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规则与生态——京津冀如何打造数字经济标杆?

|产业经济 作者:腾讯研究院 2021-08-27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正在不断推动其宏观经济影响到城市战略选择的演进。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首次发布《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北京宣言》,从路径、规则、生态等多个维度,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指引。
而作为宣言的重要倡议者,北京也同步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明确今后10年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路线图。 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与过往的智慧城市建设有哪些不同? 成为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应该具有哪些特征? 北京的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对推动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又会带来哪些影响?
腾讯研究院·后场LIVE第12期直播,聚焦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邀请五位数字经济和京津冀区域发展研究方面的专家,畅谈“数字经济区域洞察——京津冀如何打造数字经济标杆? ”
【对话嘉宾】
李志起   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
柳    杨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交流合作处资深研究员
岳云嵩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博士
陈守双   腾讯院士专家工作站执行主任,腾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    星    腾讯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
【对话主持】

刘金松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对话整理】

沈    玥 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双循环”背景下,数字经济新抓手

主持人: 北京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背景是什么? 从目前已经发布的实施方案来看,最核心的抓手是什么?
李志起: 北京打造数字经济的标杆城市有以下原因。 首先,全球红利的结束与疫情的蔓延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数字经济作为一个既有存量也有增量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国际上这几年有关数字经济的话题非常热,如G20、世界经济论坛等。 能不能适应和引领目前的数字化发展,是决定大国兴衰的关键。
国内层面,通过十四五规划能看出,我们已经做好迎接数字时代的准备。 数字时代的到来,会对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治理等各方面产生影响,在实施“双循环”、国内大循环的战略下,要想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和企业都选择了发展数字经济这个抓手。
北京层面,北京已连续多年实施“疏解整治促提升”,走过了一个特殊的、漫长的经济减量的阶段。 当下关键是怎么促发展的问题——怎么能够加快城市建设、更好地提高人民生活的福祉? 在此背景下,打造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着眼点。 北京有较好的数字经济基础,如产业资源、创新人才,如何顺势而为、借势发力是关键。
从实施方案来,北京的整体思路逐渐清晰化。 实施方案里的一个亮点是数字应用全链条、全景式的规划,包括数据的生成、汇聚、交易、消费到应用,产业链非常清晰。 尤其是方案宣布北京要以重大的标杆工程为主要抓手,培育和形成数字经济良好的发展态势,这在国内外都是首次提出的,有标志性意义。
实施方案中提到重大标志工程一共有六项。 一是数字城市的操作系统创制工程,旨在让整个城市更加数字化、智能化。 二是城市超级算力中心的建设工程,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一个底座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北京提出未来三年要实现本市人均算力达到3000GFLOPS。 三是北京大数据交易所的建设。 四是高级别的自动驾驶全场景运营工程,在北京亦庄有非常好的进展。 五是跨体系数字医疗示范中心建设,即智慧医疗。 六是数字化社区打造,社区要从过去网格化走向数字化。 政府通过这六大工程的实施,旨在培育出一批优秀企业,让这些数字经济企业能够做大做强,这是北京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目的、意义、价值所在。
 

主持人: 随着这些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建设,会对城市的产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李志起: 长期以来,北京的产业优势就比较突出,目前既有字节、百度、小米等全球领先企业,还有一大批独角兽企业群体,很多企业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

相信接下来还会有一个更大的变化,要把更多数字领域的技术成果跟传统产业结合、融合、应用,尤其是发展更多、更好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这两大产业既是北京GDP的大半壁江山,也是未来在国际上可能最有竞争力的产业方向。 所以我说数字经济既是增量,也是存量,既是现在,也是未来,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主持人: 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不仅对北京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引,对京津冀其他城市也非常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结来看,北京实施方案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岳云嵩: 根据北京发布的《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要通过5到10年的努力,打造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六个高地”,到2030年将北京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从内容上来看,《方案》覆盖面广、重点突出、前瞻性强,包括推动“八项重点工作”,实施“六大工程”,培育“四类企业”,以及完善“六方面保障”。

