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 1 月 24 日，由腾讯研究院和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主办的“2024 腾讯科技向善创新节”顺利进行。活动以“相变”为主题，包含主题演讲、圆桌论坛、在线研讨、线下展览、辩论赛等形式，探讨 AI 技术与行业变革、技术社会、科技艺术、城市发展、个人成长等议题。
在本次活动上，《我的母亲做保洁》作者张小满进行了主题分享。
以下为分享全文：
大家好，我是张小满，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在一年即将走向尾声的时候，和大家完成一次连接和交流。2023年 11 月，我出版了非虚构作品《我的母亲做保洁》，写的是我的母亲春香近三年来在深圳做保洁、跟我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故事。
深圳这座超级城市的“干净”，由一群年龄在50至65岁之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人维系，春香是其中之一。母亲先后在深圳的超级商场、政府大楼、高级写字楼做保洁，用她那双未经“教育”规训的眼睛，看到了这个超级城市不一样的切面。
作为女儿的我，在近三年时间里，多次在周末和节假日进入母亲的工作现场。去帮母亲打扫卫生，去的次数多了，那些保洁员们便认识了我，跟我讲身上发生的故事，让我帮忙处理类似手机连不上网的问题。在这样细致丰富的交流与交往中，我也相当于做了一次关于老年保洁员的田野。
《我的母亲做保洁》一书的起点要从我的母亲春香从陕南农村上深圳开始。
上深圳
母亲49岁那年，她的左腿坏了，被诊断为滑膜炎。
她为她的左腿流了很多眼泪，跟医生哭诉：“花的钱都能缝一条钱裤子了！”
复原一些后，医生给母亲的建议是：5斤往上的东西都不要提。母亲心里想的是：“瞎了！这下挣不到钱了！”。
母亲不识多少字，在秦岭南麓的大山深处长大结婚生子，为母职尽责。我那曾在钒矿上做大锅厨师、在煤矿上开小卖部、在西安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在国营农场上养鸡的母亲做了大半辈子“农民工”后，起心思想去寻找一个更“铁饭碗”的营生。50岁的她，能想到的最有“保障”的工作便是去县城扫大街。
在母亲谋求“扫大街”而未成功的两年里，带着腿疾的她，在城郊的别墅里给人当了一年保姆，一个月2000块，疫情开始后，她不再做保姆，在断断续续的隔离、封控与开放中，母亲去茶厂流水线择茶，去大棚里给香菇剪腿，去超市当理菜员……每一份工作都很短暂，也拿不到钱。
我给母亲买了一张2020年9月26日从县城直达深圳东站的火车票。那是母亲人生中第一次经历如此长时间远距离的行程，我说服母亲的理由是：我会想办法帮你在深圳找一份工作。
我不是很确定她真的能找到工作。我大学毕业6年了，在深圳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们母女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除了春节那几天很少在一起生活。那个她找不到工作的春天，弥漫在她眼前的焦虑通过微信视频和电话传递给我。我想我也许可以先让她来深圳看看，至少她来了有个地方住，我能承担起她的生活花费。
深圳十月仍旧火热的天气让她不停地流汗，笔直的风景椰在母亲眼里跟水泥杆子差不多，她与我寸不不离，城市的风景没有让她沉醉，她始终记得她来深圳的目标：赚钱。这个目标与深圳“搞钱”的城市气质完美契合。
母亲的胆怯只体现在来深圳的前两天，虽然她临到地铁闸口前还是刷新为乘车码而慌乱，出来时，不知道从哪个口离家更近在临下车前就不断询问，但她说，她长了脚就是用来走路的，长了眼睛就是用来看路的，深圳不就是个更大的农村，只是土地上长的都是房子，不是庄稼。在母亲眼里，家附近最高的银行大楼，就是地里最好的庄稼，种子里全是人民币。她以这栋高楼为参照物，方圆两公里肯定丢不了。
