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就业： 短期阵痛、长期繁荣
技术是增长之源，就业是民生之本。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双重影响，它可以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提升生活品质，也会替代部分岗位，带来“技术性失业”。双重影响产生两难选择，人们对技术进步又爱又恨。实践表明，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总体是积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指出：“取代劳动力的技术创新，并不会导致工业化国家的就业和失业率出现长期性变化。”但由于新技术对不同人群的影响不同，人们需要较长的调整和适应过程，两难问题的担忧仍然存在。
从一开始，人们发明机器就是为了替代工作场所的人力劳动。新技术通过接管由人执行的工作，给一部分人带来阵痛，促成就业市场的变化。卡尔·马克思指出：“机器不仅仅是工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且总是置工人于失业的边缘。” 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纠结在历史上不胜枚举。清政府曾激烈地反对修建铁路，认为行李搬运工作岗位的丧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19世纪，英国工人为夺回被机器替代的工作岗位，捣毁机器，发泄愤怒，掀起“卢德运动”。
由于技术进步，之前存在的很多岗位已经消失或从业人员大大减少，例如电梯驾驶员、人力车夫、手工工匠、售票员、影碟租赁、记者等。以纺织业为例，它是很多国家最早工业化的行业，曾贡献了我国60%的工业就业（来源：《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随着自动化水平的提高，纺织业从业人员数量呈下降趋势，仅2008-2018年就减少了41.4%，减少规模为333万（来源：国家统计局）。
对经济学家而言，量化技术进步对未来工作岗位流失的影响是一项挑战。但相关估计仍数不胜数，且结果差异很大。根据麦肯锡数据（2017），中国、印度、日本和美国这四大经济体将有2/3的雇员会被自动化取代；根据Frey 和Osborne估算（2017），美国将有47%的工作受到自动化影响；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2017），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将有超过85%的零售工人被自动化销售替代；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玻利维亚可能面临自动化风险的工作岗位的比例是在2%～41%之间浮动，立陶宛是5%～56%，日本则是6%～55%；而OECD 认为很少有工作将会完全自动化，估计只有9%的就业机有完全消失的风险。预测值的巨大差异表明估测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具有难度，它取决于经济状况、人才结构、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和就业政策等各方面因素。
过去一个世纪，机器在很多任务中取代了工人的位置。然而，实践表明，技术进步创造的工作岗位数量大于其淘汰的。约翰·肯尼迪精辟指出（1962）：“如果人们有发明新机器让人失去工作的能力，他们也有才能去让这些人重新获得工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到：“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农业的例子最为直观。美国在1870年有一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如今已不到2%（来源：美国白宫，2016）。我们可以认为，技术进步在150年的时间内把美国一半的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并为他们创造了工业、服务业等领域新的就业岗位。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无疑会创造出新的职业类型，尤其是在数据分析、软件和应用程序开发、网络、人工智能、机器人和3D打印等领域。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新职业信息，最近三年我国新出现的职业分别有13个、9个和18个。其中由数字技术所创造的占多数，分别为12个、6个和6个。如表1所示。
数字经济已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2018年，美国数字经济行业共贡献了880万个就业岗位，占总就业人数的5.7%（来源：BEA）。2017 年，加拿大有 886114个数字经济活动相关的工作岗位，占所有岗位的 4.7%（来源：加拿大统计局）。根据Tech Nation Report，2017年-2019年英国数字经济就业人数增加了40%，达到298万个，占全国劳动力的9%。在我国，数字技术催生出众多的程序员、网红和自媒体人等新群体，以及1500万滴滴司机，950万美团外卖骑手。而且，数字技术的就业带动效应十分显著。在美国，一个高科技职位能在其他部门带动产生4.9个职位（来源：世界银行，2016）。微信也是这样。根据信通院等机构的研究，2018年微信带动的直接就业机会有527万个，而带动总就业机会达2235万个。
技术变革可以迅速推动经济增长，但并不能立即带来社会工资水平的提高。美国经济史学家Robert Allen（2009）研究发现，英国工业革命一经发生，人均GDP就得到大幅提升，但工资水平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增长。Allen把这种现象命名为“恩格斯停滞（Engels’ Pause）”。直到1840年之后，英国的工资水平才开始大幅提高，从而呈现出与人均GDP同步增长的趋势。如图1所示。
来源：Robert C. Allen. Engels’ pause: Technical chang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equality in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2009
