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家访：抵达、看到与安放

2017年暑假，应黎章韬邀请，我开始了去学生家看看的漫长旅途。首站是云南腾冲，黎章韬是我2010级中文班的学生。随后五年，我利用周末或者寒暑假，断断续续去过郁南、阳春、台山、怀宁、东莞、潮安、陆丰、普宁、佛山、深圳、饶平、湛江、遂溪、廉江、韶关、孝感等地，当然也去过广州的荔湾、越秀、萝岗和白云。在中国的教育语境中，这个过程被称为“家访”，也是传统教师角色的一项日常工作，但对我而言，这种跨越时空的走访，完全超出了日常“家访”的边界，成为我从教生涯中，从“讲台之上”走进“讲台背后”的发端。

相比《我的二本学生》在较长时空中对学生群体的整体性叙述，这种贴近大地、回到起点的走访，让我在生活细密的皱褶处，从另一个视角获得了讲台之外的更多观察：

我由此看到了一个开阔、丰富、绵密而又纠结的世界，这个世界链接了学生背后成长的村庄、小镇、山坡和街巷，也召唤了他们的父母、祖辈、兄弟、同学和其他亲人的出场。更重要的是，通过家访，我对学生家长——我的同龄人——有了切近的观察和理解，多年来，我对这个群体一直持有朦朦胧胧的想象，但始终无法在脑海中形成清晰而具体的感知，正是家访带来的近距离相处，让我获得了和他们直接交流的机会，并由此确认了一个事实——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情境中，家长作为教育主体的重要组成，事实上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目睹、融入和接受以教育产业化为载体的社会变化进程，孩子从念书到就业的人生大事，往往成为他们遭遇和深度介入这一进程的核心纽结，并伴随着外出打工、亲子分离、跨省婚姻、城乡融合、教育期待、孩子就业等具体情节，演绎着路径不同但气息相通的生命图景。

在家访过程对我课堂的延伸中，我清晰感知到父母的生计、劳动的历练、祖辈的陪伴、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等具体的日常生活，在学生漫长的少年时代，怎样以“教育资源”的面目，渗透到他们的生命成长中，我由此切身感受到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所形成的复杂关联和参差图景，感知到了学生背后的故土、家庭、亲人所链接的教育要素，以及曾经驻留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相比大学的一览无余，才是他们更为根本的成长底色。

当然，让我感触最深的是，陪伴学生回到他们成长的地方，一种被遮蔽的力量，总能在年轻人身上神奇地复苏，我不否认，囿于校园的狭隘和对年轻群体理解维度的单一，在此以前，我对二本学生群体整体的去向过于悲观，当我有机会贴近他们的来路，看清他们一路走来的坚韧和勇气，我发现，往日的担忧，竟然得到了不少释放，他们作为个体所彰显出的自我成长愿望，让我清晰地看到，无论社会的缝隙怎样狭小，年轻的个体终究在不同的处境中，显示出了各自的主动性和力量感，并由此散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是一本立足讲台视角，建立在从教经验之上的教学札记，那么，本书是我走下讲台，走进学生家庭实地考察和亲历的家访笔记。叙述和描绘出“讲台之上”和“讲台背后”的双重教育图景，是我多年的心愿，五年的家访经历，让我意外地获得了机会，从某种程度而言，本书的完成，《我的二本学生》才算获得了相对完整的表达。

本书依然聚焦我的二本学生，出场的年轻人，同样来自广东F学院。

回想起五六年来在全国不同的村庄、集镇、街巷走访的经历，有太多难忘的瞬间值得铭记。我在夏天的溽热中，到过喧嚣而纷乱的南方小镇，也在年关将近的冬日寒风中，抵达过萧瑟而苍茫的北方村庄，它们或庇护在高黎贡山之下，或湮没在高速公路隔绝的群山之中，或在夸张房地产广告的包裹里，显示出街巷的活力和烟尘。我在不止一所废弃小学的操场后面，目睹到曾经的教室，随着孩子们的消散，早已一片狼藉；同时也在多所庄重、整洁的高中校园，看到了我讲台下的年轻人，曾经燃烧的梦想和青春。我一次次从广州南站、省汽车站、越秀南汽车站出发，也一次次在漫长的远行中，将家访变为现实，并由此获得机缘，回溯一个个年轻人成长的足迹。

为了更完整地俯览村庄的全貌，李敏怡曾带我爬上老房子的屋顶；为了进到废弃的小学看看曾经的课桌，何境军多次示范怎样翻越学校的狭窄围栏；为了告诉我养蚝的流程，罗早亮爸爸亲自驾船，带我穿梭海湾抵达蚝场；为了感受茶园的辽阔，林晓静妈妈豪情满怀地开着摩托车，载我在崎岖的乡村小径一路驰骋；为了体验爸爸的工作强度，于魏华和我一起溜入了韵达快递辽阔的分装车间；为了更清楚地还原高三的紧张和劳累，张正敏翻出她尘封已久的日记，翻出她高三写过的近两百支圆珠笔，我到现在都无法忘记，圆珠笔摆满一地给我带来的震撼和触动。