基于她的腿疾，她不识多少字，手机对她而言除了接电话就像是砖头等现实条件，我们排除了保姆、家政工、服务员、厨师等工种，从门槛最低的保洁员找起。我帮她注册了账号，上传了简历，不断有电话打来，但要么太远，要么要做的事跟招聘需求上不一致。
最终，母亲的保洁工作是她自己找到的。她的方法很简单，去我居住的楼下商场、写字楼附近和每一个正在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保洁员攀谈，她开口的第一句话是：“嫂子，你打扫卫生怪辛苦的哦！”在无数个保洁员当中，总有一个保洁员会告诉她，哪里有岗位空缺。
保洁职场
保洁这份工作，母亲在深圳一干就干了三年，三年里，她换了三份工作，分别在超级商场、政府大楼和高级写字楼做保洁员——每一份工作都是她自己找到的，每次在“面试”的时候，她都用方言跟经理一再重申，自己能吃苦。当然，每一次她都隐瞒了腿疾，每一次都只签了从未按照规则履行的合同，每一次都没有五险一金。而经理则会反复强调，这份工作不累，你这么年轻，肯定能干。每一份工作不算加班，月工资都未超三千块。
母亲首先要学会的是在签到表里签她的名字：春香。如果你曾留意，在电梯里，洗手间的门背后，商场过道的墙上，扶梯的边沿……你都会看到那张密密麻麻写满名字和时间的签到表，那是专门让保洁员填的，一天至少8次，每小时一次。
母亲已经40多年没有拿起过纸和笔了，小学三年级学的汉字早已在她的记忆里消失殆尽。“春香”这两个字，她写得歪歪扭扭超出了下划线。一开始她还试图隐瞒自己不识字的事实，不久后她发现，保洁班组里还有一天学都没上过的阿姨，她也就释然了。“也不止我一个嘛！”
被她视为“砖头”的手机在保洁工作中无比重要，入职第一天，母亲就被拉进了保洁工作群，工作群里除了保洁员外，还有经理、副经理和班长。无论是在商场、政府大楼还是写字楼，保洁员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甲方，便是物业督管，保洁员最怕的就是他们。督管由一群年轻的男孩女孩组成，主要工作是巡逻，一旦发现哪里有打扫不干净的地方，便拍照发到微信群里，算是投诉，一旦接到投诉，经理们便如临大敌，在群里圈出被投诉区域的保洁员，保洁员需要立刻响应，否则不是要被罚钱，就是要挨批评。
母亲的微信名便是她的名字，她让我把微信的铃声调到最大，以防止她漏掉了信息。
一开始，母亲看到@的消息时，总是很紧张。不过，她很快摸清了保洁职场的门道：只要不给经理找麻烦就没事。不给找麻烦的前提是，不要被督管捉到自己负责的区域有脏东西，不要摸鱼时被看到。
母亲的工作就是“保洁”这两个字的字面意思：保持清洁。她要用到水桶、拖把、抹布、清洁刷等工具，处理地板上的纸团、口罩、头发、电梯壁门上的手指印、马桶上的尿渍与经血……你所能想到的人们所“污染”的便由保洁员们去洁净。疫情期间，人们恐惧于病毒，对清洁的要求更加苛刻，保洁员们除了要擦拭清扫，还要负责消毒。母亲的工作方法总结起来只有八个字：从上到下、从内到外。
我怀疑母亲是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敏锐保持警觉。她打扫卫生的时候，会用眼睛的余光去判断，是否有督管在不远处监视她，如果有，她都尽量保持擦拭动作。母亲的耳朵很尖，能够通过脚步声判断，来检查的督管离自己有多远。
在做保洁的工作的三年里母亲没有被罚过钱。虽然她很谨慎，但她在超级商场工作的时候，还是因为广场中央白色花坛边沿的一块污渍而被投诉，被经理在微信群里示众。她当时还不会打字，她发了一条语音进去解释，没什么效果。她的方言别人压根听不懂。
三年里，有超过10个人做过母亲的经理。这些“经理”们也大多是从清洁行业一步步走上来的。官僚制在保洁员的世界也是大张旗鼓在运行的。他们对保洁员最多的要求就是“听话”，这也是每天开晨会时，保洁员们听到的最多的词。对保洁员的“规训”和“惩罚”都写进了贴在墙上的行为规范里，里面甚至会要求保洁员保持微笑，见到业主时要说，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
