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技术平民化趋势降低了技术应用的门槛，但同样带来许多问题。2019年基因编辑技术引发的广泛争论，让我们认识到技术滥用的风险。我们对基因编辑的担忧和恐惧，一方面是因为技术本身的不成熟与危险性，也是因为整个社会对基因问题的态度尚处于一个模糊地带。如本文作者所说，当我们在讨论技术伦理的时候，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技术本身。技术被打上了社会文化的烙印，也只有将其放进社会文化的语境中才能理解。
这是“2020大哉问”系列文章的第1篇。
文/李子（佐治亚理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博士候选人）
2018年底，“疯狂科学家”贺建奎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改造人类胚胎并让两个婴儿得以出生一事，使许多人陷入了震惊。业内人士对这场疑点重重的实验大加批判，认为其极大违背了当下的科研伦理，各个环节的执行均有巨大的问题。而在2019年6月，俄罗斯科学家丹尼斯·雷布里科夫也宣布了他的“基因编辑婴儿”计划，同样震惊了世界。围绕这两次事件的争论，让“基因编辑”——特指 CRISPR 这个在生物工程领域前途无量的技术——走入了大众舆论场。
何为“基因编辑”？它编辑的究竟是什么？它是不是所谓的“人造人”或是“设计婴儿”（designer baby）？以后人们是否可以按照自我意愿，选择并改变基因，制造出“超级人类”？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无疑挑战了许多人的伦理底线，成为了一个危险的“黑科技”。但另一方面，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和流行，又能从根源上排除基因风险、攻克遗传病，也是未来医疗技术发展的重要前景。
在一些人看来，解决方式似乎很简单：鼓励好的用途，禁止坏的用途，不就可以了？
实际上，问题远不止那么容易。随着技术的加速发展，以及医疗产业与资本的关注，我们终将迎来基因编辑技术走向“大众化”的一天。而大众对于“好坏”的判断，根植于社会文化中，并会作用于技术的发展。我们讨论技术伦理的时候，所涉及的远不仅仅是技术本身。
伦理的技术，还是技术的伦理？
一个技术诞生在实验室的时候，是无法预料其处于社会环境中的“伦理”的。例如，“基因测序”在诞生之时，还是一种造价昂贵的技术，研究人员耗费数十亿美元，才破译了人类基因图谱的“天书”。而不到20年的时间，测序芯片更新换代，成本已经大大降低，全基因组测序已经降到了1千美元以内。
图片来源：豆瓣 《普罗米修斯 》剧照
读懂人类的基因，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从健康层面上，人类的确更加了解自己了，诸如癌症治疗、风险筛查乃至病毒识别等领域，测序技术已经无处不在。但是，基因测序技术在“平民化”、消费级的市场端，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面貌。市面上流行的消费级基因组测序，只测人们“最关心”的少量位点，价格仅在几百元人民币不等。在美国，对于自己“祖源”的追溯成为了消费级基因检测产品中的一个大潮流。一个人面对测序的态度，从最初的好奇开始（“我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发展到对自己身份的拷问（“我居然有10%的非裔美国人血统？”），这些话题，在美国“人种大熔炉”的语境里，引发了一场族群认同和种族间关系的探讨。
另外一个问题也值得玩味：基因测序的服务，会将自己和亲属联系起来。这原本是一个促销的手段，鼓励大家去“安利”自己的亲友做测序。然而，这个技术设计，却无意间揭开了许多家庭原本潜藏着的秘密——孩子是收养的，私生的，捐精或者代孕的……“平民化”之后的测序技术，无意间撼动了这些家庭建立在生物血缘关系上的伦理基础，对于每个家庭，也无异于一场风暴。
这些社会和伦理的后果，或许不是技术本身能够左右的。而技术的伦理，亦需要放到社会的语境中去消化。
荷兰技术哲学家保罗·维尔比克（Paul Verbeek）曾经用超声影像技术做例子，阐述了技术所带来的伦理争论。这一技术可以在出生以前就让人们看到胎儿的样子，也能让医务工作者提前判断胎儿是否有畸形或者先天缺陷。这让母亲能够决定，将有缺陷的胎儿在足月前终止妊娠（即堕胎），或者利用超声充分判断堕胎的风险并实施。
那么，超声影像技术是否促进了堕胎行为的推广呢？它是否会因为这个伦理争议而被保守势力所反对呢？恰恰相反，保守势力认为，父母在提前“看”到了胎儿之后，更能够将胎儿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类”来看待，或者发展出母亲和胎儿之间的感知与联系。事实也证明，有一些母亲原本选择堕胎，却在看到超声影像之后放弃了堕胎的念想。维尔比克认为，谈论技术的伦理并不是技术本身的伦理，而是技术的发展为伦理判断打开了新的空间，让人们不得不在新的“现实”中面对伦理的抉择。超声技术本身并不承担伦理的判断，而是它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群体中，刻画了被这些文化和社会所诠释的现实，而这些现实，才是伦理需要争辩的地带。
同样的，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并不能被判定为善抑或是恶。这并不等于简单的技术中立论，也并不是将技术仅仅视为工具看待。技术的伦理，需要将技术放进它所依赖而生的社会环境中，去分析技术的形态，以及技术如何“指向”（intentionality）人们的道德与伦理判断。
基因编辑的优生学隐喻
我们可以做一个思维游戏：假如基因编辑技术诞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会呈现怎样的面貌、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之下，这个技术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它和纳粹德国治下的生物学、医学、社会学等学科，会如何相互形塑？
这并不是说“技术无辜”、一切都只取决于使用者自身的善恶；而是人之善恶，会直接作用于技术的发展，以及技术发展之下的伦理抉择。在一个强调“优生学”的社会，基因的“优劣”必然会被提升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基因检测和编辑的技术，会成为一个判定并筛选“优劣”的技术；人的基因被编辑的技术所“翻译”出来的内容，必定会是一系列有着层级、高低并且藐视多样性的词汇，因而也必然会让人们做出所谓“优胜劣汰”的道德选择。
图片来源：豆瓣 《普罗米修斯 》剧照
任何一个技术，都带着这个社会文化的烙印。在一个基因决定论的文化环境下，你没办法说类似于基因编辑的某项技术是中立的、仅仅是用来治病的。因为它身上将会不可避免地印上决定论的印记，并被驶向对基因的“优化”之上——就像你很难在一个崇尚暴力的社会里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辩护一般。
