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大卫·格林伯格
翻译：张舒
校译：陶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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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著作的生命可以延续千年，小说可以延续数百年。历史著作如果实为佳作，也许能留存一代人的时间。然而，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政治传统》已经迎来了它第五十个出版年（编者注：本文写于1998年），而且它依旧是重版图书中一部坚挺的畅销作品。高中生、本科生、研究生读它，一般读者也读它。如果记者们需要在专栏里援引一点儿权威历史学家的话，他们会从书架上取下这本书。学院派历史学家同样推崇它：每当他们打算针对这本书写些什么，最终都会以一片颂词作结。这本充满活力的旧作就像一个健壮的耄耋老人，让人想去探究一番它经久不衰的秘诀。
《美国政治传统》（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的写作始于1943年，当时霍夫施塔特仅有二十七岁，四年后全书完成，这位年轻学者的事业在这本书的助推下蒸蒸日上，成为他那个时代知名的历史学家。此前他已写过一本书，《美国思潮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这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论文，由默尔·科蒂（Merle Curti）指导，至今它还是这个主题中的一部重要著作。毕业之后，霍夫施塔特在马里兰大学短暂地教过书，很快重回哥伦比亚大学，在这里教书直至职业生涯结束。
在那里他不但写下了《美国政治传统》，还有其他几部振聋发聩、影响持久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也许是他获得1955年普利策奖的《改革的年代》(The Age of Reform)，这部作品介绍了他的“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观念（这一观念的含义是，人们的行为与其说是出于纯粹的经济学意义上个人利益的考量，倒不如说是出于维护他们社会地位的需要），而且有争议地将19世纪晚期的民粹主义者描绘成惧怕现代性，怀念过往的农耕时代且相当偏执的形象。修正主义者指出了这幅肖像中的致命漏洞（比如说，霍夫施塔特夸大了民粹主义者的排外主义，而且很少谈及它对资本主义“镀金时代”合理且有力的批判），不过这本书一直被民粹主义（和进步主义）历史学家当作自己写作的出发点。他的其他有影响力的著作包括：《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1963），这是另一部荣获普利策奖（1965年获奖）且常被引用的作品。
然而，《美国政治传统》仍是霍夫施塔特拥有最多读者和最受欢迎的作品。它由一系列美国历史人物的微型传记组成——十个人的人生，从托马斯·杰斐逊和安德鲁·杰克逊到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另外还对两组人（开国先辈，强盗资本家）做了细致地描述。霍夫施塔特的主题中既有美国英雄，也有反面人物，他对这些人做了以前他们没有经受过的批判性审视，不过他这样做并非是因为他残忍的热情——我们经常会把那种残忍的热情与“修正主义”历史联系在一起。《美国政治传统》是一部成熟的作品，霍氏后来说的“明显是一个年轻人的作品”并不准确。
它假定在可理解性和深刻性之间无法折衷。霍夫施塔特的语句很干脆，警句多，但不晦涩。举个例子：“要成为总统，有些时候林肯必须得说的比他认为的更激进；要成为一名握有实权的总统，他必须得表现的比他所想的更保守。”再比如说：镀金时代的美国总统拉瑟福德·B·海斯（Rutherford B. Hayes）和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 “既不卓越也不腐败，他们在美国编年史上之所以有名，主要是因为他们默默无闻。”
霍夫施塔特
霍夫施塔特的简洁风格之重要性远不止体现在它所带来的乐趣上面。它同样反映出他的信念：“历史是文学的一部分，所以它应该像虚构作品或诗歌那样是一门自觉的艺术。”（小阿瑟·施莱辛格语）。尽管霍夫施塔特会使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和观念，但是他从来不会欺骗自己说历史是某种科学，或者说人们可以“证实”一个历史学观点。比起论据的充分，他更喜欢洞见的美感。他知道，在某些证据被证伪很久之后，洞见却常新。
