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为《仲夏六日谈》第三季第四期节目文字内容，主题为《“35+”路在何方：破局职场与家庭教育双焦虑》。
十大看点：
1.中国人的精神障碍患病率，30年翻了十几倍？
2.西方国家迈入 “高焦虑时代”时代的启示？
3.为什么追求人类“性价比”，是在把人物化？
4.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很糟糕的教育观念；
5.亲子关系不好，就算上清北一样退学？
6.手机战争的核心，在于有且只有电子产品；
7.把手机放下，孩子还能做些什么？
8.站在金字塔尖的人，为什么还会有焦虑？
9.孩子每天开心三小时，真能治好抑郁？
10.人工智能时代，孩子的创造力从哪来？
对话嘉宾：
徐凯文 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大儒心理创始人
范丽萍 蒲公英家庭教练中心创始人
张钦坤 腾讯研究院秘书长
“35+”路在何方：
破局职场与家庭教育双焦虑
张钦坤：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腾讯研究院的张钦坤，非常高兴和大家在这期《仲夏六日谈》的活动里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今天探讨的是关于职场发展和家庭教育中的焦虑问题。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当我们白天在工作单位高度投入地忙碌一天，略带疲惫地回到家后，你可能还要处理孩子各种各样的教育问题，可能是成绩方面的，也可能是他和伙伴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还有比较棘手的师生沟通问题。当你出于本能去解决的时候，你会发现，问题越解决越复杂，这时候你的精力和耐心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甚至会影响到你第二天的工作状态，我有时感觉两者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相互影响。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这两者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互相促进，甚至有句话说，其实在陪伴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你也可以发现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两位资深的心理咨询界的专业人士一起来探讨职场发展和家庭教育中的交流问题。这两位专家分别是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副教授，精神科医生，大儒心理的创始人徐凯文老师，徐老师曾提出过大学生“空心病”的观点，这一观点反映了当前高等教育特别是高考机制下孩子的心理发展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另外一位专家是范丽萍老师，范老师曾经是互联网大厂的全国HRD，现在是蒲公英家庭教练中心的创始人。两位在心理咨询领域以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上既有独到见解，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所以今天我们来共同探讨这样一个话题。
首先要请教徐老师，在泛焦虑的社会状态下，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无法逃脱社会环境的束缚，它既有来自工作上的压力，也有来自家庭方面的责任，您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学的医生，也处理过很多这方面的案例，您对当前这种广泛存在的焦虑问题有哪些观察和认识？
徐凯文：就您刚刚谈到的趋势而言，因为我研究青少年有近三十年的时间，我最近和一些中学老师、校长交流的时候，也会问到青少年的焦虑抑郁问题。青少年的焦虑抑郁问题一直像现在这样吗？还是说二三十年前不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必定情况，它有一个发展过程。如果从中国人的心理健康情况来看，从更大的意义上来看，焦虑和抑郁情绪是一种情绪问题，后面可能到一个病的状况，如果是从精神障碍的角度来说，在整个八九十年代，从中国人做的流行病学调查中来看精神障碍发病率，整体的患病率、发病率差不多是1%左右，也就是说一百个中国人当中大概有一个人患有精神障碍。
我从1997年开始做精神科医生，那个时候精神科的专科医院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而且精神科医生收入很低，因为生意不好。现在精神科医生可以说是炙手可热，我前一阵子回到此前工作过的苏州广济医院，与我同龄的，已经工作了近三十年的同学告诉我，现在医生的收入中，精神科医生可能是数一数二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人的精神障碍整体患病率大概在16%到17%，也就是说翻了十几倍，所以我要说的第一点就是心理健康问题并不是与生俱来严重的，而是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
如果跳出去看其他国家，我曾经在《时代周刊》上看过一个调查，大家知道《时代周刊》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杂志，用“焦虑”作为主题词时，你会发现，西方世界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焦虑了。它用“焦虑”作为主题词的一期里，整期都在讨论焦虑问题，据不完全统计，“焦虑”可能出现了五次，最早是在60年代的时候，它的题目叫做《Anxiety and Guilt》（焦虑和内疚），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二次大战之后的创伤有关系，所以那个时候的封面是挪威的国宝级作家蒙克的一幅画作《呐喊》，这个画非常有名，好像是拍卖史上成交价最高的一幅作品，我记得是1.28亿美金。到了9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发现，他们进入到了一个高焦虑的时代，那一期叫《High energy》（高焦虑）。当时的心理学界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说现在焦虑问题怎么变得这么常见，该怎么办呢？心理学家和药学家说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发明药物和心理治疗的方法抗焦虑，然后把接下来解决焦虑问题的十年命名为焦虑的十年。这十年确实有丰硕的成果，现在我们用的大多数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都是那十年发明出来的，有百忧解、赛乐特、西酞普兰等。如果大家看过精神科医生，就会知道这些药都是很常用的药，这些药极其畅销，生意极好，百忧解是最早出现的二代抗抑郁、抗焦虑药，它第一个五年就赚了几十亿美金。但是过了十年之后，生理机制研究清楚了，又出现了选择性5-羟色胺缺乏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的负性的认知、认知歪曲，像心理治疗的CBT认知行为治疗等等，也是在那个时候发明出来的。过了十年后，《时代周刊》又做了一个关于“人为什么会焦虑和抑郁”的总结，他们的总编有一个评论，说虽然我们已经了解了焦虑和抑郁发展的原因，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比十年前更焦虑了，焦虑问题的发生率比十年前更严重了，虽然似乎有解决的方法，但这个方法对个体有效，对整体并没有什么有效作用。
