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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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游牧生活方式：（远程）工作/休闲平衡、特权与社区创建
数字游牧是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它颠覆了传统的办公环境。这种模式下，个体可以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远程工作和移动办公，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边工作、边旅行。本文提出，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内核是休闲。数字游民追求休闲和生活质量，依据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和那些更看重工作和就业机会的远程工作者明显区别开来。正在崛起的数字游牧主义为休闲研究和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具有实证支持的独特案例。
为了系统地探讨这种生活方式，本文围绕特权、不平等、休闲、工作和社区创建等多元化议题对38名数字游民进行了深度访谈。本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包括罗伯特·斯特宾斯（Robert Stebbins）提出的“严肃休闲”概念，以及其他关于工作、休闲和社区创建的社会学理论。本文有四个主要研究发现。
首先，数字游民高度认同企业家精神和资本主义价值观，他们追求财务和商业利益的最大化，相较于对所在社区的影响和贡献，他们更加关注个人生活方式的自由。在选择旅居地时，他们经常会考虑如何发挥自己的人口统计学优势，并追求享乐生活。特权和地位的差异使他们与当地人之间形成了巨大且难以逾越的鸿沟。数字游民沉迷于这种特权生活方式，这不仅影响了他们自身的行为，也使他们难以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生活方式的破坏性影响。
其次，对旅行的渴望是人们选择成为数字游民的主要原因，而职业发展则是次要的考虑因素。他们可能只有零星的工作经验，且缺乏专业技能。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浏览有关数字游民的博客和论坛，寻找容易获得的远程工作机会，尽管这些工作通常只能提供基本的生活支持。
再次，大量的潜在消费者愿意购买专门为数字游民精心策划和设计的体验。因此，为他们打造社区成为了一项“重点工作”，这是因为这个群体具有相似的特征和共同的兴趣爱好。同时，将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进行精心包装，兜售给对此感兴趣的人，已经成为部分数字游民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途径。
最后，数字游民利用他们的“强势”护照，在发达国家赚钱，然后去发展中国家消费，这体现了一种向下的社会流动，与千禧一代的其他人显著不同。这种生活方式更多的是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调适，而非挑战它。
总体来说，本文聚焦数字游牧这一新型生活方式，批判性地分析其中的特权和不平等问题，以及社区创建过程。由于这种生活方式常常伴随着孤独，许多数字游民通过参与大型会议和活动，或在共享空间中生活和工作，来寻求共同体验，建立情感联系和社交网络，以形成社区。未来研究可以访问特定的数字游民聚居地，围绕共享生活和工作空间的集体生活展开讨论，或是考察这种生活方式是否只是一种临时的选择，因为持续的流动性挑战可能会促使数字游民重新考虑传统的生活方式。
一、数字游牧主义的兴起
数字游民是指那些在技术行业中从事远程工作的专业人士，包括网页设计师、程序员或在线营销专家。他们利用远程办公的便利，在全球各地工作、生活和旅行。近几年来，为了减少通勤成本，避免办公室干扰，越来越多的远程工作者倾向于在家工作，也方便找到一种更适合育儿的工作节奏。与这些人相比，数字游民这一新型社会群体在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点时，更看重的是休闲和生活质量，而非就业机会。[1]
牧本次雄（Tsugio Makimoto）和英国记者大卫·曼纳斯（David Manners）在一篇关于互联网引领生活方式革命的宣言中首次使用了“数字游民”这个概念。 [2]该宣言发表20年后，互联网为计算机行业从业者和在线营销人员提供了大量远程工作的机会，模糊了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界限。[3] 斯科特·科恩（Scott Cohen）等学者提出了“生活方式的流动性”概念，这种流动是基于个人意愿的，具有持续性的特点，没有固定的时间限制。 [4]在美国，尽管新闻报道常常渲染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休闲性，但千禧一代的就业越来越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并且呈现出向下流动的社会趋势，这导致他们面临着更大的工作压力和社会焦虑。[5] 因此，那些收入仅够支付房租和偿还学生时期助学贷款的职场人士选择在泰国旅居，不仅是为了追求乌托邦式生活愿景，更是出于经济考量的现实应对策略。
