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司马徒林  
TRI轻作者
王焕超  
腾讯研究院研究员
 

蒂姆·库克的执念,正在为苹果公司开启一个未曾尝试过的新领域。

6月8日的新一届WWDC大会上,在库克公布了一系列iOS相关更新之后,一个耐人寻味的功能,吸引了不少看客的目光。那就是“数字遗产”。

根据官方介绍,利用这项服务,用户可以指定信任的“继承者”,允许他们继承当事人留下的非实体数字化遗产——包括照片、视频、文档、备忘录和个人信息等等,已购买的App和设备备份也在指定范围内。

当然,这项服务只有在使用者逝世后才会开启,同时,iCloud钥匙串(涵盖密码信息)和得到授权保护的媒体内容不会成为被继承的遗产——对于逝者的个人隐私,苹果当然不会敷衍了事。

问题是,如果仅仅将这项功能视为常规更新,实际上是低估了数字遗产的复杂性。实话实说,尽管“数字遗产”很少成为焦点话题,但这个令人讳莫如深的概念,其实很不寻常。

 

不容忽视的数字遗产问题

2940亿封电子邮件;

50亿次搜索;

4PB数据,包括3.5亿张照片以及1亿小时视频——仅仅是Facebook;

650亿条消息——仅仅是WhatsApp;

5亿条推文——仅仅是Twitter;

9500万个照片和视频——仅仅是Instagram……

2020年6月,Raconteur.net公布了一张名为“数据中的一天”的信息图,以上统计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这就是现如今互联网单日产生的数据规模,且远远还不是全部。

根据Raconteur的预测,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全面进化,越来越多的穿戴式设备、智能汽车以及智能家居设备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大规模接入互联网,一轮崭新的数据量爆发浪潮近在咫尺。到2025年的时候,全球互联网用户每天创建的数据量预计将会高达463EB。

与此同时,创造这些海量数据的用户群体,“新陈代谢”的步伐也从来没有停顿过片刻。

根据BBC的报道,早在2012年的时候,成立仅8年的Facebook就已经承载了大约3000万名逝世用户。[1]考虑到社交网络周期热潮,SNS平台的逝者规模超过生者数量,将不会再是一句戏言。而这些逝者留下的数据,也就是“数字遗产”,早已经成为必须严肃对待的技术与伦理问题。

早在2014年8月,美国特拉华州众议院通过的《数字访问与数字账号委托访问法》,明确规定“家庭成员、遗嘱执行人以及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有权控制被继承人的数字账户或社交媒体账户”。譬如邮箱、Facebook和Twitter等账号,都在法案的涵盖范围之内。

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这部法案的推出,标志着“个人用户历史之后,留下的网络生活痕迹如何处理”的命题,得到美国官方表率式的答复。同时,作为全美首个针对“数字遗产”进行全面立法的地区,特拉华州的行动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公众重新审视这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话题。

事实上,早在《数字访问与数字账号委托访问法》公布之前,硅谷的大多数互联网公司已经围绕“数字遗产”设计了一系列技术服务。

2013年,Google就推出了名为“闲置账户管理员”的服务,用户可以设置一段非活跃时限(3到12个月),倘若在这段期限之后依旧没有使用任何服务,Google官方会向相关用户发送确认邮件,如果一个月内没有得到答复,则会正式开启账号停用流程。当事人预先指定的10名好友将会收到Google推送的账号数据包,包括Gmail邮件信息、博客文章、Google+数据(当时尚未关闭)以及YouTube账号信息等等。

如果用户没有选择继承人,Google将删除这些数据。在此之前,系统会向用户的备用邮件地址或电话号码发送一则警示讯息——当然,如果用户已经死亡,这则警告就是完全没用的。

Twitter选择让死者的账户永久删除,前提是死者的家人或被授权处理死者财产的人提出申请并提供死亡证明。Twitter还会基于死者亲属的意愿,删除在Twitter上流传的死者的图像,但这一规定只适用于一些有限的情况。

而Facebook的处理方式看起来更加人性化,死者的亲属可以要求将死者账户设定为受纪念的状态。这意味着,没有人能够登陆账户或修改设置。此外,Facebook不会在“你或许认识的人”列表里推荐这一账户,也不会发送生日提醒。