差不多十年前，在西方社会兴起了一股积极心理学的浪潮。什么是积极心理学呢？就是当我把焦虑当作一种病去处理却处理不了的时候，要去关注我能不能积极地看待这件事情。它不是没道理，那个封面很有意思，是一个像我这样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他很快乐地拿了一根漂亮的红色绳子去自杀了，然后他说Why anxiety is good for you（为什么焦虑对你来说是个好事），我觉得这里面也有点反讽意味，并不是说我们把焦虑看作是一个积极的事情，焦虑问题就解决了，其实焦虑问题持续存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人类去深入思考的社会性现象，甚至是全球性现象，不只中国是这样的，全世界都是如此。我想我们可能也去过一些其他国家，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如此，比如说同样是西方社会，欧洲会平静得多，但是美国很焦虑，中国也很焦虑，所以我们需要从更深刻的角度去理解焦虑产生和普遍影响社会中每个人的原因。
张钦坤：谢谢徐老师！范老师现在是一名家庭关系教练，之前您也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了很多年，您对职场压力和家庭教育带来的双重挑战会有很深的感受。那么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有请范老师。
范丽萍：我接着徐老师的话讲，刚才徐老师讲这是一个全球性和社会性的问题，我来做一个比喻，如果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其实是两台百米冲刺速度的跑步机同时在进行，一台跑步机叫职场，另一台跑步机叫家庭或养育，父母白天是在职场的跑道上快速跑，因为太卷，跑完后，回家还得在家庭赛道上跑，有时候他觉得如果只是自己跑倒还好，但有时还要帮孩子跑，拉着孩子一起跑，他是二十四小时没日没夜地跑，所以跑着跑着就容易失衡。
我再来说说这两个跑步机的个性和共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概念，叫“35岁危机”，它是去年的一个劳动热词，和“数字劳动”“孔乙己的长衫”相关的一个热词，“学历是我下不了的高台，也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同时也是《人民日报》出现的几个词。“35岁危机”就是在第一个跑步机上的词，它不仅是一个热词，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从职场招聘的人才市场上来说，很多用人机构不招聘过了35岁的应聘者，很多企业将35岁作为一个规则放进去，它不仅是对面试者的一个要求，它也使在岗人士害怕，他们担心再去求职，35岁就会成为一个门槛。前几天有一个胡歌和高圆圆主演的电影上映，叫《走走停停》。胡歌饰演一个北漂男，他回县城里找工作，面试时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我们不招35岁以上的男人”，连男人都是，更何况女人，所以这样的就业大环境会让这些人赶在35岁之前跑，跑到什么程度？跑到一个在职场上比较难以替代的岗位。如果是一个基层或者中低层的管理岗位，他都有可能被其他人从跑道上卷出去，这是真实存在的，甚至有时候还会有一些盘点干部，但凡性价比低的，年龄比较大的，也会面临这样的现状，它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现状。所以“35岁危机”是去年的一个劳动热词，但其实按照发展心理学，35岁属于成年早期，但在职场上它属于就业更年期。
徐凯文：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成语叫大器晚成，很多优秀的人他没到35，没到45，似乎就不可能出来，就这么简单地把一个人通过年龄筛选和划分，我觉得好像是一种很功利的价值观。
范丽萍：所以我说共性的是什么？是两个赛道价值观的评价体系都相对单一。前面说到第一个赛道有“35岁危机”现象，那说到第二个赛道，也就是孩子的教育，教育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教育更多是在分数不是在人，中考、高考它就是这样的，父母虽然也知道我不应该这样，但也不得不跟着跑道往前跑，所以就让家有时候变得没有爱，是担心和恐惧，我的孩子考不上中考，就考不上好的高中，考不上好的高中就考不上好的大学。这两个跑步机就像一个无形的系统，拉着大家一起往前走，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情况。我觉得共性体现在价值评判标准上，相对来说，是在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时候，精神文明没有跟上，价值评判标准比较单一，一个是外在的成功，金钱、产出，对应起来就是分数，这是我自己感受到的一个集体性的社会现象，但它需要的是什么？是我们敢不敢从这个跑道上停下来休息的勇气，甚至说它不是一个跑道，它是一个花园，它不是纯竞争式的，这其实都需要我们今天一起来讨论。
徐凯文：范老师刚刚讲到换跑道，首先我开个玩笑，如果要换赛道，可以换到心理学行业。很简单，我如果要通过心理学、医学去帮助别人，经验非常重要。拿现在比较热门的话题，比如AI能不能替代人来举例，今天我们刚刚经历一个事，我跟牛老师用导航地图找了半天怎么都走不回来，因为它指引不够清晰，我问了一个老奶奶，她带着我走了一段，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所以人的经验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无论是医生还是心理咨询师，我们这个行业是可以做到90岁的，只要你记忆力不出问题就可以，经验很重要，大家去看医生都愿意找年纪大一点的。
所以什么时候人类社会出现性价比这种说法了呢？我觉得性价比这个词是在把人物化，难道我们要自我贬低吗？这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在贬低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我们的价值观在把人类贬低。你的价值就是你要年轻，工资要少，似乎这样才是最好的，才是所谓企业需要的人才。但我对此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一个人的创造力和经验，一个人对企业的忠诚度和热情，这些东西恐怕是一个无论是在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更关键的东西。所以我想到了两个心理学现象，第一个现象叫即刻满足，就是说人越焦虑，就越希望得到一个即刻满足的东西，希望马上有一个答案解决所有问题。这一时期，有一群人开始焦虑高考报志愿的事情，家长似乎总觉得，我今天为孩子选定了一个大学的本科志愿，就决定他一辈子了，但是大家想想看，二三十年前我们有大数据专业吗？有AI专业吗？我们会觉得计算机怎么样吗？实际上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好像我们总想抓住某种确定性，但是只有特别小的孩子才会说我宁愿今天吃一个糖果，而不是三天后可以吃到十个糖果，从这一点来看，人类反而倒退了。所以我想另外一个焦虑的原因是焦虑催生焦虑。另外一个是功利的价值观，以及我刚刚说的一个人被物化、异化的结果。所以我在想，可能人类还是需要去反思这些，然后找到真正能使人类生活得更加幸福美好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种内耗、内卷。
张钦坤：我自己有一个体会，我觉得在“35+”概念下出现的一些问题就像汽车换挡，它可能在换挡时出现挂不上挡的情况，做个比喻的话就是两个齿轮在咬合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作为职场上的齿轮，他从毕业到参加工作，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需要有一些更好的自我认知，同时在家庭环境里，他需要对他的身份，怎么更好地跟孩子相处，更好地理解自己在家庭系统中的定位等问题有更好的认知，这就像心理学的评测和辅导，它能够像润滑剂一样修复这两个齿轮的问题，让这两个齿轮更好地咬合在一起，最后让这辆车挂上合适的档位后继续加速出发。因为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阶段里，它会出现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新提升。另一方面，当家庭环境中出现一些新的变量时，他也需要更好地理解它，适应它，把这两个系统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莫名地把“35+”做成一种焦虑现象的存在，另一方面可能是一种心理上的调整，如果他调整不好的话，可能会导致两方面都出现一些状况，如果调整得好的话，就能够进入到一个正向的循环。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才能够把他的经验优势、对公司的熟悉程度和工作能力等更好地释放出来。
