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9日，腾讯研究院、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联合主办的“腾讯科技向善创新周2023”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题为《媒介如何生成了我们的世界？》。
在演讲中，刘海龙教授剖析了媒介的生成作用，及其连接事物、改变世界可见性结构的意义。但他也提出，媒介所生成的世界在成为世界本身，真实的客观世界反而无关紧要，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趋势。在媒介技术面前，人的动机与责任，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以下为刘海龙的演讲全文：
说起生成，大家很容易想到最近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的内容生成，像AI绘画、AI编剧、AI编程、AI音乐创作、AI生产的虚拟人等。未来的内容生产中，AI很可能要扮演重要角色。但是，这还只是媒介生成作用的最表面的体现，如果我们深入地理解媒介，就会发现媒介的生成作用，要远比我们想像得重要。
媒介的生成作用，
远比我们想象得更重要
一般人说起“媒介”，首先可能会想到我们每天使用的手机，或者是社交媒体比如微信，或者比较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这些都是媒介，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它们可以提供信息。那媒介的作用，是不是就只是提供信息呢？其实媒介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像手机，可以帮我们与他人建立连接，它可以定位、导航、记录我们的运动，它还可以支付、购物、点餐，疫情期间我们还借助手机进行信息登记、查验行程和核酸记录。我们可以发现，媒介的作用不限于提供信息，它可以把两个不相关的事物连接在一起。比如，媒介可以把两个人连接在一起，把你的银行账户与商家的收款账户连接在一起，把你的位置数据与地图数据连接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提供信息，也是把你和制造信息的人连接在一起。
因此，任何在两个事物之间，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事物都可以被称之为“媒介”。比如声音是媒介，我们使用的语言也是媒介，道路、汽车、轨道、高铁、货币、病毒、基因都是媒介。甚至人类的某些观念也能成为媒介，比如“平面化”或者“平层化”就是一种媒介。
什么叫“平面化”？就是把三维的事物变成二维的平面。如画家、几何学家和工程师就是在做平面化工作。有了平面化，人类能将世界抽象地转化为可以用符号加以表示，才能由绘画、文字，记录人类的经验并保存、传递下去。
平面媒介的起源是天空与大地，在天幕上，不同星体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消失，呈现在一个平面上，人类把它们连接成星座。大地向我们呈现另一个平面：河流、道路、动物留下各种痕迹。今天人类所使用的两种最重要媒介——纸媒介（如书籍）、各种屏幕媒介（如电视、显示器、手机），依然是平面化的二维世界。而雕塑、舞台表演、虚拟现实不是平面化的，但是它们肯定不如平面化方便易用。
平面化的思维和视角的转化能力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它要经过长期训练，比如儿童在绘画时对三维世界的平面呈现，就和成人不大一样。其实不仅是儿童，我们就看看古埃及的绘画，就发现里面人物的头都是侧面，像歪着的，身子是正的，但是到了脚那里，就又是侧面歪着了。所以他们的平面化技术，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技术就不太一样。
中国的《清明上河图》的平面化技术也不是单一视点的透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有好多不同的消失点。因此，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平面化媒介技术，而且平面媒体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虚拟世界。用这个原始的“虚拟技术”，人类可以制造出一个虚拟空间，这不也是一种“元宇宙”技术吗？
平面化生成了我们的感觉方式和与世界交互的方式，我们通过屏幕、仪表盘、页面、地图、标牌等感知世界，并且在平面上写作，在电脑和手机屏幕上操作。
