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伴随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扩散，在线会议的使用人数和时长在疫情期间都得到了显著增长。 2021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下半场，在线会议的使用是否依然活跃？ 不同国家间的普及程度有何差别？ 作为一款免费的数字产品，在线会议给社会带来的价值如何测度？
带着这些疑问，腾讯研究院联合野村综合研究所从对比中日两国在线会议的使用状况和定量测度在线会议社会价值的角度出发，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发放了10474和9500份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并得到以下结论：

 

中日两国在线会议的使用群体存在差异

中日用户群体的年龄和性别结构不同 。 日本在线会议平台用户年龄分布较为均匀，50岁以上的用户占比接近三成 （29.7%） ，而中国则是年轻一代用户居多，50岁以上用户占比不足2%。 中日两国用户群体的年龄分布差异与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和互联网的普及历史密切相关。 此外，中国在线会议用户群体的性别比例更为均衡。 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男性用户比例为50.23%，男女比例接近1:1，这与中国网民男女比例及整体人口男女比例基本一致。 而日本的男性用户占比为67.7%，是女性用户的2.1倍，这或许源于日本职场女性大多从事辅助性的内勤工作。

 

在线会议目前主要解决的仍是沟通协作中的降本增效问题

一方面，在线会议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使用时长相对有限。 从在线会议平台的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长分布来看，尽管存在一定的频繁使用者 （每周使用在线会议平台多于10次） 和长时间用户 （每次使用在线会议的时长超过4小时） ，中国和日本大部分使用者每周使用频次不超过2次 （中国： 66.7%，日本： 73.1%） 、每次使用时长少于1小时 （中国： 48.2%，日本： 58.4%） 。

另一方面，企业内部远程会议和培训是最主要的使用场景。 开会是在线会议平台的核心功能或发展起点，调查结果也印证了线上开会的刚需属性： 在诸多在线会议平台的应用场景中，“公司内部会议”高居榜首，在中国和日本的选择比率分别为60%和70.9%； 其次是“远程培训”，在中日两国的占比分别为46.8%和29.9%。

 

在线会议平台作为加速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切入点的效果明显

免费版在线会议平台/软件不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压力，却能推动企业管理范式与组织形态的创新。 在中国超过6成 （66.9% ）的用户认为疫情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14.3%的受访者认为相较疫情之前，疫情后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有突破性进展 （数字化水平增加50%以上） ； 在日本我们也发现了高度类似的结果： 针对用户疫情前后线上化办公进展程度的调查结果显示，21.4%的受访者认为“有突破性进展 （增加50%以上 ）”。 由此可见，在疫情的催化作用下，中日两国用户都通过在线会议产品进行数字化连接与协作，完成了远程办公的初体验。

 

用户选择在线会议产品时主要考虑其性价比和操作便易性

中日用户最为看重的三个因素都是免费、容易操作和界面简洁美观， 这三个因素的用户关注占比均超过40%。 不同的是，日本用户关注可免费使用 （55.4%） 略高于容易操作 （52.9%） ，中方用户则更看重功能维度 （59.4%） 超过价格维度 （49.1%） 。 随着在线会议产品功能的不断创新、升级，用户更加关注其综合性能： 稳定性、安全性、丰富全面的会议功能、流畅的使用体验等都是用户对在线会议产品个性化、差异化的潜在需求。

就几类主要会议产品的使用比例看，日本在线会议品牌的使用集中度远高于中国： Zoom、微软、思科等美系企业在日本的在线会议市场占据较大优势。 Zoom所占的市场比例最为突出，高达78.4%； 其次是Microsoft Teams、Skype for Business、思科Webex和Google Meet等； 中国的在线会议行业竞争格局则更加分散，本土企业的产品体验更符合用户的日常使用习惯，腾讯会议和企业微信的用户比例达到49.7%和29.6%，阿里旗下的钉钉在国内在线会议市场的渗透率达到40.6%，二者成为国内企业实现远程会议的首要选择。

 

在线会议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规模非常可观

一方面，疫情作用下付费用户群体初成规模，付费版用户支付意愿更高。 调查数据显示，在免费版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和日本的付费版用户比例分别达到29.4%和 34.5%。 这说明在线会议产品的用户量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且用户付费意愿整体预期良好，疫情对市场的培育作用明显。 此外，中日免费版用户的支付意愿均低于付费版用户，说明相较于付费版用户，免费版用户的支付意愿需要更长的培育周期。