当然，更让我触动的是，在这种走访中，以家庭为锚点，往往能轻易看到其所带来的丰富链接：我终于拥有机会看到讲台下年轻人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叔叔、姑姑、堂弟、同学等父母以外的群体，看到这个群体和他们的具体关联；也得以拥有机会感受到家庭作坊、进厂打工、养蚝修船、摆摊售卖、种植茶叶、宰杀牲畜等具体生计，是如何作用到一个个孩子的生命中，并在无形中塑造他们的劳动观、金钱观和对求学深造、成家立业诸多事情的认知。

这所有的片段、场景和抵达，在我脑海中绘就了一幅动态而清晰的画卷，接通了一个丰富而真实的中国。

“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作为教师，置身细密的时空之网，目睹年轻的群体，一波波从毕业季的潮水漫过，步入人生种种的不确定性，再也没有“流动性”三个字，更能让我切身感知到他们的生存。我的课堂，不过是学生流动性命运在高校象牙塔中的片刻驻留，“二本学生”作为一个群体的命名和出场，不过是我借助职业的便捷，对他们存在的粗疏叙述。但与他们生命链接更为紧密的家长群体，在当下急剧变迁的时代洪流中，却始终面目模糊，难以在喧嚣的信息堆积中，冒出稍稍清晰的面容和身影，更难直接听到他们的声音。庆幸的是，也正是通过家访带来的便捷，我才得以走近这个隐匿的群体，并获得一次次互相看见、直接沟通的机会。

我想起第一站到达章韬家，坐在雨天的茶桌旁，听他爸爸讲起早年在缅北的伐木经历，他平淡地叙述一切，我却听得心惊肉跳；我想起正敏带我穿梭在童年常走的泥泞小径，想起我们在村庄高高山岗上的小学所感受到的绝对宁静，尽管妈妈不在身边，但在故乡的山间田地，无处不是妈妈劳作的身影；我想起源盛带我重走课堂上描述过的“打火把上学的路”，目睹他最喜爱的堂弟车技惊人，却无法获得驾照进入城市谋生的事实，而我在此种遗憾和现实中，突然理解了无法与我谋面的妈妈，为何在生完孩子后，一定要走出大山的坚定；我想起晓静妈妈跨上摩托，带我在茶场的山路上风驰电掣，她人到中年，却依然活力四射，我一眼就能感受到，只有同龄人才能明白的孤独和不甘；我想起境军妈妈站在村口人行道的桃树下，和我讲起儿子的懵懂给她带来的忧虑和无奈，以及决定留守家中陪伴孩子的挣扎和坚持。

事实上，虽说是家访，和家长见面原本应为这一环节的核心，但不少时候，就算来到学生家，我也有可能见不到他们的父母，他们要不双双在外打工，要不一方常年在外。有幸能够见到双方，我们大都没有特定的时间用来交流，他们无法停下手中的活计，生存严丝密缝，日复一日的既定劳作，填满了日常的有限空隙，我们难得的聊天机会，更多只能在红薯地、猪栏旁、快递间、养殖场，或者铡猪草、煮猪食、织渔网、拣快递、修单车等忙碌的间隙中进行。这些场景如此具体、日常而又必然，无不浸润了快速流动的现实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他们坚信劳动创造价值，勤劳、质朴而又坚韧，他们对个人消费保持警惕，但对孩子的教育展现出了惊人的重视、不计代价的付出和让我羞愧的耐心，承载了天下父母望子成龙的朴素心愿。和我们的父辈比较起来，这群来自中国传统家庭的最后一代，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在价值观念上，依然延续了父辈的精神底色。

毫无疑问，他们是中国最为广大的劳动者群体，在叙述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图景时，他们是不可忽视的、沉默而庞大的主体。正是在一次次切近的观照中，我进一步坚定了此前的判断，他们的孩子，我庞大的二本学生群体，构成了中国大学生的多数，成为社会的重要支撑，作为家长，作为劳动者的主体，他们以自己的劳作和付出，同样构成了中国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石。

在和学生共同的寻访中，我一次次感受到，剥离掉985、211、双一流等名校孩子的光环，对更多年轻人而言，哪怕进入二本院校，除了自身的竭尽全力，同样离不开家庭奋不顾身的托举。