范丽萍：其实刚才两位老师讲，不是说一定要让大家来到我们心理学去学做专业人士，而是说在大环境下，每个人要关注人的心理，关注人，我觉得这是核心。我们经常讲无限符号是一个“8”字倒过来，左边可以把它叫做向内探索，外面就叫向外表达或向外生产，其实学习也好，工作也罢，它都是向外去创造，向外去扩大影响力，但它还有一个左边，就要向内去探索，向内去认知升级，去搞清楚你为什么是这么想的，你到底追寻的是什么，什么能让你在当下幸福？这个“8”字如果左边不画全，只画右边，无限地扩张，它会变得有点畸形，所以双方讲一个平衡，无论是两个跑道上的哪一个，核心是讲一个人内外的平衡，也是借此号召更多人来到心理学的领域，去了解它，把它生活化，它不是那么神秘的。我是教练，徐老师是心理咨询，两者有些区别，但本质都属于心理学领域，不要去病史化它，而是去了解这个部分，它对人，对常人都是有帮助的。
徐凯文：刚刚跟两位聊的时候，我在想自己什么时候焦虑得非常明显，是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当时我们在成都的一个重灾区彭州租了一个民居，有一天晚上我特别焦虑，因为当时是博士最后一年，我要写毕业论文，因为博士毕业很难，所以本身学业压力非常大，还要写英文文章，要发表。另一方面，遇到这么大的灾难，我又是心理学工作者，应该为国效力，后来跟壹基金合作了三年，在灾区培养儿童心理咨询师和学校心理咨询师，当时有一个两者之间怎么选择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去找了我的咨询师，但我遇到两桩人生大事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去跟我的咨询师讨论，最后才做出一个决定，我觉得灾区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先把灾区的工作忙完，然后再全力以赴写毕业论文。
再比如说我在2021年从北大辞职，用我朋友们的话说是高龄创业，在我辞职之前，我也做了一段时间心理咨询。人生重要的决定实际上可以通过咨询去探索内心，我究竟想要的是什么？什么东西也许非常美好但是可以舍得。所以范老师刚刚提的这一点很好，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心理学的世纪，当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就要追求更好的幸福，这个幸福是来自对自己、对自己周围的人、对人的深刻理解，所以这时，心理学是可以帮助到很多人的。
张钦坤：我记得之前看过徐老师的一个视频，讲到他去德国的一个城市，那个城市人口不多，但心理诊所特别多，他就问当地人为什么？当地人说因为这个地方知识分子多，这些人有更强的意愿去提升生活质量，所以接受心理服务的意愿会更强，因此当地的心理服务比其他地方更多一些。
徐凯文：是的，那个地方是马克思的故乡，我们作为中国人怎么样都得看看马克思的故乡。它叫特里尔，是一个十万人的小城，但里面有四万是大学生，当然还有大学教授。实际上在国外也是这样，越是受到高教育的人群越接受而且越希望洞察自我。希腊的神庙上有一句特别著名的箴言：“人，认识你自己”。实际上认识自己是人一生的任务，心理学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专攻这个方面，自我了解、自我探索、自我成长，然后得到真正的心灵自由。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们都在被自己焦虑的情绪所控制，因而做出很多伤害自己，甚至影响孩子的事情。
刚刚你们说到两个赛道，我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的工作当中有一些感受，我想跟各位讲的是，你是成年人，是当爹妈的，先别把自己的焦虑给孩子，现在孩子已经很辛苦了，我们做父母的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别把自己的焦虑给孩子。比如说前两天高考，就有很多人问我有什么建议给考生家长，我说管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去烦你的孩子，他已经够烦了，你做好后勤就足够了，不要说任何不必要的话，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
范丽萍：因为高考刚好结束了，但高考是一届接一届的，所以我们做过一个一百人左右的小样本，问那些孩子：“在中考和高考前三个月，如果只希望父母做一件事，是什么事？”那些孩子异口同声地希望父母不要那么焦虑，这里说不要那么焦虑，不是说告诉你，我不焦虑，而是内心就像震荡一样真的尽量放平缓。有一个比喻说父母就像孩子心里的房子，要让那所房子的地基尽量稳一点，让孩子不要在里面地震了，不然他根本没有精力去面对他要面对的事。所以不是说要忍着不焦虑，是真的让自己平静下来，稳定下来，像一棵树一样给它抓牢，做到这样确实不容易，因为它是一件大事。所以刚才徐老师说每个人来了解自己，找到内心的力量是重要的。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觉得你认识自己的比例有多少？在冰山上和冰山下，对自己的认识可能真的不超过10%。
徐凯文：如果从心理咨询的角度来说，我们怎么帮助来访者调整自己的情绪呢？当然有很多方法，但我觉得，首先咨询师要很稳定。来访者他焦虑，他抑郁，他愤怒，他抓狂，他沮丧，带来很多负面情绪，但你知道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呢？是来访者和咨询师讨论完，咨询师崩溃了。受训不足的咨询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来访者也会很郁闷。但咨询师并不是情感隔离的，他看得到，能理解，能接纳，然后很稳定。当咨询师很稳定的时候，来访者情绪就慢慢下来了，他不会互动到最后变成话赶话，情况越来越严重。往往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家长想去帮孩子，结果他把焦虑给了孩子，焦虑再反弹回来，最后变成话赶话，两个人都崩溃了。所以当父母的得能稳定自己的情绪，能让孩子看着安心。再说得具体一点，有时候为什么你没说什么，但你的表情就让孩子崩溃了，因为父母的表情很焦虑，孩子被感染到了，所以这些方面其实很需要自我调节，自我修养。
范丽萍：本来孩子是因为一件小事，或者父母也是因为一件小事，结果小龙卷风变大龙卷风，升级成一个台风，结果事情不知道跑哪去了，变成俩人的关系了。所以在这个环境下，父母保持稳定性难，但也是一件需要做的事情。
张钦坤：刚才聊到家长容易把自己的焦虑传递给孩子，对我来讲，听到这个观点的同时也让我想到自己，让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的很多教育，很多说理，它的背后其实是对孩子发展的一些担心，那您觉得作为家长来讲，这种焦虑的特点主要有哪些呢？
徐凯文：我觉得家长对孩子最大的焦虑可能还是在望子成龙上。但现在为什么变得那么严重呢？因为望子成龙心切有时变成了拔苗助长。我觉得在最近几十年中，我们可能发明了很多错误的教育观念，比如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就开始抢跑，甚至违背规则抢跑。违背了什么规则呢？违背了教育的规律，心理的规律，生理的规律。举个例子，我想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过很多家长辅导孩子作业崩溃的视频，我也看到很多，有些可能是拍的，有些很真实。比如说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数学题没做对，你就让他做三年级、四年级数学题，他怎么都做不对，家长就很崩溃，很暴怒，我遇到很多来访者是这种情况。比如说到初中的时候，他一定要让他去做大学的题。这是拔苗助长，因为他超出了孩子年龄阶段大脑发育的水平，就算是爱因斯坦也做不出来，但这时家长很崩溃，当家长很焦虑很崩溃的时候，你对孩子发火甚至打骂，最后亲子关系崩溃了。
