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滤镜简史
木槌再次敲向滤镜。
就在今年7月，挪威儿童与家庭事务部（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y Affairs）通过了一条法案，规定社交媒体网红和广告商必须对精修或PS过的照片加上水印，注明“本照片经过编辑”。
这项法案是2009年挪威《市场营销法》（Marketing Act）的修正案，挪威议会以72票对15票的压倒性支持通过。
其颁布意味着，在挪威这个国度，无论是面容还是身材，但凡发布经过滤镜加工美化来达到盈利目的美颜照片，声明都将必不可少。
当我们习惯了滤镜作为必不可少的存在时，已经遗忘了它先前所带来的无数争议。而挪威的这部法案，又将我们拉回到对滤镜的反思视域中。
不过，作为一种取悦自己与他人的工具，滤镜的“有罪论”，真的合理吗？
社交媒体、自拍照片、美颜滤镜——这三个关键词结合在一起，不由把我们引向一个代表性事物：
Instagram。
2013年，一篇来自Fastcompany.com的报道，就曾相当严厉地指责过Instagram所营造的“楚门的世界”：
“这便是Instagram呈现的模样——宛如一场盛大的派对。难道我们不希望能够呈现在别人眼中的生活，远比实际状况更加光鲜亮丽吗？滤镜的作用，不就是涂抹掉那些不希望别人看到的真相吗？”
此时此刻，距离Instagram正式上线还不到3年，刚刚被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然而，在一些媒体眼中，这款因五彩斑斓的图像滤镜而大放异彩的互联网产品，也正因滤镜在创造负面效应。
《Instagram如何险些毁掉我的生活》，这是Fastcompany这篇报道的标题，态度立场与严厉程度一目了然。
这仅仅是个开始。随后，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开始围绕“自拍社交网络”这个主题，展开连篇累牍的探讨与质疑：
《时代》毫不掩饰地把Instagram定义为“用户心理状况最糟糕的平台”
《卫报》拐弯抹角地承认“Instagram应该是美好的”，但是……“为什么让用户如此痛苦？”
CNN则搬出了踩一捧一的套路：对于年轻一代心理健康最有助益的平台是什么？是Youtube；那么把这一代年轻人伤得最深的平台又是什么？是顶着滤镜的Instagram。
所有的这些口诛笔伐，都指向了“滤镜”。那么，滤镜究竟做错了什么，竟然引来如此高频的攻讦？
在诸多媒体和自媒体的报道中，一篇来自英国公共卫生皇家学会 (RSPH) 的调查报告，被频频引用：
2017年，通过对1500名年龄14~24岁的英国居民进行调查，RSPH得出了一项结论：在对当时年轻人群之间流行的五大平台——Youtube、Twitter、Facebook、Snapchat以及Instagram——用户的心理状况（包括睡眠质量以及错失恐惧症发作频率等等）进行综合评定之后，结果显示，表现最差的正是Instagram。
明明只是分享一些经过滤镜美颜的自拍照片，为何Instagram的用户印象如此不堪？
RSPH首席执行官Shirley Cramer认为，Instagram和Snapchat会刻意引导用户“过于注重外在形象”，进一步加剧年轻用户对外貌缺陷产生的焦虑感。
而在这份报告的创作者Matt Keracher看来，Instagram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引诱用户（尤其是年轻女性）将自己的真实相貌与那些藉由滤镜调整处理过的美颜造型进行对比，刻意放大外貌存在的缺陷短板，促使她们利用滤镜修饰自己的照片，从而让自己看起来更“完美”。
与此同时，挪威儿童与家庭事务部的研究同样表明，奥斯陆学校超过一半的10年级女生在与心理健康作斗争，厌食症是少女死亡的第三大最常见原因。
“年轻人面临着社交媒体上那些完美的模特网红带来的巨大压力，从而对自我形象产生怀疑。”儿童和家庭事务部表示：“其实那些展示的模特照片通常都是经过PS的。它们只是向年轻人展现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中的美。”
总之，多管齐下的批判之后，滤镜俨然变成了诱发精神疾病的崭新祸源，似乎所有社交网络用户的心理问题都可以找它埋单。
但是，虚张声势也好，饰垢掩疵也罢，即便确实有嫌疑成为某些公众问题的诱因，作为工具，“滤镜”的存在立场很明显是居于中立的。相比于不假思索地断定“滤镜有罪”，一些更耐人寻味的问题，似乎更加值得我们思考：
滤镜究竟是从何而起的？我们为什么要创造滤镜？
“美颜焦虑”引发的社会问题，确实是由“美颜滤镜”而起的吗？
广义上的“滤镜”演变史，其实要比我们许多人的印象来得更为悠久。
早在绘画统治视觉艺术领域的时代，标榜写实的肖像画，刻意美化的人工滤镜就已经屡见不鲜。举个最有名的例子：
