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激的20年代：大萧条前夜的繁荣与疯狂

爵士时代、咆哮时代、鼓吹时代、浮华时代，除了这些人们赋予20世纪20年代的所有标签之外，还有一个更为贴切的标签：嫌恶时代。在美国的历史上，或许再也没有哪个时期有这么多人毫无理性、全方位地嫌恶他人。

人们的偏执几近常态且随处可见，如同条件反射。《纽约客》的老板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以品位为由，禁止杂志使用“厕纸”一词，但却不禁止“黑鬼”“黑崽”这些词。林德伯格飞往巴黎的前一周，《纽约客》刊登了一幅漫画，配了一句遗臭后世的对白：“黑鬼在我看来都长得一样。”犹太剧作家乔治·考夫曼（George S. Kaufman）年轻时曾在华盛顿一家报社当记者。有天晚上老板突然走进来说：“那个犹太人在我的报社里干吗？”W. C. 菲尔兹（W. C. Fields）则形容黑人喜剧演员伯特·威廉姆斯（Bert Williams）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人”。威廉姆斯受数百万观众喜爱，自己也有钱，他在曼哈顿租下一间豪华酒店公寓居住，但公寓管理方却要求他进出只使用服务入口和货用电梯。最高法院大法官詹姆斯·麦克雷诺兹（James C. McReynolds）对犹太人充满偏见，甚至轻视同为大法官的路易斯·布兰代斯，每当布兰代斯在法庭中致辞，他就看报纸、研究文件以示立场。他对时任副总检察长的梅布尔·维勒布兰特同样粗鲁，只因为其是女性。

三K党的死灰复燃可谓准确地呈现了这一时期愈加膨胀的嫌恶精神。本来已奄奄一息的三K党到了20世纪20年代却带着一股在内战鼎盛期都未有过的凶猛势头和吸引力登上了美国的舞台。三K党讨厌所有人，但它根据地区偏见，行事相当有策略：它在中西部地区专门针对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在更远的西部地区针对东方人和天主教徒，在东边针对犹太人和南欧人，在所有地方都歧视黑人。在巅峰时期，三K党有500万名成员，也有人说是800万，75名国会议员要么是其成员，要么公然与之结交。在几个城市，都有三K党成员当选市长。俄克拉荷马州和俄勒冈州还选出了是三K党成员的州长。在俄勒冈州三K党差一点儿就成功地取缔了天主教学校，在全美许多地方，他们规定天主教徒不得出任学校或医院管理委员会的职位，天主教会的生意也遭到了抵制。

在很多人看来，三K党不光是一个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也具有社交的功能。在底特律，数千市民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在市政厅外举行的圣诞集会，在燃烧的十字架的光芒映衬下，圣诞老人身着三K党长袍为孩子们派发礼物。印第安纳州的一场三K党集会野餐（也即所谓的“三K秘密会”）很有特色，包括会员穿着三K党长袍骑马赛枪、两人三足比赛（同样是全副长袍）、一只手举着十字架一只手挥舞美国国旗同时在钢丝上表演特技。

在胖乎乎的初中辍学生大卫·斯蒂芬森（David C. Stephenson）领导下，印第安纳州的三K党发展特别迅速，号称有35万名成员。在一些社区多达一半的白人男性都是缴纳会费的三K党徒。在斯蒂芬森及其爪牙的煽风点火下，印第安纳州人轻信了狂热的反天主教流言。许多人认为天主教徒毒死了哈丁总统，南本德市圣母大学的教士们都是天主教起义的预备部队。1923年出现了最离奇的谣言：教皇打算把圣地从梵蒂冈迁往印第安纳州。根据各方记录，北曼彻斯特镇的居民听说教皇在某趟列车上，1500人涌上了车企图抓住教皇，粉碎其阴谋。因为没找到特别像教皇的人，暴徒就把注意力转向了一名卖胸衣的列车推销员，此人差点儿就要倒大霉，好在他及时说服了暴徒：他只有一手提箱内衣，不可能发起武装暴动。

