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中国信通院统计显示，2020年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为38.6%。
而随着国家数字经济“十四五”专项规划的编制，不同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也将纳入顶层规划范畴，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也驶入了快车道， 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特点。
在此背景下，腾讯研究院·后场LIVE推出“ 数字经济区域洞察 ”系列第一期——数字经济如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聚焦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新机遇。
尤其是在浙江探索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浦东试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背景下，长三角的数字经济发展可能会有哪些新的定位和布局？ 未来长三角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有哪些创新点？ 我们特邀四位嘉宾一起探讨交流。
【对话嘉宾】
刘保奎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区域战略研究二室主任
杨 扬 赛迪（苏州）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副总经理
张敏翀 腾讯云区域平台部政企方案中心高级专家、腾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 星 腾讯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对话主持】
刘金松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主持人： 目前，国家、地方都在编制数字经济方面的专项规划。 我们首先请刘保奎主任从宏观视角，解读下长三角的发展中有哪些重要的定位和布局，各省市承担哪些不一样的职能和方向？
刘保奎 ： 总体来看，长三角一体化的主要内容，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五四三”。
五是指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五个定位 ： 一是打造全国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集； 二是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区； 三是建设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引领区； 四是打造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示范区； 五是建设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高地。 近代以来长三角地区一直是改革的排头兵，涌现出了小岗村、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枫桥经验等，在农村改革、民营经济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金融市场、国际贸易、数字经济等领域改革走在全国前列，也有像上海浦东新区这样的改革高地。
四的范围包括三省一市四个地方 ，这四个地方具有优势发展条件且各有特点。 上海正在建设成为“五个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经济中心，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引领者。 江苏省在大型制造业集群方面具有非常雄厚的实力，特别是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石化、钢铁等行业。 江苏省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发展相对均衡，苏南苏中苏北的融合发展也取得了明显进展。 浙江省的“块状经济”在以县域为单元的产业集群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包括温州模式、港航物流、商品集散等方面。 安徽省具有突出的后发优势，与同样具有后发优势的河南、四川相比，其区位条件更加优越，因此在中游省份中较为突出，其省会城市合肥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方面规模较大，在全国形成了一定影响力，这两个产业也是能够带动一方的“大产业”。
三是指三个抓手 ，通过功能区和板块区推动发展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有三个重要的点作为抓手： 两区一枢纽，第一个“区”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其主要是在三省交接地划出一定范围推进建设，最初希望能够类似于雄安之于北京一样拓展上海的发展范围，作为一个特定功能的集中疏解地。 但随着一些深入讨论突出强调了生态绿色的概念，这对其产业形态、城市建设、生态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前段时间我去苏州、吴江等地调研发现，这个区域在江南水乡核心区域，处处体现江南文化，古镇众多，河流水网密布，生态环境非常好，但也确实不适宜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开发，所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高品质环境来导入高层次的产业。