《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雅克·路易·大卫创作于19世纪早期，号称“前摄影时代最传神的写真”，对后世的视觉艺术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
抛开不同版本带来的配色差异不提，单从构图来看，这无疑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杰作。然而，在熟悉欧洲近代史的朋友看来，这幅画简直就是“滤镜美颜”的集大成者：
坐骑前蹄高高扬起的威武姿态，将拿破仑的骑乘姿态精确定格在“屈膝”与“上半身垂直于地面”之间，巧妙掩盖了这位好战者不足1.7米的身高；
肩部膨大的斗篷，让这位法兰西皇帝比例过人的头颅看上去没那么夸张；
最后，这位征服者胯下的坐骑，更是美颜滤镜火力全开的杰出典范——面对阿尔卑斯山漫长曲折的栈道，当年的拿破仑压根就没骑马：
——没错，历史上为拿破仑征服阿尔卑斯山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坐骑，其实是一头驴。
所以说，远在摄影技术诞生之前，“滤镜”就早已成为人类艺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在银盐摄影技术诞生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物理滤镜，更是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待与记录世界的方式。
和“用丝袜罩住镜头创造朦胧感”以及“在镜头涂抹凡士林创造柔光效果”的古拙套路相比，直接扣在相机镜头正前方、完全改变成像效果与照片色调的光学滤光镜，无疑是胶片摄影留给数码影像时代最宝贵的遗产之一。
这一创造，不仅使“滤镜”概念得以产生，而且，那些偏色、失焦和过曝的经典成像特效，有相当一部分演变成为了Instagram最受欢迎的照片滤镜。直到今天，它们依旧是“INS风”所不可或缺的一环。
除了在镜头上动手脚之外，围绕“曝光”这个成像环节，银盐时代的摄影师更是耗费过无数心思。
剔除可见的瑕疵、锐化主角轮廓、提升区域亮度、增强指定范围清晰度……诸如此类的后期特效，都可以由技艺娴熟的摄影师，通过复杂的暗房操作化作现实。
显而易见，这个时代的“修图”与其说是一门技术，不如说是一门艺术。这种技术含量极高的手工艺影响深远，以至于个人计算机图形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开发者最先想到的，就是“修图”这个命题。
1987年，密歇根大学计算机视觉系的在读博士托马斯·诺尔，在Mac平台上开发了一款名为Display的图形编辑软件。利用这款软件提供的抠图、调色、套索和魔棒等功能，Mac用户可以轻松实现曾经被暗房摄影师掌控的修图秘术，并且效率更高，工序更简单，还能随时保存导出。
试用这款软件编辑过自己夫人的照片之后，托马斯·诺尔的哥哥约翰·诺尔大受震撼，决心将这款简便易用且潜力无穷的图片编辑工具进行商业化。
考虑到“Display”的叫法确实不够朗朗上口，两兄弟随即给软件换了个更通俗易懂的名称—Photoshop，就这样诞生了。
随后发生的一切，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照片不再是“眼见为实”的铁证。而在2008年，韦氏词典决定将Photoshop作为词条正式收录。
随着Photoshop的登场，距离我们熟悉的社交媒体滤镜亮相，只剩下最后两块多米诺骨牌了：
2004年，Facebook成立，Web2.0时代的互联网原住民，深切感受到了“社交”这个主题的魅力；
随后，2010年，划时代的iPhone 4高调公布，正式开启了属于公众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无数厂商和用户头一次意识到，原来手机镜头也可以成为核心卖点，并且在后期App的协助下，轻而易举就能实现与相机镜头滤镜别无二致的效果；
最终，2010年10月6日，一款整合了所有功能需求——即时可见的特效滤镜、便捷易用的照片分享——的应用，正式在AppStore发布：
至此，属于自拍社交网络与SNS滤镜的时代，由Instagram拉开序幕。
我们也由此可见，尽管从移动互联网发展史的角度出发，Instagram属于典型的黑马应用，但助推这家SNS平台一夜爆红的真正原动力，拥有远比互联网历史更悠久的发展历程。
从文化的层面来说，把这种原动力视作人类感性需求不可分割的一环，也就是对“美”的追崇本能，同样不为过。
问题是，既然“美颜滤镜”是人类追求美的本能催生而出的阶段性成果，那么，现如今加诸在“滤镜”头顶的诸多罪过，是否在历史上早已存在先例？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事实上，前文RSPH报告中提及的“过于注重外在形象”，以及“刻意放大外貌存在的缺陷短板”产生焦虑感，进而“尝试修改自己的外型，让自己看上去更完美”等一系列症状，影射的正是临床心理学领域的经典心理障碍之一，躯体变形障碍（Body Dysmorphic Disorder，BDD）。