这个文件并不是北京提出的第一个关于数字经济的文件,相比之前北京发布的数字经济文件,这次《方案》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对全球属性的强调:

第一个是对标全球 ,即在数字经济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要素应用、技术产业发展、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对标全球高标准,甚至引领全球。 具体举措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设全球一流的城市基础设施,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城市基础设施深度融合,实现城市数字化由数字孪生跃升到数字原生。 二是建设全球领先的数据存储、计算、交易、应用能力,探索数据资源资产化、市场化、产业化发展的模式和路径,激活超大规模的数据要素资产价值。 三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包括新一代数字化出行产业、新型数字化健康服务产业、智能制造产业、数字金融产业等,引领全球数字产业发展。 四是超前布局领先一代的数字技术创新,包括6G网络、量子科技、区块链等方面,构建自主可控、产研一体、软硬协同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创新体系。 五是营造引领全球的数字社会生态,推动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各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

第二是面向全球 ,一方面北京的数字经济企业需要走出国门,面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 另一方面北京要加快数字领域对外开放,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欢迎更多海外数字经济企业来华投资和开展业务。 本次《方案》又提出以下几点举措: 一是建设开放互联的国际数据枢纽,建设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汇聚国际数据资源,探索数据交易规则、技术实现路径和商业模式,提供面向全球的数据价值发现、数据资产交易服务。 二是建设数字贸易功能区和数字贸易港,提升对内吸引集聚和对外辐射带动作用,支持发展云服务、跨境电商、跨文化传播、数字内容等数字贸易重点业态。 三是探索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建立安全和发展并重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加大数字产品安全检测、安全能力认证、增值电信业务牌照等数字领域试点开放力度,以及完善配套监管。 四是开展全球数字经贸研究跟踪,持续跟踪全球数字经贸发展的前沿动态,形成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

 

放眼国际,探索不同发展模式

主持人: 北京城市定位围绕四个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建设,和“四个中心”是什么样的关系?  

李志起: 不提经济中心,不等于不要发展经济,而是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理解首都的新功能定位。 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提出,我觉得是在四个中心基础上新的经济发展路径,数字经济标杆城市跟这四个中心的关系还是非常紧密的。

比如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无论是国际科创中心,还是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创资源、科创能力是北京最突出的优势,北京创新的活力、人才和资源都是非常富集的。 北京有众多的科研院所和大学,全国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中有一半来自北京。 正是因为北京有科创中心的底子,所以发展数字经济才不是空中楼阁。

换一个角度来看,北京四个中心要想取得长足的进步、真正实现战略目标,也需要更高科技含量的经济增长来作为后盾。 无论是在芯片、人工智能、脑科学还是智慧医疗、无人驾驶方面,北京已经培育和沉淀了一批非常好的种子选手,这类企业的蓬勃兴起和高速成长,是把政府和企业这两只手互相配合的作用发挥得更好,让“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互相促进,数字经济的未来五年到十年非常值得期待。

 

主持人: 结合京津冀产业布局,在打造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方面,和腾讯业务有哪些结合点?

陈守双: 腾讯高度重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致力于将公司数字经济发展经验与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需要相结合,充分发挥公司在数字科技、数字文化、协同生态平台优势,积极助力京津冀产业经济高速、高质量发展。 未来的结合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利用数字化技术支撑京津冀科技创新。 腾讯参与了国内首个自主可控区块链软硬件技术体系“长安链”,并参与发起成立了长安链生态联盟。 长安链首创“区块链工厂”的设计模式和装配技术,旨在满足区块链底层平台适配不同业务场景的需求。 腾讯与合作伙伴一起实现区块链基础框架研究,深度参与长安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承接国密算法、共识算法、数据存储、管理平台等核心模块的研发。

构建数据基础设施,助力京津冀大数据产业发展。 腾讯公司与海淀区政府、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分别就北京区块链商用算力平台、腾讯云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早在2018年,腾讯与张家口市怀来县正式签约,建设怀来数据中心基地,建成后将上架服务器约100万台。

发挥数字文化优势,助力京津冀文化产业发展。 在京津冀组织落地了系列新文创项目和电竞赛事,助力京津冀打造文创产业和电竞产业新优势,落地了一批优秀新文创项目。 与故宫博物院、河北博物院等深度合作,促进传统文化以文娱形式融合发展。

 

主持人: 如果把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智慧城市做对比,两者有何异同?

