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好好讲道理：理性思考的艺术
【作者简介】瓦尔特·辛诺特-阿姆斯特朗（Walter Sinnott-Armstrong） 美国杜克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伦理学、道德心理学、神经科学、法律哲学、认识论、非形式逻辑等。著有《道德怀疑主义》（Moral Skepticisms）、《说服与不被说服的艺术》（Understanding Arguments）等，主编有《道德心理学》（Moral Psychology）、《发现意识》（Finding Consciousness）等。
【译者简介】孙唯瀚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在读。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研究兴趣为近现代中国史、法律史等。
我在曾经任教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以及现在任教的杜克大学教授理性思考和论证（reason and argument）课程超过35年。许多学生告诉我，我的课程给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帮助。正是他们激励着我继续教授这门课程。
尽管我的学生学会了论证，但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并未掌握这项技能。如今，在政治领域以及个人生活中，人们的交流和沟通水平已经达到新低。每逢美国选举年，我的课程总会讨论总统选举辩论中的论证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我在双方辩论中不难找到论证的例子。然而，时至今日，我所能找到的都是口号、断言、笑话和调侃，真正的论证很少。我看到的只有敷衍塞责、贬低、谩骂、谴责和回避问题，而不是在重要问题上进行的真正的交锋。如今的街头抗议可能比20世纪60年代要少，但人们依然很少认真尝试共同理性思考并理解他人的观点。
由此，我不禁会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文化，就像我的学生一样，可以从大量的理性思考和论证中受益良多。当我于2010年到杜克大学工作时，我有机会通过“慕课”（MassiveOpen Online Courses，简称MOOCs，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这个神奇的媒介，与更多听众接触。我和我的朋友拉姆·内塔（Ram Neta）一起教授了一门慕课——Coursera 平台上的“理性思考的艺术”（Think Again）课程。这门课吸引了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的80多万名学生。这种令人震惊的反响让我深信，全世界都在渴望学习如何理性思考和论证。当然，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完成了这门课程，更不是所有学生都学会了如何恰当地进行论证——但的确有很多学生做到了。我希望他们的新技能会有助于他们理解他人，并更好地与他人进行合作。
你手中（或屏幕上）的这本书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坚实一步。这本书的目标是展示什么是论证，以及论证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这本书的主题并不是关于赢得辩论或击败对手的。相反，它是关于如何理解他人、如何重视有力的证据的。这本书教授的是逻辑而不是修辞伎俩。尽管本书最初打算写成一本关于如何论证的手册，但我意识到，我需要先解释一下人们为什么要论证。这种关于动机的讨论成为了本书的第一部分——为什么要论证。关于如何论证的内容就变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则补充概述了如何不去论证。在本书的最后，我希望你既有意愿也有能力进行论证、评估论据，同时能成为他人的动力和榜样，让他人和你一起参与到有建设性的讨论中来。这些技能不仅可以改善你的生活，还可以改善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
灾害威胁着我们的世界—战争持续不断；恐怖主义屡见不鲜；移民寻求庇护；贫穷问题日趋极端；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种族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女性遭受虐待；气候变化危机迫在眉睫；疾病肆虐；医疗费用飙升；学校环境日渐恶化；新闻让我们不堪重负，意志消沉。