早在1886年的时候，意大利心理学家恩里克·莫塞利就报告了一种“奇怪的畸形恐惧症”，患者的外貌明明没有任何问题，却莫名其妙地笃信自己的躯体存在畸形。
1980年，在美国精神病学会出版的第三版《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当中，承认了这种心理障碍，并将其划分为“非典型躯体形式障碍”；随后，在1987年公布的DSM修订版当中，这种心理障碍终于拥有了“躯体变形障碍”的正式命名，并成为临床心理学的研究课题。
因此，偏执地认为自己的相貌和身材不够完美，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加以“弥补”，压根就不是社交媒体时代滤镜开创的“祸患”。
美国焦虑与抑郁学会（Anxiety & Depression of America，ADAA）专家艾达·戈比斯认为，争议巨大的社交媒体滤镜，不会对真正的BDD患者症状造成影响：
“对于患有BDD的人来说，再多的外部影响，也不会改变他们照镜子时对自己的看法。滤镜是一种趋势，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淡出；但对于BDD患者来说，‘滤镜’就在他们自己的大脑里，SNS上的任何改变都不会影响BDD症状，只有内在的改变（药物和引导治疗）才能挽救他们的生命。”
综上所述，即便滤镜确实可以对用户的心理状态产生扰动，实际的影响程度依旧很难达到诱发心理疾病的“祸患”程度。不加节制地使用或许会催生焦虑情绪，但“焦虑症”明显就属于夸大其词了。
说到底，倘若我们的精神真有那么脆弱，会被滤镜这种探求“美”的简陋工具轻易摧垮，贯穿文明史的“美学”压根就不会诞生，不是吗？
认同也好，憎恶也罢，滤镜早已进入我们互联网生活，并不可分割。它的应用范围也正在从图片媒介延伸开来，短视频、直播都成为滤镜应用的介质。
不过，滤镜到底有没有值得肯定的价值？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前景？
结论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到目前为止，围绕这两个前瞻问题所产生的讨论不胜枚举，但自洽程度最高的答案，居然来自与科技和互联网领域并无亲密交集的美妆行业。
早在滤镜刚刚从“调色”向“美颜”转变的时候，美妆行业的众多Kol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项工具蕴含的潜力。
而当“美颜滤镜”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大行其道时，一部分美妆KOL透过千篇一律的“美颜”模板，精确捕捉到滤镜能够“零成本改变相貌”的本质，随后催生出不少即便无法被主流审美接受、至少也可以留下深刻印象的另类妆容。用美妆媒体的报道标题来说，就是“少媚俗，多前卫”。
而这种不再拘泥于“网红模板”的美化思路，确实让我们看到了滤镜的另一种可能性：
倘若滤镜能够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千篇一律的“美颜”，而是一整套毫无违和感的崭新外貌身份，诸如种族、肤色、残疾和遗传缺陷对外观的影响统统就有可能被消弭一空，“容貌”的定义也将彻底被改写。这会不会就是滤镜的存在价值？
的确，从滤镜以往的发展历程来看，一旦挂上“种族”这个要素，立刻会招致巨大的争议——2017年的时候，Face App就曾因上线“人种滤镜”横遭无数用户和媒体批判，收获一批差评之后，不得已匆匆下架功能。
但在另一方面，作为一款美颜滤镜应用，FaceApp标志性的改变年龄、性别以及编辑面部特征功能，在公众当中使用拥有很高的人气和认同度。换句话说，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对于“彻底改变外观造型”的视觉滤镜并没有那么排斥。
现在，Instagram上已经出现了Body Colors这种改变肤色的滤镜；不仅如此，随着AR技术的进一步发展（Body Colors滤镜本身就是利用Facebook的Spark AR Studio开发的）、穿戴式AR眼镜的正式普级，生活在我们现实生活视野中的所有人，都有可能通过24小时开启的滤镜实现“容貌自由”。
当我们意识到，曾经引发无数争端的种族外貌差异已经在滤镜的作用下荡然无存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否认滤镜的价值吗？
归根结底，围绕滤镜展开的诸多争议，本质上更接近于新瓶装旧酒的指摘。更进一步说，这属于非常标准的“思维观念跟不上技术理念”产生的认知问题。
与其杞人忧天自寻烦恼，为什么不能多给互联网一点时间，等到快速迭代的硬件载体呈现出滤镜的完整形态，再来盖棺定论做出评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