第二个“区”是上海自贸区的临港新片区。 目前临港新片区发展水平不高，具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但从用地条件、区位条件、港口条件以及政策和制度条件方面来看，在整个长三角地区范围内，临港新片区是非常难得的适合发展高层次制造业的区域。 我觉得临港新片区对于上海重振制造业优势、发展高端制造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第三个“枢纽”是虹桥的国际开放枢纽。 虹桥的位置可以概括为一手携两家，辐射江苏和浙江，是长三角北翼和南翼辐射带动交汇的一个点，叠加了航空、高铁、高速公路等重要的交通要素。 虹桥区域这种以商务区的形式打造国际开放枢纽，对于拓展上海的生产服务业的空间，增强对整个长三角地区以及整个长江流域的带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主持人： 杨扬总是专注长三角的数字经济研究，从产业的角度来看，长三角和数字经济相关的产业整体的竞争力、发展概况，大概处于什么情况？
杨扬 ： 我从中观的产业维度上谈一谈我对长三角整体产业的动态、趋势和未来创新的一些思考。
长三角示范区的产业发展，尤其核心的27个城市，基于四个大背景——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国产化进行相关产业的创新迭代。 比如绿色化，这一轮的碳中和、碳达峰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生态治理的概念。 再如国产化，一方面是国家层面在2008年后基于安全、自主、可控角度对整个国际的供应链、产业链的国产化； 另一方面是基于产业本身的附加值，要加大对关键技术的攻关。
赛迪成立了数字经济研究中心。 我们主要有两个工作。 团队自今年的1月1日起搭建了一个跟踪长三角27个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动态的跟踪系统，该系统搭建了5大类的指标，即协同指标、产业指标、融合指标、科创指标、基建指标，通过这5大类指标和二级三级指标，以城市为单位对长三角地区进行跟踪观察。 我们第二个工作是通过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宏观动态来对区域的产业发展进行观察，我们计划在今年三季度发布长三角27个城市的数字经济白皮书。
我们谈到数字经济经常会涉及一个专业概念——数字产业化 和 产业数字化，以及信通院增加的 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 。 国统局最新出台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分类把数字产业化拆分成四个子类： 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据要素驱动业、数字产品服务业。
我们有一个行话叫做“强芯铸魂”，软的是软件，硬的是集成电路。 在目前数字经济发展中，各地纷纷出台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划》，我们也参与了长三角多个城市产业规划的编制。 现在各个城市都以“强芯铸魂”为主，统一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角度进行了体系的规划和园区载体的部署，以及配套保障措施的设计。 长三角地区软件行业发展的核心优势在于整个城市集的软件资源都处于一级水平。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产业发展，要牢牢落在园区层面。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聚能和赋能为核心打造产业集群，从0到1为不同的城市打造符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产业集聚态势。
主持人： 长三角也是腾讯重点布局的一个区域，在上海设立了华东总部，我们请张敏翀结合自己的业务实践，分享一下腾讯在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做法。
张敏翀 ： 腾讯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根据自己的优势并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需要，来推动和助力当地的产业经济发展。 以上海为例，腾讯通过对电子商务、汽车制造、互联网医疗、金融科技以及智慧商业等多个领域的建设和投资，来支持长三角数字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在数字产业方面 ，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协同算力的规划，在上海和南京分别部署了人工智能超算中心。 同时，沿着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推动人工智能小镇、文创影视基地、电竞园等产业项目的落地。
在产业数字化方面 ，一个是传统产业的效率提升，二是新兴产业的助力和赋能。 在传统产业效率提升领域，依托腾讯公司在图形图像和人工智能方面的优势，特别是在视觉计算方面的优势，推动工业AI质检云项目的落地，通过多光源3D成像和机器学习，来对工业产品的外观进行图像质检，质检效率达到人工的20多倍，在十多台设备持续满载生产的情况下，预计每年为客户节省人力成本数千万元。 新兴产业赋能领域，发挥腾讯在虚拟仿真、人工智能、云端GPU大规模并行计算以及LBS大数据能力，推动自动驾驶虚拟仿真公共研发平台建设落地。 腾讯自动驾驶虚拟仿真公共研发平台能够真实地还原景观级、道路级、城市级景观，进行风雨雪雾等不同气象条件下的场景模拟，满足自动驾驶算法的全栈计算优化和闭环开发。 基于腾讯海量的LBS时空大数据可以进行城市出行OD分析，发现城市里最有价值的、最值得去测试的道路，再结合实时的交通大数据进行场景复现，提高自动驾驶算法对中国道路情况适应和适配。