我还必须承认，正是通过家访，激活了我很多关于教育的想法，也祛除了我此前的诸多困惑。多年来，相比通过写作呈现学生的命运，我更想做的事，是通过教育实践改变学生的命运，并尽力发现和寻找如何助力学生安放身心的途径，这种明确的“建构性企图”，是我作为一个教师的职业本能。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从“学校教育”的维度进入，凸显了年轻群体越来越难以立足社会的趋势，这固然显示了流动性时代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遭遇的危机，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学校教育”裹挟在现代分工之上，悄然将“完整的人”置换为“工具的人”这一过程所遭遇的挑战。那么，从寻找新的教育资源的角度来看，“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否蕴含了一直被我们疏忽和漠视的地方？那些我们早已视而不见的日常，湮没在个人化话语中的定见，是否真的失去了讨论空间？说具体一点，诸如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否真的像某些主流媒体宣传的那么确凿？鳄鱼池般应试链条裹挟下的过度学校教育，其对个体的严重损耗，是否应作为成本进入考量？家庭结构的变迁、个体的唤醒契机、劳作对孩子品行的锤炼、祖辈给予孩子情感滋养所构建的心理屏障、多子女家庭孕育的彼此担待中的责任感、家族团结协作所滋生的集体力量、公共意识的植根对个体意义感的确立，是否隐藏了当下贫瘠、慌乱的教育实践中，值得重新挖掘和审视的宝贵经验？在绩优主义横行的时代，我们是否需要心平气和地回到教育本身，对极度内卷的现实保持警惕，并对附着在文凭通胀和高校鄙视链条之下的现实，激活并恢复来自个体直觉的质疑勇气，真正让“人”的概念和声音得以强化和彰显？

说得更直接一点，在逼仄到无以复加的成长语境中，作为成人和教育工作者，是否应守住和跨出学校教育的边界，仔细去勘探和甄别那些曾经帮助年轻个体安身立命的要素和可能，并在越来越单向度的评价体系中，帮助年轻人确立丰富而多维度的自我审视？

是的，拉开时空看，正是五年的家访经历，让我挣脱知识包裹的学院氛围，通过特写镜头般对学生个案的聚焦，获得了对上述追问的直观答案。比之大学校园中我对年轻人生活的熟悉，以及他们毕业去向的明了，通过家访，我直接感知到了学校以外的更多维度，“具体而稠密的日常生活”，到底从怎样的层面，塑造了一个个“立体而丰富的人”。

举个例子，尽管在和年轻人的交流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他们和祖辈之间的深厚感情，但只有目睹文瑜给奶奶剪指甲的一幕，目睹何健站在爷爷坟前的郑重和追念，目睹章韬外婆慈爱温柔地注视眼前健康黝黑的外孙，目睹境军扶着中风的爷爷在宽阔而简陋的客厅走来走去，我才清晰地意识到，相比课堂的粗疏，在他们的生命成长中，隐匿了很多我看不见的场景。在关于代际的叙述中，我切切实实感受到，这些并未瓦解的家庭结构所留存的传统人伦，事实上正是作为生命中的“真正之重”，进入到我讲台下年轻人的情感结构中。凭直觉，我甚至可以判断，廖文瑜、何健、黎章韬、何境军，之所以更有立足社会的勇气，正来源于他们和父辈及祖辈深刻的情感链接。在别人眼中，他们统称为“懂事的人”，在我眼中，他们是一群内心柔软、情感丰沛、充盈责任感而不乏力量的人。我在课堂的驻留和观察中，无法从同质化的教育要素里，发现他们情感教育完成的具体路径，也说不清他们和其他孩子差异的原因，但回到他们的出生地，回到他们的村庄和亲人身边，一些被遮蔽的图景便会浮出水面。

我想，这也是本书中，除了观照学生的求学和就业层面，我更为侧重叙述村庄的变迁、父母的生计、和祖辈的关系、家庭模式甚至同龄人分野的原因。只有还原到这些具体层面，我才能清晰地看到，“背后的村庄”作为生命的原点，怎样成为年轻人“社会化”的发端；才能明确感知，渗透在父母生计中的“劳动”，怎样作为教育资源浸润孩子们的价值建构；才能进一步确信，祖辈毫无保留的情感滋养，怎样给孩子们传递直面现实的力量和勇气；也才能看得更清，在庞大的年轻群体中，我的学生，就算只能来到一所二本院校的课堂，相比更为多数的同龄人，也算得上巨大的突围和幸运，更幸运的是，他们没有被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压力打败，终究依仗更为本源的滋养和力量，在喧嚣世界中找到了安放自己的地方。

从教育要素的角度看，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通过叙述流动时代学生命运的变迁，凸显了“学校教育”的有限性，那么，本书将通过家访个案所链接的成长细节，通过叙述学生背后的家庭所遭受的流动性境遇，竭力探讨“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所包蕴的细碎可能，如何帮助年轻人更好地立足社会，获得安身立命的根基。

