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长，议员Sajid Javid）
英国分享经济增长惊人。在创新技术的带动下，全国上下有数百万民众在用新的方式分享他们的资产、才能以及空闲时间。这一领域对英国经济的贡献远远超出了“经济”这一范畴：分享经济建立了新的社群关系网络，并且通过更有效运用资源的方式对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15年7月，我和财政大臣一起发起了一项政府计划，该计划旨在应对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经济挑战：提高英国经济的生产力。除此之外，在2015年的三月份政府预算报告中，政府决心鼓励分享经济在公共部门中得到更广泛的运用，同时也要清除那些不必要的进入障碍。这份报告与生产力计划一起建立起了一个新兴产业行动组织，着眼于分享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机遇。我很满意的是，这个组织正在致力于发现一些解决方案来推动分享经济持续发展。
在生产力计划中，我们提出，分享经济的成功，明确的体现了创新科技如何驱动产业转型，如何开创新兴市场以及加剧市场竞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英国经济的增长潜能。我们应该创建一个框架，来治理和精确测度分享经济所能带来的可能性，这事至关重要。本报告也为此做出了值得欣赏的贡献。
今天，我很荣幸的看到了由英国分享经济组织（SEUK）和Diane Coyle合著的本报告的问世，在提高生产力和分享经济发展史上，我相信这篇报告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分享经济由各式各样的交易平台构成，在这些交易平台上人们将充分利用闲置资源和自身技能进行交易并以此获利。英国的分享经济正处于快速成长阶段，但仅通过官方数据中无法追踪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分享经济带来的双赢的效率收益并不被计算在GDP中。同时，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仅仅包括消费者的商业性购买，所以分享经济中的私人交易数据被排除在CPI之外，这其中，能让消费者受益的更低的价格，也并没有被记录在案。
现有的数据统计方法，统统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革，要基于新型的工作模式和收入方式进行更新。即便我们得到了最新的数据，按照现有的衡量经济指标方法来统计，也依然会有巨大的缺口。
对决策者来说，更多精确的数据是必不可少的，这可以帮助他们为分享经济的成果提供支持，包括增长和效率。同时，统计资料也对监管部门的政策制定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们无法仅通过官方数据来计算分享经济的规模。最近有报道预测，到2025年，分享经济将带来每年90亿英镑的收益，但这数字很可能被低估了。在英国，个人每年通过分享经济的获益可能已经达到了数十亿英镑。该报告显示，有3%的英国劳动人口在分享经济的交易平台上提供服务。
本报告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描述了分享经济平台带来的经济效率的增长，并且说明了为什么这些增长没有被计入GDP数据；
·在分享经济的新分类下讨论了为制定合适的政策所需要的数据；
·呼吁将收集分享经济的数据作为首要任务。
通过在新的交易平台上创造效率收益，分享经济将带来双赢的结果。但是现在关于分享经济的大部分争论都认为其并不能有效识别这些结果。同时，关于分享经济能够带来的影响的实证数据全部来源于美国，而美国是一个和英国有着迥然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和商业制度环境的国家，这也使得舆论有一边倒的趋势。
深入理解分享经济的迫切需要，不仅源于其提供的新的交易平台能够让英国的数百万民众从他们的资产或技能中得到更多的收益，也来自于消费者能够得到的更多选择和更低的价格。分享经济行为甚至可能减少衡量的GDP这一事实凸显了现有的定义和数据存在的缺陷。
