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宽:深邃的思想
一定要靠文字

作者
何道宽    深圳大学教授、资深翻译家
王焕超    腾讯研究院研究员
王健飞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周政华    腾讯研究院资深专家

​【对话者简介】何道宽(出生于1942年1月13日),被称为“麦克卢汉在中国的代言人”。
从成都到深圳,从青葱少年到耄耋之年,何道宽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与教学50余年,译作92种,著译文字逾2000万,更是以一己之力翻译了传播学特别是媒介环境学派的数十本著作,对中国传播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传播学学子基本都是他译作的读者。

今年3月,腾讯研究院去往深圳大学拜访何道宽先生,并对他进行了一次访谈。在访谈中,何道宽讲述了型塑他个人思想的学术经历,并谈及对当下互联网发展的看法。以下为访谈内容摘选:

T您翻译了大量传播学巨著,影响了许多新传学子,支撑您做这件事的动力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进传播学领域?
H自2013年以来,知识界很多人称我为“摆渡人”,我也醉心于作双向摆渡人,可惜不平衡,引进多,输出少。我曾经戏称,我们也要搞“文化侵略”,并准备撰写一百余万字的英汉双语版《中国文化》,可惜客观条件不太成熟。

20世纪末,传播学这个舶来品在面临突破,可能成为显学。深圳大学的学科建设、中国传播学的急需发展呼唤我立即转向。所以我决心全力以赴,为这门新学科的发展架桥铺路、添砖加瓦。

那个时候,在中国资深翻译家中,外事翻译、技术翻译、文学翻译居多,学术翻译很少,学术翻译家凤毛麟角,成就卓著者更是罕见。近年来,专事学术翻译者似乎更少,我却专心致志,别无他求,所以不少人戏称我为“独行侠”。不独不行啊,学术翻译苦啊,难啊。有多少人愿意孤灯常伴,甘于寂寞?因为难,我反对翻译流水线、滥竽充数。因为苦,我不鼓励不能吃苦的人“下水”。

我的译作大约有一百部,三分之一为再版,绝大多数是学术著作,不少是经典,广受欢迎,产生了影响。自己喜欢的自然很多,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已出四版,入选“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被引用率长期独占鳌头。

我的学术译作学科跨度大、门类多,涵盖了人文社科的大多数领域。文史哲、人社心,无所不包;政治学、文化史、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均为经典或名著;新学科众多,如思维科学、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文创学。可以说,除了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统计学等少数学科外,人文社科的大多数领域都被我一网打尽了。

在75岁之前的几十年里,前三十年是夜里挑灯秉烛两头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后二十年是夙兴夜寐,早睡早起,晚上9点睡,凌晨3点钟起来干活;每天工作10个小时,分三段:四三三,晚饭后休息。凌晨干活,众人皆睡我独醒,头脑灵光,出活快,效率高,很有成就感。每天译文三千字,每月十万字,每年一百万字,感觉轻松。我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作都是一加六(二加五)、白加黑,有时以五分钟为一个单元计算效率。这大概就是我的时间管理秘诀吧。