这些危机的范围广泛，规模巨大。由于各种危机极为庞杂，如果没有广泛的合作，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事实上，真正的解决办法需要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这些群体在信仰和价值观念上可能存在冲突。好战分子需要停止战争，种族主义者需要停止歧视，无知的愚人需要了解基本事实。除此之外，对于我们这些既不是好战分子也不是种族主义者或愚人的人，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分歧和异议，但也需要共同努力。除非一批目标和预设不同的国家，在难民问题的本质和解决方法上达成一致，然后一起说服每个人都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否则难民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除非全世界各国都承认气候变化问题的存在，然后减少本国温室气体的排放，否则气候变化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除非每个国家都拒绝向恐怖分子提供安全庇护，否则恐怖主义就不可能被彻底消灭。仅仅靠一个人甚至一个国家决定应当做些什么，然后单独行动，是永远不够的。他们还需要说服更多人或更多国家加入进来。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太明显的是，为什么有智慧和爱心的人不这样做？为什么他们不合作来努力解决这些共同问题？当代科学赋予了我们学习、交流和控制未来的非凡能力。然而，我们却没有妥善运用这些能力。迫在眉睫的事情如此之多，我们所做的事情却少之又少！即使一些不幸的群体受到的伤害比其他群体大得多，但这些同样的问题对争论双方的每个人来说都有害。然而，各国的政治家，甚至同一国家的政治家们，对这些问题却是牢骚满腹而不是携手合作，暗中破坏而不是大力支持，干扰打断而不是耐心倾听，划定界限而不是做出妥协从而达成共识。政治家们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还在增加问题，或者他们明知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案会被对手立马拒绝却还在这样做。当然，也存在一些例外——特别是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这体现了各国如何通过共同努力解决问题，但这种合作实在是太少了。
不仅在政治上是如此。脸书（Facebook）、Skype、Snapchat、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使全球各地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容易得多，而且的确有许多人花了很多时间与朋友聊天。尽管如此，这些交流几乎只出现在具有相似世界观的盟友和小圈子中。此外，互联网上的论述水平也达到了新的低点。许多复杂的问题被简化为140个字符的推特（Twitter）文字或更短的话题标签和口号。即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推文和博客文章，也经常受到“网络喷子”（internet troll）的蔑视、嘲讽、取笑和谩骂。温和的意见在网上遭遇到的是故作机智的过度侮辱，这些言论还故意传播对他人意见的曲解。网络让大量批评者更容易快速、恶毒且不假思索地进行攻击。这种新媒介和新文化鼓励人们在网络上发表咄咄逼人的激烈言论，而不是谦逊平和的表达，这使得几乎没有人愿意再表现出关心他人或谨慎行事，重视公平或事实真相，以及表现出值得信赖或深思熟虑。网络上空洞无物的花言巧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点赞”，而理性思考却得到越来越多的“不喜欢”。本应是我们工具的媒介，却塑造了我们的行动和目标。
当然，这种黑暗的图景并非总是如此，然而，这种描述有时候的确很准确，而且特别常见。这些不同的问题，有许多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同一个问题——人们缺乏相互理解。有时候，人们避免与对手交流。即便他们进行交谈，也很少会就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的思想交流。因此，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会相信他们所说的话。政治家们不能齐心协力工作，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不理解对手。如果不理解为什么必须要承担一些责任，那么他们永远都不会同意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职责。
以上缺乏相互理解的情况，有时可能是由于世界观不一致或对双方冲突的预设而导致的无法理解对手。然而，政治对手间往往甚至都不去尝试理解对手，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与对手接触以及保持公允，对他们来说无法取得个人或政治利益。事实上，他们往往都带有强烈的动机，既不去接触对手，也不去公允地对待对手。推特用户和博客博主之所以在互联网上口无遮拦地发言，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为他们的笑话和嘲讽博得“点赞”。要是他们在互联网上尝试保持理性客观地看待对手的观点，就很少会获得如此强烈的反响。既然他们认定自己的尝试一定会失败，而且得不到任何回报，那么他们又何必去尝试理解对手呢？诚然，在推特和互联网上的确存在许多有趣而有见地的对话，但大量潜伏的“网络喷子”也吓跑了许多潜在的内容创作者。
