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为《仲夏六日谈》第三季第三期节目文字内容，主题为《速食时代：如何打造数字精神食粮》。
十大看点：
1.什么是“速食文化”？
2.速食时代，还需要长内容吗？
3.消费者追求“速食文化”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4.短剧会成为新兴的流行形态吗？
5.短内容时代会有经典文化作品吗？
6.上班摸鱼也有“正当性”？
7.今天的“精品方法论”有哪些考量？
8.打造文化精品，平台企业如何发力？
9.数字文化精品应该是什么样子？
10.文化精品有哪些共性？
对话嘉宾：
周 逵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视频研究中心
赵如涵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冯宏声 腾讯研究院高级顾问
速食时代：如何打造数字精神食粮
冯宏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腾讯研究院发起的《仲夏六日谈》。我是这次对话的主持人，来自腾讯研究院的冯宏声。在安徽的碧山村，我们选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小客栈作为对话地点。这个客栈独具特色，里面的一砖一瓦，一桌一椅，都与院子里的一花一草，山上的一石一水相映成趣，融为一体，这种氛围颇具中国古代文人气息。
在这样的场地里，我们来探讨一个和每个人的文化消费、文化体验都密切相关的话题：速食时代，如何打造数字精神食粮？
这次对话，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深厚资历的重量级嘉宾来共同参与我们的讨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赵如涵，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视频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广电智库专家周逵。欢迎周老师，欢迎赵老师。
【“速食文化”是什么意思？这种定义是否准确？】
冯宏声：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很有意思，“速食时代的数字精神食粮”，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我先谈一下我的一些粗浅理解：“速食时代”反映了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是对当前背景下一系列现象的总结。实际上，这一概念源于餐饮行业，涵盖了快餐文化、预制菜等带来的便捷饮食现象。我们观察到，这种消费习惯已经蔓延至文化领域，催生了所谓的“速食文化”。
“精神食粮”这个词，则似乎更多依赖于主观判断，它象征着一种跨越时代、恒定不变的追求。
作为文化的供应者，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秉持长期主义，通过创造优质的精神食粮，来真正地支撑起每个人乃至全社会、全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和成长。
在今天开始深入探讨之前，也想请两位老师简单概括一下，大家通常说的“速食文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概念究竟是否准确？
赵如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性概念，它同时伴随着另外一个词：“文化速食化”。它们其实是可以合二为一的整体。前者是一个偏正结构；后者是一个主谓结构，强调的是我们的文化消费习惯的转变，消费文化被快速地挤压、变短、变精华，甚至有一些简化，它可能有更多重的含义，我觉得这两个词是合二为一的。
同时这两个词有一个共性，即反映出了一种现象——我们对于时间的焦虑和恐慌。当今社会其实有很多焦虑，其中一个最大的焦虑是关于时间。社会学家曾经创造出一个词叫“社会时钟”，指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心理节点。结合中国古话来说，叫“什么年龄做什么事”。但这种时间观念和社会时钟，与我们现在生存的生理时钟以及实践中的时钟是脱节的，大家想去找一种安置自我焦虑的方式，所以出现了很多速食消费和速食文化。
对我而言，速食文化代表时间上的短、场景的简化和集中、模式化生产，它试图把很多文化和信息压缩在一个小的范围或者一个小的体量里，彰显了速食文化的一个特征，即“凝缩之后的膨胀”。我们通过这个膨胀去消费了文化，当下可能很有快感，但之后我们的饱腹感或者精神满足感是相对较弱的。
周逵：在讨论速食文化前，先讨论一下什么是速食吧。速食就是快餐，现在的人对于快餐的理解和我们最早接触快餐时候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我小时候，大概80年代末、90年代初，本地开了第一家肯德基，当时大家完全不觉得有问题，反而会觉得这个城市很时尚。城市化到一定程度，效率达到一定程度后，在你的城镇里出现了第一家快餐或者速食店，它是这个地方城市化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代表。而且在那个时候，快餐或者速食甚至是和传统饮食不同的一种饮食文化多样性的呈现。以前中国人在家吃包子，突然有一天去吃汉堡了，它意味着另一种食欲打开的可能性。尽管现在大家对于快餐文化和速食文化，好像更多的是以一种批评的角度去谈，但其实这个词一开始进入我们生活的时候，代表了现代性、效率、城市化，代表了我们城乡融合的一个结果，所以它其实是以偏正面的方法出现的。
我们今天不仅吃得更快了，干所有事情都变得更快了。我们谈恋爱是“速配”，服装时尚也是“速生速死”，这个“速”可以加在任何动词之上，它本身并不意味着整个文化消费领域的一个特例，而是社会各个行业都面临着一个快速化的选择。我们反过来想，当年我们为什么吃得慢？我们当时是想慢慢品味餐的滋味吗？不是的，那时我们处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不得不慢慢吃，因为如果吃快点，一下子就吃完了。一家人一个月就只有那点肉，但凡大快朵颐一下，明天就没有肉票了。所以我们的“慢”，实际上源于那个物质与精神文化相对匮乏的年代不得不“慢食”的生活方式。就像北京人吃涮羊肉，经常说涮羊肉得一片一片地吃，事实上以前的大户人家也都是一筷子一筷子地吃，穷人家吃不起才一片一片地吃。因此，我们无需过度理想化地陷入一种迷思，认为快速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或者慢的都是好的。相反，我认为应该辩证地去审视这两个概念。
冯宏声：特别感谢两位老师，赵老师从个体的视角分析了时代引发的焦虑感，指出了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工作节奏之间的不匹配所带来的焦虑等问题。您提出的关于速食文化的观点尤为深刻，强调需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审视：速食本身的文化和文化的速食化。周老师则从社会和发展的角度，以及供需平衡的视角，将我们的讨论置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强调生产侧的供给能力提升可能对消费侧产生的影响。两位老师在一开始就已经涉及了我们今天将要讨论的几个主题方向。