亲子关系崩溃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两点。第一点，孩子的情绪出现问题，学习成绩一定会出问题，而且孩子有自己的特点，我们都经历过这个年龄阶段，但可能已经忘了，孩子如果不喜欢这个课的老师，他这门课就学不好。如果孩子跟父母有矛盾，他觉得父母不爱他或者伤害了他，孩子报复父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糟糕。因为他知道爸妈是爱自己的，所以我的失败就可以让你失败，我们很多孩子的心理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倒过来做，要知道这是你亲生的儿子、女儿，你和他的关系是第一位的。
如果跟孩子的关系是好的，他有什么事愿意和你说，有什么问题可以寻求你的帮助，不要急着解决问题，不要急着在一年级解出四年级的题，或者下次考试一定要考一百分，这个事情对人的一生来说没什么，但是如果你急于要那个结果，一定要逼孩子有这个结果的话，最后一定是欲速则不达，拔苗助长的结果肯定是这个苗长不大，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家长要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维系或者发展好的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从业三十多年，我发现亲子关系好，学习成绩差也差不到哪去，亲子关系不好的，上了清北也一样退学，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范丽萍：接着徐老师说的，喜欢一个老师喜欢一门课，不喜欢一个老师可能一门课就上不好。我自己有一个理论叫孩子世界的全面发展九宫格。什么是九宫格？假设有一个圆，大部分父母希望这个圆80%是学习，20%是别玩手机，你健健康康长大，结果要不就学习，要不就玩手机，只要学习没问题，手机没问题，我们家就是母亲慈子孝的，学习和手机，但凡一方有问题就是鸡飞狗跳。其实孩子的世界不是这两方最重要。它重要的有九个维度，我们把它叫九宫格，这九个维度有可能是孩子目前存在的卡点，也可能是孩子动力的来源。我们可以理解成孩子至少有九个宝藏区可以挖，你不用只挖学习这个宝藏。
这九个维度有哪些呢？我举几个例子，同伴很重要，尤其对于初高中的孩子来说，可能同伴的重要性已经超越父母的影响力了。师生系统就是刚才徐老师讲的，因为喜欢一个老师喜欢一门课，不喜欢一个老师不喜欢一门课，再比如家庭系统，还有为什么手机现在有问题呢？因为它在它的娱乐系统里存在，有问题的不是它的娱乐系统有电子产品，是它的娱乐系统有且只有电子产品，这个时候才可能是个问题，还有包括偶像追星一类的，但它也能带来力量，我们小时候不是也崇拜过一些人吗？至少有一些人引领，像灯一样，所以这些维度才是我们可以去看的，看怎么样去把孩子的动力挑起来，怎么把他的卡点去掉，有时候所谓学习出了问题，其实是因为他的卡点不在学习，他的解决方案也不在学习，其实是要在这九个维度里找。
我们家长要把眼睛看宽，意识到孩子的宝藏是多维的，他不是只在学习。经常有很多父母说，教练你怎么提高孩子学习的内驱力，怎么能让我的孩子有长远的学习目标和发展目标？其实可能他的内驱力不在学科的学习，他的内驱力可能是在这群同学中成为第一，这不是动力吗？是动力。他可能希望像偶像一样，成为一个有光的人，这不是动力吗？也是动力。所以，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去把它激发出来，成为孩子的内驱力，这是我特别想说的。
然后结合徐老师说的，望子成龙是现在家长焦虑的另一个原因，我觉得它是往两极拉的。还有一个是害怕，有很多家长说我没有对孩子有多大的期待，我也不希望他上清北，但我觉得他至少别掉队，别成为末尾，那种在后面的恐惧也是父母焦虑的原因。比如说一个孩子身上的焦虑有八十分，有可能一半及以上跟父母有关系，他把那些恐惧和害怕叠加了。他不是说一定要望子成龙，但他害怕孩子成为末尾，甚至所谓的阶层滑落，这个恐惧也是蛮高的。
徐凯文：我记得最早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办年会时，当时厉以宁教授还在世，他当时就提到社会阶层上升的通路不能堵死了，哪怕你是平民子弟，也一样要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阶层跃升，我觉得说得非常对。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上让人最有行动力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些负面情绪，比如说恐慌和焦虑。
我有一次去深圳给深圳福田区外国语学校的家长讲课，那次的讲课让我觉得深圳人有一个特点，我觉得深圳可能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可以这样理解，它是中国最有闯劲的，最想靠自己努力奋斗改变的地方，这片乐土给了所有人平等的机会，只要你努力，有才能就可以成功。所以每次去深圳，我觉得不同职业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思维很活跃，很有自己的想法。那次讲座讲了一个半小时，提问提了两个小时，是北京上海都没有的情况。提问环节有一个问题我记忆尤其深刻，有一个妈妈站起来，她说徐老师你刚刚说的那些都对，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说的那些观点，我也同意，但我真的做不到。我说为什么？她说你看我和我先生，我们两个就是小镇做题家，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上了一个很普通的大学，因为我上这个大学所以来到了深圳，我们两个人白手起家，现在房也有了，车也有了，我们已经在一个中产的社会家庭，我们无法接受孩子不如我们，上一个不如我们的大学，以后面临社会阶层下滑。我觉得这里面的Key Point（关键点）是你对孩子的期待是什么样的大学，要怎么样才能避免所谓的社会阶层下滑。然后我问她：“你先生和你上的什么普通大学？”她的答案是武汉大学。在中国怎么都得前1%的人才能上武汉大学，所以还是期待太高，不上名校真的就没法在现在的中国社会生存了吗？甚至于不上大学就没法生存了吗？
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听到一个关于我们这个民宿的故事。据说《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件事，说是一对上海夫妻准备了一批留学基金，打算将孩子送出国学习，但这个孩子跑到这儿来，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就决定拿留学钱开这个民宿，现在这个民宿很有名。他没上大学，他把民宿做好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谁说开民宿一定要武汉大学毕业呢？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各美其美的，学习是一条路，但绝对不是唯一的一条路。
再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80后、70后和60后，整个这一代人特别幸运地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可能范老师在深圳感觉更突出，因为深圳是改革的先锋，但我要说的是，我们通过个人努力上了不错的大学，有机会在大厂工作或者自己创业，这肯定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做到了，但它也建立在整个国家蒸蒸日上的基础上。如果现在在巴勒斯坦，我们可能都没有明天，如果在叙利亚、伊拉克，你就算是博士又怎样呢？所以我会觉得，更美好的社会是每个人都可以享有很好的生活。实际上我们国家也在朝这个方向走，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成为金字塔尖的那个人，到了金字塔尖，你会发现一样是焦虑。