李志起: 在政府的语境里,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智慧城市的内涵趋同。 北京之所以提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更多是放眼国际,想要与其他国家、其他发达城市对比,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

像在京津冀层面,三地的产业代际落差特别大,这两年我们智库和有关单位也一直在研究京津冀产业协作到底开展怎么样。 事实上北京相当一部分企业疏解以后,不是去了河北和天津,而是直接过黄河过长江,到了南方去发展,这是一个现实情况。

数字经济到底是拉大了这种地区差距,还是能够弥补弥合这种差距呢? 我觉得可能要把握好数字经济的发展,把它看作是一个黏合剂,来增进三地之字的产业联系。 在数字经济产业链的上游,比如在研发的技术创新环节上,北京已经在形成一大批“北京方案”和“北京技术”,这些积累可以通过为天津和河北提供更多的好的解决方案、好的产业应用,来帮助河北传统钢铁产业、天津智能制造更加上一个台阶,提高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从而分享成长后的红利,这才是一个良性的结果,而不是把这个差距越拉越大。

 

 

1+1+1>3,发挥京津冀集群优势

主持人: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京津冀未来的产业协作机制会发生哪些变化?
柳杨: 从产业链协同的统计数据看,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的全国两化融合服务平台对全国19万家企业的两化融合发展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2020年北京市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的企业比例在8.6%左右,低于全国12.1%的平均水平,说明北京在产业合作的链接紧密度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北京市在数字技术服务业方面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和资源优势,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网络安全等技术领先全国。 这些产业的未来发展要尽快提升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产业之间的协作,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紧密度,提高全产业链的整体竞争能力,随着北京打造“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建设进程深入,数字赋能的作用将持续凸显,主要有以下三个:
产业链协同层面 ,5G、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化应用,将重构产业链的结构、流程与模式,强化产业链全渠道智能管控和动态优化,促进产业链向产业网络转型,优化全供应链资源配置效率,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管控水平,提升北京市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产业集群层面 ,推动设计、制造、检测等设备和能力基于工业互联网进行平台化汇聚与共享,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和风险防范能力。
国际合作层面 ,深化互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将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加快重点企业产业链国际化,助力我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体系。
 
主持人: 北京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建设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  
岳云嵩: 通常来说,区域间经济发展主要存在竞争和互补两种关系,我认为京津冀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互补大于竞争。
北京建设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将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发挥三方面积极作用:
一是引领作用。 北京市数字技术创新基础雄厚,研发投入位列全国第一,在数字领域的创新资源、创新成果引领了京津冀乃至全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更深层次数字技术应用奠定了基础。
二是带动作用。 北京龙头企业、总部企业汇聚,包括中国移动等五家运营商的总部,中芯国际等龙头电子信息制造企业,以及百度、腾讯等互联网企业的总部或区域总部。 此外北京还有大量消费性互联网平台和产业互联网平台。 这些企业在开拓国内外市场的同时,也将带动区域内其他类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三是协同作用。 从价值链分工角度看,北京更偏向于前端的研发设计和服务供给环节,天津和河北在其他环节的优势可能相对突出。 三者协同发展,有助于提升区域内数字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 除此之外,数字技术主要是解决相互连通的问题,但是不可能所有问题都通过上网解决,所以我们会强调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京津冀作为一个整体,在整个价值链生产和协同过程中有巨大的集群优势,可以实现1+1+1>3。
 
