汤姆·沃尔夫对麦克卢汉的讴歌：麦克卢汉是继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人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我还赞同波斯曼对他的评价：麦克卢汉是未来世界的朋友。这里加上我的评价：麦克卢汉是两面神，既回眸过去，又展望未来。他开拓跨学科研究，从文学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首创泛媒介论，预言地球村、互联网和重新部落化的社会；他憧憬人类社会的太和之境，描绘人类心灵和意识的虚拟延伸；他的诸多预言业已实现，他是未来世界的朋友；只要媒介演化还在继续，人们就会怀念他、研究他、学习他。

我推崇波斯曼的道德关怀、人文主义、批判锋芒。他批判技术垄断、技术崇拜、人工智能崇拜、机器人崇拜，归纳机器人崇拜的三部曲：人有点像机器，人很像机器，人就是机器。他告诫人们警惕“信息失控”、“信息泛滥”和“信息委琐”。他批判唯科学主义的欺骗性。他反对娱乐至死的庸俗文化，反对文化向技术投降。

莱文森继承和发扬了麦克卢汉和恩师波斯曼的媒介环境学思想，特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人有驾驭技术的能力，他中性评价电视可能的负效应。 1998年他出版《数字麦克卢汉》，借以复活麦克卢汉，率先完成了麦克卢汉研究的第一次飞跃。他信奉“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勇于与麦克卢汉和波斯曼辩论。他是一个全能型的人，互联网上介绍他身份的标签有十几个：美国学者、美国博客、美国播客、美国科幻小说家、美国短篇小说家、美国摇滚乐家、美国社会科学家、福德姆大学教授、美国犹太作家、媒介理论家、《连线》杂志撰稿人等。

麦克卢汉、波斯曼和莱文森的互补思想构成了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最完美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