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本次新冠疫情，腾讯研究院于2020年2月27举办“科学与人文（在线）论坛”直播，从科学与人文两个角度对疫情引发相关问题进行思考。
腾讯新闻直播
【论坛嘉宾】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则贤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裕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叶盛
腾讯研究院长司晓
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明的两大组成部分，科学与人文精神是人类文明的支撑。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探讨，是20世纪以来的重要议题。从科学与人文角度切入对本次疫情的思考，并探索二者含义及其关系，是本次论坛的尝试。
一、针对本次疫情，曹则贤研究员认为，针对这样一个多体结构、高密度区域传播的疫情，应该像对待核反应或火的传播那样严密及时。针对疫情区域人员外出遭受嫌弃的情形，黄裕生教授主张民众彼此要承担伦理责任，而不应该奉行自我拣选的“剩余者法则”。叶盛教授认为，此次中国科学家在疫情中的表现可得满分，受到同行赞誉，但科学研究信息的公众传播须遵守规则与界限。梁涛教授认为，如何使官员具备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是我们应该反思的核心。
曹则贤：针对疫情反映，从已知科学道理，或者模型方面来说，是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我们发现我们的城市过大，或者局部人口密度太大造成了问题。
1972年，美国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GW安德森有一篇非常著名的在《科学》上面发表的论文，叫《more is different》（多者异也），它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对由某一种个体组成的系统，个体本身的性质不改变的话，个体数量特别多的时候，它也会产生新的完全不同的问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经济发展，像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它的社会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各方面的问题都不是那种人口只有三二百万的国家表现出来的，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多，就会带来多的特殊问题这件事情，以后我们要特别认识到了。这个多除了个体本身的数目多以外，另外一点可能还是要顾及到它的局部密度的多，比如说像疫情传染。和它近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包括核反应，包括火灾的现象，它背后在科学上都会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这个地方我特别想指出一点，像疫情和火的传播，涉及到从A到B，这一定是两者的问题，因此对这个问题的考量，一定要注意到两者，一是传播源本身的密度，二是受体的密度。也就是说还没有沾上火，或者还没有被传染上病毒的群体的密度，这两者的乘积才是这个模型比较关注的重要概念。知道这一点，哪怕你潜意识知道这一点，就会明白重大疫情有很多人感染的时候，应该将感染人群和尚未被感染的人群要拉开距离。我想以后等疫情过去，可能大家对这方面有深入的思考，也许现在我们能提的建议就是动辄有超千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未来可能在距离城市一定距离，和外界有相当隔绝的地方可能要做好准备，不应该把已经中感染的人群还隔离在高密度的健康人口里面，科学方面有很多疏漏。
另外，我们注意到关于疫情的报道，有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对于像疾病传染这样一个问题，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概率性的事件。但是我们不管是宣传口径，或者说我们普通民众理解上不太习惯于用概率、用分布的概念去理解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话，就会把问题给理解拧了。比如说病毒潜伏期是多少天这种说法，本身是一个粗略的或者说简化了的说法，对于熟悉概率或分布的人来说，他的理解和一般群众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会造成误解，但是这些误解其实对整个社会的防疫工作，以及在民众中引起的反应可能都会带来一些我们不太想希望它出现的现象，这些都是疫情过后我们需要认真梳理的地方。