本文关注（远程）工作/休闲平衡、特权和不平等，以及社区等数字游牧主义生活方式中的关键概念。首先，罗伯特·斯特宾斯（Robert Stebbins）的“严肃休闲”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数字游民群体会把休闲生活看得比职业选择更重。 [6]其次，本文引入有关“特权和不平等”的讨论，通过分析数字游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反思他们所享有的全球特权及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最后，为了全面和系统地考察数字游民在家庭和流入地社区中的地位，本文还借用了“社区”这一核心概念，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确他们与家人、朋友、同事和同龄人之间的关系。
二、作为“严肃休闲”的数字游牧主义
斯特宾斯认为，“严肃休闲”区分了日常的普通休闲活动（例如，看电视、烹饪或编织）和极限休闲活动，后者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投入，以及深度的参与（例如，滑板、攀岩和冲浪等极限运动）。他总结了“严肃休闲”的六个特点：毅力、休闲生涯、个人努力、有形回报、身份和独特的道德观。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数字游牧主义，因为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内核就是休闲，正在兴起中的数字游牧主义为休闲研究和社会学提供了一个有实证支持的独特案例。
除了斯特宾斯，托尼·布莱克肖（Tony Blackshaw）也关注以休闲活动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实践，提出了“虔诚休闲”的概念。这个概念强调“以虔诚的态度享受和利用个人空闲时间”乃是现代生活的动力源泉。布莱克肖认为，休闲和自我认同高度关联，人们形成身份认同的根基正从职业转向特定的休闲活动。[7]
数字游民倾向于根据他们的休闲兴趣和活动来定义自己，例如冲浪、登山或滑雪，赖以为生的远程工作类型已经“退居二线”了。他们认为，相比传统旅游，自己的旅居方式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但仔细考察这一群体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却不难发现，两者并无明显差异。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凯伦·卡普兰（Caren Kaplan）指出，西方人前往发展中国家旅行时，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及其后果极为普遍。 [8]这些国家虽然依赖旅游经济，但利润却流入跨国企业而非当地社区。事实上，游客对访问地的社会经济状况知之甚少，与当地居民的社会距离也较远，后者本来可以帮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本地并保持紧密联系。
卡普兰强调，游客一般是通过展现“他者性”和“外来性”来为自己的消费体验增添色彩和刺激感。[9]与这些游客不同，在数字游民看来，旅行并未脱离他们的“正常”生活。他们偏爱“慢速旅行”或更热衷于在旅行中“生活”。不过，人们往往分不清楚谁是数字游民，谁又是传统游客或外籍人士，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地点选择和居住状态上高度相似。此外，两者都倾向于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相似的群体建立职业关系网络和进行社交活动。
三、数字游牧主义与零工经济的社会背景
有观点提出，零工经济是对劳动者和雇主均有利的经济形态，因为它提供了双方都需要的自由度和灵活性。零工劳动者能自主安排工作时间，而雇主则无需为员工提供固定办公空间和医疗保险。许多观望者或新晋数字游民在在线零工市场中开启自己的远程工作生涯，这些市场（主要是互联网平台）提供分散、一次性的任务，连接自由职业者和雇主，形成“即时经济”的生态系统。在这些平台上，用工方发布对音频转录员、翻译员、文案撰稿人或网页设计师等专业人员的工作需求。零工工人竞争订单，按时完成任务并接受评级。评级对零工劳动者能否再次获得工作至关重要，为了获得正面评价和更多工作机会，他们愿意提供低价甚至无偿服务。零工平台不提供福利待遇，因此劳动者需动用自己的收入来承担退休金、医疗保险及工作成本。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零工工作者年收入往往不足3万美元。美国波士顿学院的朱莉叶·肖尔（Juliet Schor）教授是研究零工经济对劳动者影响的重要学者之一。她指出，鉴于许多零工工人在读书、兼职或不活跃于劳动力市场，这一数据并不意外。零工劳动力市场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有全职工作但仍从事零工的个体；另一类是无稳定全职工作、依赖零工生计的个体。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9%的人用零工收入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42%的人视零工收入为额外经济来源。[10]