在城市数字化转型方面 ，积极探索打造包括云原生基础平台、数智融合云边协同平台、微信低代码研发平台等的城市云技术中台，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微信小程序的服务网格、一网统管为引领的城市运行网格和以未来社区为覆盖的基层治理网格三网合一，助力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云计算平台创新和微信有温度的连接微创新，来助力城市数字美好生活建设。 在数字生活领域有很多新的服务场景，包括数字文旅、数字文博馆、智慧绿道、智慧城市生态等。
通过数字共生、虚实共融、服务共享和产业共创，来推动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
主持人： 王星是研究院研究数字经济特别是宏观规划方面资深的专家，在听完前面几位专家的分享之后，请谈谈你对长三角发展数字经济有什么看法。
王星 ： 我国数字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成渝。 这几个区域腾讯也布局了很多产业，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的数字产业； 另一方面，腾讯在2018年的时候成立了腾讯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SIG），目前业务条线基本上覆盖了主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因此，我们也非常关注这几个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动态。
谈到长三角发展数字经济，我觉得有两个方面需要考虑： 一是国家怎么去给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定位的问题，二是长三角的数字经济在哪些领域引领了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十四五”规划对于数字中国整体架构作出了完整的描述，总体来看包括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化的生态，这四个部分其实是四位一体的布局。
2019年，在国家发改委推出的六大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战略部署中，浙江省是六大试验区之一，下一步的发展重点是探索构建新型生产关系，重点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数字治理制度创新等。 在这个战略布局中，浙江是长三角区域的唯一代表，对于浙江的期待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对于长三角发展数字经济的重点鼓励方向。
一方面，要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很多应用场景还没有打造出来，这会导致后劲不足的问题。 从国际经验和技术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一些适度的超前布局是需要的。 推动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一是可以推动政府应对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治理需求和发展需求； 二是在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可以创造更多的应用场景，以应用场景带动更多数字核心技术的攻关，带动更多数字经济中小企业的成长。 另一方面，要推进数字治理制度的创新。 长三角区域需要考虑如何通过政府治理、营商环境、生产关系的优化，以进一步促进数字生产力的发展。
长三角发展数字经济有自己独特的产业基础、技术优势，以及庞大的中小企业群体 ，整体来看，三省一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比较成熟，也比较均衡。 从目前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来看，我觉得长三角最大的优势反而是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制度设计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我们还是以浙江为例，在2018年的时候，数字经济就已经成为了浙江的一号工程； 在2021年年初，浙江又启动了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的2.0版。 这在全国来看，都是非常超前的。 2020年，浙江省出台了数字经济领域的第一部《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它是产业的促进法，给数字经济领域的立法以及制度的设计，树立了很好的样板。 这个条例颁布之后，从法律制度层面对数字经济作出了界定，这就为数字经济纳入省域、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绩效评价体系提供了法律依据。
主持人： 我们谈到区域经济发展时，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不同省市区域协同和跨区域合作会有比较大的障碍，发展数字经济会遇到这个问题吗？
杨扬 ： 首先，数字经济跟传统经济最大的不同是它不是孤立发展的。 以前跨城市比较难协调是因为A产业到了这个城市就不可能让另一个城市受益，所以它是零和博弈，是城市间产业招商的内卷活动。