另一方面，研究团队利用中日用户支付意愿中位数推算了在线会议平台在两国创造的社会价值。 调查数据显示，在线会议平台在中国创造了约445亿元/月的社会价值，相当于同期国内GDP的5.85‰； 在日本为259亿日元/月 （约为15.3亿元/月） ，约为中国的3.4%，占2020年日本GDP的比重为0.59‰。 日本国内就业员工人数为 6 716万人，占中国7亿5000万员工人数的9%，因此从单个就业个体的观点来看，中国的人均消费者剩余价值约为日本的2.6倍 （9%/3.4%=2.6） 。
支付意愿的大小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初步研究发现，使用者所在公司或机构的数字化程度越高，其支付意愿越高； 此外，从区域维度看，到大城市圈通勤时间越长的地区，用户对在线会议的支付意愿金额也越高。
此外 ，中方在问卷中还调查了各地用户因使用在线会议平台所节省的通勤时间，并结合用户的个人月收入及用户数量推算出了在线会议平台节约的总通勤时间价值约为4951亿，占2020年中国GDP的6.51%，高于基于支付意愿 （即WTP） 计算而得的消费者剩余价值。 换言之，当我们进一步考虑在线会议平台对通勤时间成本的替代作用时，在线会议平台的社会经济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

最后，在线会议除了在支持远程办公、加速复工复产等方面展现出巨大价值外，在助力碳减排方面它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与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发布的《在线会议助力碳减排量化研究报告》，平均每次在线会议产生的减排量为27.932kg二氧化碳当量/次，每人次在线会议产生的减排量为2.202kg/人次。 国际大会与会议协会 （ICCA） 的调查数据也显示，2020年以来中国大型会议活动比2019年有所减少； 疫情期间纯线上会议活动量提升了600%，后疫情时期线上线下融合会议比2019年增长1.14倍。 综合上述不同口径的数据，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线会有力地推动了会议形式的多元化转型，进而通过减少交通碳排放、减少空气污染、降低会务用品损耗等渠道显著降低了纯线下会议相关的碳排放水平，为国家实现碳中和目标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线会议平台的社会价值在区域分布上的差异性反映出了城市化与数字化发展需协同的关系

一方面，中日两国用户支付意愿与都市圈的关系呈现分化： 中国大型都市圈的支付意愿高于其他地区，而日本的情况相反。 从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这与中国都市圈中更为密切的经济社会往来、职住分离导致的通勤时间变长以及城市居民更高的数字素养紧密相关。 另一方面，中日部分欠发达地区 （非一线省份） 用户支付意愿更高。 例如日本的四国地区 （香川县、德岛县、爱媛县、高知县） 和东北地区 （青森县、秋田县、岩手县、宫城县、山形县、福岛县） 的支付意愿高于日本其他地区。
究其原因，四国地区是因为当地引进了一批IT先进企业，吸引了大城市的IT人才到当地就业； 东北地区则是因为疫情背景下当地支柱产业 （农林水产业） 用户的支付意愿普遍较高，故而拉高了地区整体的支付意愿水平。 中国的情况则是东北三省的渗透率与支付意愿都相对较高，这和电商等新兴产业在当地高速发展存在一定的关联。
总体来看，以在线会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和平台加速了城市群内部和外部的连通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以数据要素替代了劳动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在提高劳动者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提升其幸福感与获得感的同时，加速推动了城市化与数字化的协同发展。

 

总结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以Zoom、腾讯会议为代表的便捷、可免费使用的在线会议平台/软件得到大范围的普及。 本次中日联合调查显示两国对在线会议的认知、使用群体、使用场景、普及程度尚存在一定差异。 例如日本女性使用在线会议的比例大幅低于男性，表现出工作方式中的“性别差异”，而且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使用在线会议的进程比较落后，表现出数字应用中的“规模差异”； 而中国用户群体呈现年轻化、性别均衡化趋势，地域上更集中在经济发达省份和人口大省，企业规模上更集中在中小企业。

在疫情下半场，我们看到在线会议平台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早已超出了办公、会议等使用场景和边界。 在线会议日益与医疗、教育、电商、游戏、会展等更多的产业融合发展，并且衍生了越来越多新的使用场景和组织形态。 然而现阶段测度新兴数字产品价值的方法仍相对匮乏，这导致我们无法对数字经济中的新现象、新业务做出系统性的解释。 本次研究首次明确了在线会议平台的社会经济价值，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为科学衡量数字经济的价值提供一种可能的路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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