当他们放弃理解对手时，他们就会转而故意误解和曲解对手。对一个问题存在巨大分歧的双方，反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手，然后再反驳或打趣道：“我无法想象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当然，他们无法想象对手为什么会这样想。他们之所以这样编排对手的观点，正是为了让那些观点显得愚蠢。他们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正在歪曲对手的观点，但他们对此并不在意。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服对手，也不是要理解对手的立场。他们只想通过辱骂对手来取悦赞同自己的盟友。
这些态度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联结与合作。人际交流变成了：你坚持你的立场，我坚持我的立场。我无法理解你为何会如此盲目，你不知道我为何会如此固执。我不尊重你的观点，你也以牙还牙。我们互相谩骂，互相鄙视。我不想和你见面，你不想和我打交道。我拒绝妥协，你也是如此。我们都不愿意接受任何一种有可能的合作。任何事情都没有一丝进展。
（1）
我们是如何变成这样的？
我们怎么会掉入这个文化深洞中？我们如何才能爬出来？当然，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很复杂。像文化这样范围广阔又错综复杂的事物，必然存在许多的方面和影响。这些问题不应过于简单化地一概而论，但如果要一下子面面俱到地讨论所有这些复杂的问题，就会令人感到力不从心。因此，这本小书将只强调并探讨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我之所以着眼于这一点，是因为它常常被人们忽视，还因为它是根本性的问题，同时它也在我的专业知识范围之内，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生活中为此做些什么，而不必等待政治家和文化领袖采取行动。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答案是，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再为自己支持的观点给出理由，也不再为反对的立场寻找理由了。即使他们给出和接受各种理由，也是以一种充满偏见且缺乏批判性的方式进行的，故而他们无法真正理解辩论双方任何一方的理由。这些人也常常宣称，他们的立场已经足够明显，以至任何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的人，都会同意他们的观点。如果真的是这样，对手一定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甚至在对手开始说话之前，这些人就已经自信地认为，他们的对手一定都思维混乱或得到了错误的信息，甚至是一群疯子。他们贬低对手，称对手愚蠢到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支持自己的观点。然后，他们又阴阳怪气地认为，无论怎样，理性思考都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他们的对手只受情绪的驱使—恐惧、愤怒、仇恨、贪婪或盲目的同情心，而并不在乎真相或对自己这方来说很重要的价值观。因此，选举的决定性因素是谁得到了最多选民的支持，而这也许是取决于谁创造出了最振奋人心或最幽默的竞选广告和口号，而不是谁为自己的政策给出了最有力的支持理由。这种策略无法帮助我们走出困境。
我们需要阐述和理解双方的理由。我们需要向对方给出支持我们观点的理由，并要求他们也给出自己的理由。如果不就理由进行交流，我们就无法理解对方。如果不理解对方，我们就不知道应当如何妥协或合作。如果没有合作，我们就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糟。
（2）
我们如何摆脱这种状态？
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为我们指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我们都需要更多、更好的沟通。这其中关键的一步是少妄下论断，多提出问题。而最有用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相信自己所信的事情，以及我们的提议将如何实现。这些问题需要人们给出各种不同的理由，所以我们尤其需要学会如何要求对手给出理由。不过，仅仅提出请求本身还远远不够。如果没有人能够给出理由，那么即便是提出给出理由的请求也无济于事。回答应当以论证的形式来表述我们的理由。因此，我们要学会当被要求给出理由时，如何给出适当的论证，如何理解他人的论证，以及如何发现自己和他人论证中的弱点。我将在下文中开始尝试给出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这些内容需要从大致了解什么是理由和论证开始。第六章将更详细地阐述这方面的内容，但我们应该从一开始就摈弃一些常见的误解。许多人误以为理由和论证是战争中的武器，或者至少是辩论等竞赛中的武器。这与我在这里所讲的内容相去甚远，因为战争和竞争并不能帮助我们齐心协力解决问题。
恰恰相反，我所讲的理由和论证，是一种增进相互理解的尝试。当我给你一个理由来证明我的主张时，我的理由会帮助你理解为什么我相信我的主张是对的。同样，当你给我一个理由来证明你的主张时，你的理由也会帮助我理解为什么你会相信自己的主张。我们的理由能够实现这些目标，而且根本不需要说服对手去改变自己的想法。我们可能还会继续保留分歧，但这至少让我们更理解对手。正是这种相互理解能够让我们携手共进。