数字经济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共生型的 ，有的城市数字经济偏供给型，例如工业互联网平台。 有的城市会有数字经济的需求，所以数字经济时代城市之间的协同性紧密加强。 其次，长三角区域 27个城市的GDP是有梯度的，相当于每个不同能级的城市对数字经济的需求发展阶段也不一样，会形成错位。
主持人： 在编制数字经济相关的规划中，是怎么考虑区域之间建立协同机制这个问题的呢？
刘保奎 ： 我们过去一般认为数字化是去中心化、扁平化和跨界的，它的协同需求并不强烈。 因此在传统的区域政策研究中，对数字经济的协同，考虑不是很多。 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区域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确实还存在一些壁垒，比如： 一是数字政府领域的项目，比如城市大数据中心、指挥中心的建设，长三角许多城市都有能力自己完成建设，因此更倾向于把项目给本市的企业做，外地的好企业不一定能拿到机会。
二是数字民生等一些领域 ，比如线上教育等，当地政府出于安全或者规范管理的考虑，这些领域开放程度不是很高，尤其是线上医疗，有一些城市的医院不愿意进行合作。
三是在数据流动方面存在较大障碍 ，这涉及隐私、数据的产权。 总体来看，公共领域的壁垒比私人领域高，供给侧的壁垒要比需求侧高，要素领域的壁垒比产品领域的壁垒高，在政策方面要进一步推动区域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的改革，特别是降低引进的门槛，包括在一些项目的审批、招投标的环节上，要更开放、更公开，有更好的营商环境。
主持人： 如何推进长三角或者其他区域的一体化，从区域一体化和数字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张敏翀有哪些建议？
张敏翀 ： 今天城市领域数字化转型已经很成熟，但城市群的整体化转型需要一些制度设计使得生产关系与数字生产力匹配。 比如我们很早就提出数据供应链的概念，数据供应链是跨地域、跨行政区的服务体系。 建设数据供应链，核心是厘清公共数据、产业数据和社会数据的分类、主体、权益、安全责任和流通标准。
数字经济最大特点是它的网络性、规模经济性和边际效用。 数字经济基础设施需要共建共享。 以自动驾驶为例，自动驾驶里面城市道路等基础数据的采集、仿真和模拟应该区域共建共享，不应重复建设。 未来的网络数字经济，更多的是数据新型要素和人工智能算法能力驱动产业和社会的创新发展。
主持人： 刚才刘保奎主任也提到，在数据流动中要素壁垒比产品壁垒更高一点。 在打破要素壁垒方面，有哪些建议？
王星 ： 我们国家的很多产业是政策驱动型的，存在不同层级的规划和政策应怎么衔接的问题。 比如“十四五”规划和专项规划、省级规划以及市级规划、县级规划怎么去协同的问题。 目前，在数字经济领域，长三角的发展规划还处在相对割裂的状态，土地资源、劳动力、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公共数据的跨地域开放共享也存在较大的壁垒，这会严重制约长三角包括长江经济带之间数字经济产业的经济联系度、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以及区域数字经济整体规模经济效益的提升。
目前，在长三角区域，不只是数字经济的相关产业，包括一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都存在资源要素竞争非常激烈、资源需求和供给不匹配的问题，这些问题会进一步传导到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品研发、数字产品结构以及数字经济产业的根植性。
我们以数据中心建设为例，这块可能存在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比如东部以及中部某些区域的需求量比较大，但是因为能耗指标、用地指标的约束，导致了资源的供给满足不了资源需求，而某些西部地区可能又存在供过于求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国家目前在推进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区域算力枢纽节点以及区域超算中心集群的建设。
所以我觉得，要解决数字经济资源要素的供给和需求不平衡的问题，不仅仅需要在长三角去思考这个问题，要去延伸到整个长江经济带，乃至整个东部、中部和西部。 比如东数西算、东数西存，这就是在一个更大的场域里边，解决区域资源和要素供给和需求不足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双循环的问题，原来长三角区域很多的产品、服务是出口的，但是鉴于目前的国际环境，很多出海的产品和服务需要通过双循环的路径去解决供给过剩的问题，去全国市场、海外市场去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的大闭环。
从未来研究的关注点来看，我觉得要重视数字化产业链的构建。 我觉得未来要加强数字经济区域发展协同度，需要在数字化的产业链以及数字化的生态构建方面加强研究跟进，同时跟具体的场景和案例结合起来，给区域经济发展、新基建、数字产业发展、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多的方法论，支撑政府做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的预研储备。
主持人： 最近合肥自动电动车行业发展迅速，上海也有特斯拉、蔚来等。 从产业链和数字经济协同的角度，上海和合肥这样的城市之间，会不会产生一些协同的机会，从数字经济的视角，怎样构建协同的机制？
刘保奎 ： 长三角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有： 一是电子信息，主要在北翼，苏州、无锡、南京等，也包括合肥。 现在也面临升级的问题，实际上也已经在持续升级。 二是汽车以及新能源汽车。 汽车领域是上海持续在做的产业，江苏、浙江、安徽也有汽车产业。 江苏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如苏州、无锡、常州等，在供应系统上占据较重要的地位，为上海的汽车产业服务。