黄裕生：在疫情早期，有一批湖北人到沿海一座城市的一个小岛上渡假，结果被所有宾馆拒之门外，一个宾馆老板不忍老人、孩子流落街头，腾出自己宾馆接待这批湖北人，结果遭到其他宾馆老板的指责。这对我很触动，所以今天我只谈一点：我们是否可以像那个岛上的宾馆老板们那样对待武汉人和湖北人，或者说从疫区出来的人？拒绝他们当然是因为他们可能是病毒携带者，甚至的确可能有些就是病毒携带者。面对这种传染病毒危险的情景下，我们是否还需要保持对他人应有的基本的伦理责任？我觉得这是危难当中凸显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面对任何他人，在危难当中，哪怕他对我们来说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是否还要施于援手？我们需不需要、应当不应当帮助他们、关爱他们，还是简单把他们弃之不顾？这也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人类之间是否相互负有绝对的责任？或者说，我对他人是否负有绝对的责任？这看起来是非常抽象、非常理论化的问题，实际上这样的问题恰恰触及了我们人类之间最深层的关系。如果我们可以像岛上的宾馆老板们那样对待疫区来的人的话，我们就在奉行一种“剩余者法则”。什么叫“剩余者法则”？就是我们人类当中有一部分人自我拣选出来，把包括自己在内的一部分人当作是干净的人，也即剩下没有被污染的人，而其他人都是不洁的人，或者是有危险的人（如病毒携带者），然后以剩下的干净者的安全与利益为名义，把在拣选中被淘汰的人全部抛弃掉，甚至可以把他们清除出去。这叫“剩余者法则”。
实际上如果这种法则可以成为我们奉行的法则的话，我们人人都可以进行自我拣选，并总可以以人类多数人的安全和利益的名义清除另外一部分人。因为“剩余者法则”总是通过把拣选出来的这部分人加上人类无数后代的人，来把自己就变成多数人，而把当下的多数人反而变成少数人。所以，如果允许奉行这种“剩余者法则”的话，就像岛上的人那样对待湖北人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奉行了“剩余者法则”。这样的话，我们人人实际上都处在危险当中。因为这个危险、这个病毒、这个不洁既可以是病毒，也可以是你的基因，也可以是你的思想或信仰，还可以是你的习惯等等。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人人都处在危险当中。
当然，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处在这种危险当中，意味着我们人类是不能够允许奉行这样的一种“剩余者法则”。
叶盛：我主要做生物学研究。SARS的时候，我正在清华读博，那个时候也在实验室参与了SARS相关的很多工作。我有了我们自己的研究组后，之前在MERS的时候也做了药物研发相关的工作，包括此次新冠疫情我们也在做相关的工作，应该说我对这三种冠状病毒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还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因为咱们今天论坛的性质是科学与人文，所以我想谈一下自己看到的社会现象吧。
我第一个想提的，公众对科学家的身份有误解，大家好像觉得科学家应该知道是怎么样，为什么不做出某种决定？实际上我们要知道整个社会的运转规律，科学家并不是决策者，他更多是提供建议的角色。我们能够决定的只是在科学上我们能够做到什么，然后我们能够得出结论，还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猜想，这些都是在科学的范畴之内，它并不能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运作。
我注意到的第二个现象，公众对于科研人员的期待特别地高，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大家对于科研的规律不了解。就比如说新冠疫情，从科学角度来讲，这个病毒到今天为止，它出现在世界上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三个月时间。实际上生物学研究一个新的病毒，研究一种新的生命形态，甚至只是研究一种我们以前不知道的基因或者蛋白质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很可能十年都拿不到一个确定性的结果。而现在大家要求我们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个结果交出来，说句通俗的话，这对科学家是不公平的，说得更严谨一点，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觉得中国科学家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不仅仅是合格，实际上几乎是可以打满分的。我们从速度，从成果出的多样性的角度上来讲都是表现得非常好，我们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病毒的分离、它的全基因组的测序。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外国同行给我们的评价，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件事情，这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最新的成果是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这个病毒的表面蛋白和人体细胞表面的受体蛋白结合在一起的三维结构，清华大学的一个研究组、中科院微生物所的一个研究组、以及西湖大学的一个研究组同时做出来的结论。我们现在做的是三个月的研究时间的情况下，不可能拿出一个全面的结果。