当虚拟现实废除了平面化的屏幕，我们不再观看现实的平面化再现，而是体验和进入一个被创造和生成的现实，我们同世界的关系就会被重新改写，这种新的媒介感官又会生成什么？这将是一个充满未知数的未来。
媒介究竟创造了什么？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提出的“乌合之众”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失去理性，在思维方式上变得同质化，容易接受暗示和情绪感染，甚至变得残暴无情，成为一个一个原子化的、受到民族集体记忆支配的非理性的个体。
这个观点深入人心，从中国民国时期的鲁迅、周作人等开始，一直被引为铁律。但是这真的是群众的本质特点吗？当他们可以通过数字媒介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乌合之众”就变成了聪明的群众。近年来许多中外的新社会运动说明，当民众有了可以方便连接的媒介，他们就会彼此协作，建立起“无组织的组织”。这样的事例，我们在网络慈善、在线百科及开源软件中都可以看到。
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说，媒介只是中介、连接、显现与转化事物。因此，媒介是“无中生有”。就像中文中“媒”这个词，它最早是指媒人，媒人就是通过无中生有，改变两个个体的关系，生成家庭。媒介就是在不断地中介与连接中，改变社会的组织方式与结构，生成新的东西。
所谓“生成”，就是becoming，在形成中、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和目标。这就像哲学家德勒兹所说的，就像根茎一样，永远在横向延伸，没有方向和固定模式。所以德勒兹认为，哲学的核心问题不是“它是什么”，而是“它朝哪个方向去”“多快”“和什么一起”，也就是“它能生成什么”。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描述这个世界是什么，而是追问它将要成为什么。
这么讲有点抽象，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微博上的信息传播，就是这样一个生成过程，信息在点与点的连接中，向着不同的方向扩散，很难确定它的方向和强度，我们所说的“传播网络”，只是一个结果，事前很难预测。这是社交媒介通过人与人的连接所生成的新的传播方式。营销人员把这种传播称为“病毒式传播”。没错，病毒的传播也是借助空气和人等媒介的连接与生成过程，人的交往与连接活动就像根茎，充满着不确定性，难以预测。
在媒介学者的眼中，从来没有直接的关系，他总是在寻找那个将不同事物连接在一起的“第三方”。在万物互联的前提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发现媒介的连接，而是追问媒介连接了什么，媒介的连接将会生成什么。当媒介发生变化，原有的连接被新的连接替代，事物就会发生变化。比如大家可以发现目前的音乐收听方式因为媒介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变化，大家不再使用磁带、CD或者MP3，而是在线收听，收听的场景也不再是沉浸式收听，而变成了从短视频上偶然收听。音乐媒介及传播方式的变化，也改变了音乐本身，各种短视频的背景神曲，取代了原来的音乐风格。
另外，许多连接更是深刻地改变了被连接的双方。今天的各类电商平台将消费者和生产者、经营者连接在一起，短视频和直播平台将贫困地区的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连接在一起，跨境电商平台将中国的商品与海外的市场连接在一起。它们生成新的双赢经济模式，成为中国脱贫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助力。
真实的客观世界却无关紧要
媒介除了连接以外，还有什么特征？我们来看个有趣的数据，人类睡眠时间。根据研究，20世纪初成人的睡眠时间平均是10个小时，上一代是8个小时，而目前是6.5个小时。人类的睡眠时间为什么会一再变少？这是因为媒介具有转化性。人没有发生变化，但电灯会将黑夜转换成白昼，有了电灯之后，人类的活动时间大大增加。而今天数字媒介，尤其是基于手机的社交媒介、短视频平台，进一步将睡眠与休息时间转换成可以产生商业价值的时间。
媒介塑造了我们的时间节律，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将闲暇时间，转换成媒介消费时间或者媒介劳动时间。因此，媒介还具有转化性，把日常世界转变成具体的、可感知的符号、物质和感觉。媒介会改变传输对象存在的时间或空间，或者将传输对象转化成适合运载的形态，或者能够被接受者感知的形态。