三K党的垮台也来得出乎意料，而它正是胖乎乎又不可爱的斯蒂芬森一手导致的。1925年3月的一天，斯蒂芬森跟一名品行端正的年轻姑娘玛奇·奥伯霍尔策外出约会。奥伯霍尔策当晚没回家，第二天晚上也没回家，她的父母感到极其不安。等斯蒂芬森把这位姑娘放回来时，她已经遍体鳞伤了。她遭到了野蛮的殴打和虐待，乳房和阴部的皮肤都被撕裂了。医生和家人得知，跟奥伯霍尔策见面后，斯蒂芬森就喝醉了，行为变得非常暴力。斯蒂芬森逼着她去酒店并多次粗暴地强奸了她。在羞愧和绝望中，奥伯霍尔策吞下了致命剂量的氯化汞。等她到家时，家庭医生已无能为力。奥伯霍尔策挣扎了两个星期，最终还是死去了。

斯蒂芬森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是印第安纳州三K党头目，能被免予起诉。结果，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被判绑架、强奸和二级谋杀罪罪名成立，要被终身监禁。为了报复，他公布了印第安纳州最高层涉及贪腐的文件，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和该州共和党党魁因此双双入狱。州长本来也免不了服刑的下场，但他靠着技术细节侥幸脱身。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整个市议会遭到解散，并被处以罚款，一名重要法官遭到弹劾。整件事情让人深恶痛绝，三K党的形象在各地彻底崩塌，再次退回到了美国人生活的幕后，也再也没能成为一股全国性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三K党并非美国褊狭主义最危险的前哨。说起来叫人难以置信，这份“荣誉”原属于学者和科学家组成的一个联盟。20世纪初以来，一大群杰出、博学的美国人陷入了执念，即危险的低劣民族充斥了全美，必须采取紧急的补救措施。

纽约顶尖的医生威廉·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博士为激进的种族主义代言，他宣称天性低劣的人“从一出生起就没有权利，但既然他们生了下来，理当没有权利再繁育后代”。另一位医生、《遗传和人类进步的关系》（Heredity and Human Progress）一书的作者W. 邓肯·麦金主张：“为防止那些我们认为毫无价值、不该享有人类权利的人繁衍后代，最简单、最善意、最人道的方法就是将之温和、无痛地处死。”

大多数人认为这个问题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疏忽大意、不节制生育的美国人生出了太多有缺陷的孩子；同时，政府又不限制从落后国家来的移民，增加了无穷无尽的低劣人口。

几乎所有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自认为特别可怕的种族。作家麦迪逊·格兰特讨厌犹太人，因为他们“身材矮小，思维怪异，无情无义，只看重个人利益”。犯罪改革总统委员会的成员弗兰克·洛希认为，问题在于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结合到了一起，“犹太人的脑子加上意大利人的力气”。当时最杰出的一位科学家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 B. Davenport）对许多种族都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波兰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希伯来人”都不聪明、不可靠，较之正常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更容易堕落、更容易发生暴力犯罪。按达文波特的观点，这些人无法摆脱自己的坏习惯，因为他们受自己的基因限制，注定爱惹麻烦、爱搞破坏、迟钝无趣。他们使美利坚民族“肤色更黑、体格更矮小，充斥更多盗窃、绑架、殴打、谋杀、强奸和缺乏性道德的犯罪行为”。麦迪逊·格兰特称接纳他们为“种族自杀”。

所有这些观点捆绑到一起，变成了“优生学”这款聪明的“新科学”，简单概述也就是科学地培育优越人种。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优生优育是个无害的目标，是一种生育出更健康、更强壮、更聪明后代的善意愿望。但在美国，优生学的面目要严厉得多。它带来了更为阴险的信念：生育应当加以规范和指导。美国优生学学会的一位官员指出：“美国人重视牛马的繁育甚于自己生孩子。”政府推出了种种限制性政策，规定什么种族可以住在什么地方并实施强制驱逐，打压公民自由，对数万无辜的人进行强制绝育，这些举措都打着优生学的旗号。它使美国大幅削减外来移民数量，甚至彻底限制了世界某些地方向美国移民。它甚至多多少少导致了林德伯格这位从不犯错的飞行员最终走下神坛。