刚才我说到科学表述方式，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科学家说的东西都是不确定性的，公众想接收到的信息是什么呢？公众希望你明确地告诉我这个东西有危险还是没有危险？我应该怎么去做？我应该出门还是不出门？我应该复工还是不复工？他们想得到的是这种确定性的答案，但是这种确定性的答案恰恰是科学家给不出来的。我觉得这种矛盾在这次疫情中是特别地凸显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们看到很多科学研究成果曝出来之后，比如说之前著名的双黄连的事情，其实回过头来看，这个研究团队对于他们实验结论的表述是非常严谨的，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只是在细胞层面做了一个实验，证明这个药物有效，绝不等于说在人体上同样有效，也不等于说这个药就能克制这个病毒，但是大家还是疯狂地去买双黄连了。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究竟这种科学信息的披露在大众中的传播对恐慌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是推波助澜的作用？还是平息的作用？其实是值得探讨的，我自己至少觉得很多科学研究的东西，在没有最终成为适合向大众披露的信息之前，它应该保留在科学领域之内，供科学家们进行探讨，而不是把它迅速地披露出来，我觉得这里面要有一个阈值、要有一个度。
梁涛：这次疫情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把它称为建国以来比较严重的卫生事件不为过。我们还注意到，2003年SARS事件和今年的冠状病毒是最有影响的公共卫生事件。
我们今天要如何对它做出一个反思？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这两件事情有些共同的地方。在SARS的时候，病情已经蔓延的时候，我们某些官员还在电视上讲我们中国是安全的，希望全世界的朋友到我们这儿来旅游什么的，他不是及时做出一种调整和防范，还是抱着一种报喜不报忧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次的事情也有类似的地方，当武汉已经比较严重的时候，某一个街道里面还在举办万家宴。我觉得我们反思这个问题，如何让我们的官员多一些科学的精神、多一些人文关怀。
从儒学来讨论问题，我觉得这种报喜不报忧、甚至欺上瞒下是社会中的普遍现象，长期存在，不要去隐讳它，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子的。中国长期的社会中还是有一个差别，秦制和汉制的差别。差别在什么地方呢？依照汉制它几种力量，天、君、民，士，士就是儒生了。天是最高权威，君的权力来自天，所以他称自己为天子。但是古人又认为，天往往是站在民的这一边，“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老天爷用什么听呢？用老百姓的耳朵来听，老天用什么来看？用老百姓的眼睛来看，“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老百姓希望的老天爷要想着去满足他。士或者儒生他的位置就比较复杂了，一方面他是官僚体系中的一员，他也是一个官吏。另外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儒生，他又接受孔孟的教导，他往往要抱有一个“从道不从君、为民去请命”的态度和信仰。当君上的命令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特别是和百姓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选择和调整了，或者他屈从王法，上边有压力，或者他也可以为民去请命，这个取决于个人的选择。
当然，我们不要把这个夸得太大，是不是传统的儒生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他们水火不侵，不能这样想。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掉他利益上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秦制则根本变成以法为教、以利为施了，它是绝对的对王权的屈从。从这点来看，两种制度呈现出了不同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今天反思，让我们的执政者有更多一些科学精神，更多的一些人文关怀，这个是我们反思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二、针对针对科学与人文探索，曹则贤研究员认为，对科学精神的探讨，一定以具体的科学知识为前提。人类的知识是一个整体，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分出了学科门类，但彼此之间并无壁垒。黄裕生教授认为，科学精神是遵循逻辑，强调实证的。近代对科学精神的概括主要有三点：坚持独立思维；设身处地考虑问题；自洽的思维。叶盛教授认为，科学与技术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科学精神的培养依靠后天的教育。梁涛教授认为，中国文化是人文主义的，但是一种天道人文主义，科学与人文在今天应该探讨更合理的维度。