同样的目标还可以通过给出另一种理由来实现—解释某事发生的原因。了解某个事件将会发生，比如日食，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用的。这种知识能够让我们去观看日食。然而，这并不能帮助我们预测未来会出现的日食。如果我们不了解日食发生的原理（而且还缺乏更多的信息），我们就无法搞清楚日食究竟会在何时发生。为了预测未来，我们需要解释或解释性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某些事件会在现在发生。而且我们的确需要有能力预测未来，以便决定哪种提议会（在未来）成功地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解释性的理由，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更富有成效地共同努力。
正因为我们需要理由，我们也需要论证。在此，我要讨论的论证并非口舌之争，比如，夫妻或政敌之间通过相互大喊大叫来“一论高下”。我在此所讲的论证，要比那些口舌之争更具有建设性。粗略地讲，当且仅当某人（论证者）提出一个主张（前提），以此作为支持另一个主张（结论）的某种理由，这才是做出论证。理由就是前提，而论证则是把这个前提作为理由提出来。论证的目的是向听众陈述理由，从而增进听众的理解，让他们明白结论为什么是对的，或论证者为什么相信这个结论。
这个定义排除了一些经常被称为“论证”（argument）的东西（比如骂人），也涵盖了一些通常不被视为“论证”的东西（比如解释）。这个定义从未试图囊括“论证”一词的常见含义。尽管如此，这个定义还是指出了我们需要的东西，以便相互理解和共同努力。
虽然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论证，但我们不应该终日都在争论（argue）。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休息。此外，论证并不是我们需要的一切。当听众不接受这一套时，论证就没有什么用，所以我们还需要学习社交技巧和惯常行为，以便听众能够接受我们的观点。我们需要学会谦虚（或不宣称自己掌握全部真理）、亲切（包括向对手好的观点让步）、耐心（在等待听众认真思考我们的观点时）和宽容（当对手拒绝向我们的好观点让步时）。虽然还需要更多东西，但论证在一个更大的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个体系能够解决或至少减少我们文化中的一些问题。即使论证本身不足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它依然非常必要。
理性思考和论证常常被当作情绪的敌人，但这是另一个要避免的误解。理性常常引导着情绪，比如，一个朋友背叛的证据会让我对这个朋友感到愤怒。事实上，情绪可以被当作我在此使用的广义上的理由。当我和某人在一起时我感受到了爱这一前提，是我愿意和心爱之人在一起，并且相信这段时光会非常美好的理由。当我开车速度过快时我感受到了恐惧这一前提，是我不开那么快，并且相信开那么快很危险的理由。在这些情况下，情绪和理性并不矛盾，甚至二者可能都不分彼此。因此，强烈的感受可以是理性的。我们不一定为了运用理性思考和论证，就总去压抑情绪、保持冷静。
更广泛地说，正是有些人对理由和论证存在误解，才导致他们对理性思考和论证冷嘲热讽和蔑视。这种冷嘲热讽和蔑视是造成问题两极化（polarization）的部分原因。因此，学会正确理解并领会他人的理由和论证，有助于解决部分问题。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走出文化困境。
在你的亲密朋友中，有多少人持有与你截然相反的政治观点？换句话说，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的亲密朋友中有多少人非常保守？如果你是保守主义者，你的亲密朋友中有多少人是极端自由主义者？而如果你是温和派或中立派，你的亲密朋友中有多少人在政治光谱（political spectrum）的任何一边持有相对极端的立场？对于如今的大部分人来说，答案是：“没有多少。”
为了弄清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需要再问几个问题。如果你的孩子或兄弟姐妹的政治立场与你截然相反，你会感到担心吗？如果他们与政治观点和你相左的人结婚，你会感到困扰吗？如果你不得不搬到一个社区，那里的大多数人投票支持的候选人与你不同，你会感到害怕或烦闷吗？你是否会主动去听取与你政见不同的人的意见？你是否会仔细阅读、观看或聆听那些与你政治立场相反的消息来源的新闻？你是否鄙视与你支持的政党相竞争的政党？你认为那个政党对你的国家以及你所关心的人群的福祉是一种威胁吗？你明白为什么这个政党的支持者更喜欢该党及其候选人吗？你发现任何可以支持那个政党立场的理由了吗？你能公允地解释他们为什么在一些关键议题上采取那样的立场吗？对于与他们在政治议题上的分歧，你有多大把握自己一定是正确的？