今天，我们想从社会、消费和供应侧的视角进行深入分析，最终我们将回到生产端、供给侧来探讨这个速食时代，以及它与我们的数字化内容产品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内容产品的供应者，我们应如何看待自身的使命和责任。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从社会视角来看，速食文化有怎样的表现形态，它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了怎么样的一系列变化？站在更长的一个历史维度上，我们应该如何更客观、全面地理解这样的一个概念？
在数字时代，我们经历了一系列显著的变革。比如，微博时代实际上标志着文字表达向碎片化的转变，而短视频时代的来临则是视频表达碎片化的体现。这些变化实质上是内容封装的“容器”的演变，它们进入了碎片化的状态，并不断影响着内容本身的品类变化。无论是文学、影视还是游戏，都呈现出碎片化、轻量化、模式化以及快消化和休闲化的趋势。这使得大众的消费习惯得以巩固，并反过来驱动生产者去满足消费者的这些需求。在聊比较深的话题之前，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事情。想知道两位老师，你们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是否也会有速食文化的消费时间，比如说你们会看短视频，会刷剧吗？从研究者的视角来看，我们能够接触到的速食文化的形态有哪些呢？
【速食文化的产品形态有哪些？】
赵如涵：在生活中，当然我也会有下饭剧，有“电子榨菜”，我在吃饭的时候也会更倾向于选择一些轻松的内容，比如喜剧，而不会看悬疑或情绪波动较大的节目。短视频、微短剧我也看，但我的收视习惯是在社交平台上看，因为当你想去付费的时候它就会跳转，这个跳转提示我要付费了，相当于我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屏障和警示，让我对自己的付费行为更警惕。当然，在研究领域我可能会涉猎更广泛的内容。
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速食或快节奏的文化产品实际上种类繁多，包括短剧、微短剧、迷你剧等各式各样的剧集。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还会接触到一些快速消费的知识内容和概念，这些“快构快解”的概念迅速构建并迅速消解。此外，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具有强烈场景感、叙事简洁粗暴但极具吸引力的作品，都是一种新兴的文化形态。
周逵：我现在是以速食为主食，可能也是“工伤”的一种表现，因为我的研究内容是跟速食文化非常密切的网络视听内容。无论是长的剧集还是短的微短剧，手游或者MOBA类游戏，每局只需二三十分钟就可以完成的游戏，我都能接受。但我玩不了像《塞尔达传说》那样需要几百个小时才能完成的游戏，我没有那个耐心。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玩一局大约十分钟的《FIFA》，因为这样的时间成本更为可控。
除此之外，我自己也制作了一些“速食内容”，过去几年我一直在拍摄一部名为《追光者》的微纪录片，共拍摄了三季，每集大约六到八分钟，总共制作了一百集。今年我的团队也在尝试制作一些微短剧，因为这个领域实在是太受欢迎了。我觉得从研究的角度来讲，你下得了厨房才进得了书房，得自己当厨子，可能才能抽身其外去进行研究。
从消费者心态来看，我之所以选择速食文化产品，是因为投入的时间成本较低，如果发现不合适，我可以立即切换至其他内容。反而现在我读大部头的决心越来越难下。尤其当你的学者朋友兴高采烈地跟你说，他刚出了一本一百万字的书要送给你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得看到猴年马月啊”。甚至还有一些机构专门给学者做论文的短视频推广，他们经常发邮件到我的邮箱，说可以把你的论文“短视频化”，做大众化推广。我觉得所谓的速食文化已经蔓延到任何领域了，几乎每个领域都有一些相对应的产品。
冯宏声：两位老师都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我们原本认为速食文化更多地与大众娱乐相关，但其实在专业教育甚至是学术领域，这种趋势也开始显现。这也反映了我们每个人的个人体验。另外，其实我现在也发现，家里的书架上没有读完的书越来越多。
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验证我们刚才讨论的观点。根据2024年度《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短视频的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达到了151分钟，31.9%的用户曾为微短剧内容付费。深入分析该报告，我们发现这一现象颇具趣味性：原本以“填补碎片化时间”为目的的短视频消费，实际上每天占据了超过2.5小时的时间。这表明，碎片化的内容不仅与零散的消费场景相对应，非碎片化的时间也逐渐被碎片化内容所占据，用户经常在完整的时间段内消费这些内容。
再看另外几个数据，2023年中国网络微短剧的市场规模达到了373.9亿元，同比增长了267.65%。同年，国内小程序游戏市场的收入达到了200亿，同比增长了300%。由此可见，即使是新兴的内容产品形态，其碎片化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随着速食文化消费占比的不断增长，这反映了我们文化消费结构的显著变化，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当速食文化推动文化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时，这是否是一种必然？或者当我们回顾历史，在前互联网时代，是否也曾出现过类似的速食文化消费现象？
【前互联网时代，是否也曾有过
类似速食文化的文化消费现象？】
赵如涵：刚才周老师提到的速食文化起源，即快餐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社会上有一个观点认为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麦当劳化”，这意味着标准化、口味统一、快速且能满足基本需求。这是我们讨论变化时需要关注的背景。另外，在探讨这种变化时，我们需要考虑过去一段时间里文化产品消费乃至消费主义的变化。以往的地位性产品（Positional Goods），比如符号化的奢侈品消费虽然在下降，但整体仍在增长。然而，主要的消费群体，所谓的中产，大众的群体，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消费方式，转向了更多情绪性的消费，比如盲盒、露营等能唤起情绪变化的产品，这些产品提供了情感的出口。这种变化表明，每个人都在寻找让自己更舒适、更能处置自我问题的方式。