本质上，这是因为保洁其实是一份自我贬低感很强的工作。虽然保洁员们总是表现得逆来顺受，但“经理”在保洁员的眼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职位。
母亲最在意的就是每个月到手多少钱，一分一毫都要算清。保洁的工作是“时间就是金钱”的极致体现，三年里，无论在哪栋楼里工作，保洁的岗位总是缺人的，总是很难有假期。
除了春节，母亲在这三年里共休过四次假：第一次，因为姑姑离世，她回了趟老家，回来后政府大楼的工作就丢了；第二次，2022年3月12日，深圳封城，她被迫居家一周；第三次，台风天里，她被检查出尿结石，把医生开的请假单发给主管，申请到了无薪病假；第四次，2022年末，她“阳了”，连经理都休了一周，她随大流休假。
除此之外，母亲不愿放弃一天假期，几乎所有时间来工作。在写字楼做保洁时，有好几月她都是全勤，一天不休，她甚至在周一至周五中午加班一个半小时、下午下班加班半小时，一小时11.25元，做满的话，每个月可以多495块。
我们为“不要加班”这件事，爆发过很多次争吵。最终，在行动上，她不会听人劝，说多了便是以沉默来应对，我无法限制她的自由。在让我妈休假这件事上，我跟她经常都是无效沟通，她从来不正面回答问题，陷入自己的逻辑。我则失去耐心，陷入自责和愧疚，没有精力再反复纠缠。
她总是以“主管不给假”、“别人都在加为什么我不能加”来搪塞我，每当我做出要亲自给她的经理打电话的架势，她便夺过手机。她握紧拳头，要牢牢抓住手里的生计，加班成为保洁员和环境公司之间共同的合谋。
每个月拿着工资的母亲也算得上是工薪阶层了，用马克思的观点，工薪阶层存在的核心是在劳动中与自我、与世界相遇，那我的母亲则完全背离，只是把“工作”当成了赚钱的手段而已——母亲也是被工作异化的个体。
在母亲的观念里，五十多岁“沦落”到打扫卫生的处境，还算是在深圳找到了一条路。她处在永无止境的劳动中，似乎与“用完即弃”的用工制度无关，与低微的老年保障无关，与这个加速逐利的世界无关。她说她没有“用场”的时候，仿佛是在对她大半辈子的务工经历，她那曾经蓬勃的生命做了“失败”的结论。
我很难过。我很想告诉我的母亲以及我所认识的保洁员们，他们遭受的困境与他们的个人无关，应该改变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但这句话在面对他们具体的生活时，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老姊妹
即使母亲做的工作在大卫格雷柏《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被定义为“狗屎工作”——对社会必要而且有益，但从业者收入低工作环境糟糕的工作。但母亲还是认为，她在工作中遇到的同事都是“好人”。
母亲在三份保洁工作中认识了100多个保洁员，有30 多个保洁员留下了微信联系方式，有10多个保洁员成为了经常联络的朋友。每从一个地方离开，母亲都会主动和她的同事们拍一张自拍合影。她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仍旧留在我租住房子周边的写字楼、商场做保洁，母亲有时候会在大街上跟她们碰到，她们会旁若无人地大笑、拥抱，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
我的母亲就是如此，她靠着巨大的热忱维持人与人之间脆弱的关系，从中获得乐趣。在保洁员世界，“关系”是重要的，他们很少依赖网络，工作流动靠“熟人”之间的介绍，选择工作首先判断的是是否管住。在深圳这个房价高昂的城市，能租得起房的保洁员很少。其次是真正拿到手有多少钱，是否扣保险，工服是否扣钱？
很多保洁员和我母亲一样，问及他们来深圳做保洁的理由，他们的答案是两个字：养老。他们中的很多也是第一代农民工，从未享受过五险一金待遇。年轻时给城市修地铁，盖楼房，老了不得不从建筑工地退下来，但已经回不去农村。用一位保洁员的话说，种地没什么钱挣。因此，他们只好继续在城市，转而做轻松一点的保洁、环卫工作。
母亲观察到，几乎所有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大部分是女性，五六十岁，普通话不怎么好。她们中的很多人都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保洁员捡来当作第二天的主食。
