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勇坚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我国政府对各个产业的互联网应用高度重视。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将“互联网+”视为新时期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制造业的“互联网+”高度重视,并出台了大量关于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的指导性文件。我们认为,“互联网+”行动的核心是利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对B端进行改造提升,改造的对象不局限在工业领域,在农业和服务业也大有可为。特别是,服务业的产业互联网应用不仅能够大幅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还具有重要的公共价值和社会效益。
一、从工业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服务业作为第一大产业的地位越来越巩固,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日益渗透融合,统筹推进服务业和工业的产业互联网化,推动互联网应用从工业领域拓展到所有产业,不仅必要,还十分迫切。我们亟需把工业互联网战略拓展升级为产业互联网战略,系统推进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
1、服务业在促增长和稳就业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
服务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2019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534233亿元,占GDP比重为53.9%。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也日益明显。从2015年开始,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53%),到2018年时接近60%(59.7%),是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从就业来看,服务业更是绝对主力。2018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达到35938万人,占比46.3%。从2012年到2018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减少5515万人,第二产业减少1850万人,而服务业增加8248万人。2020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700万人,就业压力之大是近几年来最大的。因此,推动服务领域产业互联网应用,具有促增长、稳就业等价值。
2、产业互联网是治愈服务业“成本病”的一剂良药
在互联网兴起之前,普遍的观点是,当经济转向服务化阶段时,其生产率可能会趋于下降(Fuchs,1968;Baumol,1967;Anne-Kathrin Last and Heike Wetzel,2010)。这就是服务业的成本病问题(Baumol’s cost disease)。因此,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Baharom, A.H. and Habibullah, M.S.,2008),一项对英国与美国自1870年以来长期生产率增长的比较研究也证明了这一事实(Stephen Broadberry, Sayantan Ghosal,2005)。Joe P. Mattey(2001)指出,在1977-1996年间,美国的服务业人均产出以每年0.5%的速率下降,而劳动力成本以每年6.9%的速率上升。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是最慢的,尽管在这个信息化时代,服务业使用了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索洛所指出的,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计算机,除了在生产率领域,这就是著名的“索洛生产率悖论”。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Steven Roach(1987)也指出,计算机使用的巨大增加并没有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统计表明,从1961~1973年,18个OECD成员国全员生产率平均从每年3.25%下降到1974~1992年的1.09%,而劳动生产率则从1961~1973年的平均4.41%下降到1974~1992年的1.81%,美国也有类似现象。Robert J. Gordon(1996)指出,在1950-1972年间,美国的制造部门每小时产出增长率为2.9%,1972-87年间,增长率下降为2.2%。与此相对应,1950-72、1972-87、1987-94年间私人非农业非制造业部门的每小时产出增长率分别为2.1%、0.4%、0.8%。对这些问题可能的传统解释包括:石油危机的冲击、劳动力质量的下降、低的投资、基础结构的老化、资源与知识的贫乏。
随着互联网大规模应用,经济学家发现很多服务领域的生产率大幅度提升。Jack E. Triplett and Barry P. Bosworth(2003)指出,在1995年之后,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要远远快于商品生产部门,其结论具体参见表一。如果从总产出水平来考察,在服务业内部的子行业中,经纪业与金融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非常快。他们认为,Boumal提出的成本病已治好。在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因素中,IT资本深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在服务领域推广产业互联网,能够治愈服务领域的成本病,支撑服务领域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表一美国商品生产部门与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MFP增长
资料来源:Productivity in the Services Industries: Trend and Measurement Issu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working paper,TABLE 1.