主持人: 在打造数字经济标杆的新背景下,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未来会有哪些新的机会?
王星: 关于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的机会,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要充分发挥京津冀在数字技术协同创新方面的优势。 京津冀区域数字技术协同创新在全国优势明显,形成有效的协同创新网络。 有助于原创技术在京津冀区域以及全国的孵化和产业化应用。 在此协同创新网络中,北京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原始创新和科技服务,天津优势主要集中在应用研究和工程技术研发的转化,河北承担了北京和天津创新成果应用的实验田的角色。 三地分工相辅相成,共同提升了京津冀的创新能力。 我觉得京津冀未来发展数字经济第一个机会,在于区域技术协同创新网络势能的转化。
第二,京津冀三地都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数字产业,具备形成全国较大规模的特色数字产业集群的基础和优势。 以北京市为例,根据北京市经信局的数据,2020年北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年收入规模已经突破一万五千多亿,增速超过15%,其中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收入占比达到了48.2%,同比提升了将近5个百分点。
在新兴数字产业发展方面,北京市依托云计算、区块链、网络安全、北斗等先导产业,有望打造全国较大规模的特色数字产业集群。 在人工智能产业领域,北京市在芯片、人脸识别、声音识别、自动驾驶、金融分析等多个细分领域,都有先发优势。 河北省在发展绿色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方面有优势,未来可以引导和推动京津冀的一些政务服务、企业云计算业务向河北云计算基地转移,比如承德、张北云计算基地。 另外,河北未来值得期待和观察的一点是能否打造一个热数据存储基地,比如张家口·怀来大数据产业基地提出到2025年热数据占比争取超过60%。
第三在数字化转型这块,京津冀在工业、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发展势头良好。 北京市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成果比较显著,未来发展空间也比较大。 从2020年8月底的公开数据来看,全市工业企业上云上平台率已超40%,在全国领先,中小企业用户超过20万家。 北京市工业互联网综合发展指数,基础和潜力都属于全国第一梯队。
在北京市公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中,提出要打造数字经济标杆产业,这些产业主要集中在数字化出行、医疗健康、智能制造、数字能源、数字金融、研发和知识生产这几个方面。 北京市数字经济标杆产业的发展,未来会对我们国家的超大城市治理、老龄化、双碳、金融监管、科技创新带来新的解决方案。
从天津和河北角度看,数字化转型还要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定位。 天津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在于传统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 从河北的角度看,在规划纲要的定位中,河北本身就是产业转型升级实验区,数字技术对于钢铁、石化、机械等传统垂直行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河北还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交通、物流等行业数字化水平也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另外雄安在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也具有较大的数字空间。