Charles Bean先生在《经济统计研究》的中期报告中提到，数字化经济行为，包括具体的分享经济行为，并没有被纳入现有的数据如就业率和GDP中。对于这一问题，英国国家统计局立刻回应道：“的确有必要考虑和改进对新型经济行为的衡量方式。”Bean先生的文中还提到，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收集有关于分享经济的官方数据。英国的分享经济正在快速增长，因此必须更精确地对其进行衡量；这篇报告陈述了需要的数据。
什么是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由将人们聚集起来的交易平台所构成，这些平台实现了需求和供给的对接。早期分享经济参与者的动机来源于更少消费和更多合作所带来的潜在收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分享经济强调协同消费，人际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力。
分享经济领域中涌现了很多成功的企业，并且这些企业都还在快速成长。怀疑论者只着眼于一小部分备受瞩目并且资金充足的美国公司，质疑其生产能力和经济增长的潜力，将这些潜在的市场进入者看作在位者的竞争对手，并且认为这些企业的就业将会对现有的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条件和潜在收入产生影响。
然而消费者（他们在购买时可能会将道德因素和便利性以及价格因素作为同样重要的因素考虑）选择了分享经济平台，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分享经济平台中获利。资产或服务的提供者可能以其他方式获利。例如，在英国的分享经济平台上，一些消费者选择分享服务、房子或汽车，一些消费者分享他们剩下的食物（Olio），一些消费者分享他们的宠物猫（Cat In A Flat）甚至是他们的卫生间（AirPnP)。参与其中的人们可以通过分享他们未充分利用的资产或者技能来得到每年上百甚至数千英镑的额外收入，和2008年以来几乎没有增长的实际平均收入相比，这些额外收入显得尤为庞大。
Rachel Botsman和Roo Rogers在他们的书中将早期的分享经济形容为“我的就是你的”。他们提倡“四项”分类法，这种分类体现了他们将驱动因素分为社会效益因素和环境效益因素的思想：
·协同消费系统：例如时间银行、本地交换计划、“沙发漫游”、“顺风车”、p2p货币交易、合租、分享办公室等；
·商品服务系统：闲置资产如汽车、洗碗机、机床或空置房间等的多用户使用系统；
·再分配市场：例如二手商品交易市场（包括免费交易网站如Freecycle和有偿交易网站如eBay和Gumtree）和允许人们交易闲置物品的论坛等；
·协作式生活方式：技能和服务交换，同样也分为免费和有偿交易（如分享三餐，分享花园和任务分担）。
很多关于分享经济的讨论也包括了其他的匹配市场，特别是特定的项目或工作的供需匹配市场，涵盖了大扫除，搬家甚至专业咨询等一系列活动。也有一些讨论着眼于绕过传统金融中介的p2p活动的增长（如p2p融资和众筹）。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未来的监管条例将对劳动服务（代驾或大扫除等服务）和资本服务（租赁或者提供汽车和房屋的使用权）有所区分；这两种服务经常同时出现，但有时他们是独立的。
下表中列出了分享经济的分类，每一种分类下列举出了对应的代表性企业名称。
这些分享经济的交易平台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即以低成本和高速度来匹配劳动或资本服务的供给与需求。本文中我们着重分析具有正式交易市场的分享经济行为。
英国的分享经济
Nesta有报告称，迄今为止已经有四分之一的英国人参与到分享经济活动中来。普华永道的一篇分析报告估计，2014年英国分享经济的五个组成部分的营业额达到了5亿英镑，并预测到2025年这个值将达到90亿。在政府资助并由Wosskow和Debbie撰写的独立报告的建议下，2015年3月，英国分享经济组织（SEUK）正式启动。英国的分享经济部门在最近的三年中快速成长起来，其发展速度从SEUK的成员数目增长中可见一斑。