T作为研究媒介的学者,您平时使用手机的习惯如何?会刷短视频或者新闻资讯APP吗?
H我是个手机盲。虽然我翻译莱文森的《手机》,我没有手机,不用手机,我的学术生活可以不用手机。因为手机会干扰。写作靠大脑,联络靠座机和伊妹儿。我不看视频,因为看视频被动,比较耽误时间;看文字比较主动,跳跃自由。既然不用手机,更不会去刷视频了。日常生活不用手机有麻烦,但至今仍然抗拒手机,尽量坚持不用吧。倒是我会经常看电视,看新闻,这是我跟世界交流的窗口。
T您之前有篇文章是《从文字时代到读图时代:我们为什么仍需要阅读和深度思考?》,现实俨然已经跨越了读图时代,并过渡到视频时代或者说短视频时代。你怎么怎样看待这个媒介演进更替的过程?
H我比较保守,不像麦克卢汉和莱文森那样乐观,比较认同波斯曼的技术批判,谨守书面文化。我相信,视频媒介会大行其道,但文字媒介不会消亡,深度的阅读和思考必须要靠文字。
《中国图书商报》创办十年,找的我写一篇评论文章。当时我对读图是否定的,读图会引起思想的退化,这是我的看法。但我现在有一点修正,我仍然认为,文字是根基。绝对不能脱离文字,深邃的思想一定要靠文字,不能靠图像或视频。所以我当时批判读图时代,鼓吹文字时代,这个根基不能忘掉。
我不恨年轻人看视频,但我个人绝对不会过这种生活。一旦过这种生活,我就会感觉自己成为它(技术)的奴隶了。你读图,看视频,只能跟着它走,没有办法倒回去。AI发展、脑机融合、意识外化,科技力量无穷。身陷技术洪流,人要捍卫自己的主体性,切不可做科技奴隶。
T如何看待“直播”这种新的媒介形态的兴起?
H“直播”是社会发展之必然。我认为,“直播”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又解放小人物,功莫大焉。我支持“快手”,曾经为《被看见的力量》写过几句推荐词,现抄录如次:
《被看见的力量》走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研究的前沿,其背后的支撑力量的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麦克卢汉最伟大的思想和预言有:地球村;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人人都是出版人、自媒体;万物皆媒;意识的外化;人类的“太和之境”,技术、媒介、环境、文化近乎等值词的泛媒介论……
今天的自媒体、社交媒体、“快手”等新媒体现象不就是麦克卢汉思想的最新表达吗?
T大数据、算法推送等等新兴技术机制,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也有人会忧虑,人类会成为机器和算法的奴隶。此外也有其他的问题,比如技术对隐私的侵害等等。您认为我们该如何看待以及如何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
H任何时候都要相信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和反思能力。即使在AI技术堪比人类智能的时代,人也不会成为技术的奴隶,人的思想和身份不会外包给数字技术。
解决问题,还是靠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但你自己的生活不能代替别人的生活。
T您愿意回到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吗?
H历史不会倒退。互联网只会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完善。互联网是万网之网、万物互联之媒,怎么可能倒退呢?
互联网使我深受其惠。我在一本书的后记里说:“现在做学问的人真是幸福死了”。有感于此,中国社科院的陈定家教授写了一篇博客,题《从季羡林“想自杀”到何道宽“幸福死了”》,容我摘录于此:
季羡林先生在1995年10月自述中说:“我身处几万册书包围之中,睥睨一切,颇有王者气象。可我偏偏指挥无方,群书什么阵也排不出来。我要用哪一本,肯定找不到哪一本。‘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等到不用时,这一本就在眼前。我极以为苦。我曾开玩笑似地说过:‘我简直想自杀!’”这种令季老“简直想自杀”的烦恼,是大多数读书人时常遭遇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经历。
如今,季老走了……季老“极以为苦”的怨言, 让我感叹:“今天 做学问的人真是幸福死了!”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国际互联网时代。
T技术的影响日益凸显,迫切需要思想上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似乎也慢慢成为了“显学”了。您认为,传播学在当今社会背景与媒介环境中的学科使命应该是什么?传播学者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H传播学承担内外双重重担:一是作为新学科的自我建构,二是为传统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甚至文理互渗的新学科牵线搭桥。传播学者的新使命由此而生。
在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支持下,我在主持并主译一套大型的“媒介环境学译丛”。我希望这套书拓宽媒介环境学、嫁接文理,为中国的新闻传播界开疆拓土,为中国的科技界和人文社科界碰撞、交流、交叉、交融牵线搭桥。
T同为媒介研究者,麦克卢汉、莱文森对技术发展有乐观主义倾向,波兹曼则警惕技术的负面影响。您对现今技术的发展持有怎样的态度?
H我赞同美国顶尖知识分子汤姆·沃尔夫对麦克卢汉的讴歌:麦克卢汉是继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人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我还赞同波斯曼对他的评价:麦克卢汉是未来世界的朋友。这里加上我的评价:麦克卢汉是两面神,既回眸过去,又展望未来。他开拓跨学科研究,从文学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首创泛媒介论,预言地球村、互联网和重新部落化的社会;他憧憬人类社会的太和之境,描绘人类心灵和意识的虚拟延伸;他的诸多预言业已实现,他是未来世界的朋友;只要媒介演化还在继续,人们就会怀念他、研究他、学习他。
我推崇波斯曼的道德关怀、人文主义、批判锋芒。他批判技术垄断、技术崇拜、人工智能崇拜、机器人崇拜,归纳机器人崇拜的三部曲:人有点像机器,人很像机器,人就是机器。他告诫人们警惕“信息失控”、“信息泛滥”和“信息委琐”。他批判唯科学主义的欺骗性。他反对娱乐至死的庸俗文化,反对文化向技术投降。
莱文森继承和发扬了麦克卢汉和恩师波斯曼的媒介环境学思想,特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人有驾驭技术的能力,他中性评价电视可能的负效应。1998年他出版《数字麦克卢汉》,借以复活麦克卢汉,率先完成了麦克卢汉研究的第一次飞跃。他信奉“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勇于与麦克卢汉和波斯曼辩论。他是一个全能型的人,互联网上介绍他身份的标签有十几个:美国学者、美国博客、美国播客、美国科幻小说家、美国短篇小说家、美国摇滚乐家、美国社会科学家、福德姆大学教授、美国犹太作家、媒介理论家、《连线》杂志撰稿人等。
麦克卢汉、波斯曼和莱文森的互补思想构成了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最完美的图画。
H何道宽     T王焕超、王健飞、周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