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变革：寻找数字时代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核心引擎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演进不仅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内也呈现出显著的行业性特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部门逐渐由第一产业转换为第二产业，并进一步转换为第三产业或二三产业协同推动的格局。

许宪春等（2020）研究指出，1985—1991年，第一产业成为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领头羊，但随着产业结构持续的转型升级，第一产业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也在下降。1992—2001年，得益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工业市场化程度和技术升级得到了大幅提升，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和基础材料工业成为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导行业。2002—2007年，随着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和基础材料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下滑，生产性服务业和建筑业成为这一时期推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力量。2008—2015年，由于没有强有力的驱动行业，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处于停滞状况，相对而言，基础材料工业、建筑业、第一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显现了一定的拉动贡献。田友春等（2021）对1991—2014年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研究也表明，中国TFP增长的行业来源正在向多元化和均衡化的方向发展。他们认为，虽然1991—2002年和2005—2014年两个时期的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差别不大，但是两个阶段总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行业来源不同，1991—2002年主要来源于第二产业，而2005—2014年则由第二、三产业共同贡献。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2021）对2005—2019年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第一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2005—2016年间维持在1%附近，2017—2019年间则下降至0.2%；第二产业中，2005年以来采掘业、水电煤生产与供应业、建筑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前高后低的趋势，2017年以后甚至呈现负增长，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则保持正增长且呈现加快趋势。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化较大，2005年以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持续回落，公共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持续加快，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相对平稳。尤其是2017—2019年期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高达13.6%，为全行业最高。

（1）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演进特征

虽然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学者们对导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原因则持有相对一致的观点。王璐等（2020）[9]的测算结果表明，1995—2017年间，全国整体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速在1.87%—2.68%之间。李展和崔雪（2021）[10]与李欠男和李谷成（2020）[11]也得出相近的结果，他们分别认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1.74%（1980—2016年）和2.2%（2002—2016年）。周鹏飞等（2019）[12]、王军和杨秀云（2019）[13]与史常亮和张益（2021）[14]的测算结果相对较高，他们分别认为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3.1%（2007—2016年）、3.4%（1978—2016）和2.83%（1978—2019年）。王雯（2018）[15]则得出更高的测算结果，认为2008—2016年间，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8.6%。

学者们进一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其中王璐等（2020）指出，在1995—2017年间，由于农业资源持续由低效率农户流向高效率农户，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从19%上升至31%，而进入退出的影响则非常小，在2%到6%之间，明显低于制造业部门。更多的学者，如王雯（2018）、周鹏飞等（2019）、王军和杨秀云（2019）、李欠男和李谷成（2020）、史常亮和张益（2021）等，则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角度探讨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来源，并且较为一致地认为，技术进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作用要大于技术效率的作用，即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贡献较低，甚至可能因技术效率的不断恶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

（2）
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演进特征

理论界较为一致地认为，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演进趋势呈先升后降的趋势特征，并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如郭春娜（2019）[16]测算表明，2001—2011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年均值是2.36%，但波动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有明显的降低趋势，2001—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年均值是4.93%，2008—2011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年均值是-2.14%。李苏苏等（2020）[17]也发现，1999—2013年全要素生产率呈稳定增长态势，从1.75增长到3.10，增长了77.1%，平均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为2.51，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速度呈现明显降低趋势。李媛恒等（2020）[18]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指出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2003—2017年间呈震荡波动下行的趋势，其中2003—2008年增长率为正，2009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幅首次为负，而且从2012年开始全要素生产率始终处于负增长阶段，直到2017年才又重新进入正增长阶段。

对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驱动因素，学者们也较为一致地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力量。王兵和杨欣怡（2019）[19]测算结果表明，1981—2015年间，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较大改善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的提升，相比而言，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则出现负增长，年均分别下降1.52%和2.64%。李媛恒等（2020）的测算结果也表明，2002—2017年，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这一期间技术效率的拖累效应超过了技术进步的拉动效应。此外，还有学者认为，2006年以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配置效率与劳动配置效率双重下降的同时，技术进步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郭春娜，2019）。胡亚茹和陈丹丹（2019）[20]也发现，1997—2015年，技术效应对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绝对主导因素，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为97.88%，尤其是R&D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将近2/3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R&D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

对制造业内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分解发现，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对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增长有显著贡献（王兵，杨欣怡，2019）。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速分别为4.14%、3.87%和4.26%，而且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整体波动幅度最大，劳动密集型行业次之，技术密集型行业最小，分别为28.47%、16.93%和15.81%，说明技术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外部风险对抗上更具有韧性（李苏苏等，2020）。

（3）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演进特征

对于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演进趋势，学术界存在着一定的观点分歧，但是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几年。学者们较为一致地认为，最近几年来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持续上升趋势，如李晓慧和刘满成（2020）[21]测算结果表明，2004—2017年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2.9%；夏杰长等（2019）[22]也持有2007—2016年期间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明显递增态势的观点。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走势，如肖挺（2021）[23]指出，在2010—2019年的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上市服务企业的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波动走势，样本时段内的后半段增幅明显高于前半段，最终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呈现年均小幅增长的态势；黄楚山（2020）[24]也发现，2007—2017年间中国四大地区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U型的增长态势，在研究期间前半段出现波动下降，后期开始缓慢上升。

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2021）所指出的，第三产业内部不同行业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化较大。如肖挺（2021）指出，金融服务、电商贸易等行业的生产率增长幅度最为明显，而传媒、计算机、通信以及旅游休闲等产业的生产率整体则低于总体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夏杰长等（2019）也发现，房地产业、金融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文体娱乐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为正，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以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等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为负。

对于导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因素，黄楚山（2020）发现，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技术进步的提高是主要驱动因素，而技术效率改善的促进作用有限。李晓慧和刘满成（2020）也得出结论认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源自技术进步，服务业技术进步持续表现为较高的正增长率，而技术效率的变化一直处于负增长或正负交替的状态，技术效率水平低下成为制约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