从SEUK的成员发展史可看出，分享经济并不是一个新理念（资历最老的成员公司成立于1992年），也不是单纯的一种商业模式。但是这些经济活动的共同点是他们都通过快速匹配供给与需求使人们能够充分利用闲置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技能、实物资产或金融资产）。
即使我们能明显地看出分享经济的快速增长势头，我们仍然对分享经济给就业和收入带来的整体影响知之甚少，这其中还包括给消费者带来的价值，对现有公司的影响以及他们对整体生产力和英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多新兴公司提供网上交易平台——尽管这其中的一些平台规模十分有限，但我们仍然能预期这些平台上的交易行为将爆发式增长。
就分享经济领域中的公司而言，英国拥有仅次于美国的公司数量。仅从现有数据中我们无法计算出分享经济的准确规模，但是有报告称，2014年英国的家庭收入中未被计入官方数据的总量与之前相比增加了数百万英镑。
Nesta有报告称，迄今为止已经有四分之一的英国人参与到分享经济活动中来。普华永道的一篇分析报告估计，2014年英国分享经济的五个组成部分的营业额达到了5亿英镑，并预测到2025年这个值将达到90亿。Wosskow撰写的报告也估计了参与分享经济的人数和他们的常规收入。
关于SEUK成员公司的一个调查显示，无论是作为消费者还是服务或资本的提供者，已经有数百万名英国人成为了分享经济交易平台上的忠诚用户。由于各交易平台存在重叠，且SEUK并不包括所有现有的交易平台，我们不能够得出准确的数字，但是极有可能已经有数百万人通过这些交易平台提供服务，占到了英国劳动力人口的3%，而在传统定义中这并不属于就业人口。这些平台上的消费者则比服务提供者多出几百万。
为什么GDP中没有显示这些收益？
分享经济的实质是快速和高效率地通过网上交易平台匹配供需，使得一些传统意义上无法实现的交易得以实现。这些交易平台即时提供交易双方的信息，节省了平台用户的搜索时间和成本，带来了对双方都有利的净效率增长。
一个简单的双赢的例子是喀拉拉邦沿海岸线港口上手机信号发射塔的建设。如果渔民们在靠岸前可以通过手机与港口取得联系，他们的收入将会提高——消费者面临的价格也会降低。交易双方都因此获利：渔民们可以根据需求提供鱼的数量，供过于求的浪费现象将不复存在。
分享经济活动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这些浪费包括特定的检索时间，如花时间去寻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宾馆，或者拥有特定技能的工人；也包括对没有充分利用的汽车、私人车道、闲置房间或工具的浪费。用户可以通过提供每周几个小时的特定技能服务，或者出借他们不常用的资产来获利，如果没有这些交易平台，他们将不能得到这些额外的收入。
现代科技显著减少了这些交易所需的时间和精力，也让这些要么以前不存在（因为无法获得服务类型、价格和时间的信息），要么只能通过中介（如银行和旅行社）发生的交易能够实现。亚当·斯密曾经提出过类似的通过专业化生产提高经济效率的观点；分享经济的交易平台满足了消费者的特定需求（如每周只租一天车；聘请专业人士在家中共进晚餐并讲解饮食文化）。
分享经济带来的是交易范围的扩大，因为它使得以前不可能的交易变为可能。例如，eBay的第一笔交易是向专门搜集损坏的激光笔的消费者出售一只坏了的激光笔。如果没有这个交易平台，这笔交易很可能不会发生。酒店预订平台提供更多的住宿选择，并且比单纯的宾馆提供更多的服务体验。租车平台以更少的时间和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大范围的用户选择。
当存在以下五种情况时，分享经济的交易平台能通过扩大交易范围来提高效率：
·当存在多种需求或供给的类型因此供需匹配存在范围经济时；
·当交易对方的检索成本很高时；
·当平台上存在很多潜在的交易方时；
·交易平台能吸引足够多的用户以创造一个可实现的市场时；
·提前筛选机制、反馈机制或其他机制能够为交易创造可信的环境时。
由于GDP只测度去除通胀因素后的最终产品或劳务的市场价值，这些分享经济带来的效益都未被反映在GDP中。
根据定义，分享经济产生的效率增长被我们排除在GDP之外。