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今已经与10年或20年前大相径庭了。今天，许多人很少再有政治观点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亲密朋友，他们生活在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同一个政党的社区，阅读或收听与他们意见一致的新闻，只与政治立场相近的盟友在社交媒体上建立联系，而且很少会遇到表达敌对观点的人。即便他们碰到这种观点，他们也几乎不会长时间谈论，不会努力尝试去理解那些人为什么持有如此不同的观点。当他们与对手交流时，他们并不试图给出支持自己观点的理由，反而诉诸情感诉求、言语辱骂、开对方的玩笑，甚至威胁要抵制对方或更糟。或者他们为了避免令人不舒服的分歧，会索性快速转移话题。然而，这些反应都不能促进沟通或解决问题。
怀疑论者可能会疑惑，我们是否真的像我所说的那样变得两极化且彼此孤立。毕竟，还有许多人持温和或混合的政治观点，即使他们平时并不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或投身政治。我们大多数人都认识一些持相反政治立场的人，即使我们通常避免与他们谈论政治。在大多数民主国家中，相对立的政党的确会进行冗长的辩论，即使其中的辩论者常常都在回避真正的议题。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纲领，即使他们很少遵守。政治家们的确在各种新闻媒体上支持自己的立场，即使他们的方式只是不断重申这些立场。在以上这些交流中，双方看起来常常都会向对方给出支持自己观点的理由，而双方也确实都自认为已经非常了解对手。有时候，政治对手之间甚至会产生好感。所以，所谓的“文化战争”可能被夸大了。
为了确定两极化的深度和广度，本章将运用一些关于两极化的实证研究。关于这个主题已经有很多文章了，所以我们可以只选取一个小规模的样本，但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将先从美国开始，然后转到其他国家。
（1）
什么是两极化？
两极化这个问题很难研究，部分原因是它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1]有时，两极化是通过以下这种方式衡量的：
距离（distance）：不同群体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相差越远，他们之间的距离越大。
当然，如果这些群体中的人彼此之间存在足够大的差异，即使这些群体之间在很多地方有重叠，但两个群体的平均观点之间也会有很大的距离。设想一下，现在有一个从0到10的标准，来衡量从左派（自由派）到右派（保守派）的程度。如果一个自由政党的立场处于0到7之间，其平均值为3，而一个保守政党处于3到10之间，其平均值为7，那么很多介于3到7之间的人，即使分属于两个平均值相距甚远的对立政党，但实际上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着共同的看法。
正因如此，一些研究者和评论者通常会增加另一个衡量两极化的标准。
同质性（homogeneity）：一个群体的成员之间差异越小，群体内部的同质性越强。
距离加上同质性就大致等于两极化。这些特点放在一起，就足以形象地展现出“两极化”这一隐喻的内涵—因为南北两极是相距非常远的两点。
不过，这些政党和人群能不能好好相处，并不仅仅是由他们之间的距离决定的。首先，我们可能在那些对自己并不重要的议题上存在很多分歧。很多中国人喜欢吃臭豆腐，我也喜欢吃，但很多美国人却觉得臭豆腐很恶心。这是对臭豆腐极为不同的看法，但这种两极化并不会造成任何严重的问题。两方都不会因为对臭豆腐的看法而不喜欢对方。他们只是吃自己想吃的东西。
只有在距离和同质性之外再加上更多的东西，冲突才会真正出现：
对立（antagonism）：当某些群体对另一极的人有越多仇恨、蔑视、恐惧或其他负面情绪时，他们就会越两极化。
对立主要是关于人们的感情的，但这些私人感情往往表达在公开言论中：
无礼（incivility）：当某些群体对另一极的人有越多负面评价时，他们就越两极化。
负面言论会引起人们的仇恨感，这种仇恨感会使人们使用更多负面的称谓，从而引发更多仇恨，进一步激发更多负面的称谓等。对立和无礼相互刺激增长，形成了恶性循环。
恶劣的感情和言论已经够糟了，但更糟的是行动。为了超越感情和言论从而转向行动，许多评论家还将两极化与政治或私人生活中的某些缺陷联系起来。
僵化（rigidity）：某些群体将自己的价值观视为神圣的权利，而且拒绝妥协，因此加剧了两极化。
僵化显然与一个人情感和价值观的强烈程度，以及对这些价值观来源的看法有关。因为合作往往需要妥协，所以僵化可能会导致：
僵局（gridlock）：某些群体的两极化程度越高，他们就越无法为共同目标进行合作并共同努力。
僵局往往是两极化最令人烦恼的地方，因为它阻碍了本来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政府行为。
当社会因为不同群体的两极化、对立和僵化而日渐分裂的时候，如果某个群体拥有全部或绝大部分权力，那么政府仍然还能运转，这种情况要么是因为该群体拥有绝大多数的支持者，要么是因为该群体以某种方式夺取了政府控制权。因此，只有在任何一个群体都不能控制另一个群体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无法做成任何事情的僵局。不过，即使有一个群体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只要两个群体都对管理他们的机构拥有一定的控制权，那么这种双方无法合作的僵局依然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在德国、以色列、印度、英国和其他许多拥有两个以上政党的政府中，出现僵局的可能性或危险性也似乎较小。在这种制度下，不同政党需要共同合作以组成执政联盟，才能获得多数席位。尽管如此，这种联盟仍然很容易变得对立、僵化，无法与执政联盟之外的任何人合作。由此，执政联盟之间而不是单个政党之间仍会出现两极化，上述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
