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20年第1期 出版日期 2020年01月01日
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通用技术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并加速演进。共享经济、平台经济、智能经济等新型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对世界各国的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技术、经济与制度之间的长期互动关系，如何准确把握当前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基本特征，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国际竞争格局的动态演变，是不得不思考和回答的三个关键问题。
在一个长周期内，产业变革及演进具有其基本逻辑和规律，即技术、经济与制度，在“衰退—萧条—复苏—繁荣”的长周期内交织变化。
我们以繁荣阶段的末期作为分析起点。此时，通用技术在经济中的扩散已经接近饱和，最佳利润潜力已经用尽，规模报酬递减规律使得利润率开始逐步下降，生产资本的利润创造能力无法满足金融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整个经济体系面临着普遍的效率与结构危机。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寻求创新解决方案，通过净投资流向未来利润率更高的行业。
没有了现有技术对新技术进入的强大排斥力量，突破性创新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投资激励放大，未来产业变革和演进的技术与物质基础形成，超常规经济增长的先导产业或新兴产业最有可能出现，进而开启并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并最终推动经济走向又一轮复苏和繁荣。
突破性创新虽然具有成为通用技术并引领产业变革的潜力，但是如果不能广泛扩散并渗透到经济系统和贸易网络中，其潜力将无法得到有效发挥。两百多年来的产业演进历史表明，通用技术的扩散总是沿着两条基本路径展开，一条是行业路径，另一条是国际路径。
从行业扩散角度而言，在衰退和萧条阶段，旧技术依然居于支配地位，但其利润率会由于新兴技术的竞争而进一步降低，常会通过兼并重组、对外扩张和制度变革等方式强化其利润水平。
在复苏阶段，以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爆发式增长，创新的蜂聚、集群、扩散和分支部门出现，并产生强大的乘数效应，互补性创新迅速导入，强烈的扩张效应随后产生。
复苏阶段后，新兴技术逐渐在经济体系中取得支配地位并成为技术常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倾向于采用新兴技术并用于扩大再生产，最终推动经济走向繁荣。结果，新的技术范式确立，产业分工格局重构，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主导产业产生，围绕主导产业为核心、以价值链和产业链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形成。
突破性创新总是在某个国家最先出现，再通过国际贸易网络逐渐向其他国家扩散，结果是在不同国家间确立了新的“核心-外围”结构，重塑了国际分工格局，形成了引领全球经济发展潮流的世界经济中心，以及围绕核心国家进行生产与服务的外围国家。
产业变革与演进并非独立的技术过程，而是取决于“技术-经济”范式与社会政治制度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将“技术-经济”范式与“社会-制度”体系看作整体经济系统的两个子系统，当两者相互协调匹配时，经济系统就表现出复苏与繁荣，反之亦然。
但“技术—经济”范式的变化速度通常要高于“社会-制度”体系，两者变化率的不同终究会出现失调错配，从而导致经济长周期中衰退与萧条的出现。因此，经济衰退与萧条实际上是“技术-经济”范式与“社会-制度”体系错配的结构性危机阶段，是技术经济领域重大变革要求进行全面“社会-制度”框架调整的紧急信号。
一系列与新技术范式相适应的制度框架在萧条期一旦建立起来，经与“技术-经济”范式再度耦合协调，新技术范式在整体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得到确立与巩固，并进一步将经济发展推向繁荣。
这一新制度框架包括产品、劳动、资本等国内外市场运作与监管的模式，有序的货币银行信用组织体系，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结构政策的相对变化，新的自然资源、中间品和劳动力的持续供给，工会组织形式及其运作的法律框架，知识产权保护与交易的条件，以及保持国际权力相对平衡的制度安排等等。
总之，产业变革的基本逻辑与规律是：首先是在利润率与突破性创新的交互作用下催生了新一轮的技术浪潮，新兴技术再通过技术扩散促进经济增长并形成“核心-外围”结构，最终推动了“社会-制度”框架创新以适应新的“技术-经济”范式。
自18世纪60年代产业革命在英国首次爆发以来，全球经济便进入人类发展史上最辉煌的财富创造时期，至今已历经五次产业变革，产生了五次经济长周期。每次经济长周期的时间跨度约为50年，因具有波浪式的波动规律，又称为“经济长波”。
每次经济长波，技术创新是演进的根本动力引擎。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第六次长波中。
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产业革命进程，发源于英国，扩散到欧洲大陆。纺纱机的发明使得棉纺织业的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棉纺织业和冶铁业迅速成为当时的先导产业，原材料棉花和生铁是关键生产要素，同时也推动了工厂制度、土地制度和专利制度等的兴起与变革。
在第一次产业变革接近尾声时，蒸汽机的发明在英国开启了第二次技术浪潮，蒸汽技术广泛应用在铁路运输、铁路设备制造以及煤铁矿业等，这一时期生铁和煤炭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生产要素，贸易保护政策、银行制度和教育制度变革也随之兴起，产业组织形态也转变为大工厂组织形式。
第三次产业变革最初在英国、德国和美国同步孕育发生，后来美国和德国反超英国，成为第三次长波的核心国家。电气和电话等技术推动了这一次长波的演进，引领经济增长的产业重心转移到钢制品、重化工业和电力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关键生产要素则转变为电力和钢铁等，出现了实验室制度、金融制度与官僚制度等制度创新与变迁，寡头组织进一步取代了大工厂组织制度。
第四次产业变革的核心国家是美国，自动化与无线电等技术族群启动了本轮演进，获得超长增长的行业也转向汽车制造业、石化工业与家用电器制造业等，石油和天然气等成为驱动产业增长的关键生产要素，制度创新主要发生在教育与生产组织等领域，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制度开始大规模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一步强化，纵向一体化组织取代寡头组织成为新的生产组织制度。
第五次产业变革由计算机的发明而启动，美国仍然是这一次技术浪潮的核心国家。核心技术从自动化技术转向信息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等，主导产业也变为计算机设备制造业、电信设备制造业、软件业和微电子产品制造业等，关键生产要素是集成电路和芯片，国际金融与贸易制度全面创新，中央集权与政府干预逐渐放松，网络化组织取代层级制成为这一时期的新型产业组织制度。
当前，全球处于第六次产业变革初期阶段，中国正逐渐成为和美国共同引领新一轮技术浪潮的国家，产业重心在机器人、智能设备及制造业和产业互联网等领域。
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通用技术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孕育发生。这次产业变革是对第三次产业革命中第五次技术浪潮发展成果的承继，在理论和技术上都一脉相承，是第五次技术革命中的信息通信技术（ICT）在新时代的发展与进化。