范丽萍：我接着徐老师说，其实就是指父母对孩子不是说不能有期待，也不是说不能期待孩子考好的大学，我感觉父母对孩子的期待里会有两个点是值得我们提醒的。第一个，有一类父母明明对孩子有期待，他不承认，还说我对他没什么期待，只是平平安安就可以了，结果孩子每次考试回来了，家里的氛围很紧张，孩子就会说，他说他不在意，其实他在意得要命。这个会让孩子没有心理安全感，你有期待，但你言行不一，其实还不如把期待告诉孩子，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除了考个好大学这种外界不可控的期待，其实在这个社会要问一个问题，我想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这个孩子具备什么样的品质，或者我希望他核心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这个其实是可控的。我希望我的孩子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有创造力的孩子，一个有逆商的孩子，一个能够活出自己幸福力的孩子，这个孩子他有一个方向感去追寻，它是一个可以终身去努力的东西，如果你只是希望孩子考个985、211，那然后呢？考上之后就觉得也不过如此，我把答卷交给你了，我终于可以摆烂，去过我自己的人生了。
徐凯文：对，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会怎么说吗？我一开始也有点惊讶。他会说我就是为父母而学习的。我到这来就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我现在继续在这里学习，也是为了他们喜欢，并不是我的愿望。所以他们从哪来的内在动力？
范丽萍：内驱力怎么出来呢？一个是看见孩子本身是什么样的，另一个是父母的期待可以更多地从人上面去看，所以心理学包括我们教练经常都是关注人多过关注事，也要内外合一地表达你的期待，不要心口不一，其实孩子能明显感受到，这是我在这里想补充的两个点。
徐凯文：我想顺着范老师谈的再说一点。时代发生了挺大变化，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人，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还是比较听父母话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那个时候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但是现在的孩子实际上自我意识是要强得多的，包括他们通过互联网接触多样性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我们还要考虑我们希望他怎么样？他希望吗？这是他想要的吗？如果这不是他想要的，那他为什么要为你学习？
十年前，这个孩子可能说我是在为父母学习，十年后说我为什么要为父母学习？这是我的人生。所以他的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从我的视角看，我会觉得父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这是人的本性，那么我们爱自己的孩子，我们能给他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跟父母这一代人在二三十年前没有经济基础，需要为自己读书甚至改变整个家族命运的情况相比，这个时代完全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也许我们对孩子的支持和帮助是，能够给他提供物质条件基础，去让他选择想学的东西，他喜欢的东西，他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不是为稻粱谋，为了多挣2000块钱去做这件事情，而是我可以不在乎这几千块钱，因为我有家庭的一些支持，我就可以更自由地选择人生。
范丽萍：其实现在的孩子比我们60、70年代，会更注重自我这个概念。我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我们说90后整顿市场，00后更整顿职场，其实就是“我”的概念更凸显，脱离集体主义和有“我”的概念正走在达到平衡的路上。所以其实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的那个“我”去慢慢试出来。有的父母可能会说，他不清楚，他没有能力做选择，我不帮他怎么办？说实话这个过程是逐渐探索体验出来的，所以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允许他自我探索的。很多父母说，我都不知道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过什么样的人生。所以我也替父母说两句，职场上那么不容易，他们也想，可是不知道怎么做。
说回刚才徐老师说的探索自我，除了帮孩子，父母也要把灯光聚到自己身上，你想活什么样的人生，你可以尝试往前走一步，你是什么样？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的需要是什么？你的模式是什么？你的认知是什么？把光从孩子身上拿回来一部分，放在自己身上。我做过的案例中，有些家庭确实妈妈是把90%以上的时间精力给了工作、家庭和父母，她是没有自己的，所以这个时候，关于自我的概念，她自己本身也很弱。
张钦坤：还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家庭中可能多数是母亲在教育上投入特别多，父亲会投入得少一点，但是父亲有的时候，包括我，包括很多男同事都会觉得你教育方法不行，要是我来管一管就更好了。但这个时候妻子会说，你知道什么，我管得比你要多多了，你没有发言权，大家会感觉母亲这个角色付出得确实多，但有时她的过度投入或者过度关注，以及夫妻之间教育理念的不一致，反而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徐凯文：我觉得首先特别重要的是什么？是夫妻之间的分歧不要在孩子面前出现，这会把家庭教育搞得非常复杂，所以夫妻之间要达成一致或者有主有次，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我觉得您说的现象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推得再远些，前几年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词，但也说明了某种现象，叫“丧偶式”育儿。
范丽萍：或者“缺位式”育儿。
徐凯文：“丧偶式”育儿，我觉得父亲听到这个词，就会觉得这是在诅咒我吗？但确实父亲没有在家庭教育中扮演任何角色，他可能因为工作忙，可能因为你刚刚说的妈妈排斥，但我觉得毫无疑问的一点就是，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是父亲母亲都需要的。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养不教父之过”，封建时代还要赋予父亲更大的责任，这个可能不完全对，但毫无疑问，父亲缺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还是这样的观点，我跟范老师是非常一致的，就是亲子关系是第一位的，儿子、女儿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人，跟你血缘关系最亲的人，所以我们把时间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这件事情，绝对是最佳的投资。