那么，什么是两极化？答案是上述所有的东西。两极化完整的概述包括上文中的每一个方面—距离、同质性、对立、无礼、僵化、僵局等。如果要对这种复杂性加以简化，那么势必会将议题歪曲。不过，当我们讨论两极化时，还是不应该一次性同时涉及所有这些方面。为了避免混淆，我们需要知道两极化的哪些具体特征与哪类特定讨论有关。
（2）
两极是否在渐行渐远？
有多少两极化的情况存在呢？我们先来将两极化简单理解为距离加上同质性。我们应该如何衡量距离和同质性呢？在政治领域，标准的方法是从一个群体中随机选择成员，问他们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一般是典型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立场。群体之间的距离，是通过每个群体平均答案相距多远来衡量的。群体内的同质性，是以群体内不同成员答案的相近程度来衡量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问卷，来跟踪这种两极化的长期趋势变化。
在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两极化程度似乎大大加剧。这种印象很普遍，也得到了各种调查结果的支持。首先来看政党之间的距离，我们称之为政党差距（partisan gap）。这种差距在各种议题上都在不断扩大。以下是一些较为显著的例子：[2]
“确保和平的最佳方式是增强军事力量。”
1994年：44%的共和党人和28%的民主党人同意。
2014年：48%的共和党人和18%的民主党人同意。
在这个议题上，政党差距几乎翻了一番，从16个百分点上升到30个百分点。
“政府对企业的监管通常弊大于利。”
1994 年：64%的共和党人和46%的民主党人同意。
2014 年：68%的共和党人和29%的民主党人同意。
在这个议题上，政党差距从18个百分点上升到39个百分点，翻了一倍多。
“更严格的环境法律法规让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机会，也损害了经济。”
1994年：39%的共和党人和29%的民主党人同意。
2014年：59%的共和党人和24%的民主党人同意。
在这个议题上，政党差距从10个百分点增加到35个百分点，增加了两倍多。
“今天穷人的生活大为改善，因为他们不需要付出任何回报，就能得到政府的福利。”
1994年：63%的共和党人和44%的民主党人同意。
2014年：66%的共和党人和28%的民主党人同意。
在这个议题上，政党差距从19个百分点翻了一倍，达到38个百分点。
“这个国家里不能取得成功的黑人，大多要为自己的状况负责。”
1994年：66%的共和党人和53%的民主党人同意。
2014年：79%的共和党人和50%的民主党人同意。
在这个议题上，政党差距翻了一倍多，从13个百分点增加到29个百分点。
需要注意的是，共和党在一些议题上的态度变化较大，而民主党在另一些议题上变化较大。一方经常指责另一方的立场走向极端，从而造成了两极化，但实际上双方都有这种趋势，只不过是在不同议题上程度不同罢了。这样的结果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许多核心议题上的差距在短时间内显著增大了。[3]
（3）
难道我们不能至少在基本事实上取得共识吗？
上述这些研究的重点是政治价值观和规范，但两极化也延伸到了宗教，甚至是基本事实的问题上。对于气候变化究竟是否由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引起或加剧，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存在强烈分歧。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有可能得到确切的答案，这与人们认为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究竟是坏是好还是中性的都毫无关系。尽管存在从科学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但往往政治会推动科学信念，而不是科学引领政策制定。同样，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许多其他事实性议题上，对基本事实的信念也存在很大分歧，包括以下这些问题：
①水力压裂法（开采页岩油、页岩气）是否危险；
②死刑是否能降低谋杀案件的数量；
③水刑*是否能有效打击恐怖主义；
④拥有枪支究竟促进还是减少了枪支暴力；
⑤社会福利项目对经济增长有益还是有害；
⑥到底有多少移民通过非法途径进入美国；
⑦到底有多少非法移民是罪犯；
⑧到底有多少非法移民抢走了合法公民需要的工作；
⑨美国选举中到底有多少选举舞弊行为；