尽管《美国政治传统》摒弃了当今学院派历史学在学术领域内部吹毛求疵的毛病，它确实含蓄地、有时明确地向他的前辈提出挑战。霍夫施塔特最喜欢做的莫过于消除历史的神秘感。他把托马斯·杰斐逊请下了神坛，第一句话便是：“围绕托马斯·杰斐逊发展出来的神话的数量之多、给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刻在美国历史上首屈一指。”之后他便努力除去这些错综复杂的“杰斐逊神话”，然后这样一幅肖像跃然纸上：杰斐逊并非一个思想缜密的哲学家，而是一个时常改变治国理念和方式之人，几近反复无常。霍夫施塔特写道：“林肯传说对美国人的想象力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一切政治神话。”从他的修正中，我们对林肯有了全新的理解：他是一个可怜的被自己的雄心壮志绑架的人。不过，霍夫施塔特提出的这些观点是在激烈地批评顽固的错误观念，而非与其他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就一些细枝末节发生的口角，也不是带着一副幸灾乐祸的神情对前辈学人发起“弑父”攻击。
有一位历史学家的身影在《美国政治传统》一书中挥之不去，他就是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 Beard），他是霍夫施塔特前一代的杰出进步主义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对比尔德的钟爱持续一生。后来他写了一本书《进步主义历史学家》，书里写了比尔德、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和沃浓·L·帕灵顿（Vernon L. Parrington）。不过更重要的是霍夫施塔特对他的反叛。比尔德和他同时代的进步主义者把权贵和民意之间的持续冲突作为了美国历史的主线。相反，霍夫施塔特看到的是美国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在他的描述中，美国历史没有太多冲突，这让人很吃惊。他在这本书的导言中这么说到：
（美国历史中的）政治斗争的激烈常常使人产生错觉。大政党内主要竞争者的视界通常局限于财产和企业……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处置私有财产和用其投资的权利、机会的价值、私利和自主在宽松的法律限度内会自然演化为一个施善行的社会秩序……这些都是美国政治思想的中心信仰之主要原则；杰斐逊、杰克逊、林肯、克利夫兰、布莱恩、威尔逊、胡佛虽然各不相同，但大多都认同这些观念。
所以说有些历史学家把《美国政治传统》和霍夫施塔特的其他作品放在了战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共识”历史学派的核心位置。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将霍夫施塔特的著作和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的《美国政治的特质》（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放在一起，他认为这些作品都表达出一种因为过去两百年间几乎毁掉欧洲的阶级矛盾和政治动荡没有在美国出现的感激之情。一些读者甚至批判霍夫施塔特对美国赞誉过度。
然而，霍夫施塔特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海厄姆给自己贴的标签。他表示自己在写这本书时，脑海里甚至连一个中心主题或论点都没有。他后来提到，就连长达六页的导言也是他在编辑的坚持下才勉强交稿的。他这样的表达，一下把本书斟酌良久的“论点”降格为事后产生的想法。
人们一直在争论霍夫施塔特究竟是在赞扬、痛惜，还是在控诉美国政治传统中的狭隘，这本身就突显出他作品的多义性。我会说，霍夫施塔特既赞扬，又痛惜，还控诉了。他对传统既感失望，又表示尊重。历史学家C·冯·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在霍夫施塔特去世的悼念会上这样说：“他对美国生活的多个方面进行了批判，但他从不属于任何反美国主义的流行圈子中的一员。”
戳穿了爱国主义的陈词滥调，却依旧珍视美国的传统——《美国政治传统》体现了20世纪自由主义一些最优秀的品质。这本书之所以长期受到欢迎，也许既要归功于它的哲学，也要归功于它的文学上的魅力，或者还有它在历史书写上的准确定位。比起哈茨和布尔斯廷的著作，如施莱辛格的《至关重要的中心》（The Vital Center）和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自由的想象》（The Liberal Imagination）与《美国政治传统》更像一个序列中的作品。霍夫施塔特不但和这些书的作者私交甚好，而且他们共同抱有一个现代主义者的决心，那就是把自由主义置于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和过度敏感的感伤主义的两极之间。