（1）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通用技术，随着行业应用从消费领域扩散到产业领域，产业互联网会成为接下来经济增长的基石。产业互联网是全球创新最为激进的领域，对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的改造越来越依赖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不仅如此，它还广泛渗透进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行业，正在发展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
（2）数据成为新的核心生产要素，推动技术范式、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深刻变革。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具有高初始固定成本、零边际成本、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企业将通过在用户画像、需求预测、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运输、营销售后等全价值链周期中对数据要素的利用，来提高资源匹配效率、生产效率和决策精度，获取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和长尾效应。这就决定了数据一旦开始被应用，将会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即数据规模和质量的轻微领先将引起企业生产经营能力的显著提升，导致市场规模大幅扩张，从而使得企业收集和使用更多更好的数据。
（3）政府引导成为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速布局突破性技术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也由企业的自组织行为向政府引导与推动的社会化行为转变。
以往产业革命的核心国家——英国、德国和美国纷纷出台国家发展战略，英国政府相继发布《制造业新战略》《创新国家白皮书》《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未来决策制定的机遇与影响》等国家战略，德国政府相继出台《确保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德国工业4.0战略计划实施建议》《国家工业战略2030》《德国人工智能战略大纲》等战略规划，美国政府也陆续公布《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战略》《美国创新战略》《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和《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等国家战略。这些主要发达国家通过分阶段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工业4.0战略和人工智能战略等，同步甚至超前布局关键技术领域，从路线设计、政策倾斜、资金支持、人才支撑、组织调整等方面系统性地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
每一次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都是对国际竞争格局的重构，总结近三百年来的产业革命发展史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我们建议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应采取措施，努力抓住范式转换和长波交替过程中实现赶超的机会窗口，推动我国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中真正的核心力量。
考察英国与美国等在产业革命中的历史经验，核心国家的经济崛起与成功赶超，既依赖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家精神，也依赖于国家建立一个能够促进产业发展框架的能力。
因此，产业革命不仅是由突破性技术创新引发的产业变革，还是一场由政府引导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全面竞赛。
在这场持久的竞赛中，需要国家分步骤、有节奏地实施与产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产业政策加以引导，过度滞后的政策不仅会束缚新兴产业的发展，还会由于错失最佳的干预时机而导致重复投资与产能过剩；而过度超前的政策则可能引起错误的市场预期，导致投资失序与资源错配并刺激泡沫的产生。
率先孕育新通用技术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享有先发优势，但这并不能保证该国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国家。如果先发优势的潜力得不到有效开发，依然难以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从先发优势向竞争优势转换，需要进行包容性的制度创新，以协调技术范式与制度框架之间的冲突，如目前普遍面临的数据权属问题、数字货币问题、失业问题等。
一是产权制度创新。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促使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对数据的权属界定与国际贸易将深刻嵌入到个人、企业和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因此需要对包括数据所有权、使用权与收益权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要积极进行知识产权制度改革，产业发展的智能化趋势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提出新的挑战，如由人工智能程序创作的作品能否获得版权，以及人工智能创造的新发明能否获得专利权等问题，都亟待从产权制度框架上予以规范。
二是教育制度创新。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教育制度改革，在高等教育中设立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的博士和硕士学位，在本科生中开设相关的专业课程，对中小学生进行基础科技知识普及等，并改变相应的考核体系，扩大新兴技术的人才供给规模；另一方面，加强培训认证制度改革，鼓励发展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的职业培训机构，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与认证，完善职业技能登记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设职业技能人才库，优化新兴技术的人才供给结构。
三是金融制度创新。一方面，需要改革传统金融体制，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新兴技术发展对资本融资的需求，尤其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进一步加强在专利质押、注册制上市等方面的探索，构建更加灵活的融资制度；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也催生出数字货币等虚拟货币，在提高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对货币政策目标形成一定的挑战，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数字货币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争取在技术发展与金融监管之间实现目标平衡。
四是监管制度创新。一方面，新兴技术的发展将世界各国统合到一个全球性的价值网络体系中，未来的监管政策更需要具备国际视野与审慎态度；另一方面，需要实施以“科技向善”为导向的理念引领，一切新兴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都应以人为尺度和依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