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童年做了什么？
我一生中遇到过很多很好的老师，但如果必须选出一位最好的，那一定是鲁比。遇见她的那个夏天，我5岁，她6岁。我们一家刚搬到一个新城镇，在母亲的建议下，我独自一人穿梭于城镇街道，挨家挨户地敲门打听：“这里住着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孩子吗？”我就是这样在街对面遇到了鲁比。不出几分钟，我们就成了最好的朋友。我在那个小镇居住了两年，这期间我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鲁比比我大一岁，也比我聪明、胆大，但差距并不明显，所以对我来说，她是一位极好的老师。
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伯特·富尔格姆(Robert Fulghum)出版了一本广受欢迎的散文集《受用一生的信条》(All I Really Need to Know I Learned in Kindergarten)。我没上过幼儿园。我5岁时搬去的那个小镇没有幼儿园。但我认为，即使是富尔格姆，如果有人跟他说出以下观点，他也会同意的：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学到的大部分重要道理，都并非来自幼儿园或学校，而是来自生活本身。
在那个小镇度过的第一个夏天，我和鲁比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玩，还经常一玩就是一整天。有时就我们两个一起玩，有时我们会和左邻右舍的其他孩子一起玩。后来鲁比上了一年级，我还没上学，但到了她每天放学后和周末的时间，我们还会在一起玩。
我有时想写一本书，书名就叫“从鲁比那里学到的人生真谛”。我记得鲁比教我的第一件事是骑自行车。我没有自行车，但她有，她就让我骑她的车。那是一辆女式自行车，学起来很容易，因为不需要在上下车的时候把腿跨过横杠。我们住的那条街沿着一座小山往下延伸，鲁比给我示范，如果我在山顶骑上自行车，用脚稍微蹬一下地，车子就能立刻加速，即使不踩脚踏板，车身也能保持直立，这样我就能在还未学会踩脚踏板的情况下先学习如何保持车身平衡。鲁比教我在车子到达山脚的时候再开始踩脚踏板，每次都尽量踩得远一点，以免摔倒或双脚着地停下来。刚开始试骑时，我的膝盖擦伤了好几处，还撞到了邻居家停着的车，但鲁比告诉我不要担心，还说我会骑得越来越好，很快就能一直骑行而不会摔倒了。
几天之后，我真的练成“不倒功”了。父母看到后，就给我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那辆车对当时的我来说太大了，车的横杠太高了，我很难爬上去——但我父母考虑的是随着我长大，自行车不会很快因为“变小”而不适合骑。但我还是可以骑。那是我的第一辆车，在我5岁的时候，它给了我从未体验过的自由。
自从我有了自己的自行车，我和鲁比就开始骑着自行车在镇子上到处跑，还去了附近的村庄。这些骑行经历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冒险，尽管我们从来没去过离家三四公里以外的地方。父母不允许我独自外出，但我可以和鲁比一起出去。母亲看得出来，6岁的鲁比既成熟又有责任感，而且熟悉周围的环境，懂得让我远离麻烦。在每一次冒险中，我们都会学到一些新东西，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以及我们遇见的同样生活于其间的人。即使在今天，我最喜欢的出行方式还是骑自行车，当我骑着自行车去上班或者去某个地方时，就会想起鲁比。
鲁比还教过我爬树。我家前院有一棵高大的松树，其实对成年人来说，那是一棵不大不小的松树，但对小时候的我来说，那棵树显得很大，树顶笔直入天，像是“神造之梯”。那时的我不是最大胆的，也不是身形最敏捷的孩子，所以我不得不花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努力让自己爬得更高一点。这棵树对鲁比的吸引力同样强烈，而且鲁比一直是一名优秀的攀爬者，每当她爬上一根更高的树枝，我就知道我也可以做到。爬向“天空”，然后俯瞰遥远的地面，多么令人兴奋啊！我们爬离了地面大约4米，也或许是6米，这足以满足5岁时的我寻求危险刺激的欲望，也足以证明自己在面对危险时，能够通过努力成功脱离险境，并借此获得极大的自信，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自信使我终生受益。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鲁比给我上了关于死亡的第一课。那时我正在户外的充气泳池边玩，我助跑几步跳进水里，顺着水流沉到池底，玩得正开心。鲁比走进院子，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跳进水池里，但她没有，她只是远远地坐在草地上，什么话也没说。我想逗她笑，就表演了些滑稽的把戏，但都不起作用。我以前从没见过鲁比这样。最后我走过去坐在了她身边。鲁比告诉我，她从小一起生活的祖父昨夜去世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人死亡，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安慰一个遭受亲人亡故打击的人。当然，我失败了，而且我最终认识到，我总会在这方面遭遇失败。我所能做的就是作为一个朋友陪在她身边，让时间来疗愈创伤。幸运的是，当我6岁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每一天都像两个星期那么长。夏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在一起玩、一起笑的时光也飞逝而过。