这种方式并非是突然断裂式地出现，而是有历史继承性的。我们可以回顾过去人们如何处理焦虑情绪，如以前的巫术、神话、宗教以及后来衍生出的文学诗歌，例如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这些在当时也是一种情绪性的短暂表达。因此，我们很难简单地评价速食文化的好坏，但我们可以在历史进程中找到它的经验。现在的速食文化消费趋势反映了现代人主体性的提升。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人们在利用碎片化时间主动选择消费文化产品，去反制在现实社会中受到的剥削，无论是工作上的还是社会性的，他们在寻找一种反制的方式。我认为其中存在着文化的传承，并且整个消费模式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此外，从媒介技术的发展来看，它必然带有一定的传统基因或传承性。
冯宏声：也就是说，在速食文化的表象之下，我们仍然能够观察到文化的传承性依然存在。
周逵：每个时代人们都需要“多巴胺”和“内啡肽”，这是人的生理需求，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前现代社会中都是如此。如果说长篇结构的内容，即我们所谓的“慢食”内容，可能更多与内啡肽相关，那么“速食”可能更多与多巴胺相关。这两者一个是奖励机制，另一个是补偿机制；一个带来先甜后苦的体验，另一个则是先苦后甜。这种需求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反观过去，四大名著虽然属于大部头作品，但它们也是章回体的形式，每个章节都相对独立，这是因为说书人的时间有限，每次只能说一部分，留下悬念以吸引听众下次再来。这种形式满足了听众的即时需求，并保持了高返场率，这对于说书人而言至关重要。同样，明清小说也流传于市井之间，篇幅不一定很大。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最初也是以大众文化产品的形式出现，并非自诩高端。这些作品随着时间的沉淀逐步成为经典，我们今天阅读和观看的作品，未来也可能成为时代的经典。
另外，速食文化背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家要快吃”？迅速吃完了以后就不吃了吗？不是的，是迅速吃完以后还得吃别的，即“少食多餐”。比如我们消费短视频、微短剧时，一次“吃”的量很少，但频率很高。其实我们的总体摄入量和以前比，不但没有变少反而变多了，我们的观看和阅读效率并不一定提高了，甚至可能是变慢了。因此，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待速食文化，人们追求的并不是效率，而是多元化。人们想要快速消费眼前的内容，然后去寻找更多有趣的内容，这是人们痴迷于速食文化的一个本质原因。
冯宏声：刚才我们从社会、历史的维度和文化消费产品内在规律的角度，对当下的速食文化现象有了一个比较全面、客观、深刻的认识。我的理解正如两位老师所说，速食文化本身并非全新现象，历史上人们的消费以及由消费驱动的生产一直遵循着这样的模式，这是历史规律的一部分。如今，速食文化并非洪水猛兽，它更像是技术进步、时代发展与我们精神需求交汇产生的新产物。
我们看看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让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探讨，在速食文化趋势下，无论产品形态的长短、消费场景与方式如何变化，消费者对文化内容和精神食粮的追求中，始终不变的是什么？
【我们对“精神食粮”不变的追求是什么？】
周逵：第一点，消费者对多样性的追求始终不变。速食文化提高了用餐效率，但目的并非少吃，而是希望品尝更多美食。每餐吃得少，但频繁进食，这正是“少食多餐”的体现。赵老师提到的“下饭综艺”也与食物紧密相关，反映了人们的内在需求——通过长短不一的内容探索个人经验之外的领域。所以在观看短视频时，我们会接触到各种人和事，他们可能完全不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圈子里。前一刻可能是复旦大学的哲学教授讨论哲学，下一刻可能是工匠在修驴蹄。这些内容以时空蒙太奇的方式组合，对于有主观能动性的消费者而言，它们可以整合成一个整体，形成对社会的认知与感知。尽管接收的信息是碎片化的，但我们感知到的是以一种蒙太奇方式呈现的整体性事物，这仍然具有很大的价值。
第二点，当今时代人们普遍追求效率，对任何事情都不愿一次性承诺太多。比如，去看一部电影需要很大的决心，需要提前查看评分、阅读各种影评，有时到了现场发现电影并不如预期那般精彩，感觉受骗却又不想中途离场，因为已经投入了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这种时间承诺对于现代人而言是一种奢侈。相比之下，速食文化不需要投入这么多成本，就像在游戏中不顺利时，可以选择早早退出，这种文化消费需要较低的心理承诺和时间成本。因此，当用户的沉没成本降低后，他们更愿意尝试不同的内容品类，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投入大量时间去品味一部长篇小说背后的阅读乐趣与美感。现代人可能不太愿意投入那么多时间去试错，这是关键所在。
赵如涵：大家使用媒介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无论是过去的传统媒介，还是现在更加速食化、简短的媒介，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通过“选择加入的内容”而非通过“排除的内容”来认识世界。今天，更多的人愿意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接触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正如周老师所言，多元化变得尤为重要。比如我们发现，现在的长辈们摄入了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尽管其中有些可能不真实，但他们的知识量确实增加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认识世界需要不同的媒介，需要更多碎片化的内容来降低时间成本，提供给人们多元化、视觉化、兴趣化的内容冲击。
另外，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被碎片化，因此我们需要消解更多碎片化的时间，即“Kill Time”，我们经常说要“杀死时间”，要把时间花费出去，但同时我们又希望这个花费是有收益的，所以我们更期待各种类型的产品出现。比如，送外卖的快递小哥在等电梯的瞬间，可能会刷一些视频，看新闻、微短剧或知识性内容。这种现象很有意义，反映了我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对认识世界的诉求。
周逵：这其中有个悖论，对多元化的需求是速食文化吸引我们的一个内在动力，但随着速食化趋势加剧，我们实际得到的，真的是多元化吗？这值得我们深入讨论。通常情况下，我们所接触到的是经过筛选的、表面上的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的背后，却是一种统一的标准取而代之。以短视频平台为例，初期它们确实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对各种赛道和人群都有所展现。然而，一旦这些平台开始采用某种流量机制来衡量内容的推广效果，情况就会发生变化。MCN机构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易于复制、符合速食文化特性的赛道，而忽视那些虽然多元但流量较低的内容。结果，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和重复的内容。平台承诺提供多元化的内容，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得到的却往往是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的信息环境。