媒介打开我们感知世界的空间，使世界显现出来。媒介就像一个讲故事的人或者表演者，用它自己的方式把世界转述、表演，呈现在我们面前，没有媒介，这个世界就是遥远的和不可知的。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远方的战争或者令人激动的赛事，微博上看到的他人的苦难，微信朋友圈里刷到的周围人美好的生活，不同媒介呈现出不同的世界。
媒介改变了世界的可见性结构，社交媒体让更多元的声音被听到，改变了传统大众媒体时代，专业内容生产者控制内容生产的格局及其认知框架。每个用户都变成了一个摄像头，全面地监控社会，大量我们过去没有关注的问题或者认知框架被呈现出来。像去年发生的丰县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这些事件在过去是不具有可见性的，但是现在却成为全国瞩目的事件，底层的认知框架进入主流话语。
另外，普通人可以发表观点，这也使得过去中国大众媒体时代媒体呈现的单一的民众观点变得多元，社交媒体既反映了原本存在的意见分歧，同时人们的选择性信息接触也加剧了意见的两极分化。大多数人似乎不适应网上的争论与抬扛，会感觉到舆论场的撕裂，充满焦虑。
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这个呈现出来的和我们通过媒介所感知的世界，正在成为世界本身，而那个所谓的真实的客观世界反而已经无关紧要。
李普曼在一百年前，也就是1922年出版的一本《公众意见》里，将媒介所生成的这个环境称之为“拟态环境”或者“伪环境”，这个环境已经替代了真实环境，成为公众想象世界的主要根据。所以媒介不一定会改变公众怎么想，但是却会决定他们想什么。如果说李普曼的这个观点，十分精辟地指出了大众媒介可以营造一个同质化的信息环境，那么今天的数字媒介，则按照用户的个人喜好和算法的推荐给我们营造出个人化的“虚拟环境”，人与人之间认知不同频，难以沟通和建立共识。这个新的伪环境成为了像蚕蛹一样包裹我们的“信息茧房”或者“过滤泡”，让我们会更关注自己的兴趣，忽略公共问题。
“点赞社会”
正在屏蔽苦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一个现象，为什么朋友圈上别人的生活都非常精彩，好像是在进行一个比谁更幸福的比赛？为什么好像只有我不幸福？
这是因为我们为了面子，更愿意在公共空间展示自己的正面形象，回避了负面内容。人人如此，就导致了社交媒体出现积极偏向，错误地呈现了我们的环境。这导致我们感觉到其他人比我们生活得更好，产生心理不平衡与抑郁。
长此以往，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正能量信息和积极点赞，成为社会接受的规范，展示痛苦将成为一件耻辱的事情或不讨人喜欢的事情。这个过度追求幸福的“点赞社会”，在消灭痛苦的同时，也在掩盖受苦人的声音与他们面临的困境。
所以在今天，如何走出数字媒介生成的舒适地带与信息茧房，不仅是平台算法的责任，也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当然，媒介的显现和转化特性也有很多积极的一面。比如借助导航与文字识别，手机可以把外界环境与手机上收到的文字转换成语音，这样盲人可以借助手机指引路线，形成数字盲道。同时借助文字阅读功能，盲人可以像正常人一样使用即时通讯软件。借助图像识别技术，盲人还可以用数字媒介看到图像。数字媒介的显现与转化特性，可以使数字媒介成为身体残障人士的感觉器官，让他们能正常地参与社会生活。
媒介的转换性还表现在对于一些传统二分法的打破，像远与近的二分法，由于媒介对环境的重构，我们对于遥远的地方，尤其是中心地区的了解很可能超过本地。
比如北京的疫情，全国人民都很关注，这是因为北京是处于“中心地带”，而其它边缘地带的疫情或许也很严重，但是大家关注不到。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物质与信息的二分法，它也被打破。信息可以被转换成物，比如3D打印、虚拟现实，同时物也以信息的形态存在，像打车平台的汽车、地图软件上的地点、点评软件上的餐馆等，如果它们不被信息化，在今天几乎就等于不存在。
在一个越来越虚拟化的未来，物质与信息、真实与虚拟、人与机器之间的界线会进一步模糊。这对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社会规则与伦理规则，都会形成巨大的挑战。
文字也是媒介，但是我们很少意识到每天使用的文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文明。媒介学家麦克卢汉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媒介即讯息，意思是媒介真正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感觉。例如拼音文字，它是一个一个字母按顺序排列而成，这种线性思维影响了西方人的感知方式，造成了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容易导向科学实证。而中国的象形文字，则具有图像一样的整体性，感知上也偏整体感悟，对技术细节则不太在意。文字塑造了感知偏向，感知偏向的积累则影响了文明的特征。