当下的情况似乎也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至今，数字革命孕育兴起。1979-2018年，美国生产率提高了69.6%，而平均时薪只提高了11.6%，看上去是陷入了“恩格斯停滞”。而在此前的30年时间，生产率和时薪几乎同步增长。如图2所示。
来源：经济政策研究所 (EPI) ，2020 年 2 月
如果我们进一步做行业细分，可以发现先导技术行业的工资水平往往率先得到提高。随着技术应用的扩散，其他行业的工资水平也将逐步跟上。以零售业为例，对美国龙头零售商普遍实行的15美元最低时薪，网络零售商亚马逊早在2018年就已率先实现，早于传统零售商——好市多（2019年）、克罗格（2019年）、百思买（2020年）、塔吉特（2020年）、沃尔玛（2021年）。近日，亚马逊进一步表示将雇佣7.5万名最低时薪达17美元的新员工。
数字技术会大幅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数据，2018年美国数字经济领域雇员的平均年薪达105473美元，是全美平均水平的1.49倍。数字技术越密集的工作岗位，其薪水就越高。根据Tech Nation Report，英国纯数字技术工作岗位（Digital native）的平均年薪为42578英镑，不需要数字技术的岗位（Non-digital）平均为32477英镑，数字使能的工作岗位（Digitally enabled）介于两者之间，为35277英镑。这充分说明我们要加快推进数字技术与各行各业的融合，提高数字密度。
技术进步解放人力，会导致这样的错觉——未来人们将会有更多闲暇时间。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预言：“终有一天，人们每天只需工作四小时就足够。”卡尔·马克思也同样期待有一天每个人都能够 “上午狩猎，下午捕鱼，傍晚养牛，晚餐后进行评论……即使这个人不是猎人、渔夫、牧人或者评论家”。凯恩斯（1930）预测，今天的我们或许已经实现了每周工作15个小时，如何消磨空闲时间将成为“人类自从出现以来第一次遇到的真正的、永恒的问题”。然而，事实证明，他们所预言的“劳动的终结”“闲暇革命”不仅没有到来，很多人反而事务缠身、越来越忙。
从历史数据看，人们的工作时长呈下降趋势。1870年，法国、德国、美国、瑞典、比利时等早期工业化经济体的年平均工作时长超过3000小时，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也有2755小时（来源：Huberman & Minns，2007）。今天发达国家的工作时长几乎仅有150年前的一半。根据OECD数据，2019年其成员国的年平均工作时长为1743小时，英、法、德分别为1537小时、1511小时和1383小时。我们需要注意，工作时长的下降并不是均匀发生的，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差异较大。进入本世纪，欧美发达国家工作时长下降趋势日益停滞，以美国为甚。2011-2019年，美国的平均年工作时长保持在（1780±3）小时范围内，几乎不变。如图3所示。
数据来源：OECD
在当今永远在线的世界里，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人们似乎不愿建立或不再遵循职场规范。下班后处理邮件、回复消息、讨论工作已成常态，在工作时间处理个人事务、购物、浏览网页也是普遍。甚至出现了“大小周”“996”“007”“摸鱼”等职场新现象。当然，这也有可能就是数字时代的工作规范。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以“996”计算的工作时长远远超过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背后的原因值得认真研究。
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2021）表示，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在家中免费工作”。欧洲议会议员（2021）呼吁，“断开连接的权利”（Right to Disconnect）应该是欧盟范围内的一项基本权利。近年，欧洲积极出台措施保障劳动者 “断开连接的权利”， 以更好保持工作与生活平衡。法国（2016年）、意大利（2017年）、西班牙（2018 年）、斯洛伐克（2021年）、爱尔兰（2021年）等国已经立法，英国、加拿大也在积极研究。在德国，大众汽车、德国电信、戴姆勒和西门子等企业也采取强硬立场来维护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之外不回复工作通讯的权利。
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内部机制是复杂的。后来的事实不止一次证明，多数人都会有工作，人们也比以往过得更好。当然，“经济规律从来没说过，每个人，或者大多数人，会自然而然地从技术进步中获益”（埃里克·布林约尔松、安德鲁·麦卡菲，2014）。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做最积极的准备。“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并不在于创造的工作岗位太少，而是拥有填补这些岗位技能的劳动者太少”（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2020）。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提升数字素养和数字化生存能力，终身学习，受益终生；政府部门需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尤其是儿童早期教育；要高度重视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积极推进共同富裕。
[1]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2] 美国白宫，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2016年12月
[3] 世界银行，2019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2018年10月
[4] 马骏、司晓、袁东明、马源、闫德利，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变革，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20年
[5] 闫德利、戴建军，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就业，新经济导刊，201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