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马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数字化是一场比工业化速度更快、影响更深远的革命。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现代企业、大生产大流通的生产方式、现代城市和社会，还有维持经济社会高效运行的现代制度，从工厂制、技术标准、贸易规则到就业保障、税收制度，从微观到宏观、从经济到社会，包罗万象。数字化正在加速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可观察的重要指标是数据的爆炸式增长速度，据统计过去5年全球数据中心流量年复合增速高达25%。随着持续创新的数字技术和日益丰富的数据要素推动社会经济的转型，制度重构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制度变革将贯穿数字化转型的全过程，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数字化转型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但制度变革的要求已经体现在方方面面。2018年美国发生了一件广为传播的事件：当用户在谷歌搜索‘蠢货’（idiot）的照片，出来的就是特朗普的头像，谷歌公司解释，这是智能算法的客观结果。这件事情反映出一个重要但令人不安的发展趋势，产品的智能化意味着决策权从人移交给“数据和算法”。这一发展趋势将带来两个方面的担忧，一是失去人在决策中的把关作用，道德伦理甚至合法合规性如何保障？二是产品的快速迭代更新，传统的技术标准和监管制度也将形同虚设。产品的智能化虽然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但社会的担心日益增加：当你在浏览新闻时，“算法”将给你推送你愿意看到的内容，可能让你加深偏见；当你在购物时，“算法”将根据你的画像给你专门定价，可能带来不公平；当你的各种电器连上WiFi,你的个人信息源源不断传给厂家，个人隐私暴露无遗。只有解决社会的担忧，产品的智能化才能深入推进。
新业态层出不穷，给消费者带来巨大方便，也给行业监管带来巨大挑战。看病难、看病贵催生了互联网医疗，新冠疫情更加速了其发展进程。互联网医疗机构为医师和患者提供了跨地域“屏对屏”的线上服务模式，颠覆了传统“面对面”线下就诊模式不同。在传统的“医生—医院—患者”的模式下，监管部门以属地医院为主要抓手来落实相关监管规则，而互联网医疗采取“网络患者—网络平台—网络医生”的模式，患者、医生、平台、监管机构四者之间在空间上相互分离，传统的患者监督、医院管理、属地行政监管等机制都难以奏效。大家逐渐认识到，必须重构监管体系，才能适应新业态发展的需要。
网络上流传各种版本的“即将失去的职业岗位名单”，大型银行开始裁员，工厂不断推动“机器换人”，数字化转型对劳动者的影响逐步显现。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要关注两个重要趋势。一是人力资源需求结构的巨大变化。过去工业化是机器替代劳力，现在“数据和算法”替代了部分技能。国家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必须相应进行调整。二是工作性质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由职业，实行弹性工作制度，原因是数字化提供了可能，劳动者追求高品质生活。这要求我们的企业制度、劳动制度、社保制度进行相应调整，适应新的变化趋势。
数字税是一个引人关注的新概念，正在世界一些国家落地。根据传统国际规则，美国大型跨国互联网公司只需在总部所在地一次性缴税，欧洲国家要求制定新规则，对他国跨国企业在其境内销售数字服务进行征税。数字税反映的是数字化转型在税收方面带来的挑战， 数字技术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组织方式、生产空间布局以及生产与消费的联结方式，打破了现行税制和国际税收规则的基础，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现行税制体系及国际税收规则需要进行改革。
总之，我们已经从各个层面感受到数字化转型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全面变革，也逐步认识到重塑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重构制度将是一个渐进和动态平衡的过程，需要企业、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参与和协商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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