冯宏声：周老师刚才提到，消费者倾向于通过简短的消费方式来减少获取心仪内容的时间成本。这引发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否仍然需要长篇幅的内容和深度阅读的体验？当前流行的快节奏的速食内容，与深度阅读的产品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它们是相互冲突、矛盾，还是能够互补？
【今天消费者还需要
具有深度文化体验的作品吗？】
周逵：我觉得这也是关于多样化的一个悖论——我们祈求多样化，但往往在每一个多样化的点位上介入得都很浅。比如，新闻的速食化导致我们每天看很多的新闻，但每一条新闻都是以非常浅的方法去阅读的，这是最大的问题。这也是我想看腾讯新闻的原因，因为腾讯新闻仍然有一些深度报道或者结构性的报道，可以带来解释性的东西，这是传统新闻时代一种非常重要的新闻品类，今天这种新闻却非常少见了。所以即便速食化地阅读了很多新闻，但如果对每一条新闻的理解深度不够，也可能导致我们在每个点位上都存在一种浅薄化认知的风险。当我们对每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都以速食化的“一句话标签”去理解的时候，用一句话来理解“巴以冲突的前世和今生”，理解各种国际冲突和地缘政治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进入一种非常可疑的环境。当速食变成你唯一的消化系统时，你就可能出现营养偏差了。
冯宏声：我们看到，速食文化的不同形态的内容产品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正向的价值，但也会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负向影响。因此处在这个时代的我们，需要从消费的角度出发去思考，消费者更迫切需要什么？他们真正关心的点是什么？在当前时代速食文化的表象之下，实际上是希望为大家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以满足更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要实现这种适配性，我们需要对消费者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许多新形态文化产品，它们是否具有成为经典作品的潜质？如果将来回顾这个时代，那些典型的速食文化产品中，又有哪些能够被历史铭记，成为不朽的作品和产品呢？
【我们是否可能拥有
属于短内容时代的经典文化作品？】
赵如涵：每个时代都可能产生很多文化精品，但它们并不一定能成为经典；经典作品无疑是精品，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长内容就像正餐，如果我们将其与速食文化相比较，正餐提供的是结构化和系统化的知识，赋予我们完整的生命体验；而多样化的食物则满足我们对不同口味的需求，同时也提供了一种仪式感。所谓的短内容的时代或者速食文化时代，是否能产生所谓的经典？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经典作品不是以媒介形态作为标准，而是要看内容本身是否能触及时代的要害，是否能提出并反映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和精神。正如我们常说的“沉金落玉”，整个短视频时代或速食文化时代也一定有自己的“金”和“玉”。这些经典之作，即使我们跳脱出这个时代，在其他时代或其他环境中去判断，也是会被认可的优质内容产品。因为我们的媒体和大众文化构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想象空间，这个想象空间一定是有某些共识的，它或多或少会切中一些人类的共识，能够打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沟通场域。就像您所提到的，无论男女老少，所有人都会接触这些内容，因此它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真正的“金”和“玉”终将沉淀下来。
周逵：还是要看怎么界定“经典”，每个人心里或许都有属于自己的经典。从网络视听行业来讲，最早的自制内容其实就是短剧。他们最早留下来的那些作品，我认为依然可称之为经典，或者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时代精品。因为在那个时代，那是最早以自制的方法，做出了比较精致的台本、精良的演出，并孵化出了一批很好的演员和导演。不论是短的还是长的内容，当它让更多的优秀的人进入这个行业里，并且在这个行业里头实现自己的表达，同时这个表达被大家记住了，我觉得就应该认可它是这个行业值得被记住、被留下来的所谓的“经典”。
冯宏声：在速食时代，作为消费者，从我们个人经验的角度来看，我们怎样更好地在这个时代获得一些“有营养”的内容？
赵如涵：我总体有两个感受可以分享：
第一个感受是，如果你看特别多的信息密集化和情绪密集化的内容，特别是在睡前，肯定会造成神经拥堵。你为了缓解焦虑而看，结果反而会更焦虑。经常会有精神科医生建议我们睡前不要看手机，我们真正想要放松的时候，其实应该去做数字化的逃离。
第二个感受是，在追求娱乐快感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摄取一些能够持续推动知识发展的内容。这需要结合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关注的专业领域，获取更多的知识型内容。同时，我们需要对情绪进行理性的控制，并管理自己对媒介的使用。
简而言之，更多的是去做平衡。就像饮食一样，我们既要吃蔬菜，也可以吃炸鸡、喝啤酒。但同时，我们可能要更多地摄入高蛋白，这个高蛋白就是我们说的长的、精品的内容，其他时间可以去看一些娱乐化的或是感官化的内容。
冯宏声：周老师之前提到，尽管我们在前端接收了大量的碎片化信息，但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信息内化、吸收和转化，这一过程是一种怎样的经验？
周逵：不算经验，更多的可能是一些“教训”。就像营养师也可能营养不良一样，我在这方面的体会尤为深刻。我们常说用户要获取有营养的东西，但是反过来想，用户的每一次内容消费是不是都能获得营养呢？我觉得不一定如此。这就像人体需要什么就补什么一样，如果你的生活缺乏多巴胺，你很可能会去选择一些能够刺激多巴胺分泌的食品和内容。我们有时明知道宵夜不健康，但如果没有那顿宵夜，就会觉得这一天白过了。我们知道它高油、高脂、高盐，不容易消化，睡觉容易积食，但不吃它，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一天自己没有真正为自己活着，原因很简单：情绪价值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的生活中缺乏多巴胺，你就去找多巴胺；如果你的生活里缺一些内啡肽的东西，你大可能去找一些内啡肽类的东西。因为长时间刷短视频其实很累，看似休息了一天，实际上手、头和耳朵都很累，根本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在这种情况下，大概率你要知道，自己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有一些可以激发你内啡肽类的、先苦后甜类的东西给你。所以，这两者并没有孰高孰低、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谁歧视谁的问题。关键是看自己需要什么。有些人下班后就想刷爽剧，就想看看穿越到80年代怎么当后妈，这种消费本来就是一种自我放松，对他来讲也是一种营养。所以我觉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总盯着一件事情去做，要有意识地去搭配，知道自己还有别的选择。