也有很多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来做保洁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影响生命，很多人就不把这些毛病当回事。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患糖尿病的保洁员，三餐都是把捡来的、冻在冰柜里的白米饭拌上老干妈，用热水化开了吃，为了挣钱在深圳硬熬着。
保洁员老年飘零城市的原因有很多，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挣钱补贴儿女。比如商场里有一位姓董的保洁员，来自云南，大儿子患有糖尿病，要靠胰岛素和降糖药维持基本健康，没法赚钱，儿媳妇在老家带孩子，一家人生活还要依赖老董。
一个悖论是，即便保洁员的年龄被限制，超龄用工还是很普遍。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差、纪律严苛、没有假期的情况下，保洁工作的稳定性很差，队伍里没有更年轻的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
虽然保洁员会贬低自己的工作，认为「没有用」，才会来干这份活儿。当然，这不妨碍他们过得乐呵，下班后照样跳广场舞，录短视频，很有生命力。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社会结构导致的不公，只会和自己同阶层的人比较，相比于留在农村的大多数，他们已经是走出来、能够挣到钱，并且能为老年做规划的一部分人。
当然，保洁员中也有一些“异类”。比如，从儿子家中“出走”，只为避开婆媳矛盾，享受个人自由的木兰阿姨；工作日做保姆，周末跑全国旅游，希望在大理独自终老的雨虹阿姨；还有财务自由后，为了避免沉迷打麻将输钱，选择用保洁填满时间的茉莉花阿姨……
母亲认识我所住楼栋的所有老人，来深圳不到三个月，她连谁家老人每个月有多少退休金都摸得清清楚楚。她在电梯里自如地跟认识的老人们攀谈，彼此帮忙扔垃圾。休闲的时候，母亲喜欢去天台，在天台上看飞机，看夕阳，跟遛娃的老人们闲聊，她自信她的方言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听得懂。我的母亲比我更快地建立起对方圆两公里内“附近”的理解。她知道哪家的菜最便宜，各类废品的价格涨跌，门口的保安有怎样的故事。
卖时间
母亲在政府大楼和写字楼做保洁的时候得到了很多“打工人”善意的馈赠。有人给送给她大包的口罩，有“处长”给过她红包，有女孩给过她零食……每次她都满怀感恩。
她在政府大楼的工作经历打破了对“当官的”每天就是喝茶看报纸的刻板印象。那里的公务员都很忙，忙着写材料、汇报，每次哪里有疫情便如临大敌，人像是被电脑屏幕吸进去，座位底下经常扫出一把把头发。
她在写字楼里遇到最多的是蹲在厕所隔间里手机玩得啪啪响的年轻人。母亲因为年轻人爱赖厕所耽误了很多工作进度，也被主管在工作群里发图片提示。母亲曾经向我发出天问：“是哪个倒霉的老板请了他们，天天和马桶在一起上班！”
母亲打扫卫生间的时间久了，遇到了更多不仅仅是来“摸鱼”的年轻人。她开始了解，我跟她说的“厕所有时候是打工人的避难所”是什么意思。母亲在卫生间里看到怀孕的女孩贴着墙休息，听到过痛哭，听到有人轻声接听孩子电话的母亲，有人掩嘴接听猎头的电话……厕所是唯一一个在写字楼里只要把隔间的门关上锁好，便不会有人闯入的密闭私人空间。
母亲在写字楼里处理了这辈子最多的奶茶杯，最多的烟头，她常常被塞得“龇牙咧嘴”，污水流一地的垃圾桶气到发抖。她“恨”奶茶。
那些在早晚高峰挤地铁、挤电梯的年轻人，一股股从出口往外冒，看着他们焦急奔向工位的样子，母亲也替他们着急。这让她想到在韩城煤矿上从井底升上来的年轻矿工，他们的眼里有一样的疲惫。她很同情他们，尤其是当她给同在深圳的我弟弟打电话，发现晚上十点多他还在公司没下班的时候，她都会发出感叹：“好歹做保洁还能准时下班，只卖时间。”