关于英国经济表现的讨论都应该把科技创新带来的分享经济增长考虑进去，因为这和增加经济中的可用资本同样重要。但是分享经济效益并没有作为统计数据放进生产力中衡量。
通过以更优惠的价格提供更广泛的服务，一些分享经济活动可以直接替代部分现存的交易行为。短期内这种替代行为会降低在职者的收入，继而降低衡量的GDP；然而在长期，分享经济带来的新的竞争关系只会带来更多的好处。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分享经济带来的效率增长还没有被真正衡量进GDP中。交易平台上用户的快速增长以及他们从分享经济行为中获取的利益能够充分说明分享经济确实带来了经济效率。
交易平台上的消费者
分享经济中的消费者面临更低的价格和更多的选择。通过交易平台消费者可以得到他人资产的使用权；美国的分享经济中已经有例子证明低收入者是这些交易平台的最大受益者。在美国，汽车拥有者平均年消费在9000美元，然而通过分享汽车计划一次搭乘只需花费几十美元。投资私人资产（无论是汽车还是度假别墅）的动机将会减少。
大多数的消费者通过分享经济平台的获益将不会在经济数据中体现出来：GDP根本不包括它们。如果有的话，较低的价格（如果没有完全去除通货膨胀因素）或者更少的资产购买将趋向于降低经济增长率。在实际收入基本没有增长的事实下，通过数字化交易平台而提高的生活水平（无论是从更低的价格和更多的消费渠道方面而言）变得格外显著。
交易平台上的供给者
传统职业如酒店集团工作人员或出租车调度员担心会失去生意。分享经济与现有业务的竞争也一直在关于分享经济的讨论中占主导地位，但新的供需匹配平台也扩大了市场范围，增加了消费需求。关于这是否足以使在职者受益，还是会分流现有市场的部分消费者，只能靠实证来检验，答案将取决于地区差异和业务的类型。目前为止，很少有证据表明，企业对业务萎缩的担忧真正发生了（附录2中讨论了美国市场的实证研究）。
经济平台上的独立供应商通过参与交易得到了额外的灵活收入。在这里，通常用来形容用人单位的“灵活性”一词被用在了他们身上。事实上交易平台第一次真正地让劳务市场的个人能够灵活安排就业时间。通过控制和安排在交易平台上的供给，人们可赚取补足收入，选择适合自己的时间，学习一些创业技能，或重拾工作（他们可能由于父母或子女的原因而曾经脱离劳动力市场）。如果平台模式不适合他们，他们将不会参与。分享经济交易平台对于就业机会稀缺的人群（比如妇女和家庭护工）具有重要的意义。
重新定义“经济”
Charles Bean先生在他的经济统计中期报告中指出，分享经济导致生产范围的模糊化。所谓生产范围指的是判断一种经济行为是否纳入GDP的分界线。有报酬的工作，休闲和家庭劳务之间曾经明显的分界线现在已经不那么明确了。
要旅行的人们通过旅社来代理事务（这被包括在GDP内）。然而现在他们可以在网上通过门户网站预定（去中介化——代理费的减少降低GDP；更低的网上交易费用，更多的宽带服务购买和酒店费用同样显示在GDP中）。或者，他们可以通过分享经济平台选择住宿（消费者花一些时间搜索和安排住宿;交易平台的会员费计入GDP;如果不是交换房间而是购买住宿，这笔费用也将计入GDP）。这些不同的选择权带来的结果是，同样的旅行安排会带来不同的GDP。但是明显地，由于面临更低的价格和更多的选择，消费者的境况更好了。旅行社也许面临更严峻的竞争，但新的在线业务和平台、新的住宿供应商都因此受益。
生产范围的模糊化意味着要重新考虑在经济领域中GDP的定义，并且寻找一种衡量方式，使其不受人们分享资产方式或者工作形式的影响。
GDP衡量哪些经济活动？
原则上来说，虽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定义忽略了分享经济带来的效率增长，尽管它仍然体现了分享经济某些方面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十分有限，总体来说分享经济没有被体现在GDP中。
工作和收入
官方数据应该将通过分享经济平台得到的收入统计进去。平台上的供应商收入呈增长态势（如果无法获利他们将不参与交易），但是收入总量将取决于他们是否用平台上的交易行为取代了他们的有偿工作。然而现有的统计调查都未能记录所有工作种类和收入的增长。
