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司 晓 腾讯研究院院长
作者 | 吴绪亮 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
【编者按】针对当前热议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腾讯研究院司晓院长和吴绪亮博士于2020年3月19日在《财经》撰文，从理论视角对新基建的范畴划定、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新基建与数字经济以及产业互联网的关系等等问题进行分析。他们研究认为：
其一，判断新基建范畴划定的简单方法，就是看其是否能更加契合新的外部宏观环境，是否能在战略价值和商业逻辑上展现出更强的优越性。虽然未来新基建的外延会不断拓展，但就现阶段来看，将新基建聚焦于数字类基础设施可能是最符合上述三方面标准的一个做法。
其二，考虑到新基建及运营其上的数字经济领域的独特商业逻辑，需要更加强调市场机制和民营经济的作用，政府规制与市场竞争如何实现有机平衡将考验我们的政策能力。
其三，产业互联网是新基建的市场先锋军，同时也为新基建的主攻方向勾勒了初步的轮廓，为其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数字竞争力提升。
自中央多次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概念后，关于新基建的内容、价值及发展方向等问题热议不断。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逐步被控制住，发展新基建对于中国经济回稳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更是备受关注。但是，目前关于新基建的概念范畴、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新基建与数字经济以及产业互联网的关系等等问题都还需要从理论根基上进行更深入地思考。
一、新基建的概念范畴如何划定？
目前在讨论新基建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分歧是关于新基建概念范畴的划定。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概念，并将其聚焦于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这四大领域。2020年3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进一步增加了数据中心建设。因此，中央目前明确提出的五项新基建均为数字类基础设施。但在媒体报道中又衍生出新基建“七剑”的提法，这一提法不仅包含了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类基础设施，还加入了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传统基础设施。那么，新基建概念范畴究竟是否应该聚焦于数字类基础设施？
应该说，当前对新型基础设施的范畴阐述尚处于探索阶段，又不断演进的空间。但如果我们对新基建提出的战略意义进行理论探究，则可以得到一个较为清晰的观察视野。实际上，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虽然在理论根基上具有相通性，但在宏观环境、战略价值和商业逻辑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也不容忽视。
第一，从宏观环境来看，中国是在全球化大发展和产业链全球重构的大工业生产时代背景下大规模发展传统基础设施，而新基建提出的外部环境是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且工业经济加速向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转型升级，因此信息类基础设施恰逢其时。
第二，从战略价值来看，任何一项投资都会受到边际报酬率的影响。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铁公基”为典型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其占GDP的比重由2.57%跃升至21.02%。虽然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依然会是基建的主力，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但不可避免地，其边际报酬率自从2012年以来已经呈现出递减趋势，这是由基本经济规律所深刻决定的。而数字类基础设施投资体量虽然目前还很有限，但其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报酬率正处在快速爬升阶段，可以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补齐短板，战略价值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从商业逻辑来看，传统基础设施重视规模经济。但随着全球宏观环境的急剧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量均呈现下降趋势，传统基础设施所依赖的超大规模经济效应难以继续放大，而数字类基础设施所具有的网络效应及对传统经济领域超强的渗透和溢出效应可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数字竞争力的提示产生显著影响。
因此，判断新基建的概念范畴的简单方法，就是从上述三个方面来加以综合考察，只要能更加契合新的外部宏观环境，能在战略价值和商业逻辑上展现出更强的优越性，那么就应该纳入新基建的概念范畴。虽然未来新基建的外延会不断拓展，但就现阶段来看，将新基建聚焦于数字类基础设施可能是最符合上述三方面标准的一个做法。
二、新基建推进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如何协同？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的本质都是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所依赖的核心理论是公共品。经济学诺奖得主萨缪尔森于1954年首次将公共品（Public Goods）与私用品（Private Goods）区别开来，指出公共品的必然结果是私人投资不足，因此需要政府干预。
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并非所有的基础设施产品都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品界定，很多仅为准公共品；其二，即使该基础设施产品属于公共品，也并不意味其整个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均为公共品，而这一点实际上构成了近二十年来全球范围内推动电力“输配分离”、铁路“网运分离”等垄断性行业改革的理论基石；其三，即使该基础设施产品的某个环节为公共品，按理论需要政府提供最为有效，但按照世界银行总结的经验，政府提供不等于政府生产，民营经济在其中依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比如一度盛行的公私合作PPP模式。
因此，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都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在理论根基上具有相通性，不能强行割裂两者之间的关系。政府和市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可以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考虑到新基建及运营其上的数字经济领域的独特商业逻辑，可能需要更加强调市场机制和民营经济的作用。
由此可见，对于如何在新基建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形成共识，新基建的哪些部分适宜市场力量为主，哪些部分可以政府力量为主，哪些部分需要多种力量合作，以及以何种形态进行协同，都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但至少可以明确的是，民营经济参与新基建决不能只是旧瓶装新酒，更不能是去分传统垄断行业的一杯羹，而是要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因此，新基建推进中，政府规制与市场竞争如何实现有机平衡将考验我们的政策能力。
三、新基建与数字经济及产业互联网的关系如何理解？
考虑到目前新基建的主体内容为数字类基础设施，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研判对于我们推进新基建具有重要的风向标意义。因此，201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经过二十多年发展，数字经济在中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涌现出腾讯、阿里等一批全球领先的互联网科技公司。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重心从消费互联网开始延伸至产业互联网，传统经济的多个领域都处在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升级改造的爆发点。
产业互联网是以企业为主要用户、以生产经营活动为关键内容、以提升效率和优化配置为核心主题的互联网应用和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虽然目前我国的GDP已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但是全员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还存在巨大的产业效率红利需要挖掘。因此，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将助推各行各业提质增效，从而为新基建的推进奠定坚实的市场基础和展现出无限的发展宏图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以互联网医疗、教育直播、在线办公、公共服务等为典型代表的产业互联网新兴业态呈现爆发态势，产业互联网发展被按下快进键，从而又为推进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云计算等新基建的意义和必要性增加了新的注脚。
可以说，产业互联网是新基建的市场先锋军，为新基建打下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同时也为新基建的主攻方向勾勒了初步的轮廓。可以预计，随着新基建的稳步推进，产业互联网将迎来新的更为稳健有力的发展新图景，而这股力量必将“反哺”新基建，为其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数字竞争力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