回顾童年时，我会为今天的孩子没有我们那时那么自由而感到遗憾，而同样为此感到遗憾的人不止我一个。任何一个中年人或更年长的人聊起童年的话题，都会开始回忆自己那段远离大人、和其他孩子一起冒险的时光。以下文字出自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的一篇文章，她讲述了自己在伊利诺伊州帕克里奇的童年：
我们有一个组织良好的儿童社团，大家一起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夏天的时候，每天放学后以及每个周末，我们都会从天亮一直玩到天黑，直到父母叫我们回家。其中有一个游戏叫作“追跑”，这是一种复杂的团体游戏，结合了捉迷藏和捉人游戏的形式。我们会组队，分散在整个社区，覆盖大概两到三个街区的区域，指定安全的地方，如果有人追你，你可以去那里。还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你摆脱追人者的控制，那样你就可以重新回到游戏中。与我们所有的游戏一样，游戏规则是精心设计的，并且是我们一起在街角经过长时间的协商后制定出来的。我们就这样度过了无尽的时光。
我们曾那样独立，那样自由。但要把这样的独立和自由给予现在的孩子，简直无法想象。这是社会的重大损失之一。
不管你的政治立场如何，你都会同意，希拉里长大后成了一个能干、自信且擅长社交的成年人。当我想到她与世界各国领导人商定协议时，就不禁想象在她身边有一个小女孩，在与邻居的孩子们协商敲定关于“追跑”游戏的规则。
“我们曾那样独立，那样自由。但要把这样的独立和自由给予现在的孩子，简直无法想象。这是社会的重大损失之一。”
这个损失不仅是重大的，而且可悲又残酷。孩子天生就该自由自在地玩耍，靠自己的力量去探索，而不是依附于成年人。他们需要自由才能获得发展，失去自由，他们就会痛苦。自由玩耍的驱动力是一种基本的生物本能。缺少自由玩耍可能不会像缺少食物、空气或水那样令躯体消亡，但是会磨灭人的意志、阻碍心智的发展。
自由自在地玩耍是孩子们学会交朋友、克服恐惧、解决问题，以及在一般情况下掌控自己生活的手段和途径。自由自在地玩耍也是孩子们练习并获得身体技能及智力能力的主要手段，他们要想在所处的文化环境中取得成功，这些技能和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竭尽全力、倾尽所有给孩子们买各种玩具、给他们提供“优质的亲子时光”或者让孩子们接受特殊的培训，都不能作为我们拿走他们自由的补偿。孩子们通过自主行动，在自由自在的玩耍中学会的东西，是无法通过其他方式由他人教会的。
成年人正在挑战孩子们适应能力的极限，逼迫他们进入了一个异常的环境，要求他们大部分时间在大人的指导下，坐在桌边，听或读他们并不感兴趣的东西，回答不属于自己的或者对他们来说并不真实的问题。成年人留给孩子用于玩耍、探索以及追求自己兴趣的时间和自由越来越少。
我是一名进化发展心理学家，这意味着我是从达尔文的角度研究儿童发展的。我对儿童天性中的一些方面特别感兴趣，这些天性使他们能够主动学习那些能使他们在自己身处的文化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学习的知识和技能。换句话说，我对教育的生物学基础感兴趣。为此，我研究了原始人类社会即狩猎-采集社会的教育，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没有类似学校的机构，孩子们始终要对自己的教育负责。
我还在马萨诸塞州我家附近的一所著名的非主流学校研究过教育，那里有数百名儿童和青少年通过自我指导的活动成功地完成了自我教育，没有成年人强加的课程和测试。此外，我还观察了那些实行非学校教育的在家教育模式的家庭，深入探索了基于玩耍功能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并为此做出了贡献。
所有这些工作都讲述了一个亘古不灭却出人意料的故事，一个挑战现代主流教育观念的故事。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孩子们倾向于自己对自己的教育负责。当他们获得自由和途径，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追求自己的兴趣时，他们就会沿着多样化的、未知的道路茁壮成长，并获得迎接生活挑战所需要的技能和信心。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们会在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向大人求助。他们不再需要强制的课程、讲座、作业、考试、分级、按年龄划分班级，也不再需要标准的学校义务教育制度以及任何其他类似的事物。事实上，所有这一切都会干扰孩子们天然的学习方式。