像文字这样的媒介无处不在，它成为了我们生活的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认识与判断，我们必须透过媒介感知与认识世界，媒介构成了一种我们看待和衡量世界的尺度，重新组织着世界的秩序。
比如数字是媒介，它让人类可以精确地管理世界。通过数字的使用与计算，人类可以将复杂的世界，转化和抽象为可以彼此兼容与计算的数字符号，比如力、电流、信息等。
语言也是这种基础性媒介，“萨丕尔－沃尔夫假设”认为，语言决定着我们的世界观，语言塑造着我们的感觉方式，比如地中海地区形容海水颜色的词汇、中东地区表示骆驼的词汇、中国《诗经》中表示马的词汇、今天我们描述汽车的词汇都非常丰富，这就使得这些不同群体对某些事物会比其他群体更敏感。语言的二元对立、精确与模糊，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麦克卢汉甚至认为，拼音文字的线性排列塑造了西方人的理性思维。
另外，大家不妨想想手机对人际关系、消费方式、工作节奏、社会组织方式，甚至自我认识方式的改变，就可以进一步理解“媒介是我们生活的环境”的道理。手机让我们一直在线，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比以往更紧密，我们无法对微信中的未读信息视而不见，更无法对业余时间领导布置的工作置若罔闻。广告宣传一直在说技术可以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轻松，更有效率，但结果却是让我们的工作时间不断增加。
麦克卢汉有句名言，说媒介就像是水，我们就像是鱼，鱼离不开水，但是鱼在水中却意识不到水对它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越是基础、越是重要的东西，越容易成为背景，不容易引起我们注意。像空气、水、健康的身体、公路、电信线路、水电气管道，媒介也不例外。
因为它们是第三方中介，我们的注意力都在媒介连接的那个他者那里。如果媒介正常发挥作用，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只有它出现故障时，我们才会意识它的存在。我们的身体是最基本的媒介，我们通过它来感知世界，与外界沟通，身体媒介是一切媒介的基础。但是在身体感觉器官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一般人很少会意识到身体的中介作用。
今天的数字媒介，也在生成着我们的身体媒介感知世界的方式。比如过去曾经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触觉，正在被视觉所取代。面对面的交流与通过视频的交流，就是触觉与视觉的差异。进入实体店购物或者餐厅就餐就更依赖身体的触觉、听觉和嗅觉，而网上购物和点外卖，则更依赖视觉。
前几年大家所说的“附近的消失”，从身体媒介的角度看，就是视觉取代触觉与听觉的结果，我们通过脚与口建立起来的地方感，正被以消费平台、导航软件、商品奇观所建构的抽象空间感所取代。
前些天追踪个人行动轨迹的“通信行程卡”下线，标志着疫情期间一个重要数字治理技术的落幕。回想起疫情期间的社会运转，离不开媒介环境对于真实环境的补偿。在整个疫情期间，社会静默或暂停，但是媒介所构造的环境一直在运转。整个社会就像一列高铁，虽然车厢里的人是静止的，但是整个数字媒介系统，就像列车一样正带着社会高速运行。
我们通过线上交流、线上会议、线上购物、团购重建生活秩序。通过手机的行程和核酸检测结果来甄别个人的健康状态，是否与感染者存在时空交集。通过扫码和行程轨迹的记录，我们随时接受机器之眼的凝视。手机、健康码与行程码大数据所构成的信息系统，交织成了整个社会的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的构造，在某种意义上与人类身体的免疫系统一样，都是一个对病毒的信息识别机制。
当然，大家感觉最显著的，还是媒介在疫情期间传统的信息传递功能，来自官方的和普通个体的信息奔涌而来，减少着我们的不确定性，但也增加了不确定性，它们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对这三年的集体记忆。
媒介生成着社会，媒介自身也处于这种生成过程之中。再高明的预言家也无法预料目前媒介的发展方向。人工智能正在展现出更强大的生成能力，从围棋、绘画到剧本写作，我们以前认为，只有人类才有想像力和创造力，这些刻板印象正在不断被打破。这让我们重新认识人类所谓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究竟是无法言说的天才，还是一种充满偶然性的随机性或变异。