3、产业互联网:从效率提升到公共价值
从服务业应用产业互联网的基础来看,2018年服务业数字经济比重为35.9%,显著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是三大产业中数字化水平最高的。但从服务业内部各个行业来看,数字化水平差异较大,保险、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的数字化水平超过50%,而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服务、餐饮业等行业的数字化水平低于10%。因此,服务领域应用产业互联网具有较大的空间。
从产业互联网在服务领域的应用来看,其价值其实已超越了效率的提升。因为服务领域的特殊性,产业互联网的应用,在提高效率、提升社会生活质量、增加均衡性、减少社会浪费等方面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这些甚至没有体现在官方计算的生产率基础之上。例如,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健康保健业的生产率在过去10年中下降了20%以上,全要素生产率比1960年下降了近40%。而事实上,许多新的药品、设备和诊疗手段不断地被发明出来,使现在的医疗诊断更精确、病人留在医院的时间更短、治疗的痛苦更小,这些都意味着节约了巨大的成本和为病人带来了便利,但建立在诸如医生、床位等指标上的传统统计指标无法计算服务质量的变化。因此,在研究产业互联网在服务行业的应用时,需要对其公共价值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使对产业互联网的应用作出更为准确的评价。
二、产业互联网的公共价值:服务业的案例
产业互联网在服务行业的应用,其核心是对服务进行全链路数字化、在线化、智能化改造,这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1、生活服务领域应用产业互联网的公共价值
消费互联网在生活服务行业的应用,其核心是对消费端进行数字化改造,引导消费者形成线上消费、线上体验、线上支付,完成服务过程。这个过程对消费者更便利地享受服务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如前所述,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生产率无法快速提升,从而产生成本病。而产业互联网是对服务的整个链路的数字化改造,从店面的数字化改造,到物流的数字化与精准化,再到上门服务的精准化,再到服务资源的智能化调配,到店服务的及时排队系统等,都以数据为支撑,形成一个精准而高效的系统。这个过程,不但提升了服务效率,而且对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能更好地保障社会基本生活,提升消费品质,重新定义城市生活。从需求侧来看,家庭小型化将改变原有的超市一次化规模化采购的购物模式,城市商业布局形态将进一步适应这种小批量多批次采购的形态,利用产业互联网对服务业供给侧进行改造,使服务领域能够提供更为灵活的服务机制,对城市布局将发生较大的改变。这也将进一步降低消费者采购的时间成本。根据《上海居民购物行为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显示,居民对于蔬菜食品类的购物地点选择,其时间成本因子最高为0.778,而日常用品为0.635,大型家电为0.457,高档服装为0.302。在所有品类中,日常食品生鲜采购的服务体验性最差,对该品类的购物时间持续降低,并对购买时间和效率要求不断提升。而运用产业互联网,使很多购物环节实现在线化、智慧化、配送即时化等,降低了消费者的时间成本。预约服务,结合数字技术对店面、对服务供应链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改造,也将极大地改善到店服务的体验。很多服务业的特点是需要面对面服务,这需要消费者到店体验。而消费者到店过程,又面临着排队等问题,影响服务体验,通过数字化预约、门店智能化改造等,能够改善消费者体验。而在新冠疫情发生的特殊时期,通过数字化技术,将到店服务改为到家服务,也是一种可能的模式。城市生活模式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对社会公共利益是一种极大的改善。
第二,产业互联网的应用将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改善城市空间布局,缓解城市交通。服务领域大规模推广应用产业互联网,将以5G等为基础设施,并充分利用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果,从而解决智慧城市建设落地问题。餐饮外卖、生鲜电商、即时配送、预约服务等,极大地提升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便利度,随着即时配送网络的不断完善,即时配送范围不断扩大,将进一步提升消费品质,将改变城市空间布局。城市布局原有的矛盾是人群聚集会带来服务的便利,但人群聚集也给消费过程带来不好的体验。而利用产业互联网对服务行业进行全链路数字化、在线化、智能化改造,将解决这一核心矛盾,使城市布局模式得到改善。如果推动服务领域的产业互联网应用,居民的出行结构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这将对城市交通状况发生影响,改善城市拥堵、停车难等情况,并为消费者提供更良好的出行体验,这对城市空间布局本身也会形成一个反向的作用,推动城市布局更合理。
第三,推动生活服务行业聚合发展,提升效率,实现供需精准对接,均衡服务资源配置,创造公共价值。生活服务业的特点是区位依赖性,很多服务设施可以在小区域范围实现垄断,因而其提升服务效率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有很多服务的产生具有随机性,供需难以精准匹配,经常出现服务资源闲置与排队等待服务并存的情况。“新服务”主要依靠移动互联网、LBS(基于位置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为实体服务店重组优化供应链,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到店服务与到家服务利用价格、服务时间等多种方式进行精准组合,全方位调度服务资源,解决本地生活行业供需不均衡、不匹配问题。例如,可以通过网上预约等方式,结合店面的数字化技术,加上通过“产业互联网平台”上的服务资源调配系统,到店服务与到家服务灵活结合,科学合理安排服务资源,可以实现精准服务、准时服务,避免服务资源的浪费以及消费者的等待。