曹则贤：从我个人念书和教书的经验来说，我觉得我们的民众是渴望掌握科学技术，以及希望能够及早去接受深刻的、广泛的科学教育的。我觉得当年现实的情况实际上是师资力量远远不够的问题，我们当前社会处于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从教育资源来说，来源也比较广，我相信再经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有大的改观。
说到科学在中国的问题，文理分科的问题，人类的知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什么学科交叉的问题，是我们就不应该对人类知识进行分割。分科也好、分割也好、分类也好，某种程度上是大家讨论的时候，或者像图书馆为了不同的地方放书方便，不是一个人自己的知识，你可以硬性地划出一块来作为你的知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以医生为例子，医生治病救人，面对的是疾病，疾病是人类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生命的问题，可是它一定要牵扯到具体的化学知识、物理知识，当然还有人文关怀。对于一个人做具体的职业来说，它对知识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这种硬性地划分文理这件事情，我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理科生大概吃亏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物理的思考不妨碍我们去学语言、学哲学、学历史、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
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谁要不服气的时候看看杨振宁先生，他作为一个著名物理学家，你看看他的英文文章写的，绝对可以算得上是美文。杨振宁更推崇的一个人，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提出了相对论力学方程的狄拉克，杨先生推崇狄拉克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不是他的科学成就，而是他的文章，杨先生说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和他那篇广义相对论的论述是秋水文章不染尘。
文理分科对于理科生吃亏不大，我觉得文科生吃亏会比较大。为什么呢？对于像数学和物理这种比较硬核的东西的学习，如果一旦某个阶段你把它放弃的话，以后很多人就不再捡起来了。
黄裕生： 科学精神对我们中国人还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说科学精神，很多人归为实事求是，对吗？我觉得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光有实事求是也构成不了科学精神。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几何学里面的圆在事实当中是没有的，你是找不着的，三角形、直线你在现实当中都是找不着的，它们是事实吗？如果我们简单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理解科学，那么根本就不可能有几何学这种科学。所以我觉得光用实事求是来定义科学精神，我觉得是不准确的，甚至我觉得根本没有抓住科学的真正要义。
实事求基础上，或者背后更重要的还是概念-逻辑的精神。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最重要的一点，它是一种以概念来理解、规定、把握事物，而概念的推演过程、定义过程则完全是一种严格的逻辑精神，我觉得这正是希腊人贡献给人类最伟大的地方。他是以一种具有自我同一性的规定性概念来理解、把握、规定这个世界，甚至认为只有在这种规定性概念当中看到-把握到的世界才是最真实的，反过来说也一样。我觉得，科学的精神就除了实事求是，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概念逻辑的精神，这一点是对我们中国特别重要的。科学精神的第三个方面，或者说科学精神，还要意识到科学本身是有界限的。科学不能解决所有我们人类世界的问题，也就是它是有客观界限的。
叶盛：我觉得在科学精神上，要特别把科学跟技术分开来。有人可能会说，技术是科学的产物，但是大家也要知道，技术也可以不是科学的产物，比如说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但技术是相当发达的。
比如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非常高超的冶金技术。但是在进入近代文明的时候，美国、欧洲很快就超越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化学。所以技术可以从生活中的一些观察简单地形成朴素的经验总结出来。但是有了科学之后，是可以迅速去提升的。而简单地通过经验的总结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说技术和科学不能说是完全分离，但是可以分开来讨论。
