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绩主义的黄昏

优绩主义制度下的竞争将美国的中产阶层排除在了魅力十足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之外，让他们无缘向上流动，无法触碰到社会地位、荣誉奖励和财富积累的门槛。尽管优绩主义理念具有的能量、雄心与创新曾经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但是它将这些充满活力的创意之源日趋集中在少数精英阶层的手中，使其越来越远离广大中产阶层的现实生活，甚至超出其想象范围。

优绩主义让美国常春藤盟校、硅谷和华尔街成为野心勃勃的精英们的竞技场。这里的创新者能够重塑世界―—斯坦福大学和谷歌的创新者改变了互联网，哈佛大学和脸书的创新者改变了社交媒体，普林斯顿大学和华尔街的创新者改变了金融业，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领域。然而，对于在优绩主义制度下被置于边缘地带的中产家庭的孩子来说，他们不仅不太可能是下一个伟大创新的引领者，反而更有可能是未来创新的受害者。优绩主义已然将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公民驱逐至社会的边缘。中产阶层的孩子因此受困于平庸的学校，而中产阶层的成年人则被限制在毫无前途的工作之中。

优绩主义与机会均等时常被混为一谈。尽管优绩主义一度就是为机会均等服务的，也确实在早期使精英阶层对外开放，但是现在的它更像是在阻遏而非促进社会流动。曾经引领着美国普通人家的孩子通往精英阶层的“大道”如今已越来越狭窄。一方面，中产阶层的家庭无力负担富人家庭花重金为子女购买的精英教育；另一方面，普通学校无论在教学资源还是在教学质量上，都已远远落后于精英学校。尽管美国的顶尖名校一直强调它们的选拔重点是学业成绩而非家庭出身，但事实上，中产阶层的孩子在这些学校的招生选拔中明显没有胜出的机会。从学生比例来看，精英学校显然倾向于录取富人家的孩子。简而言之，如今在美国的优绩主义制度下，教育的服务对象是精英阶层而非普罗大众。

优绩主义同样使工作机会更倾向于在顶尖名校接受过精英教育的毕业生。于是，学校教育产生的不平等进一步延伸到了职场。良好的个人能力和职业素养已不再能确保一个人可以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一个日益强调精英教育和大量培训的职场中，中产阶层没有顶尖名校学位的加持，处处碰壁、屡遭歧视。

优绩主义阻碍了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在这些实质性伤害之外，它所代表的价值理念还平添了一份道德羞辱。它一方面剥夺了中产阶层接受优质教育和从事有意义工作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将一个人在学校和工作中所能取得的成就变成荣耀的化身。优绩主义阻碍了人们为达到它所宣扬的标准而付出的努力，从而确保大多数人无法满足这一标准。精英阶层之外的美国人对此深有体会。精英阶层的活力只是凸显了中产阶层的懒散倦怠、无精打采。即便物质条件的差距尚可忍耐，优绩主义之下的不平等也让中产阶层的精神生活陷入了不可避免的缓慢而具有毁灭性的沉沦之中。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优绩主义带给精英阶层的不再只是优势和特权。它将过去平均分布在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和工作机会集中在了少数精英手中。然而，规模有限的精英阶层根本无力承担如此重任。当初耗尽中产阶层的重担，如今也让精英阶层不堪负荷。

如果说贵族是天生的，那么精英一定是培养出来的。旧的世袭贵族依靠与生俱来的继承权，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其社会地位与特权传递到子女手中。上一代贵族撒手人寰，下一代贵族自动继承父辈的头衔和豪宅。相比之下，优绩主义则要求：凡是期望下一代能继承并延续优势的家庭，必须不断建立和积累他们的特权。换句话说，每一代人都需要依靠自身的努力和成就来确保其精英地位。精英阶层的成员通过让子女接受精英教育来完成这一目标。因此，旧时贵族对子女的教育既欠缺热忱又缺乏能力，相较之下，当代的精英―—尤其是女性，她们宁愿牺牲自己的事业也要履行精英母亲的职责―—越来越将财富、技能与精力投入子女的教育之中。

富人家庭的孩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接受教育。在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即从出生到成年，他们在受惠于精英教育的同时也在背负沉重的学业压力。这种压力是今天出身于中产家庭的孩子，甚至是富人家孩子那生活在半个世纪前的祖辈都无法想象的。美国宪法规定，年满35岁的成年人才有资格竞选美国总统。这个规定是为了确保参选者具备担当一国重任的成熟心智。然而，如今一名35岁的精英很有可能还在求学。

优绩主义制度越成熟，精英阶层的压力就越大。今天，那些曾历经千辛万苦到达社会顶层的人也转过头来开始声讨这种高强度的恶性竞争。千禧一代是完全在优绩主义理念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他们对这种重负的感受尤为深刻。千禧一代的精英阶层可能娇贵又脆弱，但他们绝非嘲讽者口中的“独一无二的雪花”。面对竞争压力，他们既没有伤心难过，也没有萎靡不振。他们既不放荡也不颓废，只是充满了紧张与疲惫。

他们的自我意识也日渐强烈。可以说，我在耶鲁大学的学生就是在优绩主义理念下成长起来的范本。面对自己享有的明显优势地位，他们并没有流露出自满甚至自信，反而更多的是深感压力与困惑。他们想要在业已取得的成绩之外寻求意义，并以一种近乎绝望的胆怯态度来回看这一路的过关斩将。他们绝大多数来自精英家庭，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已被过度渲染，并在心底里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拥有各种特权。（特权主导着美国顶尖大学的校园文化。因此，少数出身普通的精英学子为了缓解自己在进入一个陌生世界之后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开始“抱团取暖”，通过建立“第一代大学生”社团来彼此互助。）来自精英家庭的学生在被大力培养的同时，也在接受学校的熏陶、调教、训练、塑造和包装―—所有的不懈努力都是为了确保他们学业出色，进而能够继续保持其阶层优势。同时，他们又对这种垄断优势的操作方式嗤之以鼻，并揶揄自己是身处其中的同谋。

他们充满了一种在事关收入和地位的“声誉经济”中拔得头筹的“集体狂热”（援引最近一项调查中的话）。

我的学生，与同属精英阶层的同龄人一样，纷纷陷入了一种担心自己掉队的“集体焦虑”之中。他们怀疑自己过去取得的成绩，担心在未来会一再地“重蹈覆辙”―—只是从高度竞争的校园走向同样高度竞争的职场。即使是那些已经从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精英分子，也基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很合理的理由相信，优绩主义本身并没有促进繁荣，所以他们虽然会生活富足，却远谈不上生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