第四,产业互联网应用到服务领域,能够使服务业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近年来,我国的扶贫攻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这个过程中,很多贫困地区依托短视频、直播等新工具,结合其线下的基础设施完善,从而带动了乡村旅游、农产品直销等快速发展,从而为扶贫攻坚的长效机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同时,旅游行为的线上化,从前期的预订,到游中知识分享,游后的评论等,都将旅游等产业与产业互联网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新冠疫情期间,数字化虚拟景区催生“云游览”现象(如武汉大学开启5G+VR“云赏樱”、故宫开展云浏览)。VR/AR、AI、5G等数字化技术向旅行预订应用场景渗透,实现虚拟景区游览,提升消费体验。这些都将改变旅游的方式,使旅游在扶贫攻坚、带动经济发展、稳定就业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出来。
2、社会服务领域应用产业互联网的公共价值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卫生健康委、体育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互联网+社会服务”发展的意见》,社会服务是指在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和旅游、体育等社会领域,为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依靠多元化主体提供服务的活动。社会服务领域应用产业互联网的前景广阔,公共价值巨大。例如,通过在线教育,对提高教育的效率、均衡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截至2020年3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4.23亿,较2018年底增长110.2%,占网民整体的46.8%。2020年初,全国大中小学校推迟开学,2.65亿在校生普遍转向线上课程。腾讯会议等互联网办公工具都成为了非常好的教学工具。
第一,提高服务效率,为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作用。社会服务的大部分领域,如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都与社会人力资本积累有着直接关系。但是,这些行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其效率提升有限。而通过产业互联网应用,能够更好地推动人力资本积累。以医疗为例,我国在疾病早期诊断等方面存在着资源配置不均衡、部分地区的早期诊断普及率低等问题。而依托产业互联网技术,可以帮助这些地区做好早期诊断工作。如“腾讯觅影”在癌症早期诊断、医疗影像大数据应用等诸多方面,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利用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点,提升服务效率。这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在教育领域,引进产业互联网技术,能够极大提升教育效率,推动社会人力资本快速积累。在文化、体育等诸多领域,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均会给这些行业带来极大的效率提升。
第二,均衡服务资源配置,缩小区域差距。社会服务业当前的供需不匹配问题仍然存在,不匹配的原因一方面是需求分散,而供给相对集中,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供需在时空方面的差异因素。应用产业互联网,能够部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例如,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够分析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从而提供更符合需求的文化产品。又如,在教育、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方面存在着优质资源短缺,另一方面,一般资源供给过剩。通过应用产业互联网实现优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共享,能够解决优质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第三,推动时间银行等社会服务模式创新。社会服务领域的商业模式创新空间较大。例如,在家政、托育、养老等领域,可以依托产业互联网,引进时间银行等新服务模式。
3、生产服务领域应用产业互联网的公共价值
工业互联网强调工厂内部的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改造,以提升生产流程的效率。而产业互联网在生产服务领域的应用,更多地强调对工厂外部的研发、物流、营销、财务、供应链等方面的服务。这些方面的服务往往由专业服务机构面向多家生产企业进行提供,因而其不但能够提升服务效率,也会给社会带来公共价值。
生产服务领域的产业互联网应用能够提高生产的柔性化水平,从而推动企业更加灵活转产,减少社会资源浪费,并减少摩擦型失业。例如,在疫情期间,很多产业互联网平台通过为企业提供服务,使企业实现快速的转产,这不但提高了效率,也为社会防疫作出了贡献。例如,海尔旗下COSMOPlat联合各生态资源方共建、共享“企业复工生态链群”,协助海思堡集团从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定制转型,3天实现了火线复工转产医疗防疫物资。又如,通过紫光工业互联网的工业设备物联平台,能够通过平台采集的设备数据了解产线实时运行状态,对产线设备进行远程运维和智能诊断,为其口罩生产过程提供远程技术保障。品控云服务通过AI视觉检测口罩正反面污渍、焊点衔接口、尺寸、排齿、瑕疵等问题,剔除不良品,提高生产效率。这样产业互联网平台有力地助推了企业转型生产防疫物资。