母亲最同情的是那些送外卖的年轻人。每次遇到有外卖员抢电梯，母亲都会主动帮他们按住开门键。
母亲经常看到外卖小哥们在小区楼下的树荫下等单子，饿了的时候就从车后座上的箱子里拿出面包就着矿泉水吃。面对横冲直撞的外卖车，母亲总是小心地避让。
有好几次，母亲电梯里遇到给我家送菜送水的外卖小哥，都主动从对方手上把袋子接下来，给他们节省时间，或许这样，会让她心里好受有些。
识字的母亲
母亲来深圳后，才有一点时间看书，才意识到可以把时间用来看书，她看杨本芬的《秋园》《浮木》《我本芬芳》，她常常向我请教不认识的字，让我读给她听。最近她看完了路遥的《人生》，正在看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的母亲很勇敢，那是一种被环境逼迫出来的勇敢。母亲是村里第一个出门务工的人，在她的务工生涯中，不止一次跟“看不起”她的男工干架，算好老板出现的时间，在工地上堵住老板，成为唯一一个要到工钱的人。她以此向别人证明，虽然她是一个女的，但她不是好惹的。在她身体还很好的时候，她的这种“暴力”迸发出了巨大的力量，如若她只能一辈子在大山里，她不甘心她的儿女们也跟她一样。她要用双手开出一条路，这种不甘心把我们一起推向更远的世界。
虽然她现在变“弱”了，更加学会了“忍一时风平浪静”，但也不能突破原则。在写字楼工作的时候，面对经理指派，让她多打扫一层楼，但得知并没有任何福利时，母亲严词拒绝。
我在无数个时刻意识到母亲很聪明，如若她获得了跟我一样多的机会，她一定能走得更远。
我有时候也会想，或许，正是因为她是如此的会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她才在快乐时也是那么快乐，惊奇时是那么惊奇，遵从了本能。一个成天拿着拖把和抹布，隐没于垃圾污水、锅碗瓢盆的文盲母亲，愿意开始认字，拿起书本阅读，去感受生活，把每天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写成“日记”与女儿交流，这样的每一天对没来深圳以前的母亲来说都是不平凡的。虽然她总是吐槽，我打字太快，像飞一样，但我总是有耐心等待她的回复。
母亲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敞开自己与平常我所忽视的人交往，她不迷信权威，“不都是地球人，还能比我高级多少？”她平等地对待每一个陌生人，用本能去对待生活，“做一天有一天收获”，她用具体的行动告诉自己的女儿，不能轻易放弃工作，如何应对困难——虽然她总是吐槽我快递太多，做菜没有章法，吃饭很挑……但她对我想做的工作，从来都鼓励，“我女儿想做的事一定想法设法做到”，当我面对其他人的误解和责难时，母亲坚决站在我这边，像老鹰护小鸡一样，我常常从她的身上感受到力量。
如今，她托举的目的似乎达到了。不得不承认，确实是因为教育，我才得以走出大山。
母亲55岁的身体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农民工”的身体。在母亲看来，她那一到下雨天便像天气预报一样准时疼起来的左腿，那一身“劳伤”，不是这痛就是那痛的关节，便是没有读到书的“代价”。
伴随着母亲参与我的生活与写作，我意识到母亲本质上是“弱势”的那方，便不再去强求理解和公平。书写和记录，让我找到一种稳定的秩序，平静下来，也才有了书里的那些故事。直至现在，我也不能说和母亲达成了心心相印的理解，我们彼此都在弥合曾经丢失的时光。
这本书写的不仅是我母亲，也是我自己，是深圳这座城市的另一面，是关于故乡的回望，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书出版后，很多读者告诉我，他们的妈妈也叫春香，我希望《我的母亲做保洁》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能抵达更多人，带来一些温暖。
（本文作者：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