虽然数字游民和远程工作者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远程工作者需要平衡家庭职责，而数字游民很少有育儿压力），但他们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厘清工作、休闲和家庭生活之间的边界。为了评估灵活工作时间对员工保持工作效率和承担家庭责任是否有帮助，我们就需要研究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平衡问题。 [11]传统的远程工作者努力在职业生活中平衡家庭责任，即使不工作，他们也很少有时间用于单纯的休闲活动，而数字游民群体则倾向于不生育，并且只是偶尔与家人和朋友见面，因此较轻的家庭负担使他们更容易将工作和休闲融合在一起。
四、数字游民的特权、不平等与社区的创建
近来，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兴起标志着千禧一代及之后世代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开始发生转变，这也成为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议题。 [12] 媒体特别关注这一现象，尤其是报纸和商业杂志，它们鼓吹数字游民体现了自由和就业灵活性的理念，但很少提及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导下，这一群体可能正在经历社会地位的下降。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劳动管理和剥削形式。
法提·艾多都（Fatih Aydogdu）反对美化这种“新游牧者”的生活方式，指出这种生活方式既是技术中心主义的，也是男性中心主义的，而且还忽视了与流入地居民建立联系的重要性。 [13]他论述道：
相关论争常常忽略由权力结构创造并受其约束的流动性差异。比如女性主义视角就会批评这种游牧生活坚持的是“男性中心主义”的观念，偏好技术驱动的进步观。数字游牧生活方式完全受资本主义逻辑的支配，鼓励不断追求创新的产品和服务……数字游牧主义仍展现出男性化的倾向，仿佛是专为男性设计的玩具。此外，这种生活方式强调了启蒙时代的超个体主义理念，用一个新术语重新包装了个体自由和自主性的旧观念。游牧理论家提倡要不断挑战固定的身份类别，与之相反，技术傍身的数字游民则奉行功利主义，他们通过控制来实现行动的自由化，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优化个人选择。
数字游民认同企业家精神和资本主义价值观，追求财务和商业利益最大化，相比对流入地社区的影响和贡献，他们更关心个人自由的生活方式。女性主义理论家艾姆·杰奎·亚历山大（M. Jacqui Alexander）认为，那些拥有特权的人会产生优越感，并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之中。她进一步强调，特权给人带来优越感，引诱其拥有者披上虚假的保护面纱，使他们看不见自己造成的破坏及应承担的责任。 [14]这不仅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且还是一种制度化的行为模式。数字游民选择的聚居地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他们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当地消费需求，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尤其是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政府鼓励当地居民热情为数字游民提供服务，有时甚至牺牲了本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数字游民选择主动离开，背井离乡，但从不抱怨孤独寂寞，总是表现得很开心，仿佛一切都很好。亲朋好友通常对他们的选择感到惊讶和困惑。数字游民通常不会主动学习聚居地（主要是东南亚或南美洲的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或习俗，而是在社交平台上寻找其他在本地的游民进行交往。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很强，积极参与各类数字游民大会，与同在“他乡”的“异客”见面，结交新朋友，一起旅行，形成一个有着强烈身份认同的群体。[15]
五、研究方法
本研究脱胎于笔者参加的三次线下数字游民活动。首先，我参与了2017年9月9日至10日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的第三届DNX数字游民与生活黑客大会。DNX举办的活动提供德语和英语服务，反映了庞大的德国数字游民社群的影响力，因为该组织的创始人是德国人。这次活动主要面向那些有意向成为数字游民的人群，演讲者分享了他们鼓舞人心的个人故事，这些故事通常遵循一个流行的叙事模式：他/她放弃了传统企业的工作，选择了自由的数字游牧生活方式，成为了一名数字游民。
在DNX数字游民大会之后，我参加了2017年9月18日至27日在西班牙哈韦亚举行的女性数字游牧研修会。这是一次为期十天的沉浸式体验，议程内容十分丰富。在此期间，15名参与者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我访谈了大多数参加此次活动的数字游民，包括该研修会的创始人珍妮·拉赫斯（Jenny Lachs）和她的伴侣西蒙。珍妮随后将我介绍给了7in7大会的创始人，该活动是专为资深数字游民设计和组织的。7in7大会于2017年10月3日至9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吸引了大约70名参与者。活动之名“7in7”源于组织者的愿望：在接下来的7年中，每年在全球七大洲各举办一次数字游民活动。在7in7大会结束后的3个月里，我通过Skype对上述活动的组织者、主要演讲者和参与者进行了后续访谈。本研究共有38位访谈者参与。