上述现象很可能表明了为何我们得出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用其他方式衡量出来的总收入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两个数据应该是相同的，但允许存在统计误差（因为数据源不同，也因为收入数据的收集更为缓慢）。每年年底国家统计局都会权衡不同的衡量方法以得出一个唯一的GDP数据。过去，统计差异的数量级稳定在10亿英镑，最近这个数据变成了20-30英镑，2014年则达到了90亿英镑之多。
国民收入被低估的原因有很多，并且通常在经济衰退时期其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将扩大，但经济高涨阶段国民收入也将快速上升。分享经济的增长完全有可能解释国民经济统计中的误差，因为它并不被反映在官方经济数据中。人们通过分享经济平台获得的收入可能因为太小而被经济数据调查而忽略，或者他们由于拥有本职工作而并不知道需要将分享经济活动的收入报告上去。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国民经济统计误差。可以预见，接下来由国家统计局主导的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编制将变得十分有趣。
工作的模式是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是个体户或自由职业者，尽管这些定义涵盖了广泛的工种，其中一些与分享经济并不相关。英国的劳动力市场中，灵活就业和个体户成为了长期趋势：据官方数据显示，15%的劳动力被认定为个体户，具体数字达到了450万。一份2015年12月发布的关于领英用户的分析报告表明，在英国，个体户数量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而声称自己在少于10人的公司工作的用户则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3%。
政府发布的企业规模数据（见图4）显示，个体户数量自2000年以来已经累计上涨了超过70％，占就业人数的17%（最开始只占了13%），而大企业的数量并没有改变。然而个体户的产出占英国总产出的比例较2000年相比变小了：他们的产出份额占总营业额的比例上升了24%，所以个体户的经营活动特征可能在这15年间发生了变化。自2009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成为个体户，与此同时选择放弃个体户身份的人却保持不变。
个体户的平均收入数据由税务局发布（数据将剔除收入超过10万英镑的少数个体户），大部分个体户只有唯一收入来源，且收入较低。在2013年财年，47%的个体户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他们的平均年收入为10,871英镑；另外13%是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平均收入为21,509英镑；剩下40%是拥有多种收入来源的个体户，他们通过主要收入来源获取的收入为27,006英镑，通过其他渠道获取的收入平均为10,621英镑。
Airbnb在2013年的研究表明，其网站上的房主中有80%仅出租自己住的房子以增加收入。63%的房主称在Airbnb上获取的收入能够用来偿还自己原本付不起的账单，44%的房主表示如果没有这笔收入他们将被无法继续承担住房的成本。研究还发现，42%的房主是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或兼职工作人员。
然而，关于自由职业者或个体户参与的经济活动，以及他们在这些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入，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我们仅能从官方数据中得到有限的信息：例如，出租房屋或私人车道的行为并不被看做“工作”；而且由于其规模和新颖性这种类型的收入可能根本不会显示在数据中。官方调查表明，自由职业者只占了劳动力的2%，并且没有增长。这似乎与SEUK成员的调查相悖：调查表明，约3%的劳动力（根据重叠的程度）作为平台上的供给商而存在。决议基金会试图从SEUK的调查结果中推导参与分享经济的劳动人数的增长趋势，然而只得出结论：尚不清楚SEUK的调查是否真正体现了新的经济模式而不是传统的个体经营形式。