消极优生学的圣经是麦迪逊·格兰特所著的《伟大种族的消逝》（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这本书出版于1916年，内容恐怖却极为流行。作者格兰特是纽约的一名律师（他接受过律师训练，但从未执业）兼博物学家（他以此为业，但从未接受过训练）。格兰特认为，真正优秀的人种是所谓的“北欧人种”，基本上指的是除了爱尔兰外所有北欧地区的人。他将欧洲人分为三个等级，北欧人种、阿尔卑斯人种和地中海人种，越靠南的人种越低劣。

格兰特的理论有一个最明显的问题：他必须解释这些低劣人种怎么产生了有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古希腊、罗马帝国，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其他所有古典时代的奇迹。格兰特的解释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统治阶级是北欧的亚该亚人，他们不是真正的地中海人种，而是从北欧迁移到南方的。格兰特还主张，所有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都是“北欧人……基本上是哥特和伦巴第血统”。所有其他人（也即真正的意大利人）迟钝、发育不良、骨骼矮小，并且在基因上注定永远如此。

格兰特认为，劣等基因无法被稀释不能变好，而会永久性地玷污整体。“即使跟欧洲三大种族的任意一支通婚，犹太人也始终是犹太人。”格兰特冷酷地解释说。

就算以当时所知极少量的遗传学知识来看，这些论调也是完全不符的，但格兰特似乎正说中了许多人的心声。他的书得到了《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耶鲁大学评论》（Yale Review）、《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年鉴》（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的赞赏。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负责人、全美顶尖的人类学家亨利·奥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还为这本书撰写了前言。

其他全盘或者部分支持格兰特意见的人，包括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哈佛大学神经病理学家索瑟德（E. E. Southard）、哈佛的劳伦斯·洛厄尔（Lawrence Lowell，就是他主持的委员会认可了萨科和万泽蒂的死刑），妇女节育运动先驱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还有一辈子反感棕色皮肤人种的胡佛。1909年，在一份提交给雇主的报告中胡佛声称，应该避免雇用黑人和亚裔工人，因为他们“心智状况低下”，病态地“缺乏协调性，工作不积极主动”。胡佛强调了他的亲身经验并得出结论说：“一个白人男子顶得上两到三个有色人种，哪怕是在最简单的铲土、拉煤等矿井工作中。”没有证据表明胡佛在未来岁月里修正了这些观点。1921年，他受《伟大种族的消逝》启发赞助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纽约主办的优生学大会。

一时间，随着消极优生学在美国的推广，其身影几乎随处可见。1926年，在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美国优生学学会设立了展台，用一台机械计数器显示：美国每48秒就出生一个“低等”人，而每7分半钟才出生一个“高等”人。计数器上循环显示的相对速度生动地表明了低等人是何等迅速地充斥全美，让它成为博览会上最受欢迎的展台。

美国优生学运动的精神总部是优生学档案室。1909年档案室设于长岛北岸的冷泉港，资金主要来自那些希望像自己这么天生优秀的人更多一些，而其他人则更少一些的富人。档案室紧靠著名珠宝大亨蒂芙尼家族的庄园，第一任所长是哈佛大学生物学家查尔斯·达文波特。达文波特认为，人类状况的方方面面都可用优生学解释：包括肥胖、犯罪，撒谎或欺骗倾向，甚至对海洋的热爱。在达文波特的领导下，优生学档案室还对种族混合的有害影响做了一些研究。达文波特解释说：“人们常常发现混血儿有着蓬勃的雄心和内驱力，但智力低下，这让他们很不幸福，对自己的命运不满，叛逆感强烈……混血儿是混合不当的人，是不满足、不安分、效率低下的人。”达文波特认为，为安全起见，对低劣和存在缺陷的人不光要绝育，还要阉割，以消除其欲望，断绝其繁殖能力。

然而，跟自己年轻的弟子哈里·劳克林（Harry M. Laughlin）比起来，达文波特可谓开明人士了。劳克林有可能是20世纪对科学的尊严践踏程度最大的美国人。他于1880年出生于艾奥瓦州奥斯卡卢萨，在北密苏里州立师范学校受训，大学毕业后担任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到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生物学期间对生殖学产生了兴趣。1910年，遇到了达文波特后，劳克林对优生净化的热情和献身精神打动了前者，于是他被任命为优生学档案室的负责人。