我做这样一项目研究关乎孩子们实现自我教育的天然本能，关乎能够使孩子们最大化地发挥天性所需要的环境条件，以及站在社会的角度，成年人如何能够以远低于目前用于学校的经费来为孩子们提供这些环境条件。玩耍的驱动力是孩子们为实现自我教育所使用的自然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本书中有一部分内容写的是玩耍的能力。
不过，我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评估美国社会目前的教育方式对孩子们造成的损害。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孩子们玩耍的自由不断被削弱，与此对应的是，年轻人的身心健康水平也不断下降。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社会将面临严重的危险：未来几代成年人均无法找到自己该有的生活方式。
过去，你在放学后、周末或暑假漫步于美国的任何一个社区，都能看到那些在没有大人监管的环境下独自在外玩耍的孩子。而现在，如果你在外面看到一群孩子，那他们很可能穿着校服，遵循着成年教练的指导，而他们的父母也在一旁，“尽职尽责”地为孩子们的一举一动欢呼喝彩。
霍华德·丘达科夫(Howard Chudacoff)在一本关于美国儿童游戏史的权威著作中，将20世纪早期至中期称为“儿童非结构性游戏的黄金时代”。丘达科夫所说的“非结构性游戏”并不是指缺乏规则的游戏。他认识到，玩耍从不是随机的活动，而是“有序的”。他所说的“非结构性”是指游戏规则的建立是由玩家自己完成的，而不是由外部的权威来完成的。我将其定义为自由游戏，即玩家自己决定玩什么以及怎么玩，并在游戏过程中自由修订游戏目标和规则。例如，临时凑人打一场棒球比赛是自由游戏，但少年棒球联赛不是。自由游戏是孩子们学习管理自己行为的途径。
在后殖民时代的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自由玩耍的时间和机会受到两种趋势的决定性影响：其一是童工需求量的逐渐减少，这一趋势增加了孩子们自由玩耍的时间，也解释了20世纪早期到中期，美国孩子的玩耍时间普遍上升的现象；其二是成年人在工作之余对孩子生活的控制逐渐增强，从而减少了孩子们自由玩耍的机会，这种趋势大概在20世纪中期开始加速，这也解释了从那时起，美国孩子的玩耍时间持续下降的现象。关于这两种趋势的推断虽然有些过于简单化，但基本是合理的。
成年人对孩子生活的控制逐渐增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学校义务教育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孩子们开始上学的年龄越来越小。现在不仅有幼儿园，在一些地区还有托儿所。而无论是幼儿园还是托儿所，这类学前教育的形式都越来越像小学，即由成年人分配的任务替代孩子们自由的玩耍。学年变长了，上学的时间也变长了，在校期间自由玩耍的机会也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20世纪50年代，当我还是一名小学生的时候，我们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中午有一小时的午餐时间。这些时间占据了每天6小时在校时间的1/3，而在这些时间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想做的事，甚至可以离开校园。三年级时，我和朋友们几乎整个午餐时间都在离学校不远的草地或小山上玩耍，冬天就在雪地里摔跤，或是打几场雪仗。我不记得有老师或其他大人在旁边看着我们玩。如果他们看着，也绝不会干涉。而如今，在我观察过的所有小学中，这些行为都不被允许了。那时的我们有多被信任，现在的孩子就有多么不被信任。
不仅上学的时间越来越长，上学也变得越来越不好玩了，而且学校正越来越多地侵入孩子们的家庭和生活：家庭作业的布置增多了，占用了孩子们原本可以用来玩耍的时间；现在的学校希望父母能够成为老师的助手，认为家长理应跟踪孩子所有的家庭作业和学校分配的特殊项目，并通过絮叨或连哄带骗的方式让自己的孩子完成这些任务。当孩子们不做作业或表现不佳时，父母常会感到内疚，就好像自己失败了一样。父母不敢安排家庭旅行，因为这会让孩子缺课，或是因为参与家庭活动而错过上学的时间，而事实上，在同样一段时间里，孩子通过家庭活动学到的东西可能比在学校学到的更有用。
学校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占据了孩子们的生活。尽管可能是无意的，但学校教育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在社会上酝酿出一种态度，即儿童主要通过完成由成年人指导和评估的任务来学习和成长，儿童自己的活动则是浪费时间的。这种态度很少被明确地表达出来，即便是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主管学校教育的负责人决定终止让学生在课间自由玩耍的传统惯例。这位负责人声称：“与其给孩子们30分钟让他们按自己高兴的方式消磨时间，还不如教他们某种技能，比如跳舞或体操来得更有意义。”
