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年对当今世界影响最为深远？无疑1776年。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础。

3月8日，苏格兰发明家詹姆斯·瓦特和合伙人马修·博尔顿改良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掀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第二天，另一名苏格兰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首次出版，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大西洋彼岸，7月4日第二次大陆会议批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美国建国。

人们对经济增长已习以为常，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它还是一个新现象。“发明”经济增长的是蒸汽机或者说工业革命。其重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综观世界经济史，工业革命是唯一一件大事”（Irad Kimhi，2006），“蒸汽机使得整个世界早期发展历史的所有剧本都显得拙劣无比”（伊恩·莫里斯，2010），“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 1800 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人类其他历史细节虽有趣 , 但不重要”（格里高利·克拉克，2013）。下图直观呈现出工业革命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图 工业革命使长期停滞的人均收入陡然提升

工业革命使人类财富快速增长。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是推动增长的大的无形的力量。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开篇中作出著名论断：“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的力量。”凯恩斯亦指出（1936）：“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开山之作，它和瓦特蒸汽机同时产生，不能说完全是巧合。蒸汽机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斯密则告诉人们如何使用这股力量。

英国在开启工业革命、创立经济学的时候，北美十三块殖民地脱离了其统治而建立了美国。美国建国时间晚，但领土扩张快，星条旗由最初的13颗星增加到50颗（1960年）。尤其是抓住了两次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机遇，实力迅速提高，最终取代日不落的英国成为世界霸主，深刻影响着国际格局和文明方向。

1776年的中国，正值乾隆四十一年。这一年，终于平定了大小金川之乱，正在加紧编修《四库全书》。

如果进一步问，有没有一个年份可以和1776年相媲美。我首先想到的是1946年。这一年的2月14日，世界第一台通用数字计算机ENIAC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宣布诞生。ENIAC是图灵完全的，可编程，采用十进制运算，计算速度比机电机器提高了1000倍，这是一个巨大飞跃。ENIAC的发明标志着数字时代的黎明。

其后，晶体管（1947）、集成电路（1958）、光纤通信（1966）、阿帕网（1969）、微处理器（1971）、万维网（1989）等一系列重大发明相继出现，电子商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商业模式此起彼伏，深刻改变了经济社会，引发了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起源于二战之后并延续至今，以计算机、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标志，是一场数字技术革命，具有“指数级的增长、数字化的进步、组合式的创新”等特征（埃里克·布林约尔弗森，安德鲁·麦卡菲，2016）。

当下这场革命，亦被称为“第二次机器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新工业革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管称谓如何，不管是第几次，大家都同意——数字化以及基于数字化的智能化是核心主题，本质上是数字革命。

数字经济是数字革命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之新，主要体现在新技术（数字技术）、新要素（数据）、新设施（数字新基建）、新速度（指数增长）和新素养（数字素养）五个方面。近三十年，数字经济的发展图景波澜壮阔又扣人心弦，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支柱产业，赋能效应不断显现。

对支柱产业尚无明确统一的标准，它一般是指产业规模占GDP比重达到5%以上，且发展前景好、产业关联度大、就业涵盖广的行业。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在5%以上，且保持着比国民经济整体更快的增长速度。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达到7.8%，是继制造业（26.2%）、批发和零售业（9.4%）、金融业（8.3%）、农林牧渔业（8.0%）之后的第五大行业。2021年，美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的10.3%，是继房地产和租赁业、政府、制造业之后的第四大行业。2019年，加拿大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的5.5%，是全国第8大行业。如下图所示。

注1：各国对数字经济的称谓不同。美国和加拿大是数字经济，英国是数字部门，澳大利亚是数字活动。我国此处特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数据来源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数字经济贡献的就业岗位数量不断增加，在美加英占5%左右的份额。根据BEA数据，2020年美国数字经济提供了781万个全职和兼职工作岗位，占总就业岗位的5.3%，是全美第8大就业渠道。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数字经济就业岗位数占总就业岗位数的比重逐年提升，2019年达到4.5%。根据DCMS 数据，从2019年到当时的最近一年（即2020年7月-2021年6月），英国就业岗位数量减少了57.9万，而数字部门的就业岗位数量增加了21.1万，占全国就业岗位数量的比重由4.6%提高到5.4%。

技术变革是推动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单一力量（Abramovitz，1956），蒸汽机、发电机和数字技术等通用目的技术（GPTs）尤是如此。需要注意，通用目的技术并不能立刻推动经济增长，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对生产率产生实质影响。英国经济学家Nicholas Crafts（2018）指出，蒸汽机在1830年之前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很小，直到瓦特改良蒸汽机100年后，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才达到顶峰。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大卫（1990）研究发现，发电机在发明40年后才带来实质性的生产力提高。

任何一项新技术都是由多个小发明、小改进逐渐累积起来的，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数字技术也是这样。从1946年ENIAC到1989年万维网的40余年间，重大技术发明不断涌现，但对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明显。罗伯特·索洛曾大呼（1987年）：“计算机带来的改变无处不在，只有在统计数据中例外！”进入1990年代，计算机和互联网迅速走进百姓大众，数字技术对生产率的影响开始变得随处可见。欧洲央行（2020）指出：“从历史视角来看，索洛悖论并不是什么悖论。”

根据美联储David Byrne、美国企业研究所Stephen Oliner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Daniel Sichel的联合研究（2013），在1974-1995年、1995-2004年和2004-2012年三个阶段，IT（包括半导体、硬件、软件和通信设备）为美国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分别贡献了0.77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和0.64个百分点。尽管近年（2004-2012年）IT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贡献的绝对数有所下降，但贡献率仍保持高达40%以上。

数字技术对拉动经济增长有着极大潜力。根据麦肯锡数据，到2025年数字技术可拉动澳大利亚GDP增长率上升0.7-1.2个百分点，使GDP增加1400-2500亿澳元；根据埃森哲数据，到2035年人工智能有潜力使我国经济总增加值提升7.111万亿美元，拉动经济增长率上升1.6个百分点。

技术变革是一股伟大而神奇的力量。“人们对它讨论颇多，有人顶礼膜拜，有人拒绝抵制，却没有多少人理解”（Thomson，1984）。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前，纽科门蒸汽机（1712年）已发明60多年；直到改良一百多年后，术语“Industrial Revolution”才在Arnold Toynbee（1881年）的推动下为大众所知。人工智能和计算机一样古老，图灵就被同时誉为“计算机科学之父”和“人工智能之父”，从深蓝、AlphaGo到近期的ChatGPT，人工智能一次次挑动人们兴奋的神经。它总是那样，喜欢颠覆自以为是的剧本，然后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投来一束永恒的光。

里德利说得好（2021）：“创新是自由之子，是繁荣之母。”后半句说明了创新的重要意义，前半句说明了创新如何发生。技术变革只能通过新思想的涌现而产生（莫基尔，1990）。数字经济就是几十年来技术创新变革的产物。未来也是。

（原文发表于《中国信息化》（2023年第4期），有修改。）

作者：闫德利 腾讯研究院资深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