第二个，确实大多数情况下带着孩子来的都是妈妈，一方面可能由于社会分工，母亲会担负更多的养育责任。另一方面，我觉得女性更爱自己的孩子，毕竟自己生出来的，但有时候有点爱得过切了，所以也要适当地拉远一点距离。甚至有时候妈妈和孩子是一种共生的状态，这实际上对孩子成长是不利的。我有一位来访者，他已经成年了，名校毕业，但发展得非常不好，跟他妈妈的关系直到现在还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孩子要成长，要离开家庭，他要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世界，这才是健康的心理成长过程。所以一方面父亲要积极地加入对孩子的教育中去，去扮演不同的角色，严父慈母也好。另外，想对孩子有更好的帮助的话，妈妈需要多学习，学习怎么理解当代的青少年，学习理解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和心理成长规律，才能更好地育儿。
范丽萍：我的蒲公英家庭教练中心有一句话叫：“除了拥有爱，还要拥有爱的能力”。有一个共识是天下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但爱的能力是需要有意识培养或训练的。我有一个说法叫“一车苹果和一颗车厘子的错配”，什么意思呢？父母一方面会说我付出那么多，要啥给啥，买学位，买房等等，她付出了很多。另一方面是孩子觉得委屈，说我没让你做那么多，你做那么多，我压力那么大，我不需要那么多，我要的你又不给。父母会说那你要啥，父母给的和孩子要的其实有一些不匹配，父母给的是一车的苹果，把全部拥有的都给孩子，其实孩子要的只是一颗车厘子。但父母说我没见过车厘子，那是什么呢？其实青春期孩子要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是情绪价值，你理解我，你相信我，你允许我去探索自己的世界，我需要的时候，你在旁边稳定地支持我，他要的是一份情绪价值和一份无条件的相信，这个是他们非常大的一种声音。
徐凯文：范老师刚刚说到的这一点，让我想到心理学中一个很典型的育儿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孩子最需要的能力是什么？我觉得在人工智能时代，其实人类最宝贵的东西是人的创造性，以及他对这个世界，对生活的热爱。这两者加在一起，前者是工作能力，后者是生活能力。那么这个从哪来呢？实际上人与生俱来就有好奇心。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深圳的一个学校给新老师做培训，课间的时候，我们坐在走廊里，边喝星巴克咖啡边聊工作，一个小女孩跑过来特别好奇地问我们在喝什么，我说这是咖啡，她东摸摸西摸摸，太可爱了。但你要知道，这就是人类为什么会不断地创造、发明和进步，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有好奇，但问题是孩子对这个世界好奇，但他不知道有很多地方是危险的。比如说这有个电门，他想去摸这个电门，你不能让他去摸，这有一堆火，他要去摸火了，你肯定得阻止他。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一点，我非常同意的是什么？是家长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从心理学理论上来讲叫Security basement（安全基地），什么意思呢？这个孩子在我们的照料下，在我们的目送和保护下，他可以大胆地探索这个世界，他不怕失败，他知道如果碰到危险我会阻止，会告诉他这个地方不能碰，因为有电、火或危险。但如果他去拆开一个东西看看里面是怎么回事，创造发明的能力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觉得好的父母是给孩子以保护，让他去用好奇心探索这个未知的，无限的世界，去享受世界的美好，让他一往无前。因为有父母的庇护，他可以随时回来，他累了，挫败了，可以从父母那里得到理解和支持，然后再次出发，那他一定会越来越好，至少他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范丽萍：在孩子成长的阶段，可能在幼儿期，父母的功能和职责多一些，至少我觉得在青春期这个阶段，在九岁到十八岁这个阶段，除了安全基地的保护，其他更多是尝试，不仅是探索新事物，对成功和失败尝试和放手的勇气也是这样。我们有一个概念叫教练型父母，教练型父母就是你像孩子的教练，陪他去做他自己人生的冠军，父母就是安全、信任、支持和陪伴。
张钦坤：我也想请教一个典型的现象，我把它概括为“地铁现象”，较早下班的时候，在地铁里，我会发现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女性基本都在给家里打电话，一听就是在给孩子布置各种作业，或者说督促孩子做事。从我自己的观察来讲，这好像成了她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她似乎觉得如果不督促孩子做作业、学习，孩子可能就会自由散漫地去玩，表现可能就达不到预期，老师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来找我。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是对的？母亲这种督促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还是说可以考虑不这样督促？当然，也有一个问题，有些家长包括我自己会考虑，短期内好像一放手他就下滑，很难处理短期和长期的关系问题。我不知道对于这种现象，您二位能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徐凯文：说得稍微极端一点，如果这个孩子必须在我的监督下才能学习，我也许能监督他到高中毕业，他进了大学了，跟你两个地方了，你还能监督吗？所以我要说的是，被强迫去做而不是他自发地去做的情况下，就算再聪明的头脑，他一旦没有监督，进入大学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玩。因为他终于从监狱释放了，终于有自由了，然后学习一塌糊涂。所以它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方式，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你怎么样能帮助到自己的孩子呢？我扯得稍远一点，刚刚范老师也提到手机的问题，手机的问题我觉得是个伪问题，因为每个时代，年轻一代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我这一代人，我会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金庸。如果你不看金庸，成绩会更好吗？我生活中没有开心的事情，我需要有开心的事情，我读金庸同样读到很多价值观的教育，挺好的事情。
说实在的，手机要比金庸小说吸引力更大。不说其他的，家长你能做到不看手机吗？千万不要做一件事，就是你在刷手机，同时监督他不看手机，凭什么？所以很简单，你要孩子做到不玩手机，那你自己得做到，你自己做不到，就没法要求孩子做到。这是第二件事情，但你做到了问题就解决了吗？也不是。
第三个层面是什么？是家风的问题，之前我和我太太就在想，要找一个大的书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学习。言传身教就是不能光说道理，孩子最反感的就是你说大道理，我都懂，但我听不进去，为什么？你得做给他看，如果父母回家也在学习，也在阅读，也在做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孩子自然会向你学习。
最后一点我觉得要相信孩子，人都有自尊心，都不愿意自己落后，都有他自发学习的动力，但只要不是被逼出来的就可以长久，所以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人生是一场长跑式马拉松，别赢在这个起跑线上，输在中途和终点。
范丽萍：回到“地铁效应”，我觉得如果把手机放下了，孩子有什么可以去干的，这是个本质问题。
手机放下了，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让他快乐、丰富、有趣，有生命力的，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回答，手机拿下和放下这件事情是没有解决的。有的家庭有很多种形式，孩子可以跟朋友去踢球，可以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跟父母一起做个甜品。其实我经常比喻手机只是避雨棚，外面的雷电交加还没有解决，这个是要从本质上去解决的。