他还说，孩子们不需要通过自由玩耍来锻炼身体，因为他们在体育课上就可以锻炼身体。很少有教育者会如此直言不讳地表达这样一种反对玩耍的态度，多数人至少在口头上会承认自由玩耍的价值。然而，在成年人对孩子施行实际控制行为的层面上，反对玩耍的态度每过10年就会变得更加普遍，并且已经从学校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在校外也鼓励、要求孩子参加由成年人指导的课程，参与由成年人指导的运动，而不是让他们自由地玩耍。
与这种反对玩耍的态度相关的是，人们越来越关注孩子们的表现，因为这是可以被衡量的，而对真正的学习的关注却越来越少，因为这很难甚至不可能被衡量。在如今的教育世界中，人们关心的是成绩、分数，并在学生间、学校间甚至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看看谁的成绩更好，谁的成绩更差。凡是学校课程之外的知识，哪怕是深层的知识，也并不重要。我所谓“真正的学习”和“深层的知识”，指的是孩子们能将内在思想和外部信息相互融合，形成自己了解与应对周围世界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在后面的章节中会有更多介绍），这与只为通过考试而获得的表层知识极为不同，这些表层知识在考试结束后不久就会被遗忘。
如今，不仅是对学生本人，人们对家长、老师、学校和整个学区的评价都是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来进行的。孩子们是这场竞争游戏中的棋子，在这场游戏中，围绕着他们的大人都在努力尝试让他们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尽可能高的分数。在这场高风险的游戏中，除了直接作弊，任何能提高成绩的方法都被认为是“教育”。因此，针对考试内容开展的可以增强短期记忆能力的训练被认为是正当、合理的教育，尽管这样的训练完全无法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
这种对成绩的关注已经超越了课堂，延伸到了各种各样的课外和校外活动中。在今天许多父母和教育家的眼中，童年与其说是一个学习的时间，不如说是一个“填充简历”的时间。学校的分数和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很重要，那些正式的、由成年人指导的校外活动一样重要，尤其是那些能够获得奖杯、荣誉或其他形式的由成年人给予积极评价的活动。儿童和青少年在各种引导甚至诱导之下，去参加由成年人组织的体育活动、校外课程以及志愿活动。即使是小孩子，他们的活动还不能体现在纸面评价上，也会被引导着一步一步走上“填充简历”之路。自由的玩耍不重要，因为那只是游戏，大学申请表上可没有这一项。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自由玩耍衰退的原因除了学校教育比重的增加以及“填充简历”的必要性，还有一个原因同样不容忽视，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成年人认为，让孩子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玩耍是危险的。今天，在发达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遭到了陌生人的绑架、猥亵或谋杀，媒体就会蜂拥而至进行报道，公众的恐惧感因此而被推升到了不合理的高度。而实际上这类案件的发生率极低，并且近年来已有所下降。近期一项大规模的跨国调查显示，在父母对孩子户外玩耍的各种担忧中，提及次数最多的是“他们可能会遭遇诱拐儿童的犯罪分子”，其中49%的父母提到了这一点。调查中提及的其他突出的担忧是父母们对道路交通和霸凌的恐惧。在英国进行的一项规模较小的调查中，78%的父母称害怕陌生人的侵害是他们限制孩子到户外玩耍的原因，而52%的父母则提到了道路交通的危险。
另一项调查涵盖了来自美国各代表性地理区域样本中的母亲，共830位，她们中有85%的人承认自己的孩子在户外玩耍的次数比她们小时候要少得多，当被问及是什么原因限制了自己的孩子在户外玩耍时，82%的母亲提到了安全问题和犯罪问题。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恐惧的存在几乎不受地理区域的影响，无论是农村、偏远山区还是城市。如果想增加孩子们在户外自由玩耍的机会和时间，我们就必须加强社区建设，让父母们觉得社区是安全的。如果连孩子们在户外安全、自由地玩耍都不能保证，那么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关于孩子玩耍时间减少的统计证据还来自一项长期研究，在这项研究中，父母被要求在随机日子里记录孩子的活动，社会学家桑德拉·霍弗尔兹(Sandra Hofferth)和她的同事比较了1997年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中儿童每天进行各项活动所花费的时间总量，与1981年类似样本儿童进行相同活动所花费的时间总量。结果显示，从1981年到1997年，6～8岁的儿童在学校花费的时间增加了18%，在家做作业的时间增加了145%，与父母购物的时间增加了168%，在家与人交谈的时间减少了55%，看电视的时间减少了19%，而玩耍的时间则减少了25%。这一切都发生在16年的时间里，大约历时半代人。在这项研究中，“玩耍”的类别包括室内玩耍，如桌面游戏和电子游戏，以及室外玩耍。我们只能假设室外玩耍时间的减少在25%以上，因为在此期间，室内玩耍如玩电子游戏的时间肯定有所增加——1981年，孩子们玩电子游戏的时间基本为零。另外据统计，1997年，6~8岁的孩子平均每人每周花在玩耍（包括玩电子游戏）上的时间是11个小时多一点。在后续一项研究中，使用同样的方法，霍弗尔兹和她的同事发现，从1997年到2003年这6年时间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花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持续增加了32%，而花在玩耍上的时间则进一步减少了7%。