虚拟现实虽然未来还不明了，但是它可能意味着更强的生成性与不确定性。它将进一步改变我们刚才所说的身体媒介的感知。虚拟身体与原生身体的张力，将改写人的存在方式，挑战几千年来形成的人类规范。比如前段甚至有新闻说在元宇宙的游戏中出现了性侵案，类似这样的事件还会不断涌现。
虚拟身体的行为是否应受到传统法律的约束，是否应该与现实中的主体保持一致的生活方式？当虚实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时，传统的泾渭分明的规范也会变得充满不确定性，处于生成之中。
媒介的生成给人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也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规范出现了冲突。
每次媒介技术演化产生的社会变革，都会引发争议。在柏拉图的时代，苏格拉底就借埃及法老质疑过文字媒介的作用，认为它只是增加了人的记忆能力，让人显得有知识而沾沾自喜，从而让人远离真正的智慧。二十世纪以来，电影、电视、电子游戏、网络、手机等相继面临类似的指责，比如它们导致了注意力涣散、占用了大量学习与锻炼时间、增加了暴力行为等。
这些指责中，有些是理性的，有些则不加选择地用传统媒介的标准，来要求新的技术，将属于社会的问题推给媒介。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这些问题的解决，通常是由新的替罪羊出现而停息，比如对于电视的指责。如果我们回顾波斯曼的《娱乐至死》中对电视的批判，我们会发现他是在用印刷媒介时代的生活方式和信息量作为标准，忽略了人对新的生活方式与信息过载的适应。
还有人指责网络表达导致了语言的污染，也是在用书面语的标准要求网络交流的语言，忽略了后者的出现，其实是为了适应身体缺席的交流场景，所以加入了非语言信息而形成的，是书面语与口语、语言与非语言表达的新型混合语言。而且研究也发现，即使缺乏面对面的交流，人们也会建立起亲密关系，只不过要花更长的时间。这说明永远不要低估人对新媒介和新交流方式的适应与驯化。
除了人去改变标准、适应媒介外，我们也要看到数字媒介也生成了大量问题。
人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技术是否有善恶？过去人们常说“刀不会杀人，人才能杀人”。但是美国学者温纳认为，有些技术本身具有权力集中的特性，比如轮船、火车、原子弹等。这些技术需要多方协调，必须要设置一个最高指挥中枢才能够运行。
今天的复杂技术具有自己的逻辑，已经超越了人的理解能力，不能把它们看成刀这样的简单工具。比如今天的算法技术，我们可以理解它的运算原理，但是因为数据量过于庞大，已经无法追踪机器的具体计算过程。这就导致算法的具体运算过程，对于编程者而言也是黑箱。就像AI绘画，谁也无法准确预测其生成结果。这种生成充满着未知性，也难以控制。
当我们为了效率，将决断权交给算法时，就会威胁到人类的价值观。并且，因为完全是由貌似公正的机器决断，这种威胁更为隐蔽，尤其在一些用算法判断人的行为的场合，更加充满风险。比如说使用人工智能的招聘、使用算法确定外卖骑手的最佳路线与时间等。因此在这些媒介技术面前，人类的动机与责任变得更为重要。比如是否存在算法偏见，对某些群体存在不公平；平台是否为了增加用户粘性，在用算法促进人的过度连接；或者用算法对用户行为进行非必要的监控，不恰当地收集用户隐私信息。
对于这些在算法前置条件、算法使用中就可能存在的不公平，不能简单地把责任推给算法，毕竟算法的最终使用权，目前仍然掌握在人的手中。
其次，用户作为媒介技术的使用者，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对于个人隐私的自我保护、提高媒介素养，对像信息茧房这样的机制有所警惕，提高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同时平衡线上与线下社会网络与生活的比例。我们要对数字媒体注重空间扩张的偏向保持警惕，重视时间维度的平衡，对传统的传承、对地方感的培养，复兴脚与嘴的传统。
中国古籍《老子》里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虽然不是直接说媒介的，但是对“三”的强调，也可以用来说明媒介的重要性。从媒介的角度来理解，“二”是一种对立，“三”则是媒介，才能生成世界。生成，意味着多样性与不确定性，只有更好地理解媒介，从媒介的角度理解世界，我们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个不断生成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