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保障构建

主持人: 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生态方面以及在促进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各位专家有什么建议?  
李志起: 中央的战略布局“东数西算”对很多城市有帮助。 长三角、珠三角包括成都、西安等,都在数字经济方向上不断追赶、发力。 我想每一个城市都需要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确定追赶路径、发展模式和战略目标。
北京离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还有差距,比如,北京核心技术能力有待提升,创新端和基础端较薄弱; 在数据经济交易部分,包括数字资产的确权、开放流通、监管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融合还有很多路要探索。 在人才的支撑方面,数字经济是人才经济,创新经济,北京能不能吸引更多复合型数字经济人才、产学研企不同领域领军型的人才,这是决定北京能不能走好和走稳的关键问题。  
柳杨: 这个生态的概念,其实就是要找到一个可以实现政产学研用协同推进,实现各界各司其职、互利共赢的抓手,我们认为标准就是这样的一个抓手,标准的研制验证推广,可以形成一个落地数字经济的产业生态,建议加强数字经济的标准引领能力。
产业转型,标准先行,新时期,标准化工作在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愈加显著。 作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事业单位,全国两化融合标委会的秘书处单位,我们这几年,也形成了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为引领,系统提升企业数字经济时代核心竞争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成熟有效路径,构建起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自主推进、多方广泛参与、各界一致认同的贯标工作生态,在全国十余万家企业中得到大范围推广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成效。
对于数字经济,我们同样需要将标准引领作为落实产业变革发展战略部署的基本途径和广泛共识,以标准凝练数字经济发展理念和规律、方法和路径,为政府、科研院所、行业协会、服务机构及企业等各方面共同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依据和准则,引导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岳云嵩: 我认为数字经济生态构建需要把握三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是有益增长,把数字经济的蛋糕做大。 只有把蛋糕做大,才可能出现生态,以及去讨论生态秩序。 怎样才能把数字经济蛋糕做大呢? 一是要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 二是要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强化政企交流互动,针对企业合理诉求制定政策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三是要切实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面临一些歧视性政策,在企业和地方层面很难突破。 需要在国家层面统筹协调,进行对接和谈判,保障我国企业在进出口、投融资方面的合法权益。
第二个关键点是安全有序,不能忽略发展中的安全问题。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数字治理,包括对数据的监管治理,以及对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模式新业态的监管。 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涉及领域广泛,新问题层出不穷,针对旧问题需要查缺补漏,针对新问题要快速响应。 二是要优化数字市场秩序,完善消费者保护政策,健全数字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确保市场能够充分有效竞争。
第三个关键点是要面向国际,推动数字领域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能闭门造车,市场需要扩大开放,企业也需要走出去,需要强化跟不同国家的交往合作。 数字领域的开放,既是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重点,也是现在制度型改革开放的重点,它面临非常多的问题,比如数据安全保护、平台监管和责任认定等。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与地方都要发挥积极作用。 中央层面,由于现在很多业态都是跨学科、跨领域的,主管部门要强化合作,对复杂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寻找改革突破口。 从地方层面,要大胆实践,担当好改革实践的探索者,尝试针对经济活动中的一些新问题制订政策和规则,并与主管部门进行积极的对接。  
陈守双: 在培育数字经济生态方面,京津冀三地要充分联动,打破行政壁垒,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协同发展。 目前,不同区域都在积极培育数字经济生态、争取高新技术企业落户,像长三角和珠三角也在政策支持、营商环境打造方面不断发力。
京津冀在打造数字经济生态方面,首先做到两点:
一是用好区域协同的政策红利,京津冀三地的产业需要进行差异化错位发展,在协同发展情况下,共建共融形成数字产业生态,京津冀三地有非常好的优势互补空间。
二要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尤其是在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情况下,要率先探索一些数据的开放、共享机制,发挥整个京津冀区域的资源价值,增强这些企业的经营实力,也培养一些具有更好数据要素的市场。 同时要以人为本,营造智慧便利的数字生活,只有构建出整个数字生态的综合体,才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王星: 在生态保障方面,要培育符合城市发展定位的数字空间。 在这个数字空间内,政府、研究机构、企业、第三方机构,可以在不同的纬度上,以不同的力度和方式去探索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边界。 从全国的范围来看,长三角、珠三角数字经济发展的也非常好,我们可以总结出来一些共性的东西来进一步助力优化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
在硬的方面:
一是新基建。 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智慧城市建设、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提供了很多业务场景,带动了数字投资、数字消费。
二是科技创新。 地方建了很多科技创新的载体,如综合性的国家科学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 要把这些技术创新的资源,统筹开发利用。 同时,把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实验室等联动起来,实现创新研发资源的共建共享和转化应用。
三是数字化转型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数字化转型核心技术和数字核心技术还不完全一样,要推动数字化转型,需要一些数字化转型的共性技术去支撑,比如数字孪生、低代码开发、机器人流程自动化、零信任安全等。   
在软的方面:
一是制度。 浙江、广东颁布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为数字经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给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构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
二是规划。 数字经济的产业规划、城乡规划应该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最终推动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数字经济大循环,支撑国家构建双循环的发展格局。
三是试点示范推广应用。 数字经济在应用场景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数字政府建设、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广东的“粤省事”,上海一网通办、一网统管,都有很大的推广应用价值。 二是在数字化产业园区和数字化产业链方面,未来的数字经济要和创新链、产业链结合。 三是在双碳背景下,可以去做行业性的碳中和数字化解决方案样板工程。 四是三大产业各个垂直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典型示范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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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汽车正从科幻变成现实。作为第二次机器革命(即如今的人工智能变革)的重要产物和标志,无论从未来5年、10年抑或20年来看,无人驾驶汽车都可能产生巨大影响,这些影响牵扯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政策制定者现在就开始绸缪无人驾驶汽车的未来并应对其潜在影响。

2018-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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