⑩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大多数民主党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与大多数共和党人不同，所以这些政党在基本事实上的共识并不比价值观上的共识更多。自由主义者有时会把这个问题归咎于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保守主义者把他们对基本事实的信念建立在宗教或不可靠的权威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科学之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常见的谴责使得自由主义者也经常拒绝接受一些科学上的共识，诸如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疫苗接种是否会导致自闭症以及核废料是否可以安全处理等。[4]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则更有可能拒绝接受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尽管那些对人为力量引起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保守主义者在科学上并没有表现出更低的素养。[5]实际上，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完全垄断科学证据或是基本事实。
当然，事实和价值观念是相联系的。如果我们在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或全球变暖是否由人类活动引发等问题上缺乏共识，那么我们在是否允许死刑或是否与全球变暖做斗争等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就不足为奇了。当人们对一些关键的基本事实都缺乏共识的时候，他们也不可能在应对这些基本事实的决策上达成一致。
鉴于这种广泛的分歧，双方依旧高涨的自信令人惊讶。许多死刑捍卫者完全确信死刑具有威慑力，同时许多反对死刑的人毫不怀疑死刑并不具有威慑力。他们如此自信的一种解释可能是，他们从未看过支持对方立场的资料，或者这只是因为他们从未寻找过对方立场的资料，或者从未查阅过可能包含对方立场的资料。不管是哪种解释，鉴于这些议题的难度—存在相互矛盾的资料与论证—以及双方缺乏共识，他们依旧如此自信，这非常令人诧异。
(4)
你憎恨你的对手吗？
问题不仅在于人们都自信地支持强烈对立的观点。我是一个哲学家，有一些与我关系很好的同事认为我的哲学观点必然是错误的——我的主张不可能为真。他们所持的哲学观点与我的观点强烈对立。但他们对自己的观点非常自信。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成为朋友。我希望，他们不会因为我拥有一些在他们看来是错误的立场，就认为我愚蠢、危险或不道德。当我阐述我的立场时，他们会认真听我说话，并且尽力去理解我的观点。他们不会辱骂我或跟我开恶毒的玩笑，不会歪曲我的观点并以我的痛苦为乐。相反，他们会给出自己的论证，并仔细思考我将会或者能够如何做出最好的回应。至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如此。当对手保持礼貌时，我们便可以互相学习，并且维系友谊。
只是简单地从距离和同质性来理解两极化，并没有抓住最根本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政党之间的距离太小，就会产生其他问题。前几代人有时会抱怨共和党与民主党太过相似，以至选民在不同政党的政策选项之间做不出任何有意义的选择。[6]此外，当从距离和同质性上理解两极化时，我们会发现，两极化并不总会引发激烈的冲突和僵局，即使在总统和国会分别由两党控制的情况下也是如此。[7]
即使两个人的观点处于政治光谱对立的两端，如果他们拥有足够多的共同目标，能够谦虚承认他们不了解全部真相，还喜欢对方到足以倾听对方、理解对方，并且努力达成互利的协定，那么他们之间仍然有可能合作。相反，如果他们互相鄙视，拒绝倾听，过于自信，而且完全失去了达成妥协的意愿和能力，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所以说，造成实际问题的并不只是简单理解为距离加同质性的两极化，还有彼此的对立，以及由此导致的无法跨越的障碍。
遗憾的是，美国日益严重的两极化确实让主要政党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仇恨，或者至少是对立。[8]1994年，只有16%的民主党人和17%的共和党人对另一个党持非常负面的看法。然后，到了2016年，两党的多数人都表示对另外一个党持有非常负面的看法——58%的共和党人对民主党的印象非常不好，55%的民主党人也对共和党的看法非常负面。
更值得警惕的是，2016年，在共和党人中，有45%的人都认为民主党的政策“具有严重误导性，以致威胁到了国家的福祉”。而在民主党人中，有41%的人对共和党的政策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在一贯坚持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和一贯坚持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中，这些比例还要高得多。那些关心自己国家的人，会与他们眼中对国家福祉构成威胁的人做斗争，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动力与他们眼中如此危险的人一起工作和生活。
这种反感不仅存在于政党与政治家之间，还延伸到了个人生活中。2010年，美国49%的共和党人和33%的民主党人都表示，如果他们的孩子与他们支持的政党以外的人结婚，他们会感到不高兴。而在1960年，两党中只有不到5%的人会有这种想法。[9]两极化的政治已经影响到了人际关系。
