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美琪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
对于互联网+，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已经有许多从业者、学者提出了种种理解和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道理。我的理解是：互联网+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具体地说，这个现象的出现是几十年来信息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现代信息技术与社会各领域进行深度融合的新阶段，“互联网+”热是人类社会走向更高的、更新的文明的先声和曙光。
科学技术与经济的深度融合– 社会进步的步伐
互联网热的意义远远不止技术本身，而是它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巨大作用和深刻影响，最终吸引了全社会对于互联网的关注。二十年前互联网首次进入中国大地的时候，关注互联网的主要是技术人员；而今天，全社会的各个行业的人都关注互联网+。互联网热远远超出了技术人员的范围。
全球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已经成为可能：互联网+流通业催生了电子商务；互联网+社会治理引出了电子政务；互联网+制造业造就了工业4.0；互联网+农业是农业现代化；还有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等。可以说，任何社会生活的领域，都会在和互联网融合的过程中经受冲击、进行改造以致重新构建。这样的融合、改造和重构就是互联网+的冲击如此猛烈的根本原因。
回顾近几十年来的信息化建设进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融合的进程是由简单到复杂，由表面到深入，逐步前进的。在八十年代，这种融合只是在企业内部、业务处理层面进行，人们看到的是报表打印，统计计算，库存管理，会计和工资处理。随着信息基础建设和通信条件的逐渐改善，全国性的行业平台开始建立，从“三金工程”到“十二金”等一大批重大的应用项目应运而生。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广泛开展，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通信的兴起，使得这种融合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近来，国家更是把互联网+作为经济建设转型和新常态的重要内容加以强调和关注，使得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就很容易看到，这种情况也正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进程中的普遍规律。250年前，当蒸汽机和航海的需要融合起来，人类在海洋上开始远航的时候，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巨大的热情描述了新的经济格局的兴起，猛烈抨击了阻碍这种新技术发挥作用的旧秩序，为正在兴起的新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至今当我们读到这些论述，仍然会被感动。如果按照我们这里的讨论思路，斯密说的正是当时热门的“蒸汽机＋航海”的现象。大约150年前，横跨美国的铁路通车，这件事情使诗人惠特曼激动不已，他在“到印度去”一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地球必须联成一体，用铁路网联成一体，种族之间、比邻之间必须能够彼此嫁娶，必须横渡海洋，使千里变成咫尺，各国国土都必须连在一起。”他所歌颂的不正是“蒸汽机＋铁路”吗？我们不妨穿越一下时空，请亚当·斯密和惠特曼到2015年来，问问他们面对“互联网+”有什么感想。类似地，我们还可以想象“电网＋”、“高速公路＋”、“内燃机＋”等等。
所以，毫无疑问，“互联网＋”的兴起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我们应该满怀热情地迎接新时代的曙光，积极地、自觉地推动和促进这样的融合，努力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各种应用领域的积极作用，为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为信息社会的早日到来共同努力。
机遇与挑战同在– 复杂曲折的进化之路
和任何技术一样，现代信息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人们学会了用火，就必须面对消防的任务。人们学会了利用煤炭和石油，就必须面对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现代信息技术也是一样。伴随着“互联网＋”或者说信息化而来的最突出的风险和挑战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会逐渐凸现出来。例如，在电子政务中的一站式服务，从信息处理技术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然而，由于我们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惯例，许多环节是不能轻易地用电子方式处理的，更是难于集中到一个服务大厅来完成。再比如，关于各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也是如此，所谓“信息孤岛”的现象困扰我们已经几十年了。在所有这样的变革中，技术上的困难常常是可以随着技术的进步得到解决的，这并不是真正的难处，真正的难处往往是新技术与现行的管理体制的不协调。如果其中再涉及决策权力和物质利益的冲突，事情就更难解决了。
其次，由于这种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状况，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就会出现。一方面，如上面所说，旧的制度和观念常常制约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一些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做到的事情，在实行过程中处处受制约、受限制，无法发挥其巨大的潜力。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出现也可能引发信息安全、个人隐私、网络诈骗等问题。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小组成立时讲的这句活，清楚地表达了这个问题在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位置。信息安全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不只是对个人，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和社会。在我们为“互联网+”热情讴歌的时候，也必须清醒地对于事情的另一个侧面给予足够的关注。
挑战还来自于第三个方面：马太效应造成的社会分化或分裂的问题。由于系统的复杂性，由于与新技术相配套的生产关系的不完善，在转型时期中“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将会表现得更加突出。许多社会矛盾的加剧，都是这种情况的表现。大量统计数据和研究都展示出一幅令人担忧的图景：财富集中的趋势加快，收入两极分化，社会差别走向代际传递。就连美联储主席耶伦都在不久前的讲话中也提及了这些问题。看来，这大概是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时期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无论是社会各界还是学术界都必须正视和回答这样的挑战。
综上所述，我们从三个方面看到了风险和挑战的由来：新的生产力和传统的生产关系的不协调，新技术给破坏社会和谐的力量提供了手段，马太效应造成的社会分裂。显然，对于“互联网＋”来说，这些风险和挑战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回避的。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它们，不能正确地、有效地应对它们，我们就不能充分地发挥“互联网＋”带来的红利，就可能陷入失衡和被动的局面。当今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冲突和灾难，就是这样造成的。无论是政府、业界还是学术界，都需要正视和面对这样的现实。
重要的是理念的转变– 建设合作共赢的和谐社会