而这，也是我在本书中，对出场年轻人的教育图景进行梳理时，愿意花较大篇幅，不厌其烦地叙述学校教育以外其他因素的原因：诸如黎章韬在就业的选择上，父亲对他的影响，他工作以后，客户交流对他的塑造；张正敏与家庭环境、社会偏见对抗的自觉，以及大学期间彻底接纳自己、直面个体真实的勇气；于魏华从父母职业中习得的商业敏感和行动能力，以及对金钱的管理意识和根深蒂固的独立观念；何境军在和爷爷密切的情感关系中，因家族纠纷，在高中阶段偶然被激活的担当使命；林晓静和莫源盛尽管在现实的夹击中，不可避免地遭遇考研或就业的失败，但他们一直听从内心的声音，敢于坚守兴趣的指引，终究慢慢在社会上寻得了立足之处。我在感知他们踏实、充盈而从容的生命状态时，时时意识到，寻找一种不受制于概念和焦虑煎熬的生活，在现实的夹缝中，并非不可能。

在这些个案身上，还原他们各自被遮蔽的成长细节，我惊讶地发现，其力量感的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和现实的对接。当负载于学校教育之上的文凭，其边际效应日渐递减，他们立足现实，脚踏实地，破除“成功学”对自己的禁锢，回到“整体的人”成长本身，在一次次另类实践中，相信来自直觉的声音，相信内心的真实力量，在不起眼的日常生活中，滋生了进入社会、立足大地的勇气，并促成了教育最为核心的环节——“自我教育”的达成。

尽管我知道，本书中提到的个案，并不构成我学生的主体，但他们的实践和选择，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二本学生群体的观察和叙述。

我由此意识到，尽管从整体而言，任何群体都受制于时代大势所决定的趋势和路径，但从微观角度看，个体一直拥有社会夹缝中突围的可能，这恰恰是教育之于年轻人的重要意义，也是它能提供此种可能的最好屏障，激活个体的生命活力、唤醒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恰恰是教育能以柔韧之躯巧妙抵达之处。而我所谓的“建构性企图”，除了具体的教学实践，更为根本而切近的路径，正来源于和年轻人站在一起，直面真实的社会、自主抵挡生命的惯性消耗、尽可能和更多的人建立关联，并在具体的生存细节和生命场景中，以下蹲的姿态，激活各自的生命活力，积蓄可持续的起跳能量和力气。

毫无疑问，这是家访旅途所构建的丰富链接，对我回到现场的最大馈赠。

好了，让我从教师角色习惯性的饶舌中，说说几年家访的直观感受。

不得不说，相比千篇一律的课堂，五年的家访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对教育的理解，也激发我对年轻人的成长产生了更多思考。每次走进学生家，我都怀有特别的期待和真实的雀跃，见到家长的那一刻，内心充盈着一种久违的温情。在短暂的相处中，我亲眼看见一双双或沧桑或残缺的手，通过各类普通的劳作，铺就了孩子们通往大学的路，我亲眼看见他们劳碌的同时，因为教育带来的希望，在田野、在山间绽放的笑容。和他们在一起，一种“遥远的亲切”和“眼前的亲切”杂糅交织，我由此感受到某种从未有过的慰藉和涤荡，从他们身上，我看到同代人被时代打下的精神烙印，清楚觉察到独属于一代人的率性、野性以及并未泯灭的活力和激情。

这种让人放松、没有隔膜、彼此敞开的关系，固然来自师生之间的信任，更来自我和我的同龄人——学生家长之间，因为共同的时代记忆所产生的共鸣，在以家访名义的遥远回望中，不需要语言，我们就能跨越具体的现实处境，滋生出一种别样的理解和默契，感知到彼此的心心相通。

这是属于同龄人之间，对逝去时光缥缈却真实的牵念。

同样，通过倾听，我在感知不同地域、不同家庭相同气息的同时，也在一次次行走中，唤醒了自己对故乡、对工厂、对祖辈、对亲人的记忆，他们给予我的情感支持和持续鼓励，让我感受到教师这个职业的庄重和尊严，也感受到教育的柔软、美好和力量，在网络泡沫和现实的喧嚣中，一种久违的让人宁静的东西在我内心萌生。

我想，这是我走进学生家庭，和他们的父母一见如故，没有任何隔膜的原因。

最后，让我借助文字的庄重，记下本书中出场妈妈的名字，并借此表达对中国劳动者的敬意：黎章韬妈妈尹聪兰，莫源盛妈妈李翠艳，张正敏妈妈范氏碧（中文名黄梅香），罗早亮妈妈谭君芳，吴浩天妈妈刘月吟，蔡礼彬妈妈张赛卿，于魏华妈妈袁美芳，何健妈妈李开云，廖文瑜妈妈冯珍，林晓静妈妈谢英华，何境军妈妈李秋琼，温钰珍妈妈潘胡取。

我相信，就如当初和她们告别时约定的那样，我们还有机会再度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