当父母被问及为什么他们的孩子不经常在户外玩耍时，他们通常会提到孩子自己的偏好以及他们对安全问题的担忧。特别一提的是，他们常会提到电视和电子游戏充满诱惑力的特质。然而在一项大型研究中，孩子们在谈论起他们的玩耍偏好时，“和朋友在户外玩耍”高居榜首。与其他特定活动进行成对比较时，89%的孩子说比起看电视，他们更喜欢和朋友一起在户外玩耍；86%的孩子说和朋友一起在户外玩耍要胜过玩电子游戏。如今孩子们在电子游戏上花的时间如此之多，也许部分原因是电子产品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在没有成年人的干预和指导下自由玩耍的“空间”。许多孩子不被允许在户外自由地玩耍，即使可以，他们也很难找到同伴一起玩耍，所以他们只能在室内玩耍。当然，这并不是电子游戏盛行的唯一原因。玩电子游戏很有趣，孩子们也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从身体健康、了解真实的世界以及学习如何与同伴相处这些方面来说，和朋友在户外玩耍是无可替代的。
自由玩耍时间的削减以及追名逐利的教育方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今，在任何一个中等收入人群居住的社区，你都可以找到一个典型的孩子，我叫他“埃文”，11岁。平日里，埃文的妈妈早上6点半就得把他从床上拖起来，这样他才能穿好衣服，吃点东西，赶上校车。父母不允许他走路去上学，尽管走路花的时间更少，也更有趣，还能让他锻炼身体，但步行太危险了。在学校里，埃文大部分时间都是安静地坐着，听老师讲课，参加考试，读老师让他读的书，写老师让他写的东西，与此同时做着白日梦，幻想着他真正想做的事情。
学校甚至取消了曾有的半小时休息时间，以防止伤害和诉讼的发生，并为孩子们准备重要性的考试创造更多的时间。放学后，埃文的学习规划也是被父母精心安排妥当的，为的是让他获得技能上的均衡发展，远离在学校之外可能遇到的一些麻烦。他周一要踢足球，周二练钢琴，周三练空手道，周四学西班牙语。晚上回到家，看完电视或玩完电子游戏后，埃文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做作业。他的妈妈每天晚上都要在他的作业单上签字，以证明一直在监督他做作业。周末，埃文要参加联盟比赛、上培训学校，也许还能留一点空闲时间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和朋友在家里玩一会儿。埃文的父母喜欢吹嘘他参加的各项活动，一再解释说是“孩子自己的选择”，“他喜欢忙碌”。父母觉得埃文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7年后顺利进入他们期盼的名牌大学在做准备。埃文的体质很好，但有时他也会承认自己有点“筋疲力尽”。
埃文是这个社区里成功孩子的典范之一。而街道的另一头是汉克，他被诊断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需要服用阿德拉，因为如果不服用这种药，他就无法在学校里安静地坐一整天。有了这种药，他才能熬过那一整天，但这种药夺走了他的食欲，还让他晚上睡不着觉，而且总让他有一种“古怪”的感觉。汉克说，在服药期间，他感觉自己都不像他自己了，他的父母也承认，比起不服药时的状态，汉克在服药期间变得没有那么爱玩了，人也没那么有趣了，心情也没那么愉快了。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汉克必须在学校取得合格的成绩，否则他们担心汉克将彻底落后于其他孩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承受着和埃文或汉克一样的痛苦，但现实中确实有太多的孩子经受着和他们类似的问题，很多人在高中毕业时就已感到疲惫不堪，有些人甚至更早。下面这段话摘自我从当地报纸看到的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名18岁的高中毕业生，他也许是“大7岁的埃文”：“我一心想着好好表现，为此身心俱疲，过去两年都没怎么睡觉。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做五六个小时的作业。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继续上学。”在同一篇文章中，另一位被哈佛大学录取的18岁学生描述了他高中最后一年充满压力的生活：除了基本的学业，他还参加了6门大学先修课程，同时还参加了摔跤比赛、中提琴演奏、中国黑白肖像画的选修课程。他也感到精疲力竭，上大学之前至少需要休息一年。