与互联网公司相比,彼时的IT设备厂商针对数字遗产展开的举措,明显要保守一些。苹果的行动基本停留在服务条款中规定的“生者不享有对死者名下财产的所有权”层次上,而微软的“近亲流程”服务,只要能够提供过世用户的亲属关系证明资料,就会把逝者生前使用过的邮件内容,比如邮件(包括附件)、地址簿和Messenger好友清单等资料统统打包,发给数字遗产“继承者”。这里的“打包”是物理意义上的,因为微软真的会采用刻录DVD作为数据载体。

 

众口难调的“数字身后事”

 

尽管各大厂商和平台都在努力探索“数字遗产”的处置方式,但从实际的执行效果来看,依然不尽如人意。

以Google为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用户在Google商店购买的音乐、电影和书籍等媒体内容,无法作为数字遗产转赠给他人,原因是出于版权保护的考量,用户只有这些内容的使用权,但并不拥有这些内容。Google官方曾经表示,此类售出的内容仅仅是授权给了账户所有者自身,在账户所有者去世之后,相关权利自然不予保留。

2012年,好莱坞影星布鲁斯·威利斯曾意欲起诉苹果公司。理由是根据当时苹果公司的用户协议,他无法将自己在iTunes里费数千美元购买的数字音乐,作为数字遗产留给自己的女儿。哪怕布鲁斯·威利斯在iTunes上拥有自己的内容专区(包含电影、音乐专辑和有声书),依旧无法通融。

显然,数字遗产的背后涉及到版权、遗产法等等法律问题,因而尤为复杂。而对于社交媒体产品来说,如何协调处理“数字遗产”的归属,更是一个长久的难题。

2004年11月,年仅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准下士Justin M. Ellsworth在伊拉克费卢杰遇难。在承受丧子之痛的同时,Ellsworth的父亲向雅虎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得到已逝孩子的电子邮箱账号密码来检查邮件,从而制作出更完整的家庭纪念册。然而,雅虎断然拒绝了这份请求,理由是“保护用户隐私”——尽管“用户”已然离世。

不难想象,Ellsworth的家人根本不能认同这种回应,进一步沟通无果之后,直接把雅虎告上了法庭——这就是曾经名噪一时的“数字遗产第一案”。

最终,法院的判决并没有让亲属拿到Ellsworth的邮箱账号密码,但邮箱内容被下载刻录成光盘交给了原告。遗憾的是,这些邮件当中大多都是垃圾内容(当事人在生前清空过发件箱),至于当事人至亲最希望找回的亲友邮件,雅虎表示无能为力。

同样,2012年,一名15岁的德国少女在柏林地铁站遭遇车祸身亡,悲痛之余,少女的父母怀疑女儿并非意外身故,而是遭遇欺凌选择了轻生。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逝世少女的父母向Facebook提交了申请,希望可以将女儿生前的账号对他们进行开放。然而,Facebook完全没有理会这对父母的请求,而是以“保护用户隐私”为由,拒绝了账号权限的移交。

讽刺的是,在当事人父母无法接手女儿SNS账号的同时,这位逝世少女的Facebook账户居然被转变成了公众纪念页面。显而易见,这种结果是当事者父母完全无法接受的。

随后,经过整整六年的反复审理(其中包括2015年Facebook不服一审判决提交的上诉),直到2018年7月,德国最高法院做出最终裁定,逝世女孩的Facebook账户将向其父母全面开放,包括私信在内的全部内容,都可以由这对继承者进行自由浏览。至此,这场围绕虚拟遗产展开的漫长纠纷,终于落下了帷幕。

可能有很多人不能理解,斯人已逝,为什么还要以“隐私”之名限制亲属的获取?作为互联网的使用者,个中逻辑其实相当清晰,你不能确保“数字遗产”中的所有内容都适合向亲属公开,更别说许多内容有着具体的语境,脱离语境的理解势必发生扭曲。想想到那些私人账户中的发言、珍藏与秘密,再扪心自问:你有勇气在去世之后,把数字遗产不加删减地交给继承人吗?

当然,无论是保留还是删除,对于已经撒手人寰的你来说,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

 

数字遗产,何去何从?