我们做技术的话，不一定需要科学精神，一样可以完成很多工作，这是两码事情。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近年来的科普中遇到的大的问题，比如说转基因，比如说这次疫情，很多问题我们发现我们尝试去科普的时候，大家不接受。很多人其实是受了很高的教育，但是因为我们学科的细分，他难以接受。我自己是做生物学的，做结构生物学的，可能一个做基因组学的人是听不懂的，而一个做发育生物学的人讲的东西可能一个结构生物学家，或者是一个做分子遗传学的人是听不懂的。光是在生物学领域内学科的细分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上语言交流的阻隔，更不要说不同的学科之间，更不要说所谓的理科与文科之间，所以这可能是科学往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就是这种细分化。我们人一生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你在你受教育的阶段，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学习来。那么什么能够让我们在面临新的问题、面临自己不了解的问题的时候，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呢？我觉得可能还不是人文的精神，而恰恰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这种思维的方式可能才是更加重要的。
今天黄老师谈的逻辑思维的精神特别好，我非常赞同。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惑，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没有逻辑思维的精神？其实从生物学的角度，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所有人作为动物，我们99.9%的判断都不是基于逻辑的，而是基于大脑的一种奖惩机制。比如说我饿了我要去吃饭，饿是一种惩罚，吃了饭以后你大脑会分泌多巴胺，这是一种奖励。只有经过了很严谨的科学训练的人，他可能才能够试着用他的逻辑思维去违背他自己大脑中的奖惩机制做出判断，这个不是人类的天性，是我们后天习得的一种技能。所以我觉得所谓的科学精神至少在逻辑精神这一部分，是需要通过教育去实现的。
梁涛：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人文主义，尽管三代以来有宗教传统，但是它理性早熟，比较早地从宗教里面走出来，走向了人文。所以说如果我们谈中国文化特点的话，把它概括为人文主义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十几年前学术界有一个倾向，似乎觉得我们缺乏一个宗教性的维度、宗教性的信仰，试图把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解释为一种宗教，这个学界有过很长的讨论。
现在我们走出来了，不一定把它要说成一个宗教，把它称为一种人文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杜维明先生这两年在谈精神人文主义，谈spiritual humanism，他加一个精神，就是说我虽然是人文主义，但不等同于那种凡俗的人文主义，是一种精神超越维度的人文主义。我觉得这个概念，可能更多的是对西方人来讲。
要是我再来讲，我会用天道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怎么来？仰观天文以成人文，关注天道的时候成就人文，所以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我们理解人，人是什么？你可以不理解天道，它是天道的维度下对人的一个思考，不是仅仅把人还原成一种感性欲望，自利的本性。所以把中国文化理解为人文主义，我觉得是准确的，做一下限定就可以了。
再一个，中国的确是缺乏科学的充分发展，只有古希腊有，这个判断严格来说也可以成立。但是在其他的民族中也有一些萌芽，比如说逻辑思维方式，在墨经中有，但是它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以后墨家终结，它蕴含着丰富的逻辑推理的科学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断绝了，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幸。
为什么断绝了？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古人过份地偏重人文，忽略了科学。在庄子中讲了一个寓言。说一个老汉抱着一个大瓮，很笨拙地去河边舀水浇他的土地。别人说你为什么不建一个桔槔呢？桔槔是一种机械，拿脚一踩水就可以引过来了。他就说那不行，那个有机心，你老是用那个的话，人心就会变坏了，本来是纯白的，你老是用机械，人的纯朴本质就丧失掉了，我宁可我累一点。冯友兰先生曾经用英文写过一篇文章，是给西方人讲，我们中国人不是不能没有科学，我们是不想有科学，然后他就举了这个例子。我们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科学中隐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及早地就防备它了，所以我们更强调它是人文的。