六、研究发现
数字游民在选择生活方式时，往往会走一条与传统观念相悖的道路，这样的选择常常被同事、朋友和家人视为难以理解、不现实甚至不负责任的。然而，通过了解他人成功的案例，数字游民开始相信这种生活方式是可行的。此外，当他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相互之间的合法性、身份认同和社区归属感就会得到加强，这种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他们自我认同的核心。
数字游民在选择旅居地时，经常会考虑如何最大化自身人口统计学特征的优势，并追求享乐生活。目前，泰国清迈是数字游民最为青睐的聚居地之一，那里有宜人的气候、美丽的海滩和友好的当地人。清迈等热门地区经常出现在数字游民的博客、Instagram帖子、脸书群组和论坛中。实际上，数字游民在这些旅游热点的生活方式和游客或其他外籍人士并无太大区别：他们对当地的传统、语言和文化知之甚少，倾向于与其他西方人群体社交，只与提供服务的当地人维持最低限度的必要接触。
特权和地位的差异导致数字游民和当地人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这个鸿沟很难跨越。数字游民沉醉在这种特权生活方式之中，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行为，也使他们很难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生活方式的破坏性影响。卡普兰进一步指出，特权和地位的差异使得当地人被边缘化，成为“他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为数字游民提供了多彩且令人兴奋的文化体验。[16]如果没有这种社会距离，对数字游民来说，当地居民异国情调的吸引力可能会降低。
数字游民通常会把自己与那些还被困在公司和家庭里的同龄人做比较，然后感觉自己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较低。但实际上，与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相比，他们拥有巨大优势，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在访谈中，一些数字游民承认，他们不会偏离游客常走的路线，也很少与当地人深入交流。
澳大利亚的数字游民亚历山德拉对此问题有所反思：“这的确是我需要努力改变的方面。我很少和当地人交流。比方说，在泰国时，我有一个英国朋友，他和他的泰国老婆在那儿生活了一段时间。她会带我们参加一些当地的活动。这让我感到内疚，因为我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新殖民主义’。我们平时称兄道弟的那些所谓的‘兄弟游牧者’（bro-mads）肯定不会把这当回事。”她所说的“兄弟游牧者”可能更关心啤酒和冲浪，而非社会（不）平等问题。然而，作为数字游民，她似乎并未真正超越这个群体，也不了解自己所在的东南亚国家的传统和文化。
在旅途中，肤色差异让数字游民更敏锐地察觉到跨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访谈者阿姆娜对此深有体会。她是一位美国混血儿，母亲来自东欧，父亲是巴基斯坦人。她在旅行中常感受到服务人员的善意，并愿意和他们成为朋友。“在理想状态下，我们应该了解当地文化，然后以某种方式进行回馈。这当然不是说只有金钱才能解决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很重要。哪怕是你工作的当地咖啡馆里面的人，你可以尝试了解他们的生活，也可以向他们介绍一个新的概念或一种新体验。我在哥伦比亚的一家咖啡馆里工作过，那里的人和我关系很好。当我回去时，他们还记得我。分享你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回馈。哥伦比亚是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因为毒品贸易，它有着屈辱的近代史。很多游客来这里只是为了吸毒和狂欢，然后就离开了，对当地人什么好处都没有。”
前些年曾有学者探讨过女性志愿旅游现象中的新殖民主义倾向，[17]上述访谈的观点与此不谋而合。访谈内容也反映出慈善捐赠中常见的“帮助”话语忽视了对现存体制的反思和批判。例如，阿姆娜作为7in7大会的志愿者，她所在的组织鼓励数字游民通过慈善捐赠为当地社区做出贡献，但却并不倡导对社会不平等现象进行批判或推动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莎莉是一位阿拉伯裔美国人，是本研究中少数具有跨文化和双语背景的访谈对象，她更喜欢在能使用母语的地区旅居。“我更喜欢对我来说那些不用切换语言的地方。中东地区就很好啊！作为数字游民，你可能会在目的地建立社交网络，但最后还是要走的，所以交往一般都是‘蜻蜓点水’。所以，我比较喜欢在那些能够深入交流的地方呆上一段时间。今年我在讲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的国家都旅行了一段时间。从外貌上，人们看不太出我是阿拉伯人还是美国人，所以当地人总是很好奇我来自哪里。”