下一步可能跟福建、大湾区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合作。 引进特斯拉之后，我们也希望以特斯拉的整车龙头，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也激发国内蔚来、理想等车企发展，我觉得在从电动汽车到智能汽车的转型过程中数字经济大有可为。
另外在基因库等重大科学基础设施方面，长三角也有较好的布局，目前主要还是在上海、苏州、泰州、无锡、南京这些城市发展多一些。 在数字贸易领域，特别是在跨境贸易、航运的数字化监管、报关等方面，整个贸易领域的数字化需求比较大。
主持人： 杨扬，你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建立城市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方面，有什么看法和观点？
杨扬 ： 我们在服务地方政府时发现，现在城市传统的招商被称为“投促工作”，城市招商系统现在普遍改名叫“投资促进局”。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做投促大脑、投促大数据平台、云招商平台。 这个给了我们启发，每个地方都在建自己的招商大脑、云上招商大脑。 城市之间的产业协同，不仅仅是传统工业之间的协同，可以加入与地方招商平台的协同。
通过各地的招商大数据平台，让不同招商系统之间的数据、产业链的数据跟招商数据做协同，可以给大量的产业提供配套的供应链，可以提供精准招商。 城市之间的协同也可以为城市产业的发展做更精准的支持。 这是我从工作中观察到的产业之间的协同，通过投促地方工作数字化转型是可以实现的。 有大量的服务机构已经在开发跨城市之间产业链合作的平台和服务，这也非常符合数字化时代的浪潮，即投资促进也需要数字化转型。
主持人： 在浙江新成立的共同富裕示范区中，数字经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杨扬 ： 我们通过月报观察到的浙江的共同富裕示范区跟数字经济的关系，浙江省在数字化经济建设过程中，把数字化改革作为一号工程，数字化改革跟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相结合，数字经济是示范区的基础。
国务院最新的政府报告把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和数字生态打通。 发展数字经济本身离不开政府、社会生态和创新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产业数字化，更多的是公共服务数字化，即国统局最新的核心产业分类中的第五类——数字化效率提升业。
数字化效率提升 业中 有很多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者数字化转型，这都跟核心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精神吻合。 我们要把 数字化效率提升业 的经验横向打通，应用于民生领域。 这种数字化转型，恰恰是现在数字经济、数字政府都没有涵盖的薄弱地带。 从这个角度来看，浙江省的共同富裕示范区，给公共服务供给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大量的实践、实验的机会，最终才能达到数字经济用数字化手段为人民服务的核心。
刘保奎 ：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核心内容： 一是瞄准地区、城乡和收入三大差距。 政策方面主张向农村、基层、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困难群众四个方面倾斜。 浙江共同富裕领域的政策主要是在六个方面： 科技创新、数字化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产品价值试验机制。 政策赋予它改革授权，类似于深圳一样，给它一些先行先试的权限。
我觉得数字化改革和数字经济本身与共同富裕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也曾经关注数字鸿沟的问题，数字发展本身对于居民收入、地区发展的正向和负向作用都是存在而且比较明显的。
数字经济跟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有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产业数字化，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这个可以持续做大蛋糕，这也是共同富裕的基础； 二是在数字新基建方面，包括数字基础设施、5G数据中心建设、机器换人、智能工厂建设、工业互联网建设、浙江比较擅长的网络安全设备方面等等的建设过程中，对于投资和产业有非常大的拉动； 三是通过数字化可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民生福祉，比如在社区生活、消费新业态、移动支付、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领域数字化场景的应用，可以让群众享受到更多数字化的便利； 四是通过数字经济能够提升政府的管理服务水平、改善营商环境，比如浙江数字化改革其实是涵盖了方方面面，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法治等，这实际上是通过数字化改革大幅提升营商环境，实现效率的提升； 五是通过数字经济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的能力，比如教育共同体、医共体、社会治理的共同体等，都需要数字经济的技术支撑。