劳克林的信条很简单：“不惜一切代价净化种族。”埃德温·布莱克在《反弱者之战》（War Against the Weak）一书中指出，劳克林的攻击计划从三方面展开：“绝育、大规模监禁、全面限制入境。”为推进这些目标，劳克林创办了名字威风凛凛、充满复仇气息的“切断美国人口缺陷遗传最佳实践手段研究及报告委员会”，并为自己设定了任务：一劳永逸地根除美国低劣人口的繁殖。

劳克林的委员会由斯坦福大学校长大卫·乔丹（David Starr Jordan）主持，包括了来自哈佛、普林斯顿、耶鲁、芝加哥等诸多一流大学的科学家和学者。

委员会里还有一个来自纽约洛克菲勒研究院的法国外科医生亚历克西·卡雷尔（Alexis Carrel），此人极有才华但性情古怪。卡雷尔在优生学上的极端观点（在某些方面几近疯狂）对林德伯格产生了显著甚至危险的影响。不过谢天谢地，那悲惨的一幕还要再等些时候才会发生。

与此同时，劳克林还不懈地努力根除、限制各地的低劣人种。美国众议院移民归化局任命他为专家顾问，指派他判定不同种族的优劣。为让议员们相信改革需求多么迫切，劳克林在会议室里挂满了流着口水的精神缺陷人士的照片，说他们都是新近的移民，并在照片上写下一行字：“他们携带了美国未来人口的遗传物质。”

美国国会抵挡不住委员会的压力，也抵挡不住劳克林的可怕宣传，于是迅速推出了1921年《限制移民法》（Dillingham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紧接着又是1924年的《民族来源法》（National Origins Act）。这一切加在一起结束了美国的开放移民政策，到1927年，美国移民管理局从埃利斯岛上赶出去的人比放进美国的人更多。

上述举措多多少少地解决了海外输入低质人口的问题，但国内出生的低质人口仍然很多，尚有待处理。

劳克林及其支持者带着更大的热情将注意力转向了这一挑战。他们对大量人口进行测试，一次又一次得出了令人不安的结果。他们报告说，多达80%的囚犯和一半的军人都是低等的人。据计算，光是纽约就有多达20万弱智人口。总而言之，他们相信，约有1/3的美国人口处于极端危险的落后状态。

在劳克林看来，解决方案是大规模绝育。他相信，不光要对疯子、智力缺陷者绝育，还要对孤儿、流浪者、乞丐、重听者和盲人绝育。“这是我们当前人口里最无价值的1/10。”他毫无同情心地说。

1927年，州政府拥有多大自由以行使绝育权的问题在司法领域显露出来，代表案例是巴克诉贝尔案。弗吉尼亚州有个名叫卡丽·巴克（Carrie Buck）的17岁女孩智力低下，因为生了一个私生子而被关进设在林奇堡的弗吉尼亚州癫痫及低能患者收容所。她的母亲早就被关在那里了。1924年，收容所的负责人约翰·贝尔（John H. Bell）医生选中卡丽·巴克做绝育手术，故此案名为巴克诉贝尔。

案件的核心是，不光卡丽·巴克智力低下，她的母亲也和女儿也一样——也就是连续三代人存在智力缺陷。有人主张，这样的家庭显然生不出智力正常的后代，为她们自己也为了社会好，应当实施绝育。对巴克一家不利的证据排山倒海。州政府的主要证人劳克林连见都没见过当事人，更不曾为之进行智力测试，就站到了反对她们的一方。他宣称，卡丽·巴克来自一个“无能、无知、无价值的南方人阶层”，就凭这一点她也应该接受绝育手术，不再生育更多同类人。

巴克的女儿叫维维安，人们说她智力低下，只因为有个社工看了她一眼认为她“有些地方不太正常”。但该社工接着又主动补充说：“我应该说，或许我对她母亲的认识使得我在这方面心存偏见。”维维安才刚6个月大，当时没有任何测试能判定这么小的孩子的心智能力。事实上，维维安后来表现出了正常甚至高于一般人的智力。她8岁时因肠道疾病死了，但她当时的学习能力完全不弱，有一次甚至还上了光荣榜。从任何意义上看，卡丽·巴克都不是弱智，她每天读报纸，还喜欢填字游戏。后来曾有一位学者探访了巴克，并形容说：“虽然她不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但也不是精神病患者或弱智。”