冯宏声：在我们刚才讨论的一些现象背后，似乎也可以洞察到一个潜在的趋势：从量的角度来看，速食文化的消费占比在不断提升，整个文化消费的结构在发生变化；从质的角度来看，消费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种变化视为一种新的消费升级？无论是对于短视频还是碎片化内容，消费者的口味和对优质内容的标准似乎都在逐步提升，这是否代表了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
【速食文化是否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消费升级？】
周逵：因为行业会不断地迭代，比如最早期出现的短剧都是麻辣锅，加麻加辣、特麻特辣、变态辣口味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短剧里也有《我的阿勒泰》，和以前的那些短剧比起来，它属于清汤锅，它意蕴悠远，能给你带来很多的人生哲理思考，年轻人很喜欢它。它似乎颠覆了之前所有对于短剧叙事的快节奏要求，它是娓娓道来、不疾不徐的，它是“每一帧截图都是PPT，都是屏保”的。所以我觉得本质不在于那些编剧的所谓的结构和技巧，而是在于一个文化产品能不能对这个时代有自己的表达。特别是对于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能通过这些剧找到所谓的“嘴替”，找到一种表达的替代者，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学生能很轻易地复述出《我的阿勒泰》里的一些台词，比如在草原上的一个片段里，李文秀说：“我终于有用了”，张凤侠就说：“人为什么要有用呢？你看那些树，有用的时候挺好的，没用的时候，它在那站着不也挺好的吗？”学生觉得，这说的不就是没有用的我们吗？所以他们会觉得不管一个文化产品是长的还是短的，也甭管我吃得快还是吃得慢，重要的是“它是我的菜”。
冯宏声：在历史的每个阶段，无论产品以何种形式，何种形态呈现，其必须能够唤起消费者的共鸣和共情，同时也需承载着那个时代的独特印记和痕迹。只有这样的产品，才有机会成为我们世代传承的精品。这些精品，在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和沉淀之后，才有可能蜕变成为我们所说的经典之作。
在之前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涉及了整体市场的消费结构变化。其中，消费者对精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一趋势尤为明显。针对这一趋势，从制作角度来看，当今的文化内容市场也在逐步精品化。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主要的方向：
一是生产方式的专业化。以短视频为例，最初可能只是一种UGC（用户生成内容）的形式，由个人制作。但如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那些认为还不错的短视频内容，就会发现它们背后往往有一个专业的小型制作团队。这个团队包含策划、文案、灯光、道具、布景、剪辑、后期、演员、导演、脚本等一系列元素，其专业化程度并不亚于长视频的制作。
二是内容题材的拓展和深化。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在不断尝试新的内容题材，并努力增加内容的厚重感。特别是近两年，在管理部门的引导下，短视频行业正在形成更健康的内容生态。优质内容的含量在不断提升，内容题材的层次也更加丰富。过去，我们只是通过个人或家庭的方式记录生活，也就是纯粹的UGC。但如今，小型团队制作的PGC产品越来越多，主旋律题材也在增加。我们可以看到反映抗战、祖国传统文化、大好河山的内容，以及鼓励人们积极向上的作品。此外，还有一些教育类、科普类的内容，比如有些短视频创作者会用十几分钟的时间生动地讲解一个枯燥的数学概念或物理公式，使得观众能够更容易理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趋势。
之前的讨论中，我们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消费者的理解上，现在我们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讨论最后一个问题：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作为文化产品的创作者和供应者，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打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数字文化内容的精品，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数字化精神食粮”？
在多元化的市场中，打造具有思想深度和文化内涵的精品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作为数字时代文化产品供应者之一的互联网企业，我们也一直在业务实践中不断探索，努力做好一些难而正确的事情。近年来，国内的长视频平台都在不断地寻求更强的优质内容确定性。以腾讯为例，自2003年以来，我们在影视创作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摒弃了原来的流量逻辑，将资源集中于更优质的创意和匠心制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有一些优秀的产品和作品问世。腾讯的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选题筛选标准上更加严格。腾讯视频对内容的取向和选题筛选积累了很多内部经验，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可操作的原则。我们强调，宁可不做一些中位的剧，也要集中资源做好精品。通过反思和总结经验，这样做实际上减少了出“烂片”的概率，并努力维系一个相对稳定的高品质。
其次，加大了生产环节的投入和把关力度。目前自制剧占比已经达到了30%，同时对各类影视制作环节的把控也在进一步加强。我们正在不断积累更丰富、更精细的产品品控标准。
最后，努力为精品创作提供支持与创新空间。腾讯视频一直保持长期主义的耐心，全力支持创作者精益求精，像我们的《繁花》历时5年打造而成，而《三体》则是经过7年的精心打磨才推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确保基本品质的基础上产生一些内容的“高峰”。