从历史上看也是这样子。我们古代治国需要很多科学知识，开河需要这个，但是掌管机械的官员地位低。我们科举考试是四书五经，那些真正的能工巧匠社会地位是非常低的。但是到了近代，我们在西方人面前吃了败仗，我们的思维方法急转弯，急速地倒转过来了。在民国时期，有一场很轰轰烈烈的讨论，就是科玄论战。一个是科学派，一个是张君劢的玄学派。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人生的信仰问题，中国还有一个问题靠什么呢？靠玄学，玄学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哲学，科学只能有限地解决。但是这场争论的结果是什么呢？把主张玄学的批倒、批臭，当时一流的思想家几乎都是认为科学是无所不能的，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玄学简直是落后的思想，被骂为是玄学鬼。
我们今天能不能调整一下，科学的发展需要不需要一个什么力量去引导它？给它规定一个方向，这就要回到我们传统的人文主义。科学是不是要有一个科学伦理的问题？是不是要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什么样的东西来引导科学的发展？我们以前的某些思想那么抬高人文、贬低科学是不对的，是不合适的，今天我们把这两种关系怎么调整到一个更合理的维度上来。
三、针对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谈及哲学的理性与科学的理性之同异，黄裕生教授认为，希腊文中的理性logos一词，是一种把握整体性的能力，后来译成reason，才演变为工具理性、价值理性。而谈到价值，最高价值是不等价的，是一种自由意志，是一种人格尊严，是不可替代的。梁涛教授认为，应对人文主义升级，从两个方面打破传统人文主义的局限：改变重集体轻个体的传统，强调个体的价值；改变重视纵向关系忽视横向关系的传统，发展横向关系。
黄裕生：我觉得我们谈科学还是人文，其实都是跟理性相关，这里面没有人文理性和科学理性、哲学理性和科学理性这种区分，我们可以就理性本身做一点区分。汉语里“理性”这个词，实际上是对西文翻译的，英文一般是相当于reason，德语是Vernunft。但是这个德语词和英语词实际上都是对希腊语logos的翻译。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对理性这一概念做一点澄清。希腊人对logos的理解有两种最基本内容：一种是他们特别强调logos中的概念、逻辑演算能力，可以说这是希腊人确立下关于logos（理性）中最重要、最基础的一种能力。但是希腊人认为对logos还有一种能力，就是把握整体性的一种能力，这个是我们常常比较忽略的。之所以会忽略，是因为在拉丁化过程中，logos中把握整体的能力这个维度被削弱了，以致于到近代休谟对“理性”的理解只是一种概念和逻辑演算，这样一来，我们的理性就变成只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它跟价值没关系了，价值被归为情感领域。所以英语reason和德语Vernunft是很不一样的，这使德语思想里的Wissenschaft和英语世界的science是很不一样的。
到近代德国思想界，对理性Vernunft的理解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它不仅仅是逻辑演算能力，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自由意志。这个是德国哲学完成的一个很大的突破，他们所理解的理性有一种比逻辑演算能力更高的能力，也即理性的最高能力，就是自由意志这种能力。所以价值领域就被确立在这个地方了。德国人的科学和人文是统一在一起的，就体现在理性这个概念上，因为理性不仅仅是逻辑演算的能力，这作为科学基础核心的那部分，而且还有自由意志，这是价值问题。到这儿，不但是科学和人文是统一的，甚至跟宗教都是统一的。
对于近代一些大师来说，宗教、人文、科学它们不是相互排斥的，包括科学跟宗教也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恰恰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伟大的精神一直没有被我们完全理解，所以今天我通过理解理性的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梁涛：我们今天要谈人文主义的话，还要对人文主义进行一个反思、进行一个升级，我们还要注意到传统人文主义的局限。这个局限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有两点，一点就是它是重集体、轻个体。在西周的时候，就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有些人把它称为民意论的天命观，认为这在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但是往后面发展的话，这个民始终还是作为一个集体。所以说我们就说了，民意在历史上怎么表达？民意怎么诉诸、怎么表达？其实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到了汉代，民本就是在一种攻心论上面来讲了，民是自贱、自愚、自我可欺的，他是很傻的，也很卑贱，但是他们人数众多，还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所以我们常说的人文主义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要升级的话，要求集体本位上升到一种个体本位。