莎莉的体验表明，有色人种的数字游牧经历可能与白人迥异，这反映了数字游牧生活中潜在的白人中心主义。在本研究中，除了母语外，很少有数字游民学习其他语言。因此，能说两种或更多语言的数字游民通常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少数族裔，也就是说，这个群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在非英语为主的地区生活和工作。
在本研究中，一些受访者在十几岁时就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最初可能是从事服务业的兼职工作。他们在工作中逐步培育了自己的职业技能，并用工资来支付大学学费。很多人在自己领域内难以立足，除了那些从事高技能或专业性强工作的知识劳动者，例如软件工程师、程序员、技术支持人员、精通数字营销的专家，等等。[18]
我的访谈对象之一阿姆娜出生在巴基斯坦，八岁时随着离异的母亲和兄弟姐妹移民至美国。在上大学前，她就开始了零工生涯，直至今日。“我做的零工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我从来没做过全职工作。毕业后，我教过法语和英语，也做过保姆，还在纽约街头发过优惠券和冰淇淋样品。”
阿姆娜意识到，想在纽约保持收支平衡，就必须搬到更经济的地方居住。她向往数字游牧生活，开始寻找远程工作机会。她做过电子邮件营销和搜索引擎优化的工作，这些工作与她之前的零工工作类似。与其他数字游民建立联系不仅帮助她找到新客户和零工活计，她的多语能力——包括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也成了她的优势。尽管如此，她并没有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明确规划，也没有设计职业发展路径，而是选择跟随朋友们的旅居步伐。阿姆娜的零工和远程工作经历真实反映了美国千禧一代面临的就业挑战，即使他们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具备多语言技能，智力出众，拥有文化资本，也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
在访谈中，尼克代表了那些具有顶尖技能和高收入潜力的数字游民。他曾在企业中有着高薪职位，但自从转为自由职业者以来，他的收入就难以回到全职工作时的水平了。尼克不仅忙于日常工作，还是7in7大会的联合创始人和组织者，这既占据了他许多个人时间，也对他的财务状况产生了影响。像尼克这样的数字游民往往会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在个人兴趣和休闲活动上。
可以预见，高技能和专业化的职场人员更容易转型为远程工作者。然而，对旅行的渴望是很多人成为数字游民的主要原因，而职业发展则是次要考虑的。这部分人可能只有零星的工作经验，缺乏专业技能。他们经常浏览有关数字游民的博客和论坛，寻找容易获得的远程工作机会，尽管这些工作往往只能提供基本的生计支持。
① 数字游民大会
数字游民大会主要使用英语（和德语），明确针对西方人群。DNX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旨在推动标准化的数字游民社区建设。其创始人是一对热衷于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白人德国夫妇。大会的演讲嘉宾主要来自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他们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共同的休闲爱好，例如饮酒、冲浪。DNX大会安排了许多社交活动，但几乎所有活动都涉及酒精，这可能会令不饮酒的人感到被排斥。因此，其他大会开始尝试吸引在DNX中被边缘化的群体，这也是女性数字游牧研修会和7in7大会出现的背景。
克莱尔是7in7大会的三位创始人之一。该大会的演讲者主要是女性和有色人种群体，人数比例至少在75%。正如创始人所表达的，他们关注的是“边缘化的数字游民”。克莱尔解释说：“典型的数字游民形象是来自硅谷的25岁白人程序员。关于女性和有色人种的声音太少，这让我们感到沮丧。我们试图围绕这些被边缘化的数字游民建立社区，让他们能够彼此认识并相互支持。数字游牧生活可能让人感到孤独，所以我们需要确保每个人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拉赫斯创建了一个名为“女性数字游民”的脸书小组，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她开始组织研修会。她分享道：“我不确定该如何做，只知道有人想参加这样的活动，所以我决定试一试。我真的是凭直觉做事，找到了一块场地，然后在小组里发布了5—7次通知，并创建了一个网站。结果，人们真的来了，这让人难以置信。有来自10个不同国家的14个人参加了我们的活动。这使得我们的第一次研修会成为了迄今为止最多元化的活动。但随后有人问，‘下一次什么时候再组织活动呢？’这促使我组织了第二次活动，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我们的第二次研修活动只有6晚。尽管时间缩短了，但我们进行了头脑风暴，分享了许多实用的技巧。此外，我们还安排了旅行、划皮艇、摄影、漫步等许多不同的活动。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且充实。”