我为《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杂志撰写的博客评论区内，有人发表了这样一条评论，代表了学龄儿童另一个极端的现象：“在纽约，孩子们从4岁开始上幼儿园。我最好的朋友的儿子去年9月入园了。开学两周后，我的朋友收到了老师的来信，说孩子‘在学业上落后了’。从那以后，一封又一封的信接踵而至，老师的约谈也越来越频繁。我的朋友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无数个晚上在家里陪着孩子做练习，可怜的孩子央求能得到允许去睡觉。他们俩都很沮丧，觉得自己很失败。”令人郁闷的是，这样的评论随处可见。
主观的印象、故事的原型和精选的评论只是一方面，而确凿的证据则是另一方面。那么从统计数据上看，现如今年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几十年前相比又如何呢？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与压力相关的精神障碍疾病在年轻人中的发病率急剧上升。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对此类精神障碍疾病的认识增强了，也是因为这类疾病被发现和治疗的可能性增大了。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开发了标准问卷用以评估患者精神问题和精神疾病的严重程度，其中一些问卷已经在年轻人的大样本中使用了几十年，它们代表了精神障碍疾病发病率的真实增长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沿用既往不变的测量方法来考查某些精神障碍疾病的发病率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趋势。
例如，自1952年以来，泰勒显性焦虑量表(MAS)就被用于评估大学生的焦虑水平，此量表的儿童版也从1956年起被用来评估小学生的焦虑水平。另外，自1938年起，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MMPI)被发放给大学生进行测试，此量表的青少年版(MMPI-A)也自1951年起被用来对高中生进行测试。MMPI和MMPI-A旨在对多种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包括抑郁症。
所有这些问卷都包含对自我的陈述，受访者必须对这些陈述表达同意或不同意。例如，MAS中有这样的陈述：“我经常担心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大多数时候我都感到愉快”等。第一项如果回答“是”则会增加焦虑得分，第二项如果回答“是”则会减少焦虑得分。再例如，在MMPI中，有一项表述是“对我来说未来似乎没有希望”，这一项如果回答“是”则会增加抑郁得分。
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琼·特文格(Jean Twenge)对年轻人在这些问卷测试中的分数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进行了普通的分析，结果确实令人沮丧。根据这些问卷的测试方法，自其被开发以来的几十年里，儿童、青少年和大学生的焦虑和抑郁水平呈持续性、线性且大幅度增长，以致当今大概有85%的年轻人在测试中的得分高于20世纪50年代同一年龄段人群的平均得分。换个角度看，与50年前相比，如今得分高于显著焦虑障碍或重度抑郁的临床诊断分数标准的年轻人，增长了5~8倍。而以上谈到的增幅情况在小学生和高中生中同样显著，甚至可能增幅更大。
在特文格与同事进行独立研究的同时，心理学家卡桑德拉·纽瑟姆(Cassandra Newsom)和她的同事分析了1948-1989年间收集的14~16岁青少年在MMPI和MMPI-A测试中的得分情况。他们的研究结果与特文格的研究结果类似，其文章中的一些表格展现了在1948年和1989年，青少年对特定问卷项目的反应，当时测试了大量的规范性样本。
更令人警醒的是，自杀率的上升可以显著表明年轻人心理健康状况的下降趋势。自1950年以来，美国15岁以下儿童的自杀率翻了两番，15~24岁人群的自杀率升高了不止一倍，25~40岁成年人的自杀率仅略有上升，而40岁以上成年人的自杀率竟然下降了。
自杀率在年轻人群中的增长似乎与更大的世界中实际存在的危险和不确定性无关。它也与经济周期的变化、战争或其他各种国内外事件无关，人们常常认为这些大事件会影响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但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水平远低于现在。比起世界的本来面貌，年轻人精神健康状况的变化似乎更多地与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关。
