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刚 腾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今年“科技向善”大会，项飙教授做了“从社会人到系统人”的主题演讲并提出三个问题，什么是系统，系统与其中的劳动者的关系是什么，系统与消费者的关系是什么，也借着这三个问题，对互联网平台的整体社会影响进行反思。在这里，就这三个问题谈一点我的看法。
如何定义系统
项飙教授其实已经提示了两种定义的方法。一种来自系统论，系统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另一种来自哈贝马斯，与生活世界和自然语言相对。我对哈贝马斯一无所知，但项飙教授后续提到十九世纪的甘蔗园和镀金时代的流水线，所以猜测制度、流程、代码，都非“自然语言”，甘蔗园、流水线、互联网平台都非生活世界，应该归类为“系统”。
如果这个猜测还不是太离谱，那么对于“系统”的定义大概有两个观察点。第一个观察点，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1+1>2）出发，新的成员被纳入系统之后是会产生增量的，这可能就是系统存在的原因和价值所在。反之，系统被拆分会造成效率或者价值的损失（2-1<1）,也说明系统是必须被整体接受，不能被挑选（这部分我要，其他部分不要）。可以被挑选而不造成效率或者价值损失的，也就不是一个系统。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十九世纪的甘蔗园不可能说只要能赶在甘蔗腐坏前收割榨糖，而不要劳工高强度工作；一战前的流水线不可能说只要产出赶上订单日期，不要工人的长时间重复机械劳动；现在的互联网平台不可能说只要消费者随时吃上热乎乎的饭菜，不要对外卖小哥有丝毫催促和压力。
第二个观察点，早前的系统，比如甘蔗园、比如流水线，与生活世界的边界是清晰的；但到今天，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边界有逐渐模糊和融合的趋势。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交付的往往是生活服务的内容，不管是外卖还是网约车，或者五花八门的在线服务如美甲、电影、缴纳水电费等等，都是我们八小时之外的日常；另一方面，零工经济、自由职业等就业形态的改变也让工作与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割线模糊掉了。也因为算法的不断进步，系统内可以有越来越多的自然语言交流，比如文字和图片的点评，可以被算法理解并成为决定商铺推荐顺序的影响因素。系统在非常努力地理解我们的自然语言，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如同项飙教授提醒的，一步步“入侵”生活世界，生活和工作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楚。最近有关下班要不要回工作消息的讨论，可以看作是生活世界对这一入侵的抵制。
系统与劳动者的关系
项飙教授也讲到困在系统中的外卖小哥，与甘蔗园工人和流水线的工人类似，被系统压迫着往前走。这里有两个观点。
第一个是压迫感的来源。不论是甘蔗园、流水线、还是外卖平台，产出的实现都是工作者（人，劳动力，Labor，通常标记为L）与机器/算法（固定资产、资本，Capital，通常标记为K）互相协作完成的。压迫感的来源，大概有刚性的和可变的两部分。刚性的部分在于，受限于技术条件，系统中的很多工作机器和算法无法完成，必须交由人（L）这个最为复杂也能承担最多样化任务的单元来完成，十九世纪的甘蔗园没有能替代工人的收割机，收割这个复杂的工作就只能交由人来完成；一战前的流水线只是个输送系统，没有能够实现组装的机器，所以最复杂的部分只能交由人来完成；现在的外卖小哥，是城市物流中最需要临场应变和灵活性的工作，只能交由人来完成。在这样协作生产的环境中，为了跟上机器（K）的速度，劳动者（L）会有很强的压迫感。把人当机器一样使用，人就变得像机器一样，但人毕竟不是机器，长期下来会有很大损伤。除这些刚性原因造成的压迫感之外，还有些可变因素带来的压迫感。这部分主要是资本和人性的得寸进尺带来的，为了效率不断缩短工作周期，不断加快传送带的速度，不断降低外卖小哥的送达时间。刚性的部分短时间无法改变，那至少把可变的、因为贪婪带来的压迫感拿开，这不仅对其中的劳动者，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对困在系统中的外卖小哥的讨论，也是一种生活世界对系统的反击。