回到地铁的问题，我想说的是，这里面涉及的是父母在孩子生命成长中的角色是什么？我有一个比喻，孩子是他人生这辆车的驾驶员，父母只是副驾，副驾的意思是陪伴者，给驾驶员说说路况提醒，但决策体验还需要孩子自己来。如果什么都要父母提醒，孩子就会有一种感觉，明明喜欢吃这个菜，父母不停夹这个菜给你，孩子会连喜欢的菜都不喜欢了，这跟菜没有关系，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决定吃哪个菜，我自己不知道要夹它吗？所以这个副驾应该要做的是什么？你可以帮他看看导航，提提路况，但你不是帮他开车的，你不是来帮他决定以什么速度，开左边这条路还是右边这条路的。有句话叫不要在那瞎唧唧歪歪的，你想你在开车，旁边一直有个声音跟你说这样开那样开，你是不是就会想，要不你来开，You Can You Up（你行你上），但我的人生Can you（你能吗），只有我Can（只有我可以）。
而且正如徐老师说的，相信每个孩子有向上向善的生命力，每个孩子都希望是被所有人喜欢的，是有成就的，有价值的。你要相信他，去扶持他，不要因为一些行为就不相信他的生命力了，这也是我们教练对人的本自具足的相信，这个特别重要。所以父母要学会放手，这主要考验的是放手的勇气才是能力。
徐凯文：想到我之前处理过的一些案例。我经常跟父母讨论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有的时候，父母很优秀就会很强势，这个强势体现在可以给你安排最好的人生，他会干涉谈恋爱，他会干涉职业选择，说我有一切资源，我可以给你最好的人生。然后孩子，当然我现在说的往往是大学生这个层面了，孩子的反应是，为什么你要替我安排人生，如果你替我安排人生，这是你的人生，不是我的人生。这样的亲子冲突甚至会发展到孩子严重抑郁的程度，我会怎么去跟家长谈这个问题，你会发现最后孩子肯定是得到成长的，亲子关系肯定是解决的。孩子跟任何一个家长相比，不管你的家长有多牛，父母有多牛，孩子一定有一件事情比父母强，那就是年轻。年轻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年轻就意味着可以犯错，人生是在尝试错误中找到最正确道路的，而不是有一个唯一的适合所有人的正确道路。
差不多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一个词叫Gap Year（间歇年），我那时候听不懂，后来我理解了。就是说我高中毕业后先不上大学，先满世界走一走，去看看自己喜欢什么。大学毕业后我也不急着找工作，我再去看看自己想要做什么，因为我在做一生的选择，如果这个选择对了，我付出一年时间的代价，在找到人生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一个人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并且把它作为自己的工作可能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所以我会建议家长，孩子只要不是干杀人放火、吸毒这样的事情，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不要让小孩子碰电门这样的事情，其他事情他尝试了又怎样。他尝试了，他觉得这是最好的，他心甘情愿，他有内驱力，他尝试了，失败了，再来听你的意见，那个时候你的意见更容易被听进去。也不是说孩子不要听父母意见，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最一心一意为你好的，他确实会尽最大的努力，给你提供最中肯的意见，所以家长的意见可以听，但决定要你自己做，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其实通过这样的方式，亲子矛盾可以非常好地解决，但如果你一定要说，我就是无比正确的，你必须服从我，现在的孩子不会接受这一点，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范丽萍：我们做的很多家庭教练案例中，有很多孩子因为亲子关系不好拒绝父母的一切建议。我们的比喻是，不是你在电话里说的内容不对，是我把电话线掐断了，你喊什么我都听不见，你说什么我都把你关在门外，是人不对。所以为什么强调关系，因为真的非常重要。关系对了以后，你的心、声音和建议会慢慢地过来，孩子会去倾听，去选择，去考虑。如果关系不对，所有的都挡在外面，他拒绝的不是你的建议，拒绝是你这个人，所以很多青少年跟我们说，我不是不愿意他们来了解我，理解我，我是不愿意他们来改造我，如果只是来参观我的世界，了解我的世界，给一些不执着于改变我的建议，是被欢迎的。你的意图和意念在一起时，青少年能感觉得到，所以关系真的很重要，我觉得青春期的父母如果只做一件事，排个优先顺序，我觉得不是学习，是亲子关系。
张钦坤：我们聊一个相对轻松的话题，现在大模型发展得也比较迅速，有一些专家提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可能一周约一次，有的人可能没有享受过，没有使用过这种服务。随着大模型的发展，会不会出现一种现象，大模型会成为心理咨询师整个系统里面的一个辅助环节吗？比如说在聊完一次之后，下次见面之前，我可能二十四小时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变化，我可以跟大模型聊。你们觉得这种场景会实现吗？大模型会成为心理咨询师的一个辅助角色，在专业性的，面对面的沟通之后，成为一个日常可供使用的专业辅助工具吗？你们觉得从目前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和技术的想象来看，有可能实现这种场景吗？
徐凯文：我给个矛盾的答案。
第一个是一定会。原因是我们是一个十四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按照西方的比例，我们可能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心理咨询师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而现在短期内，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十年二十年之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且即便能做到这一点，它也太贵了，不是所有的中国人付得起这个费用的，因为它是靠人干的活，所以它成本很高，而且做心理工作需要很长时间的培养和训练，所以必须有更简单的，二十四小时响应的，价格低廉的心理健康服务。如果有公司或者企业能跑出来的话，它是一个巨大的低成本高收益的市场，它的价格可以很低，但它的成本也很低，因为机器干活没有劳动法，它完全可以二十四小时干活，我在北大尝试过用算法做危机干预，实际上它是可以二十四小时工作的，成本是极低的。
但另外一个层面，它又不可替代。原因很简单，拿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来说，因为我不喜欢你这个老师，或者我不喜欢你这个爹妈，所以我就听不进去。所以说要让一个人感到触动、相信并且发生改变，是基于关系的。再比如刚刚的例子，地图实际上很精准了，但它还是没办法替代最后一公里时人给我的一点点指导。而我更相信老奶奶，老奶奶一说我们就清楚了，地图指了半天我还没弄清楚。所以 AI刚出现的时候，记得十多年前，围棋冠军被深蓝赢了的时候，我们当时讨论医生会不会被替代，医生最有可能被替代的是什么？放射科的医生读X光片，读CT片全被数据化了。医生一辈子可能最多读两万张，两万张对机器来说可能两个小时就能读完，但是十年过去了，医生有被替代吗？一点都没有。
所以它大概起的作用是辅助作用，而且我觉得会对心理咨询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因为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收到大量数据，这个数据是什么？是来访者反馈。我今天跟您谈了一个小时，哪些话对你有触动？其实我很多时候是不知道的。但如果做这样的研究，所有的信息都会留下来，我可以通过研究去获得来访者反馈，我就会更加精准地知道什么样的理论有效，这样应该会出现更好的理论，更好的技术。但是最终人还是替代不了的，因为人最有创造性，最有情感，人最有可能深入地理解人，这个是算法无法替代的。