主持人： 改革肯定牵扯到一些比如说先行先试的权利，或者说一些新的管理模式，这方面会有哪些重点突破？
刘保奎 ： 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在数字贸易领域，如杭州的跨境电商，义乌的国际贸易的总体化改革； 第二个是信息经济领域，就是通过数字化对提升传统的产业集群，比如说一些特定的产业集群——纺织服装、鞋服、模具，这些产业通过机器换人、智能化生产线的推广、智能工厂的建设，能够提升产业集群的能力，在这方面可能更多是产业政策的支撑； 第三个就是在数字金融领域，包括移动支付这方面的尝试和探索。
主持人 ： 在通过数字化促进高质量发展方面，各位嘉宾有什么看法呢？
张敏翀 ：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包容性增长。 未来十年全球城市会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城市包容性、高质量增长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呢？ 本质上是通过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大数据这种新的要素资源和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工具来破解城市发展中的各种资源环境约束性问题。
从技术发展看，城市智慧化是从信息化、移动应用优先、云计算优先，再到数据智能优先不断迭代的过程，是从技术侧助力城市柔性治理、弹性服务和包容增长的过程。
从高质量发展要求看，低碳生态、精明增长是两大主要特征。 通过绿色建筑、分布式能源、自动驾驶与智能交通系统、城市绿道与慢行系统、“互联网+”在线服务集群以产业数字创新等数字应用，助力城市发展模式转型。
王星 ： 智慧城市是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未来，新型智慧城市将在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是推动城市和产业发展的标准性和个性化相统一。 在传统的城市发展以及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高度的同质化的问题。 在长三角这个区域，未来能不能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把一些传统的江南水乡的城市文明和特色产业生态保留和沉淀下来？ 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新型智慧城市形态能否维系一个标准化和差异化共存的状态？
二是推动城市服务体系的数字化和普惠化。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会涉及新基建、智慧产业、互联网+政务服务、数字社会等多个方面。 在智慧城市建设运营过程中，如何体现分级分类的理念，如何去提供标准化、普惠化、便民化的服务，这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三是推动数字经济打造城市经济发展坚实底座。 长三角发展数字经济的空间可能是在全国甚至全球，必须要通过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和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前端产业布局，把数字产业链和虚拟产业集群带动起来，最终能够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形成浙江及长三角在数字经济特定领域的生态影响力和引领能力。
主持人 ： 从数字经济的视角来看，长三角未来数字经济创新的重要突破点是什么？ 请各位嘉宾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和展望。
刘保奎 ： 创新点可能还是在人工智能方面，以支撑长三角的制造业升级，包括装备的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的智能化、智能工厂、工业设计、无人驾驶、智能交通等； 二是以未来社区为场景的城市建设集成； 三是面向老龄化的创新设计； 四是数字金融和数字货币。
杨扬 ： 一是国际这一轮竞争中，要有更多像华为一样领先的企业输出标准； 二是在整个长三角数字经济的布局中，肩负着颠覆性完成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孵化的重任； 三要在数字化的生态下形成我们自己的开源生态，比如华为的鸿蒙生态； 第四是数字化转型之后，会形成大量的数据资产，我们要发挥数据的价值； 第五是精神文化产品的数字化。
张敏翀 ： 我觉得长三角地区有几个产业未来会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一是装备制造业与工业互联网； 二是智能汽车与自动驾驶； 三是生物医药与AI 研发； 四是游戏与数字内容服务。 另外，面向老龄化社会的服务机器人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王星 ： 从政策创新角度来看，我觉得长三角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做一些探索： 一是解决数字经济项目落地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也就是投融资的问题； 二是如何支持数字企业出海，输出国家数字服务和技术能力； 三是打造高水平数字技术交易平台，加大数字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支持力度。 数字经济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背后的核心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