当涉及分享经济行为时，现有调查方式存在三个主要问题：
1.官方的工作分类并没有包括分享经济平台上的工作：标准行业分类规则（SIC）几乎不认证涉及数字经济的工作。所以49320（出租车运营/其他陆上客运的行业代码）将不区分分享汽车服务与租车公司的服务。类似的还有55100（酒店及类似住宿行业代码），78200（临时就业机构行业代码）等等。SIC并没有提及“租用”，“分享”，“俱乐部”或任何与分享有关的其他关键词，所以任何想要注册成为分享经济企业的公司就必须选择服务业的大类别，否则只能选“其他”。英国国家统计局曾经准备研究一种统计方法使得这些数据能够被包含进去，然而已经推迟这项研究，原因是“这项工作需要比预期更多的投入”。
2.分享经济平台上的工作最初并不被用户当作全职工作：类似业务结构数据库（BSD）的调查仅包括缴纳增值税的企业——也即年营业额超过79,000英镑的企业——和/或那些至少在工资税系统（PAYE）中至少注册了一名雇员的企业。如此一来，BSD并没有体现出分享经济活动中的就业人数，也无法体现不断变化的工作模式。 由于认为数字化市场没有缴纳原则上应缴的税收，税务及海关总署（HMRC）发起了一项旨在确定数字化市场收入的运动，这场运动针对注册为企业卖家的14000余法人；然而从他们经营活动的规模来看，可能有更多的人注册为个人卖家。脱离劳动力大军的人们可以通过分享经济参与经济生活，以及人们可以拥有两份甚至更多的工作，这些事实模糊了现有统计类别的边界。
3.数字化经济整体上来讲被低估了：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将调查数据与现有的政府SIC数据相结合，得出英国数字化企业数量在之间27万到47.1万家之间，而政府估计这一数字仅有12万。然而，尽管这表明官方的统计数据明显低估了数字化经济的规模，我们并不知道的分享经济中数字业务的比重。
价格
除了能够提供给消费者多言的选择和更好地匹配他们的需求，分享经济给消费者带来的一个关键性的好处就是降低了他们所面临的成本。分享汽车或加入一个俱乐部，或者互换住所进行休假都是很好的例子。消费者面临的价格也可能比市场购买更低，例如从网上商城购买礼物，或者与他人拼车出行。
这些经济行为都是可测量的。然而通胀指标并没有包含这些价格减免。类似于CPI等的价格指数只包括消费者的商业性购买，所以分享经济中的私人交易被排除在CPI之外，这其中消费者能受益的更低的价格也并没有被记录在案。
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定义不包括分享经济带来的效率增长这一事实已在前文中指明。此外，分享资产带来的投资减少会降低衡量的经济增速；而与此同时资产可用性的显著增长则未被记录在案。
分享经济的诸多其他特征也未在增长数据中显示出来。如果由于分享经济数据的缺失导致通胀被高估，实际GDP将会被低估。如下图所示，出租车和公共交通价格的增长（蓝线）一直高于总体通胀率（红色线）。虽然迄今为止其规模有限，但是汽车分享计划还是能够降低道路行驶成本。如果我们考虑到人们出行的成本比官方数据实际要低，那么通胀数据将是被夸大的，与此同时实际经济增长被低估了。
被低估的数字化活动尤其是分享经济活动往往意味着实际增长被低估。从实体经济到数字化渠道的切换将降低我们计算得到的经济增长率。衡量经济指标时忽略分享经济活动可能在当前并不会对经济数据产生大的影响，但分享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这个问题变的越来越重要。
在思考如何使经济统计有效地反映这些新型经济活动时，我们面临两类问题，其一就是统计机构使用的统计收集和抽样方法以及他们使用的分类方式是否与不断变化的商业模式、消费者行为和习惯保持一致。
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沿用的统计定义和惯例——特别是实际GDP增长率的构成和定义——是否仍然是经济政策及其效果的有效指标？
答案是否定的。国家统计局近日表示，它将把收集新兴经济活动的数据作为战略重点之一，而分享经济的数据收集必然是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翻译：腾讯研究院 编审：张孝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