关于焦虑和抑郁，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其与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高低密切相关。比起那些相信自己能够掌控自己命运的人，那些认为自己是环境的受害者而无力掌控环境的人更容易变得焦虑或抑郁。你可能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类个体的掌控感一直在增强：人类防治疾病的能力已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人们过去因文化误导对种族或性别产生的各种偏见也已明显减弱，而且现在的人普遍比几十年前的人生活得更为富有。然而数据显示，年轻人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感却在不断降低。
掌控感的标准测量方法是一项名为“内外控量表”的问卷，由心理学家朱利安·罗特(Julien Rotter)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发而成。这套问卷由23组陈述句组成，每一组包含两个陈述句，分别代表内在控制即自我控制倾向的信念，以及外在控制即受外部环境控制倾向的信念。被试必须从中选出哪一句更符合自身的情况。例如，有一组是这样的：(a)我发现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发生；(b)对我来说，与其相信命运的安排，还不如下定决心采取明确的行动。被试如果选择(a)则代表外在控制倾向，选择(b)则代表内在控制倾向。
特文格和她的同事们分析了许多研究结果，这些研究源自1960-2002年间使用内外控量表在大学生群体和9~14岁青少年群体中进行的测试。他们发现这两组人群在这几十年中的测试平均分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内在控制倾向的一端不断向外在控制倾向的一端靠近。由此可知，生活在2002年的年轻人比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80%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外在控制，或者说更倾向于声称自己缺乏自我掌控感。在这42年的时间里，年轻人外在控制倾向水平的上升与焦虑和抑郁水平的上升呈现出相同的线性趋势。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外在控制倾向的增加与焦虑和抑郁水平的增加之间有因果关系。临床研究人员反复表明，对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这三个群体来说，与外在控制倾向相关联的无助感容易使人感到焦虑和抑郁。当人们相信自己几乎不能或根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时，他们就会变得焦虑：“可怕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而对此我无能为力。”当焦虑和无助感变得过于沉重时，人们就会变得抑郁：“尝试是没有用的，我注定会失败。”研究还表明，比起那些具有内在控制倾向的人，具有外在控制倾向的人不太可能会为自己的健康、未来和他们所在的社区负责。
美国社会正处于一场日益严重的危机中，因为我们忽视了自然的育儿方法。不仅在美国，如今在每一个发达国家，人们似乎都忽视了孩子们与生俱来的学习能力。成年人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孩子们不得不压抑自己的天性，无法担负起自我教育的责任，而是盲目地遵循着成年人为他们规划好的道路。成年人还创造了一个让众多年轻人变得疯狂的世界，这个世界足以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法发展出担负起成年人责任所需要的自信和技能。
然而，公众从专家和政客那里听到的呼声是要求加强而不是减少学校教育中对孩子们的限制。他们想要更多的标准化考试、更多的家庭作业、更严格的监督、更长的在校时间和学年以及更多的处罚措施，以此来阻止孩子们诸如请一两天假用于和家人一起出游玩乐这样的行为。在这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似乎达成了统一的意见：更多的学校教育和考试比更少要好。
现在，懂得更多真相的人是时候站出来对抗这一可怕的趋势了。孩子们不需要更多的学校教育，他们需要更少的学校教育和更多的自由。他们还需要足够安全的环境去玩耍和探索，他们需要畅通的渠道以获取工具、想法和他人包括玩伴的支持，以帮助他们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前行。
作者简介：彼得·格雷，美国知名发展心理学家，波士顿学院心理系教授，同时也是一位跨学科研究学者，致力于教育发展学的生物基础研究。他主编的心理学教科书《 心理学（ Psychology 第五版的作者被多所美国常春藤盟校作为指定教材；他还为《 今日心理学 》（ Psychology Today ）杂志官方网站撰写了名为“ 自由学习 ”的专栏博客 。
作者: [美]彼得·格雷
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出品方: 湛庐文化
译者: 马小凤
出版年: 202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