日本NHK电视台曾经在《close-up 现代+》节目当中公布过一项调查,55%的日本网民对于“如何处理数字遗产”感到不安,不仅如此,“全然不晓得该拿数字遗产怎么办”的日本网民比例,竟然高达95.2%。

而在2016年3月,经过不到三年的勉强运营,雅虎关闭了2014年上线的数字遗产处理服务“Yahoo Ending”——通过这项服务,逝世的雅虎用户ID可以自动停止收费网络服务并删除邮箱数据;之所以会以关闭告终,原因就在于选择这项服务的用户远少于预期,勉强维持下去,委实意义不大。

也有一些公司看到其中商机,推出数字遗产处理服务。比如成立于2009年的Legacy Locker能够帮用户存储数字遗产信息,并在其逝世之后继承给亲属;而日本PC Service公司于2016年开通的服务,能够在已故之人家属的委托下,破解逝者生前使用过的PC密码,从而获取保存在硬盘中的数据内容。但对于这些服务,舆论依然少有正面反馈。

现状,就是如此令人纠结。一方面,各大平台和厂商都在不断更迭技术与服务,努力为我们提供靠谱的“数字遗产”处理方案,相关的法令法规,也在不断推出完善。但在另一方面,面对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需求,不知所措的互联网用户,依旧不在少数。

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数字遗产”早已成为了公众即便不情愿也必须直面的社会问题。好在随着近几年的讨论与进步,围绕线上数字遗产的处置方式,正在逐步达成共识,各大厂商陆续推出一系列措施,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苹果的“数字遗产”功能。尽管还是会出现许多争议性事件,但至少事情还在向好的方向迈进。

数字遗产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也无意于梳理出一张能够解决所有麻烦的图景,仅仅是将现状与当下的纠结作出解释,为此后更多人的思考节省时间。但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

人为什么会选择留下遗产?

答案或许很简单:不想让自己被亲人和世界遗忘。从这个角度出发,家人之所以要找寻逝者的数字遗产,也是为了予以更好的纪念。

既然如此,现有的常规数字化信息载体完全可以像传统的录像带、照片和日记一样完整记录人生,那么我们何尝不可以更主动一些,利用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创作出让继承者印象更深刻、更不容易被他人遗忘的“数字遗产”呢?

换句话说,与其纠结数字遗产的一系列麻烦,不如主动创造更加可控与美好的数字回忆。

就在去年2月,来自韩国的张智星女士,利用VR技术成功与自己早夭的7岁女儿娜燕在虚拟现实世界中重逢——为了实现这次相会,一支技术团队整整付出了八个月的努力,通过家庭录像的采样配合动作捕捉技术,最终完成了这位母亲“再见女儿一面”的夙愿。

尽管高昂的成本、复杂的制作流程以及很容易让接收者沉湎其中无法自拔的伦理问题,让这种“VR化的数字遗产”在现阶段很难得到推广,但如果让我们放缓步伐,利用一些相对没那么激进的技术手段,一样可以获得出乎预想的效果。

比如Looking Glass发起的KS项目。只需一部智能手机,配合简单操作,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照片或者视频转换成为3D影像,利用这款个人全息像框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就本质而言,其实和标准的纪念相册差别不大;但就表现力来说,显然要比传统的平面遗照优秀太多——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利用当前已有的技术完美实现。

艾萨克·阿西莫夫在《基地》系列中描绘过的“全息穹窿”,已经在2021年初步化作了现实,感谢现代图形视觉技术,再一次让我们体验到了“幻想走近现实”的感受。事实正是如此,正如移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改变了现实世界图景一样,随着IoT技术的深入发展,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注定会在全面数字化的道路上一往无前。不仅仅是“生前之事”,“身后事”走向数字化同样属于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既然如此,身为完全认同数字化生活的互联网原住民,不如尝试主动改变观念来迎合这种变化。

即便暂时无法让我们摆脱对死亡的恐惧,但技术至少可以让冰冷的“遗物”带上温度——这正是“数字遗产”的真正价值所在。

 

*[1]https://www.bbc.com/future/article/20160313-the-unstoppable-rise-of-the-facebook-d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