再一个问题。它重视纵向秩序，忽视横向秩序，正是因为这样，个人的权利、个体的自由讲不出来。什么是纵向秩序？就是等级关系。等级秩序，在历史上当然有合理性，它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有利于国家统一，所以中国比较早地解决了分裂的问题，它是有贡献的。古希腊雅典的时候，始终没有从城邦国家上升为一个帝国，打希波战争的时候其实那是侥幸。但是你看各个城邦之间以邻为壑、互相拆台，斯巴达就恨不得把雅典灭了，互相拆台。所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整个希腊呈现分裂状态，很快就被其他国家征伐掉了。孔子讲的：“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维持了礼乐秩序，形成了一个大的民族统一体，他凝聚出了一种力量。
但是你只有纵向秩序，没有横向秩序，无法释放个人的创造力，没有那种自由。所以最近几年我提出了自由儒学这个概念，很多学者，包括搞儒学的他们说你这是一个西化的概念，是不成立的，谈不出来的。我说不能这样认为，从孔子开始的时候，他恰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孔子讲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忠恕之道里面恰恰表达的是一种横向秩序。我看了一下传统注疏中都理解为一种德行的原则，而郭店竹简中，新发现的材料不是这样去理解的。郭店竹简中“察诸初然后知己，知己然后知人，知人然后知命，知命然后知理”。我反求我内心的欲望、我的想法，我通过欲望了解了自己，但是这个自己是别人也有的。我所想要的东西、我想拥有的东西别人也有，这样推己及人就是知命，这个命实际上是普遍性的东西，然后就上升为一个规则和法则。我们遵从这样一个规则、法则，是不是就是一种自由？首先忠恕强调人是平等，人都有独立的价值和尊严，所以说我在利己的时候要成全别人。我在防止别人侵犯我的时候，也要尊重别人的权利，背后这个自由权利不就打出来了吗？
当然孔子时代还停留在一个伦理的概念、道德的概念，没有上升为一个制度，没有顺着这样一个思想建构起来这样一个系统的制度的设计，主要还是以纵向秩序为主，横向秩序为辅。
总结
司晓：在疫情期间，我们自己的研究机构也做了很多研究。包括在信息的传播、获取上面，代际之间的区别，也有一些观点的交锋。我们自己正在体验的远程办公、远程会议，相当于整个社会都在进行一个背后的试验。
今天谈科学与人文的主题。在公司内部，我们在探讨与人工智能有关话题的时候，当你和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在一起讨论，可能大家相互的总体感觉会觉得文科生想的比较多，想的超级人工智能能不能统治人类、能不能从人类独立，但是在理工科大胆设想的范围内，也只是觉得人工智能只能达到一项或者几项人类的技能。我们参加的很多文理科跟人工智能交叉的讨论，也有人觉得能够让文科和理科形成话题的合并讨论。我们参与其中，你会发现它同样也是有科学家，包括法学家、算法工程师、腾讯经理加入到一起去讨论人工智能，也是有可能以一个比较线索话题的方式让大家聚焦在一些点上，而不是任意的天马行空的讨论。我觉得文理交叉的会议的形式是非常值得去学习的，这也是我们希望搭建科学与人文对话平台的考虑。
我们公司科技向善的理念，是我们研究院在两三年之前提出来的，其中一个很大的背景也是人工智能的热潮所带来的。伦理可能更多的圈定科学发展的一个底线，保障科技不为恶。在我参加过比较有意义的跨学科的人工智能讨论会上，你会发现他们问核科学家、生物学家讨论核技术、基因剪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去做一些类比，怎么能够保障它第一不破底线，第二能够在可能的范围内去带来技术的正向价值。我所理解的是确定底线的问题，我们创造的科技向善可能是用科技去解决科技自身带来的问题。
在我们讨论技术应用边界的时候，除了突破伦理底线问题之外，技术上还有很多需要讨论的点。这些点不会有统一的概念，但是如果没有人文的，也更不是法律硬性的规则，对于这些范围内的讨论，是使得技术更加往平衡方向发展的一个根本。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公司包括AI实验室、幽谷实验室前两天也在讨论，在口罩的人脸识别应用的方向上是不是应该有一些规则和限制？这些种种的限制实际上可以讲是我们科技公司内部的一种制衡力量，某种程度上我们研究院也在扮演这个角色。
我们研究院是一个跨十来个社会科学的文科团队，我们也希望腾讯这样的科技公司有更多的人文思考。需要有一个比较强的、综合的社会科学团队去思考产品与社会、与人文之间的关系，以使得产品和公司的业务能够有一个良性的长期的发展。
这个论坛，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学科真正地能够聚焦到一些比较细的问题上，能够进行一些文理有效结合的讨论。让大家在点状的问题上能够有更细的交锋，越有交锋越有思想的碰撞，越有好的产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