它还影响到人们对居住地区的选择。2014 年，50%坚定的保守主义共和党人和35%坚定的自由主义民主党人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对我来说，住在一个大多数人与我拥有相同政治观点的地方非常重要。”[10]因此，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和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最终通常都住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不会像住在隔壁那样经常碰到对方。同样，63%坚定的保守主义共和党人和49%坚定的自由主义民主党人也都同意：“我的大多数亲密朋友与我拥有相同的政治观点”。这些数字在20年前都没有这么高。这种地理与社会的隔离，使人很难看出这些群体如何能够开展对话，或者克服他们之间的相互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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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两极化趋势是否在向全球蔓延？
到目前为止，我所援引的统计数字和例子都集中在美国，但其他地方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两极化在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都在不断蔓延。令人惊讶的是，“平均而言，与其他国家的选民相比，美国人认为他们国家政党之间的距离要大很多”。[11]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在经济方面，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距离，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并不是特别大。在社会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两党间的距离也相当小。”[12]当然，即使其他国家政党之间的距离比美国大，美国在两极化的其他方面，比如僵局，仍可能比其他国家更严重。这其中部分原因是美国宪法制定了许多制衡措施。然而，许多例子表明，在其他国家，政党之间的距离、内部的一致性、政党间的仇恨以及缺乏理性的情况，至少也与美国一样严重。
一个例子是英国脱欧（Brexit）公投，这体现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与意识形态分歧。最近的移民危机也在欧洲大陆的左派和右派之间造成了极端对立。这种不幸的趋势并不仅限于欧洲。斯里兰卡的政治两极化，已经导致双方都发表了令人无法容忍的仇恨言论。[13]泰国的两极化导致了大规模抗议活动。[14]有趣的是，尽管韩国意识形态两极化的程度很低，却展现出高度的情感两极化——对政治对手的敌视。[15]既然政治观念相差不大，为什么一个国家内部的成员还会如此憎恶彼此？我不禁怀疑，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拒绝听取解释对方立场的理由。
这个问题并不是普遍的。冰岛可能就是个例外。“冰岛人在对自己左派、右派的定位上，没有出现真正的两极化情况。”[16]尽管如此，即使在冰岛，“媒体把（冰岛）议会描绘得越来越分裂”[17]，公众眼中则是两极化日益严重的错误印象：“……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不仅夸大了另一方会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某些刻板的价值观（道德价值观），而且他们还估计，他们自己所属的群体对某些刻板特征的支持，会比实际情况更极端。”[18]像冰岛这样的例子，一定会让人怀疑其他国家的两极化情况是否真的像看起来那么严重。
但即使只是两极化的印象，也会导致对立，损害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同情与合作。如果我认为你持有与我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极端观点，如果我认为与我意见相左的人一定是无知或不道德的，那么这些预设加在一起，就足以让我鄙视和躲避你。这肯定会让我们很难理解对方，也很难交流、理性思考与合作。两极化的印象本身就是一种两极化——或者至少其危害与真正的两极化差不多。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理性思考的艺术》一书。）
作者: [美] Walter Sinnott-Armstrong
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国
副标题: 如何好好讲道理
原作名: Think Again: How to Reason and Argue
译者: 孙唯瀚
出版年: 2021-7
页数: 288
定价: 4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13936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