这些举措也是我们在实践当中不断探索的结果。对于当下更新的形态，腾讯也保持着一些思考。我们也希望与业内的专家和同行一起探讨如何创造出更多的文化精品，是否有这样的标准和方法论？
【今天的“精品方法论”应该有哪些考量？】
赵如涵：在追求精品的过程中，所谓的“方法论”一定是一个“去方法论”的过程，是去标准化、去模式化的过程。这就像武术中的太极一样，需要灵活变通而非固守固定模式。然而，在去除方法论的过程中，我们观察到优秀的产品精品仍然具有一些共性。以影视作品为例，许多优秀的作品都遵循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原则，从个体出发，以小见大，最终给予观众充分的自由空间去进行自我阐释和自我理解。这样的作品提供了一个独立思考的空间，让我们去思考人性、去思考人生。我觉得精品作品应该要能够提供这样的空间。
总体而言，好的作品除了技术性的东西，还有比较重要的几个点：首先是文化性，这表现在作品中蕴含丰富的信息知识和行业知识，能够让我们找到与现实的空隙并产生思考，这些空隙可能是一个知识的盲点，一个产业的机会或者是任何一个创新性的启发；除了文化性，可能还有生态，因为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产物，所以无论是从露营、“阿勒泰”还是一些种地节目来看，我们都是亲近自然、渴望自然的。这些节目和影视作品中没有高歌和悲鸣，只有平静的状态，能够给观众带来情绪的慰藉，并让大家找到一种舒适的自我。这可能也是一种创造精品的方式。
冯宏声：总结您说的内容，一方面，应为创作者提供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另一方面，创作者也应当为消费者留出一个空间，让消费者可以自己去理解，把自己代入进去，并最终形成自洽的一个过程。
赵如涵：这些作品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共性，它们往往采用乐观主义的结局去消解我们现实中的悲观主义，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期待。
周逵：刚才谈到了时间成本的问题，消费者往往倾向于做短的投入、短的消费，以此来降低他们的沉没成本，其实内容生产者也有类似的心态。近年来，许多内容制作机构变得谨慎，不敢将公司全部的资源和精力投入进去。我做了很多调研，他们很难下一个决心，把公司近一两年的所有成本、产能、人员、时间投入到一个需要两到三年时间才能播出的剧上去，这样的长期投资对大多数公司都是一个不小的风险，通常只有行业内的头部公司才能够承担这样的风险，而这样的头部公司，在中国可能也就几家。因此，在一个内容品类不确定的时代，大多数公司更倾向于做一些短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些以往专注于制作长篇剧集的传统影视公司，现在也开始涉足短视频内容领域。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短内容项目从筹备、拍摄到完成的整个流程，可能只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能够在一个财务年度内完成整个业务层面上的一个闭环，而不需要等待两到三年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
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像腾讯这样的大公司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因为长时间、大体量、精品化投入的项目，可能只有大厂的体量才能支撑，比如“五年磨一剑”的王家卫的《繁花》，有人说它对于行业来讲是一个“孤品”，因为只有王家卫和腾讯视频这样的平台才可能合作推出这样的作品，其他公司很难复制。因此，大厂为整个行业生态带来的价值是不可或缺的。人们实际上也渴望看到《漫长的季节》，看到一些长期主义的东西，陪伴自己一起走下去。
刚才谈到的有一点我也特别同意，我们期待能够给创作者一些宽容度，比如制作周期的宽容度、制作长短体量的宽容度，去实现一些“非标准”的东西。辛爽拍摄的《漫长的季节》，不同集数的长度不一，这正体现了去方法论的创作自由。平台提供了足够的宽容度，允许创作者按照自己舒服的方式去讲故事，观众也特别买账。所以，精品本身有一定的“非标性”是其重要特点之一。
冯宏声：刚才讨论的很多是具体案例，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内容产品中，特别是数字文化产品中的一些大家公认的精品。尽管对于“精品”的标准各人看法可能不同，但对于具体的作品是否达到精品标准，往往会有一些共识，我们现在希望在这些共识中找到一些相对普适性的规律，并将这些规律应用到更广泛的内容创作过程中去。
我们都注意到，自去年以来，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像《三体》《繁花》这样的作品，它们不仅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同时也赢得了出色的口碑。想请两位老师总结一下，这类被公认为文化精品的作品具有哪些显著特点？
【文化精品往往有哪些共性特征？】
赵如涵：从个人角度出发，我认为所有被视为精品的节目首先在技术层面必须达到高标准，这包括画面的质量、人物的设计、故事叙述的方式。进一步来说，所有精品作品的共性在于它们能够通过一个微小的故事或者人物来展现一个时代，并展示个体与时代、社会、国家之间的复杂互动。今天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所谓速食化的东西，将之前我们认为人性中较为灰色的部分进行了可视化和正当化，我们又在这个正当化中得到了一些自我认同。我觉得精品的精神核心在于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大的包容性，使我们拥有了互相阐释的张力和更宽广的边界，从而促进我们的自我思考和提问。
在形式上，这些作品通常更加多样化，不再局限于过去的模式化和规范化的生产方式。当一个故事讲得非常出色时，它会带给我们创新的叙事手法和风格，这些风格既接地气又具有地方特色，既地方化又有跨地区化的共性。因此，我觉得精品有非常复杂的特征，但整体而言，这些特征让我们在一个大型媒介所营造的所谓的幻境或虚拟空间里，找到与现实生活紧密连接的点，体会身处其间的快乐，感受差异，并学会理解和接受这些差异。
周逵：今天的讨论很像一个“美食节目”，既然是美食节目，咱们就用美食的节目的方法来说。精品菜和精品剧其实有相似之处，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食材好。对于精品剧来说，食材相当于它的剧本来源。观察近期广受欢迎的剧集，它们的剧本通常非常出色，比如改编自著名的科幻文学作品或公认的文学佳作。它的底子就很好，食材好菜才好，这是第一位。这意味着制作精品内容对前期脚本和剧本的要求极高，无论是对原创还是改编的要求都非常之高，这也是以前的一些非精品内容经常忽略的部分。
第二，口味丰富。我们看到有些所谓的速食内容，它就是加麻加辣、重麻重辣，“宫保一切”“麻辣一切”，都是一个口味。精品不一定是做得贵，而是它能把食材原本的滋味做出来，满足味蕾对不同滋味的体验需求，而不只是一个味道。从剧的角度来讲，就是使观众沉浸在不同故事的魅力之中。