就这样，这些创始人们以一种“金字塔式”的方案向那些前赴后继成为数字游民的下一批人“贩卖”梦想，其实就是把数字游牧主义的生活方式包装好了兜售给他人。这成为许多早期数字游民重要的赚钱方式，这些向往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人群构成了他们持续不断的客源。
② 精心策划的共享生活与工作体验
数字游民的生活伴随着孤独。他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工作中获得与他人合作的体验，或者是通过参加在线活动来寻找潜在客户和合作伙伴。单身的数字游民可能会使用约会网站或应用程序，但在旅途中维持稳定、长期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对那些希望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数字游民而言，可以共享的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就极具吸引力。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阿莱克西斯是一位提供远程律师服务的数字游民。他在访谈中提到：“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像7in7、GlobeKick和Remote等。它们的目的是把我们集中在一起，让大家在同一个地方住上1—2个月。这些地方不仅提供食宿，还会组织创业研修会。它们的服务是以业务为中心的，包括举办网络交流活动，有些活动类似TED Talk的风格，当然，有时候也有很好玩的户外郊游。如果我想用自己的博客和Instagram账号赚钱，这里也是结识潜在合作伙伴的好地方。”
在这个充满机会主义的环境中，有大量潜在客户愿意购买专门为数字游民精心策划和设计的体验。所以，为他们打造社区就是一项“重点工作”，因为这群人具有相似的特点和共同的兴趣爱好。[19] 但另一方面，如果将“自我”视为一个通过消费来体验启蒙的发展项目，那么数字游牧生活方式就体现了明显的消费主义价值观。
七、结论
在既有研究中，数字游牧象征着劳动者和雇主的潜在自由。但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指出，一方面，人们选择游牧，是因为大量雇主不愿承担为员工提供稳定工作、社会保障、办公场所以及带薪假期的责任；另一方面，虽然员工看起来拥有持续的工作自由，他们的收入却在下降，工作更多受到算法的严格控制。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若隐若现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被越来越多劳动者所接受。数字游民利用他们的“强势”护照，在发达国家赚取收入，在发展中国家消费，表现为一种向下的社会流动，与千禧一代的其他人显著不同。这种生活方式更多是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一种调适，而非挑战它。
正如艾多都指出的，数字游民受到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后者认为，数字游民的兴起一方面加速了相关服务和产品的增长，另一方面使得这个群体越来越受资本主义逻辑的支配。此外，数字游民（亚）文化所表现出的男性中心主义和批判性视角的缺失导致了另类数字游民大会的产生。反思这一商业世界和数字游牧生活方式中的不平等现象，有助于我们理解千禧一代劳动力向下的社会流动，并预测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
当前的就业市场未能满足千禧一代的期待，数字游民以创新性的方式将工作和休闲的重要性颠倒过来。他们热爱旅行，工作成为了他们支持旅行的经济手段。在数字游民中，很少有人拥有全职工作，享有福利或领取退休金。他们的财富常常体现在访问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上。斯特宾斯认为，“严肃休闲”具有六个特征：毅力、休闲生涯、个人努力、有形回报、身份和独特的道德观。数字游民充分展现了这些特征，他们把休闲需求视为选择居住地的主要考虑因素，而非就业需要。他们还以这种生活方式为基础，建立了身份认同，在会议和研修中聚集在一起，结交好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身份认同。
总之，本文聚焦数字游牧这一新型生活方式，批判性地分析其中的特权和不平等问题，以及创建社区的过程。由于这种生活方式常伴随孤独，许多数字游民通过参与大型会议和活动，或在共享空间中生活和工作，来寻求共同体验，建立情感联系和社交网络，以形成社区。未来研究可以访问特定数字游民聚居地，围绕共享生活和工作空间的集体生活展开讨论，或是考察这种生活方式是否仅为临时选择，因为不断的流动性挑战可能会促使数字游民重新考虑传统生活方式。
作者简介：贝弗利·尤恩·汤普森，美国锡耶纳学院（Siena College）社会学教授。
译者简介：姚建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与研究基地研究员；徐偲骕，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文出处：本文译自THOMPSON BY. The Digital Nomad Lifestyle: (Remote) Work/Leisure Balance, Privilege, and Constructed Communit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eisure, 2019(2): 27-42.