生产服务领域的产业互联网应用能够提高创新效率,加快创新扩散,从而提升社会整体生产研发水平。互联网在产业领域的应用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在最开始时是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商业流程中某环节的直接替代,从而提高该环节的效率。然后是通过简化或者重构的方式对商业流程的再造和优化,推动商业流程的创新,进而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再然后对生产流程的信息化与互联网化,提高生产效率并推动生产过程与企业供应链、营销链的全面对接。再然后,产业互联网推动了供应链的智能化,实现价值链的全过程数据化。产业互联网也将推动企业创新向2.0阶段转化,即基于互联网的协同创新模式,从单一环节创新向全面创新转化,从单一部门创新向全员工创新转化。例如,“云设计平台”,通过整合各类设计资源,通过将资源虚拟化、任务分解化、设计互动化、交流社区化等模式,不但提高了创新的效率,而且加快了创新的扩散速度。
生产服务领域的产业互联网应用能够推动物流、金融等资源与产业领域更紧密地结合,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例如,以供应链的智能化,推动“智慧物流”应用,推动协同制造平台应用。主要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物流网,整合物流资源,充分发挥现有物流资源供应方的效率,而需求方,则能够快速获得服务匹配,得到物流支持。又如,在产业互联网应用的基础上,实施“科技创新中心+龙头企业+产业金融”的平台组合行动,着力打通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建设财政股权投资资金、社会专业化产业投资基金、银行信贷资金相互结合的产业化金融支持体系。与产业互联网相关的金融服务包括第三方支付、金融超市、供应链金融、与银行体系相串联的整体金融体系、以及部分沉淀资金带来的有可能转化为资产管理的部分(如现金流管理、众筹等)、开展和主业相辅相成的孵化基金、并购基金、股权投资基金以及策略基金。产业利用金融工具,可以发展成为产业资源的聚合器、资产规模的放大器、业务创新的孵化器、业绩增长的驱动器。通过产业、互联网、金融的相互渗透与支撑,可以达到串联整个生态圈、盘活存量、重塑产业结构的作用。
三、关于加快发展产业互联网的一些建议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服务领域应用产业互联网有着巨大的公共价值。因此,需要通过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将这种公共价值更好地发挥出来。
第一,出台一个统一的产业互联网促进政策。近年来,我国在工业互联网应用等方面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政策。但这些政策主要是集中于制造业领域。在服务业领域,主要的政策分散在《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关于新时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互联网+社会服务”发展的意见》等一些政策文件中,对于服务领域产业互联网发展,仍缺乏统一有效的政策。因此,需要站在更高的视角,出台统一的产业互联网支持政策。
第二,推动部门协同、区域协同,以数字化转型打破服务的资源约束,扩大服务资源供给。服务领域的产业互联网应用,首先是服务资源数字化、服务主体数字化以及服务数据的共享开放。而这些方面,现在都面临着很阻碍。以远程医疗服务为例,既涉及到医疗部门与信息化部门的协同,又涉及到不同地区之间的协同,这需要有相应的机制打通这些资源。又如,健康、体育与养老等服务领域,往往需要共同的服务基础数据,这些都需要数据的开放与共享。
第三,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于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的应用,打开了企业流程的黑箱,为金融支持产业提供了基础。尤其是对服务领域而言,在产业互联网应用之前,由于缺乏有效的抵押资产,往往会存在融资难的问题。而通过产业互联网的应用,对企业的生产流程、客户需求等都实现了可视化,这为金融支持服务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在政策层面,要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抓住这一机遇,加大为产业服务的力度。
第四,研究系统性地放松管制。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分类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构建监管体系。针对服务线上化的趋势,要研究相关市场准入政策的问题。产业互联网应用之后兴起的在线娱乐、在线文化服务、互联网医疗、在线教育等各种新兴行业,主管部门积极研究更具有适应性和针对性市场准入政策,推动其有序发展,尤其是避免将线下僵化的市场准入政策直接套用到线上,给这些行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放松管制的同时,要加强动态监管,例如,对教育产业互联网、医疗产业互联网等,要在信用制度建设、质量评价标准、内容动态监管、责任体系建设等方面出台相应的政策。
第五,推动与产业互联网应用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互联网的大规模应用,对基础设施的概念本身是一个更新。大量的基础设施是以软件、平台、算力、数据库等方式体现出来,而不同于传统的基础设施。对这一类基础设施,需要通过相应的政策措施,推动其快速发展。尤其是要重视这些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政企合作。
综上所述,服务领域的产业互联网应用,除了效率价值之外,更有着重要的公共价值,因而,需要在理论上、政策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更好地理解产业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