第三，摆盘好。这并不是说要精品化摆盘，而是讲究卖相。比如我最喜欢看《漫长的季节》，我觉得辛爽是个大师，他把复杂的故事结构巧妙地嵌套在一起，让人看完后脑海中自然浮现出整个剧本的结构图。这种工艺级别的剧本设计，就像掐丝珐琅一样精细，这就是摆盘的艺术。
最后一点很重要，有“锅气”。过去做饭，一进厨房，锅气迎面扑来，就让人很有食欲。但是现在我们买的预制菜、速食类的菜，往往没有锅气。好的作品是有锅气的，锅气本身是接地气，也是人间烟火气，在地文化的气息能扑面而来，你能感觉到厨师在烹饪过程中的匠心投入以及菜品的唯一性，这一点对于用户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总结一下，食材好，口味丰富，摆盘好，有“锅气”，咱们这道菜就成了。
冯宏声：非常好的总结！进一步提炼两位老师所提到的一个要点，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文化精品，必须有其深刻的根基。这种根基不仅植根于广泛的大众认知和情绪价值中，能够与普罗大众产生共鸣；同时，它还必须具备文化的根源性，无论是反映特定地域文化的作品，还是融合了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元素。总之，我们的文化产品要有一个根。
周逵：关于这个“根”，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即便故事本身是虚构的或基于非虚构的现实，其核心始终来源于现实生活。许多优秀的国内外作品，比如《三体》明显是个虚构类的题材，但它的人物刻画、时代和社会背景使得每个虚构的人物都拥有社会根基，我们能够找到这些根基的来源。再举个例子，去年新海诚拍摄的动画片《铃芽之旅》，虽然是一个都市玄幻题材，讲述了大地震中的受难者及其曾经生活的地方，但其核心也是有根的。所以，任何文艺创作，无论多么虚构、架空或玄幻，只要其根植于非虚构的世界，那么它一定会有坚实的创作出发点和基础，从而不会显得悬浮。
赵如涵：在最近几年的精品剧创作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对观众的尊重以及对其智识水平的认可，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大众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很多平台引入了弹幕功能，我们能看到受众的主动性、创造性乃至于二次创作能力，尽管在一些学术研究中，这种现象可能被视为“盗猎”，但它无疑体现了观众的创作精神。与此相对的，国外许多网站可能不允许倍速观看或使用弹幕，这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能看到，我们的创作者在创作精品的时候，其实给了观众更多的空间，给了他们更多去理解、去进入一个场域的可能。
周逵：“倍速”已经是我们的妥协了。我们明明上的是“满汉全席”，却允许观众以三倍速的方法速食它，这其实也是双方的一种理解和奔赴。
刚才赵老师说的有一点特别重要，这个“根”在于内容创作层面，其实要落在具体的方法论上，尤其是在剧本阶段。以前一些口碑不佳的作品，往往源于剧本阶段的调研不足，编剧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和经典阅读能力，导致故事悬浮、脱离实际。拿行业剧来说，如果拍摄的内容与实际行业关联不大，就容易受到业内人士的批评，因此，强调这个“根”落在创作前期的剧本中尤为重要。特别是对于90后、00后的年轻的编剧们，他们进入行业、成为主流以后，我们特别渴望他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他们的资方也允许他们有更多时间去做前期调研，去“扎根”。要先把根扎上去，不仅仅是搞“采风”。“采风”收获的，今天是东风，明天是西风，后天是南风，而“扎根”后你才知道一年四季的风向，知道大多数时候风往哪吹，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去年的电视剧《问心》在拍摄前，编剧直接在医院旁边租了一个房子住了半年。我在参加《问心》的研讨会时说，这个就是扎根的意识，所有的创作本质上都是非虚构创作，但只有当方法论落地，作品才能有根。
【平台企业在文化精品打造中
应该发挥怎样的价值？】
冯宏声：像周老师所言，在速食文化盛行的时代背景之下，其实也有提供更丰富的产品、满足更丰富的消费需求的愿景。腾讯会直接参与制作一些具体产品，但更多时候，另一个角色是为创作者提供一个渠道和生态基础环境。我们并非生态系统的完整构建者，而是其中基础环境的建设者。关于如何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和打造文化精品，也想请教两位老师，平台类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应承担哪些价值？我们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还有哪些潜在能力可以进一步开发？
赵如涵：从微观角度来看，平台在文化内容的传播上主要承担着把关和情感理控的角色。当前的媒介越来越趋于情绪化的传播、情绪化产品的生产，但是我们依然需要长内容和深度内容。我觉得，这种情绪的理控是大平台需要去做的，去坚守的。就像康德说的：“自律使我们与众不同，自律令我们活得更高级 ”，因此，快感有很多种，我们要提供更丰富的快感。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平台的特征之一是聚合，它有横向的聚合和纵向的聚合，提供的是一张网，在横向和纵向上都能提供很多的机遇。比如线上和线下的联动，让我们的精品文化变成大众接受的一种文化产品，进而去满足大家在现实生活中的文化需求。如果我们有更高的责任追求，那么结合线上线下形成联动模式，也是平台探索的方向。
我特别同意您说的，任何一家平台都不是生态的打造者，而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腾讯在这部分做的坚守是很出色的，因为你们有科技向善的理念，有对内容精品力的提升，为整个文化事业也贡献了很大的一部分价值。
周逵：我觉得总结起来是六个字：“一鲸生，万物生”，这跟前几年有一些说法是截然相反的，也是这几年的客观现实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打造一个生态，相应地会有各种各样的生物种群在生态之下繁荣起来，生态坏了，这些种群可能也都不存在了。不仅是对中国，甚至对全世界巨型的企业来讲，可能都要承担一个最重要的责任——维持良好的生态。如今，很多新兴的快餐类产品在供给侧上呈现出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参与主体众多。以微短剧为例，其参与主体远多于传统电视剧或网络剧，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参与者，如“投流”等。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整个供应链的直播和传播过程中，大型企业如腾讯等在这方面能为社会提供巨大帮助。供应侧链条越长，意味着就业人数越多，社会参与积极性越强，其社会价值自然也就越大。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志存高远。我认为大厂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要把一些断裂的叙事层弥补起来，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速食文化潜在危机之一。无数的浅表化速食可能让我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我们口口声声讲“我看了三秒钟就破防了”，其实我们很难和当事人达到共情，“破防”和共情其实是两件事情，共情基于“理解之同情”，需要基于一个长结构内容叙事，你可以和阿勒泰草原上的那些人们共情，可以和《漫长的季节》里的人共情，但这可能需要一个长结构的表达，而短视频可能往往缺的就是这部分东西。它能一下子打动你，但事后你可能会觉得被骗。