然而，根据斯坦福的比奈-西蒙测试量表（Binet-Simon test，最终成为了现代智商测试的标准，智商测试的发明不是为了判断人有多聪明而是有多笨，想到这一点还蛮有趣的），卡丽·巴克的心智年龄仅为9岁，而她母亲的甚至还不到8岁。从官方角度看，她们属于“低能者”。

1927年春季，此案上诉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院以8票对1票裁定巴克应当进行绝育。多数意见判词的撰写人是86岁的奥利弗·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他是南北战争时期的步兵，寿命相当长。

霍姆斯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以下情况。“卡丽·巴克是一个低能的白人妇女。”他写道，“她的母亲同样低能，并与她同在低能患者收容所；同时，她也是一个低能私生子的母亲。”他认同劳克林：“为避免我们被无能者淹没”，绝育“为社会所必需”。然后他提出了解决方案：“为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与其坐等日后处决那些犯了罪的堕落后代，或者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因为愚蠢而饿死，社会应当预防明显不合格者繁衍后代。维持强制免疫制度的主要措施，是包括切断输卵管在内的。”

接着，霍姆斯得出了惊心动魄、此后被人无数次引用的结论：“三代弱智足矣（别再继续生了）。”

只有一名大法官皮尔斯·巴特勒（Pierce Butler）不同意多数意见，但他没有为自己的异议提供书面解释。霍姆斯得到了其他所有法官的支持，包括首席大法官及美国前总统威廉·塔夫脱，以及持自由派立场的路易斯·布兰代斯。

基于这一裁决，美国各州现在有权违背健康公民的意志对其进行绝育手术了——任何先进国家的政府都从未获得过这样的权利。然而，此案几乎无人关注。《纽约时报》在第19版上进行了很小篇幅的报道。事发地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新闻领袖报》（News Leader）根本没有报道。

慢慢地，人们开始反对消极优生学。许多严肃的遗传学家，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托马斯·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不愿跟优生学扯上任何关系；1927年夏天，哈佛大学也悄悄拒绝了一份请学校增设消极优生学教职的赠礼。

然而，哈里·劳克林似乎势不可挡。他变得越来越敌视癫痫患者，回想起来非常古怪，坚持认为要对其进行绝育，要么就以某种形式拘禁处于育龄的患者。古怪的地方在于，我们现在知道，暗地里，劳克林本人就是癫痫患者。他有时在冷泉港发病，同事们不是没察觉，就是帮他打掩护——哪怕他们正在声讨其他地方的患者。

20世纪30年代，劳克林开始与德国新崛起的纳粹势力热络地建立联系，播下了自己垮台的种子。一些纳粹还来到冷泉港学习美国人的方法和发明。1936年，德国海德堡大学因劳克林致力于种族净化而授予他荣誉学位。次年，劳克林及冷泉港为一部纳粹纪录片在美国的推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部电影名为《遗传病患者》（Hereditarily Diseased），主题是让智障人士继续活下去是愚蠢的自作多情。这超出了许多人的容忍限度。在纽约召开的美国犹太人大会上，主题发言人伯纳德·多伊奇（Bernard S. Deutsch）用最尖锐的言辞批评了劳克林：“劳克林博士的‘种族精华’理论跟纳粹提倡的纯雅利安种族理论一样危险、虚伪，而且两者神似得令人怀疑。”优生学档案室的主要资金来源方卡内基研究院指定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受人敬重的遗传学家赫伯特·詹宁斯（Herbert Spencer Jennings）审查劳克林的工作。詹宁斯认为劳克林伪造数据、操纵结果以支持其种族主义的结论，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进行蓄意欺诈。劳克林被迫辞去了优生学档案室负责人的职位，1938年，档案室被撤销。劳克林告老还乡回了密苏里州，但大范围的伤害业已铸就。

由于劳克林的努力，总共至少有60000美国人进行了绝育。在20世纪30年代的高峰期，近30个州设有绝育法，虽然只有弗吉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大范围地实施了法案。或许，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时至今日仍有20个州书面上存在绝育法。

1927年9月下旬，按法律判决卡丽·巴克的绝育手术安排好了日子，一个月后正式执行。她的妹妹也被绝育，但其本人毫不知情。人们告诉她，那是在给她治疗阑尾炎。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大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