范丽萍：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合并成另外两个问题一起回答，就是在Chat GPT的时代或者AI的时代，机器人会对教育起到辅助作用吗？教育工作者会被替代吗？其实这两个问题本质指向是一样的，这一点上我跟徐老师高度统一，作为一名心理工作者，我期待AI的作用越来越大，因为它能低成本扩大覆盖面，我们有一个想去支持很多人，让更多人获益的初心，所以我们希望它能这样。
但确实有一个角度是它无法取代的，今天来之前，我专门在Chat GPT和腾讯的元宝上发了一个问题，你会发现它从信息和知识的角度来看是有用的，但从有些角度看似乎是废话文学，我问它如何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它回答的是，我检索了六十六篇文章，通过其中的十一篇文章得出以下的建议给您。第一，激发孩子的兴趣。第二，保护孩子学习的环境，还有形成好的学习习惯，是不是有一种非常对但无法解决我的问题的感觉。所以回答刚才两个问题，如果一个孩子，你想想他有一个脑，有一个心，还有手和脚。我们经常说我们在脑的方面去教育孩子，你应该要怎么样，多学什么，但他内心的动力没有起来，情感链接就不喜欢你，就不想学习，这个没有起来，他的手和脚就动不了，哪怕定很高的目标，手脚动不了。
所以脑、手脚、心，它们的先后顺序是什么？我感觉我们不要只注重在脑上用力，要先让心的动力系统，热情、渴望链接情感，大脑才能被启动，启动后手和脚就能动起来，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AI和我们的合作在哪里呢？可能就像徐老师说的，它可以起一些检测类作用，帮我们在脑的层面上起作用，但心的动力和情感的部分还是需要人自己来，然后结合这个，把手和脚一起加快，变成一个高效的工具，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结合的作用，但也是一个无法替代和相对有侧重的关系。
张钦坤：两位还有什么想对对方提的问题吗？
范丽萍：我特别想分享徐老师的一个概念，它对我是有影响的。因为徐老师是“空心病”现象的提出者，我看过徐老师的视频，我觉得他有一个概念特别好，我希望今天所有看到节目的父母都能知道徐老师有一个八和三的概念——每天孩子睡八个小时，运动三个小时。父母会说听你们讲了这么多，我们到底怎样去落地呢？我觉得这个可以尽量落地，运动三个小时好像不太可能。
徐凯文：是活动三个小时，活动的意思不一定完全是运动。比如说他去弹个琴，他自己喜欢弹琴，他弹个琴，他去跟同学搞社团活动，去参加体育比赛。除了学习以外，其他的任何让他做了开心的事，每天如果有三个小时孩子是开心的，抑郁就没了。
范丽萍：对，我自己是实践的。三个小时如果有难度，一个小时是必要的。所以我想让所有的父母知道，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
我自己再加一点，我作为父母，就从一个角度观察。如果什么都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成为孩子的微笑守望者或守护者。我的孩子每天睡觉之前，整个一天她除了愁眉苦脸，除了精神紧绷，我能不能有机会听她说一说，让她笑一次。我觉得孩子的心理就会得到宽慰，所以希望大家能记住“八加三加一次微笑”这个概念，我跟徐老师做一个组合，数字倡导组合可以吗？
徐凯文：对，太好了！
张钦坤：如果从我切身的实践来讲，我从范老师的平台上学到一个方法：父母两个人写下孩子的十个优点，然后大声地读给孩子。我自己体验后，特别惊讶，你突然发现孩子的两眼会发光，我跟我爱人写下他的十条优点后读给他，他的眼睛真的放射出了喜悦的光芒。
徐凯文：所有人都最希望得到自己父母的肯定。而我们父母容易犯的错误，是觉得孩子不能夸，夸了以后就翘尾巴，就是太强调要谦虚，但实际上孩子最希望得到的是来自父母的肯定。我有来访者功成名就，但他一辈子都没有得到父母的一句肯定。
范丽萍：谢谢钦坤老师提出这个，因为刚好他体验了这个活动和服务，这个活动其实是我们一系列教练型父母活动中的一个。它有一个技巧叫做肯定认可，一个叫做看见的活动，最近有一个电视剧很火，叫《我的阿勒泰》，在他们的民族语言里，我爱你翻译成汉语其实叫作我清楚地看见了你。我们当时就希望父母看见孩子，怎么看见呢？具体的行为就是让父母写下你觉得孩子值得肯定认可的部分，非常认真地去念给孩子听。很多父母最开始是不干这件事的，他会觉得没用，但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后发现，孩子会从最开始的不相信，觉得你是不是又要来套路我，甚至有的孩子会沉默，到大部分孩子两眼放光，他真的有一种你终于看见了我，哪怕我成绩不好，但你看见了我这个人的感觉，我们后来又把它衍生了。父母付出也特别多，于是后来衍生出给另外一半写，或者孩子给父母写，写了来读给父母听，让家里每个人看见彼此。它表面上叫做肯定认可，其实就是我看见了你，我看见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具备什么样的品质，你多么美好。其实对中国人来说，有时候接受自己的好比接受自己的不好还要难，他容易接受我哪里不好，但他其实很难相信，原来我还有发光的地方。
徐凯文：这个让我想起十多年前做过的一个危机干预。我们有个学生崩溃、抑郁，有严重的自杀倾向，做完危机干预以后，他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邮件里面就有这段话，他说，我跟他说你是金光闪闪，但他说我不相信这个，但我愿意相信你，他是这样从里面走出来的。其实他非常优秀，他考上了北大，而且成绩非常好，后来在国外留学，现在是一个青年企业家，他甚至走出了至暗时刻，但他从小总是被否定和贬低，他做得多好，父母都没看到或者没肯定。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从您这引申一点，做危机干预是怎么做的？我怎么让一个人在自然社会中看到希望？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是我能够看到这个人身上的力量、资源，看到并且能够表达出来，让他感受到。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对自己有信心，从绝望中走出来，但这种肯定一定要是发自内心的。
范丽萍：而且是可控的，我是什么样的人是可控的，而不是考一百分，考第一的结果，它不可控。
张钦坤：我们已经聊了近两个小时了，当然我觉得围绕这个话题可能再聊二十个小时也聊不完，所以今天可能只是一次破题，特别是对于我，带着问题而来的状态来讲，我觉得至少可以让我认识到，职场上的一些工作压力自己可能可以很好地认识和解决。但是很多时候，家庭教育的问题，特别是这两者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突然你会觉得莫名的焦虑，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问题从哪儿来，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时候人是特别难受的，特别是你觉得自己好像很努力，怎么遇到这种问题就茫然无措的。但是今天跟两位老师聊完之后，至少让我认识到，不管是这种心理治疗还是说家庭教练式的方法，他都会有一些方法论可以让家长们学习，通过日后的应用不断地提升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幸福感，让这两者慢慢走到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去，让换挡更加润滑，让这辆车载着你的事业和家庭更好地更平稳地行驶。在专业的心理老师、家庭教练们的领域里，日常看上去很茫然无措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有很好的方法来解决，但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投入一些心力，投入一些时间，投入一些耐心来学习，来应用，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些好效果。那这场对话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徐老师！感谢范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