正如政治学家埃拉·卡兹尼尔森（Ira Katznelson）说的，霍夫施塔特是在启蒙自由主义的“黑暗时代”写下了《美国政治传统》。当时尽管法西斯在欧洲已日薄西山，但它卷土重来的潜在可能仍令人心惊胆寒，“赤色恐慌”（red scare）当时正在席卷美国。苏联的共产主义再一次对左翼势力产生了吸引力，一些冷酷无情、持怀疑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不怀好意地暗示，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多少要为纳粹和大屠杀负责。霍夫施塔特和其他人对这种潮流感到恐慌，他们加入到为自由主义的灵魂而战的队伍中。在《美国政治传统》里，霍夫施塔特警告人们，将历史变成意识形态工具是很危险的。这是他和《党派评论》那些反斯大林文学批评者共同的信念，只不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表达起这些观点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
霍夫施塔特
霍夫施塔特不仅在回应他所处时代左右两派的意识形态信徒，同样也是在回应查尔斯·比尔德（再一次），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以及其他先驱——这些人在寻找布鲁克斯所说的“有实用价值的过去”，即对社会正义有利的历史。在布鲁克斯的年代，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进步，向前跨进一步。在霍夫施塔特的时代，纳粹和斯大林主义者通过操纵历史来达到他们自身的邪恶目的，这些事情已经让人们看到了“有实用价值的过去”这个信条过于天真。霍夫施塔特更倾向于不去“利用”过去，而是像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提出的那样，去“吸收”它——去理解历史是如何造就了一个人所处的政治和知识气氛，而不去总结一些实际教训。霍夫施塔特在《美国政治传统》中一直在提醒读者，历史很少会有简单的结论，众多属于美国的理念之间经常不可调和。
霍夫施塔特最知名的观点是指出自由和民主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他在介绍开国先辈的一章中谈论起那些贵族对于民众的不满态度时，特别借用了比尔德的讥讽口气。但他和比尔德不同，比尔德将建国看成是自私的富人和道德高尚的穷人之间的战争。霍夫施塔德远远地超越了比尔德，他抛弃了比尔德的二元论，他对开国先辈体现出的睿智表达了感激之情。霍夫施塔特再一次回到他最喜欢的话题：
当代的美国民间观念都认为民主几乎等同于自由，虽然民主理论家力求对二者做出区分，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一般都认为民主为自由所不可或缺。但是开国先辈们认为，民主会威胁到他们最为关心的自由。在他们的思想中，自由同民主无关，而是同财产有关。
如果这种对开国先辈的看法让他们的光环黯淡了一些，那也只有如此；霍夫施塔特讽刺他们“对财产权的坚持到了死板的程度”。不过他也称赞他们的现实主义令人敬佩，“虽然他们认为自利是一个人最危险也最牢不可破的特质，他们也一定会同意对其进行控制。”他援引教士杰瑞米·贝尔纳普（Jeremy Belknap）的话：“让我们承认这一原则：政府源于人民；但人民需要接受教育……他们不能统治自己。”霍夫施塔特知道这样的话说出来会令人不快，但他不是那种会站出来宣布这说法不对的理想主义者。
在霍夫施塔特的勾勒中，几乎每个美国的自由英雄都是不怎么热心的民主人士。安德鲁·杰克逊是一个“不深思熟虑的人”，他“倒向民主阵营的原因是因为民主阵营倒向了自己。”对林肯来说，“民主还无法跨越肤色的界限。”伍德罗·威尔逊只相信“国家必须在财阀统治和平民统治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富兰克林·罗斯福认为外交事务的“目标无论多民主，其手段都远非民主。”
霍夫施塔特为什么要指出几乎每个美国英雄作为一个民主人士都不完全够格呢？在我看来，他所做的纠偏性的评论不是针对这些历史人物（因为他并没有全盘否定他们），而是针对那些神话制造者，那些“英雄崇拜和民族自我吹嘘文学”的散播者。他在导论中对这些人嘲讽了一番。
文学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卡辛（Alfred Kazin）在日记中谈起他和霍夫施塔特还有他第一任妻子费莉丝·斯瓦多（Felice Swados）的亲密友情。费莉丝是一个作家和编辑，29岁就过世了。卡辛尤其记得霍夫施塔特狂放的幽默感。在大萧条时期，卡辛写道：