第二个是被困在系统中的原因。不是因为被茂密的甘蔗林、被轰鸣的机器、被一次次催单包围而出不去，是因为在系统之外缺乏其他可替代选项。对这些困在其中的劳动者来说，压迫着他的系统提供的岗位，可能是他现有劳动技能组合下能够完成的回报最高的工作机会。商业谈判中有一个词BATNA（Best Alternative To a Negotiated Agreement）除达成合作外的最好选择。谈判中一方的BATNA越好，在谈判中就处于优势地位。如果外卖小哥的BATNA是进血汗工厂，那还是留在被催单的生活中似乎更好些；如果BATNA是当网红，可能他会毫不犹豫跳出系统去当网红。外卖平台不仅困不住他，还自动转为网红工作的BATNA。需要提醒的是，BATNA是在系统之外的，用来和系统讨价还价的，在系统中当然无法解决BATNA短缺的问题，需要靠系统之外的社会性基础设施来提供更好的BATNA，比如教育体系、比如社保和福利。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羡慕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可以不被困住，活得潇洒的时候，我们是在羡慕发达国家这些系统之外的基础设施的高水准和完备性，为个人提供更多的潜力和可能，也就是高BATNA。
其实在讲到困在系统内的劳动者时，还要注意到，长期来看会有另外一种更麻烦的可能性——系统不再想困住你，而是用机器和算法来替代你。京东总部的试验园区内，有在路上慢慢运动的开起来笨笨的自动送货车，现在的时速被限制在最快不能超过自行车的水平。当某天，这些算法驱动的小车成熟商用，能够独立完成接单送餐的任务，相比人力更快更安全，外卖大军可能就会被替代。过去两百年的科技进步史，就是系统内的L被K不断替代的历史，甘蔗园现在用的是联合收割机，汽车流水线是机器人。当劳动者不是主动离开，而是被动与系统脱钩，造成的伤害会更为致命。这样的替代过程是不可逆的，也就更让人焦虑。
系统与消费者的关系
这里项飙教授的论述实际上是一个诘责。当算上总体的社会成本，特别是环境成本，对劳动力的负面影响，巨额的补贴之后，系统的总产出真的是正的吗？这是对系统的终极一问，to be or not to be。如果扣除这些外部性，系统总产出为负，则这个系统违背了自身的定义，即系统不大于部分之和（1+1≦2）。若果真如此，系统拆分的价值更大，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项飙教授接着举了外卖的例子，为了一份慵懒，在巨额补贴的催动下制造出大量垃圾。这个图景确实非常不美好，但论述的视角中是有缺失的，这里做两个辩解。首先是消费者获得的并不仅仅是慵懒，更关键的是更多的选项。消费者对选择多样性的青睐，是消费偏好学说的基础，也是消费体验中核心的部分。项飙教授讲到，大学宿舍下面就是食堂，而学生们不愿去吃食堂，宁愿吃外卖，因为外卖可以让他们获得慵懒的价值。在我看来，他们不去吃食堂，更可能是因为食堂的品种不够丰富，口味也没有很好。对于像一日三餐这样的高频率消费，选择多样性带来的体验价值无疑是非常高的。这不仅仅是躺在沙发上享受食物的附加值，更是麻辣小龙虾与番茄炒蛋盖饭之间的效用差，是每天可以在麻辣小龙虾、火锅、披萨、韩式炸鸡、酸菜鱼之间无缝切换与天天吃番茄炒蛋盖饭之间的效用差，这是无价之“差”。
另一个是补贴的问题。互联网虽然只产生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补贴不一定能成功，甚至大部分补贴都不成功。能被补贴而爆发增长的，是真正创造价值的系统。消费者作为系统价值衡量的最终评价者，在系统的发展中总是获益的。不论是甘蔗园、流水线还是互联网平台，需要取悦的都是消费者。如果必须要补贴才能取悦消费者，那么当补贴停止，消费者也就会不再认可系统的价值，系统也就坍塌了。互联网的三十年，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例子不胜枚举。另外，在当今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世界，对于掌握大量财富的这些资本，你不应该担心他们补贴消费者或者投资了失败的项目，而应该担心他们过于成功。补贴对于小老百姓来讲，是得到了一些实惠，仅存的薅资本羊毛的机会。薅资本的羊毛要趁早，早年的双十一是拿出真金白银来补贴，生怕优惠的不够直接、不够霸道。现在的双十一是算计着、别扭着搞促销，要拿优惠，得先买更多，因为补贴是投资，也要算收益。这个时候进场薅羊毛，八成是要被反薅的。所以，当某新模式刚上线的时候，是资本真心要补贴消费，大概也可以看作一条涓流（trickle down economy）。
此外，资本有逐利的天性，总是投机，让人不以为然。但也要看到，这些投机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伴生矿，就是科技创新和新技术的商用。资本逐利的后果，往往是科技进步和社会福利的整体向前。爱迪生发明电灯，较少人知道背后是John Pierpont Morgan不断的资本输血，两人的合作成就了20世纪最伟大的两家公司，通用电气和摩根大通。从这个意义上讲，投资是另一种扩大再生产。
最后，系统人未见得是一件坏事情，成为系统人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何乐不为。系统是边际效益递增的（1+100>101）。珍视自由与自我的，可能不想要这个边际递增，或者对他们来讲，制造这一编辑递增要负担极大个人的心理成本，那他们就不用纳入到系统进来。他们当然也能享受到系统的产出和结果，只要支付对价就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概只要想享受现代文明的便利，系统是躲不过的。自然语言中有很多表达情绪的词汇，系统中本来没有，也因为算法的努力，终于学会了一些。只希望未来的系统，不要有情绪，好好干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