如何推进“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呢？如何把“互联网+”的红利充分发挥出来？同时又如何有效地应对风险和挑战，避免可能带来的问题和冲突？在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议题需要强调–普及教育，转变观念。任何社会变革，最根本的是人的观念的转变。事情都是人做的，人的观念决定了人做事的方式，决定了人的行为规范和对于是非的判断。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对于人类社会的基本认识讲起。
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就在于其社会性。通俗地说，就是人们通过交流信息、相互联系、分工合作，组成了我们所说的人类社会（或者称为社会经济体系）这样一个复杂系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系统，人类才能像今天这样，成为地球上最强有力的种群，在某种意义上主宰着地球。作为复杂系统，人类社会确实就是一个庞大的网络。每个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又通过分工合作组成了另一个实体，即整体–人类社会。对于个人和人类社会的这种关系的认识，即对于个体和整体利益的一致性的认识，或者说认同感，就决定了人们的行为，通过这些相互协调的行为，人类才能够做到其他任何动物做不到的许许多多事情，进而造就了人类的今日辉煌。
上面所说的理念似乎很简单，但是只要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全面地、正确地认识这种关系并不容易。
在古代，人们用神、君主等概念作为维系群体的纽带，形成了古代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由于有了这样的结构，形成了新的整体，人类才有可能造就了金字塔和万里长城这样的丰功伟绩。然而，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作为个人，在这些权威面前失去了自我，成了无足轻重的“子民”，他们的生命和价值完全被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所掩盖。
几百年前兴起的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大力倡导人的解放，举起了个性解放的旗帜，重新认识人本身，为个体的价值大声疾呼。正如马克思和歌德所描述的那样，财富像被魔法从地下召唤出来一样，技术进步、产业发展、社会变革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发展，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奇迹呢？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无疑都是基本的原因，然而，在它们的背后不都受到人们观念的支配吗？
然而，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资本又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劳动者变成生产线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像卓别林的电影所展现的那样，人们再次失去了自我。愤懑的工人用捣毁机器、罢工等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建立在分工合作基础上的社会结构面临挑战，经济和社会的和谐被破坏，分工合作的格局难以为继。这就是今天全世界面临的最基本的社会问题的由来，也正是我们所说的工业社会的内在的、本质的问题所在。
有人会问，既然恢复了个体的地位，把人从神和帝王的阴影笼罩下解放了出来，为什么还会再次出现人们失去自我，导致社会分裂和动荡的局面呢？事情确实并非如此简单。回顾近百年来的人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殊途同归的极端。一种是计划经济的思路。按照这种思路，只要按集中的计划体制去进行管理和控制，就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保证整体和个体利益的同步优化。根据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试验的失败是众所周知的，不必再重复。需要补充一句的是，在个体是“齿轮和螺丝钉”这点上，这种思路和卓别林批判的现象其实是一样的。另一种极端的思路是，在强调个体和个性的名义下，完全排斥整体的概念，把整体称为“不存在的”、“虚假的”概念，拒绝一切和整体利益有关的意见。从“一切向钱看”到“厚黑学”，从反对谈企业的社会责任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唯一目标是获取最大利润”等等，无一不是从完全否认整体的基本理念引申出来的。两种极端，殊途同归，其结果都是破坏社会经济系统的和谐。
然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基于合作的分工才能有效地、持久地创造财富。相反，他在第二章中，提出了一个导向另一个方向的、很值得怀疑的命题：“交换导致分工”，他指出：“是人性中的某种必然倾向导致了分工的出现。这种互通有无、以物易物、互相交易的倾向”。虽然他对此似乎不大有把握。他说：“我们现在不去研究这种倾向是否是人性中一种无法透彻解析的本能，也不去想它是否更可能是人类理性和语言能力导致的必然结果”在这里我们无法对于交换和分工的关系展开深入的讨论。我们只是指出，并不是所有分工都是由简单的等价交换导致的，许多分工是为了合作，即形成整体、完成分散的时候不能做到的某些事情。用系统科学的语言来讲，许多分工追求的是“1+1>2”所带来的新的质，这是无法用量的累加或者比较进行度量和解释的。
如果说，在亚当·斯密那里，这是理念上的一点偏差，那么到了他的那些喜欢绝对化的后继者那里，就成了“经济人假设”，就变成了对于整体和整体利益的完全排斥。到了实践中，就成了“一切向钱看”、“一切按钱算”、“有钱能使鬼推磨”。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从中世纪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人，重新变成了资本和既得利益的奴隶。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业时代的理念上的偏差。这真可以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罗素说过：“只有合作才能拯救人类。”这是很有道理的。
正是“互联网+”，把工业时代的体制和理念的、固有的内在矛盾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推动我们进行理念的根本性的反思。
究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的理念呢？简单地说，就是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必须承认整体和整体利益的客观存在和合理性，必须承认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
必须承认合作是分工的目的与基础，背离合作的分工是不能持久的，最终必然导致系统的失衡和崩溃；
需要全面地认识和处理个体和整体的关系，强调合作基础上的分工，切实实现经济与社会在各个层次上的和谐与发展，从企业、行业、国家，区域经济，直到全球经济一体化。
“互联网＋”告诉我们：时代在前进，信息时代就要来临了，我们必须转换思想，正视现实，用新思维迎接新常态。再往前引申一步，这就是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理念的根本区别：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嬴。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分工越来越细，合作越来越紧密；相应地在技术，业务和经济方面，则是新技术与社会各领域越来越深度地融合。以色列学者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一书中，也用大量的分析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是不断扩大规模的合作。
信息时代需要的是全民的理念更新，这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够完成的。当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要有紧迫感，要只争朝夕，从现在就做起。在这方面，两类人员应该是重点。一类自然是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他们需要正确地表述、宣传和传播新的理念。另一类是公务员和企业家，包括各级各类管理人员。这一大批人对于当今社会和经济的理解和认识，将决定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