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23日,由腾讯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发起并联合北京大学法学院、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牛津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三届“2014北大-斯坦福-牛津: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下设“网络治理与网络中立”“移动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等六个专题。

欧盟移动互联网面临的挑战

Andres Font Galarza   吉布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一、移动互联网的重要性

现在移动网络已经超过了桌面网络,发展很快,我们需要研究,这方面也有很多的机遇,发挥着国际方面的协同作用,以及国际和本地之间的协同的作用。

      过去五年中,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政策制订者起草了很多文件,也提出了很多问题。我相信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我们会有新的一届领导,会面临很多新的东西。我认为肯定会有一些新的竞争引入,一些网络公司已经在市场上占到了一定的份额,而这些公司可能会对一些新进入的网络公司产生很高的戒备心,谷歌或者亚马逊等案件是显而易见的。互联网是一个双边市场,一边是消费者,一边是提供者,他们都会对对方产生很大的影响。

现在布鲁塞尔欧盟政策的制订者希望管理可以对消费者产生影响。首先是选择的问题,是客观还是差别对待。其次是内容问题,原创还是复制。最后是价格问题,免费还是收取费用。市场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免费的,那些看起来免费的东西,也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所以在网络的资本化的环境下,数据也都不是免费的。

二、移动网络掠影

      移动网络覆盖了多重的经济活动,硬件发展得很快。很多监管机构定义了潜在的市场,因为他们都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市场份额,更大的市场权力,进行更好的竞争。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运营和操作。现在我们也在电信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整合,包括移动基础设施架构方面,不管是德国,爱尔兰,或是四大电信公司和Facebook都进行了有关整合。

三、政策主张与挑战

布鲁塞尔欧盟政策制订者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出版量越来越大,应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很多新的政策包括隐私保护方面也有很多发展。欧盟希望能够把整个欧洲统一成一个市场,这样就能够更好的一起协作。

       数据保护在欧洲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我相信很多欧洲利益相关者都觉得这些成百万上千万欧洲中产阶级的数据,欧洲的很多电信公司或者网络公司没有从中获利的。我们也有一些近期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最近谷歌和西班牙公司的纠纷。有关数据保护,有望在2015年出台一个新的规定。

      1.竞争。前副主席Almunia说,基于数字业务在当前经济体中重要的增长性,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数字业务的竞争政策执行将会越来越重要。从立法角度看,我们已经足够完备,我们的规定足够有弹性去适应新的市场发展。

      电商方面对于欧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块业务。现在在德国、法国、荷兰等等进行了一个反垄断调查,是供应商对网络运营商提出的诉讼和调查。

      大数据方面,新上任的委员认为现在正处在革命和变革的时代,竞争的场景和标准已经变化了。数据的数量和规模都是相当惊人的,而大数据也已经成为了各个公司调查中的重要部分。数据保护涉及一个重要问题,数据保护的界限在哪?我们希望能够从欧洲层面,有更加强大的机构保护,这些机构也应该出台一些强有力的政策,如说罚款等。同时应该有可供模仿的良好规范。在欧洲大陆上的很多国家,需要更多的数据保护方面的措施。

      这是我们的一些目标,这些目标也比较有野心。我们又回到了到底该谁出钱的问题。要进行这些投资,公司部门之间应该怎么样分担,到底谁来出哪部分钱,这还得是一个长期需要讨论的问题。但我们已经有关于投资和基础建设方面比较明晰的策略。

2.网络中立。现在欧盟委员会的立场很坚定,他们是支持网络中立的,但是没有具体的论断。但是像歧视甚至抵制的问题,因为整个环境比较复杂,所以肯定要做出一些让步和妥协。

3.地域障碍。在过去五年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在欧洲IP的保护已经发展了很多,比如商标、专利等的保护。电商对于更好的巩固欧洲市场和数字化的进程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照顾到下游,不管是消费者的保护法,还是在电商中间对于消费者的识别等。如果不填补这些空缺的话,最后没有办法出台法律,没有办法为市场服务,更没有办法达到之前所说的最终目标,消费者也无法从中获益。

      要实现网络中立、数据保护,首先要知道社会和政府的价值取向。另外书籍出版商,还有像亚马逊这样的电商,都会有一定的传统文化,但是他们有很多冲突的立场。我们要找到一定的平衡点,做出一定的让步,要考虑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有法规后,就可以规范市场。如果价值取向不能达到一致,就必须有人做出裁决。如果政府不能做决策的话,法官可以做出决策。

      作者介绍:Andres Font Galarza 是Gibson,Dunn&Crutcher律所在布鲁塞尔办事处的合伙人,他在竞争法领域从业超过20年,他的作品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和中国法律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机构以多种语言大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