费莉丝认真地考虑过给迪克（霍夫施塔特名）在夜总会找一个单人脱口秀的工作。每次他模仿罗斯福，还有那个女儿掉井里的奥扎克农民（有一句台词是：“这几天我们总得把她给弄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狂笑不止。
C·冯·伍德沃德曾经在文章里说霍夫施塔特有种“调皮的风趣，还有发现荒诞之事的天赋……那些是杰出的讽刺作家和漫画家有的天赋。”
霍夫施塔特的作品有的不是那种让人大声发笑的幽默。严肃的学术作品会剔除掉那些令人捧腹大笑的内容，不过一些风趣的内容还是可以有的。霍夫施塔特在《美国政治传统》中的讽刺既尖酸又搞笑。他在谈到镀金时代的巨头们时这些写道：“因为他们的事迹之经久不渝的价值是那么伟大、那么美好，他们不需要对他们平日的不诚实行为感到焦虑。”他冷冰冰地或者说不无酸楚地这样写胡佛：“养活了欧洲的人成了饥饿的象征，才华横溢的执政者成了灾难的象征。”
就像他的文学天赋一样，霍夫施塔特嘲讽的幽默感不仅仅是装饰。这种幽默感表现出他乐于称之为“复杂性”的品味——他拒绝接受简洁的回答。他以超乎寻常的努力把每幅图景变得复杂。比如他在谈到林肯时会在夸耀林肯是个“朴实”之人和揭露林肯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之间小心翼翼地做着平衡。他写道：“林肯的质朴是非常真实的……但他同样是一个复杂的人，复杂到足以理解自己的质朴的价值。”之后，他再一次改变之前的说法：“他的手法有些刻意……但是其中不存在欺骗的成分。“
这种左右摇摆看上去有些胆怯、像是缺乏判断力。但是经过常年的累积，这种踌躇似乎成为了一种受欢迎的谦逊的标志。不过，霍夫施塔特又用一种近乎厚颜的自负抵消了这种谦逊——这种自负就像喝下一杯甜美的潘趣酒之后往上蹿的热情。这个年仅二十七岁的作者敢于对美国历史每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时期做出评论，但在很多地方霍夫施塔特的稚嫩又让读者感到有些尴尬。他对这些人物都做出了一些过于相似的批判：他的谈论对象不但都是不完美的民主主义者，而且有很多还是傲慢的道德主义者。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西奥多·罗斯福，还有伍德罗·威尔逊这些非常不同的人物都被他抨击为自以为是。其他好些人则是在智识上有欠缺。霍夫施塔特有些过于高傲地评论了一番不多的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总统。他这样写道：罗斯福的头脑”没有深邃的思想”；威尔逊作为总统“在经济问题上处理能力不佳”；杰斐逊这位蒙蒂塞洛的智者“从未尝试写下一部关于政治理论的系统著作——这可以理解，因为他没有系统性。”（补充一句，很尴尬的是，在现代人看来，他这部由全男性的传统缔造者组成的政治讽喻剧并不完整；当然他的遗漏与其说是个人原因，倒不如说是因为40年代的时代原因。）
我们可以从霍夫施塔特的传记找到他这种引人注目的自信之来源。她的母亲在他十岁那年去世，他的第一任妻子费莉丝在她20多岁时被病魔缠身。阿尔弗莱德·卡辛在日记中用很迷人的笔法暗示了费莉丝的病痛是如何影响到她丈夫的：“迪克在一间昏暗的房间中坐在费莉丝身旁照顾她，黑暗中，他在一个黄色的垫子上开始了《美国政治传统》的写作，他总没法看清自己写下的字。”人们在这句话中能够读出的东西不多。但是不难想象，生命的转瞬即逝给年轻的霍夫施塔特带来很大冲击，他决定在有机会时从他所学的东西中记录下“精华”。“黑暗”的一再到来营造出一种无可逃脱的毁灭之感——卡辛这句如诗一般的语言表明了他的朋友“没有时间可浪费”的决心；霍夫施塔特意识到，把时间花在琐碎的问题上面只会是浪费生命。怪不得C·冯·伍德沃德把霍夫施塔特描述为一个很难一起度假的人——他到哪里去总是带着打字机和参考文献。
1970年，他的生命因白血病而停在了54岁，而那个时候的霍夫施塔特已经写出了几乎是一辈子才可以写出来的能够传之后世的历史作品。伍德沃德在追悼会上说：“说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是一个才华已经充分实现的历史学家似乎很无情，因为他在人生的全盛时期突然离世；然而在数量和质量上，在文体的优雅和学术的敏锐上……他的具有创见的作品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体量庞大，这些都宣告着他已经取得了英勇的成就。”
本文选自《大西洋月刊》（1998年11月刊），《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大卫·格林伯格（David Greenberg），罗格斯大学历史和新闻及传媒研究教授。著有 Republic of Spin: An Inside History of American Presiden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