因此，我觉得对于社会来说，长内容的生产者和生态营造者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否则，我们会在无数的微观事件上撕裂得非常严重。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社会事件，对个人来说是大事，对社会来说却是小事。在这些小事上，我们会发现，由于速食化、浅表化消费，社会的分歧可能会越来越大。因此，我特别期待未来有平台价值的企业能够通过结构性表达的高质量作品产出，缝合这些裂缝，弥补这些分歧，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加统一的整体。
冯宏声：在今天，平台企业在数字文化领域建设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总结一下两位老师提的几个点：
首先，从社会和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当前的文化内容需求非常多样化。因此，平台企业需要努力保护这种多样性，确保在其参与构建的生态系统中，能够容纳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形态，并使其得以生存。同时，就像赵老师讲的，平台企业也需要承担起一定的责任，对内容品质进行把控和引导，以帮助消费者找到真正符合其成长需求的产品。
其次，周老师提到了平台企业在缝合不同类型的产品供应与消费多样性之间的匹配度方面的任务。消费者不仅需要短小的内容，还渴望深度的体验；他们不仅追求情感的宣泄，还希望与他人产生共情。因此，平台企业需要在提供多样化内容的同时，重新找回原有时代内容产品供应结构的平衡性。
此外，对于深度体验的内容，我们需要坚守其价值，并在新的形态内容产品中注入真正的文化价值。无论针对消费者的哪一层需求，供应端都应提供相应的产品。未来，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整个产业。
赵老师还强调了文化领域不仅要考虑文化产业的视角，还要关注文化事业的视角。有些事情需要有人不计成本地去做。腾讯也一直秉持科技向善的理念，在制作文化产品时当然也要坚持文化向善。我们需要打造一个完整的精神食粮供应体系，以促进个体和社会的精神成长，这个可能是后续我们的一些任务。
最后，我想请两位老师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对未来数字文化精神食粮的期待或想象，或者说，两位老师认为我们未来的数字文化精品应该是怎样的？
【未来的数字文化精品应该是什么样？】
赵如涵：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想象力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尝试，努力去打破自己想象力的局限。但可能有一些共性。一旦文化精品不仅仅在我们的空间内流传，而是能够走向海外，它们往往就会具备一些共性：这些精品通常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基因，承载着民族情感，同时包含我们对时代的洞察与对世界的关注，这些作品能够引发广泛的共鸣。比如，为什么《三体》从文学作品到腾讯的电视剧都能引发很好的口碑，被称为精品，是因为它回答了或者试图回答了一些人类最基本的问题，这是它的核心。精品的核心在于它能够引导我们进行自我反思，同时本身具备精良的制作质量，并且为我们创造了无限的思考与想象空间。
周逵：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探讨：首先是宏大叙事层面，未来的精品可能会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宏大叙事，比如我们如何构建中国的神话学。目前，许多古装剧、穿越剧和志怪类题材的作品中都在尝试这种做法，但似乎都比较分裂。如果能将这些故事整合到一个多元宇宙，形成一个统一的宇宙观，可能会激发更多的创作灵感。我现在看一些这种题材的作品时，觉得每次都要换一个世界观，这个切换成本很高。对于未来宏大叙事的探索，其实很多科幻类作品里都有一些对中国未来的想象，中国人的世界观是什么？未来观是什么？
其次是中观叙事层面，我们需要高质量的作品来不断揭示社会的复杂性，而不是简单地将复杂的事物用一句话概括，这很难。我们接受多元性的同时，也要拥抱复杂性。而不是接受了多元性，就把一切都变成可复制性的，或者是一切都变成化约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最后是底层叙事层面，我希望少一点撕裂、多一点缝合。希望大家通过媒体消费，不是造成更大的分歧，而是形成更多的意见共识。这是我在三个层次上期待看到的，我们的精品内容能做到的事情。
冯宏声：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通过多层次的讨论，我们初步形成了一些想法和共识。我们认识到，“速食化”与“精品化”并非对立的关系，速食化代表的是产品形态的事情，而精品化则关乎产品的品质，这两者并不是相互排斥或割裂的。文化产品的形式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化，但它的核心价值是不变的，人类对精神食粮的根本需求也是不变的。我们需要用更多的，更丰富的文化内容产品来充盈我们的精神世界，抵达我们内心的平衡。也希望未来，我们的更多的数字类文化产品能够助力每个人的成长，并推动社会的进步。
我们也很高兴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产业正在努力顺应大众消费习惯和审美基准，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不断升级和探索。
无论是追求简短快速的内容消费，还是偏好长篇慢享的传统容器，这些只是载体的不同，并不直接影响内容品质，也不存在高低之分。今天的创作者需要更深入地理解社会、大众情绪以及时代精神的需求。
作为一家“科技+文化”的企业，腾讯也一直积极探索生产契合时代的精品的方法与规律，希望打造一批符合时代需求的文化精品。作为创作者，我们期望能够找到更多优质的精神食粮的公约数。作为平台建设者，我们也期待文化产品的菜单上能提供更多有营养、有诚意的匠心之作，让消费者有更丰富的文化选择，让文化体验更加美好。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优质精神食粮。数字时代优质文化产品的建设之路，可以说是道阻且长，但我们相信，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特别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和各位观众，我们今天的对话就到这里，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