注释：
[1] Annika Müller. The Digital Nomad: Buzzword or Research Category?. Transnational Social Review, 2016, 6(3): 344-348.
[2] Tsugio Makimoto and David Manners. Digital Nomad. New York: Wiley, 1997.
[3] Ina Reichenberger. Digital Nomads: A Quest for Holistic Freedom in Work and Leisure. Annals of Leisure Research, 2017, 21(3): 364-380.
[4] Scott Cohen, Tara Duncan and Maria Thulemark. Lifestyle Mobilities: The Crossroads of Travel, Leisure and Migration. Mobilities, 2013, 10(1): 155-172.
[5] Nancy Fraser. Fortunes of Feminism: 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 New York: Verso, 2013.
[6] Robert Stebbins. Serious Leisure: A Perspective for Our Time. New Brunswick, Canada: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7; Robert Stebbins. The Sociology of Leisure: An Estranged Child of Mainstream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eisure, 2018, 1: 43-53.
[7] Tony Blackshaw. The Two Rival Concepts of Devotional Leisure: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wenty-first Century Human Creativ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Freedo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eisure, 2018, 1(1): 75-97.
[8] [9] Caren Kaplan. Questions of Travel: Postmodern Discourse of Displacemen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 Juliet Schor and William Attwood-Charles. The “Sharing” Economy: Labor, Inequality, and Social Connection on For-profit Platforms. Sociology Compass, 2017, 11(8): 1-16.
[11] Ruth Sealy, Elena Doldor, Susan Vinnicombe, Siri Terjesen, Deirdre Anderson and Doyin Atewologun. Expanding the Notion of Dialogic Trading Zones for Impactful Research: The Case of Women on Boards Research.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7, 28(1): 64-83; Eleni Stavrou, Emma Parry and Deirdre Anderson. Nonstandard Work Arrangements and Configurations of Firm and Societal Syst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15, 26(19): 2412-2433.
[12] Scott Cohen, Girish Prayag and Miguel Moital. Consumer Behaviour in Tourism: Concepts, Influences and Opportunities.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4, 17(10): 872-909.
[13] Fatih Aydogdu. Frame of New Nomad. Neo Nomad. http://neonomadproject.com/nomadology-read.html, September 28, 2017.
[14] M. Jacqui Alexander. Pedagogies of Crossing: Mediations on Feminism, Sexual Politics, Memory, and the Sacre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5] Alessandro Gandini. The Rise of Coworking Spaces: A Literature Review. Ephemera, 2015, 15(1): 193-205.
[16] Caren Kaplan. Questions of Travel: Postmodern Discourse of Displacemen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7] Ranjan Bandyopadhyay and Vrushali Patil. “The White Woman’s Burden”: The Racialized, Gendered Politics of Volunteer Tourism.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Space, Place and Environment, 2017, 19(4): 1-13.
[18] Jonathan Haskel and Stian Westlake.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 The Rise of the Intangible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19] Lyndon Garrett, Gretchen Spreitzer and Peter Bacevice. Co-construct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at Work: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ty in Coworking Spaces. Organization Studies, 2017, 38(4): 821-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