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基因编辑的恐惧与怀疑，相比起一神的宗教社会对于“创造”的违背，更多是对于人人“生而平等”信条的违背。究其原因，这种矛盾依旧是某种“基因决定论”支配下对于天赋的推崇与重视。太多东西被我们视作是由基因决定的——个性、智力、样貌、健康程度甚至道德，生而赋予的“基因”成为了我们个人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任何对基因的“篡改”，究竟是为了提升健康福祉还是消除疾病隐患，抑或是为了修改自身变得“强大”，这其间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
你“愿意”被编辑么？
不过，“基因决定论”也仅仅是社会文化中的一个位面。已经有相当多的人抛弃了决定论的观念，也有技术伦理学家认为，基因和环境对于人的生存发展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一个基因再“优秀”的人，如果没有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教养，依然有可能一事无成。而现有的神经科学研究也支持，人的大脑可塑性十分强大，后天的环境会对脑神经元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甚至会反映到生理层面上。例如，若是从小处在高压环境下，成年后精神疾病的风险会大大提高。
那么，我们能够将基因编辑和后天环境的改变（如教育等手段）等同吗？这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在出生之前就被“编辑”了基因，那么这个人对这件事情是毫无自主权力的；而教育和家庭的作用，孩子是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多多少少参与进其中。如果一对父母决定编辑掉自己孩子（当然，在基因编辑的语境下应该还是胚胎）的基因，那么这个孩子相当于在出生前就受到了“掌控”。这件事情，在伦理道德上是正确的吗？它是否和后天的干涉存在本质区别？
正如前文所说，基因编辑技术本身的存在，并不涉及到伦理判断，而是技术为相应的伦理判断创造了条件，让人们将技术拿到某一个社会文化中进行裁决。基因编辑技术，将未来小孩的“自主性”（agency）摆到案板之上，任由父母进行选择，而选择行为是否存在伦理问题，也远不是非黑即白的。
例如，现有的试管婴儿技术（IVF）允许父母从数个受精卵里面“选择”质量比较好的一个进行移植。这种选择是否算是“对自主性的裁决”？甚至说女性根据自己的意愿，在精子库里选择未来孩子父亲的身体特征（例如头发颜色、眼睛颜色、身高等等），这算不算是“人工选择”？这些选择和基因编辑当中的“选择”，是否可以同日而语？如果是的话，分界线应该划在哪里？
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于一个人“自主性”的裁量也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在一个家长制占主导的文化中，父母会更加愿意操纵自己小孩的命运，为她/他决定人生的前途，他们或许也会更加接受自己小孩的基因可以在出生之前就被操控。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基因的“选择”与“优化”或许会被抬高到一定地步，拥有更加广泛的市场——也更加存在被滥用的可能。
因此，审视基因编辑技术，除了审视技术本身的伦理后果之外，也需要审视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会有怎样的伦理判断——比起技术本身，技术被诠释的面貌或许更加耐人寻味。
我们应该透过技术看见什么？
同样的，透过技术的隐喻，我们势必要看到技术之下的真实，以及被技术所左右的个体。在技术乐观主义的驱使下，人们往往会忽略任何一个具体的技术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忽略真实的个体在技术车轮下的命运。
实际上，CRISPR 技术目前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发展阶段。它相当于是把细菌的“免疫系统”当做“剪刀”，剪断外源DNA的特定片段；而这把剪刀目前的精度和可操控性是十分局限的。就好比一把不趁手的刀，拿去剪什么、剪哪里，目前还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剪到手——这或许是当下的伦理最需要考虑的事情。无论如何，被贺建奎们所“编辑”的婴儿是无辜的。在他们手中的技术，并不是伦理道德的选择，而是名利和冒险的驱使。或者说，在一个畸形的学术环境中诞生的技术，社会与文化上的考量通常会屈居于具体的利益，毫无疑问，这必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伦理问题。这种尚不成熟的技术，在技术乐观主义的驱使下，必然会使更多的个体沦为受害者。
技术带来的伦理判断，并不能和技术本身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的位置分开。社会文化会左右一项技术的发展，而社会文化带来的对技术的隐喻，自然而然地会放大一些问题，掩盖另一些问题。我们对于技术的判断，对于技术前景的分析，必须要厘清其发展的节理，并思考“我们需要从技术中获取怎样的社会”。我们想要一个以基因判定优劣的社会，还是一个尊重多样性、尊重个人发展、重视后天环境的社会？我们想要一个技术与社会协同发展的社会，还是被技术及其背后的权力和资本所驱动、无所不用其极的社会？
毕竟，在未来，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与技术更加深入地结合，我们的生命亦将会与技术相互嵌入。我们会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技术，去延伸我们的感官，去为我们诠释这个世界，并让我们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在拷问一个技术是否道德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自我审问，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中对于技术的理解——基因编辑，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怎么看待基因？怎么看待人和基因之间的关系？只有厘清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正视技术真正的角色，才能更好地与“后人类”时代被技术所形塑的自我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