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宏洁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张洲芳  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今年的儿童节，广大小朋友们收获了一份重要礼物： 自1991年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保法》），在去年10月完成第三次修订后，终将于今天正式实施，以更完善的机制保护未成年人。 （详见《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解读： 超越“保护主义”，回归监护人是第一责任人）特别是，新修订的《未保法》补齐了“网络保护”的线下家庭、学校等环节的短板，打造“同心圆”。

但需进一步关注的是，当人工智能、数字孪生、Metaverse等前沿技术愈发带来更大的社会影响时，我们需要从相对单一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过渡到更为多元的“数字时代的青少年发展”话题，从信息化城镇化发展趋势、全球科技创新竞争等角度切入，重点关注如何在数字时代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促成青少年的发展。

《头号玩家》揭示了未来数字时代的可能发展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少年工作的论述，明确指出：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 同时，国家“十四五”规划第五篇“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指出，“迎接数字时代……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第十六章“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出，“加强全民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普及提升公民数字素养”，也都为数字时代的青少年发展规划了方向。 由此可见：

1.青少年发展不仅涉及这个群体自身及其家庭，也跟“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密切相关，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2.青少年发展话题，既要关注其生活方式的变革，比如休闲娱乐方式的线上化、数字化，也要关注生产方式的变革，比如生产工具的数字化、数字技术的科技创新等。

数字化转型的讨论日趋热烈，在《未保法》进入实施阶段、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有了专门制度后，还应进一步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过渡到“数字时代的青少年发展”。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话题的变迁经历了如下过程。

一是，移动互联网、移动支付大量普及下，智能终端的易获得性和移动支付的便捷性，让未成年人的网络沉迷和过度消费等变得更为容易。 这些问题被媒体报道后不断发酵，逐渐引起关注。

二是，这些问题引起了家长、学校等的担忧甚至恐慌和防备。 因为应对失当，在家庭、学校等场合解决沉迷问题时，先后出现一些极端事件，进一步引发关注。

三是，在系列事件之后，出现了“以刷脸、指纹等生物识别措施，验证未成年人身份”，和“利用区块链的不可篡改的技术特性，统计、限制未成年人的使用时长”等观点。

就此，若结合《三字经》中的“子不教 父之过”“教不严 师之惰”等重视家庭养育的传统理念来看，上述网络保护观点仅侧重线上技术措施的作用，忽略了其他环节、其他主体的角色发挥。 从实际效果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在不断加长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这一“木桶”的长板而非补足其短板，难以整体提升保护水平，反而还会带来过度收集未成年人的敏感个人信息等问题。

而若结合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强调技术措施的思路具有典型的“技术决定论”色彩，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正确的“打开方式”应是，将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话题，放在当下未成年人成长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中，在更好地理解技术发展趋势下的新现象的基础上，分析问题成因，才可能给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

LA·怀特（Leslie·A·White）的《文化的科学》提出“技术决定论”

《未保法》修订，对上述问题和观点作了系统回应。 应当结合《未保法》“网络保护”专章和其他章节的规定，整体理解立法思路。 具体包括： （1）监护人应当“以身作则”地引导和监督未成年人； （2）在“家庭是第一责任人”之后，学校是网络保护的重要场所和责任人； （3）对于互联网行业，区分一般与特殊，构建行业的“共性+个性”； （4）政府的网络保护义务更是不可替代； （5）社会各界也应积极参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详见《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专章”三大亮点解读）

可以说，《未保法》修订相当于参考“木桶原理”，补齐了线下家庭、学校等各环节的 短板，规定不同主体的责任，打造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同心圆”。 更重要的是，《未保法》还非常前瞻地规定了网络素养制度： 一方面，要求家庭、学校提高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 另一方面，也明确规定监护人应当提升自己的网络素养。 由此，在帮助解决未成年人的沉迷、过度消费问题的同时，提升未成年人、成年人两大群体的网络素养，也就提升了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网络素养。 “网络素养”规定具备更深层次的意义，将成为后续迎接数字时代的重点话题。

《未保法》修订最终作出系统回应，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

结合数字时代青少年发展的时代背景来看，在立法解决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后，还应基于结合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的发展，从更大范围的数字化趋势来看待青少年发展。 目前主要面临以下四大问题：

（一）信息化趋势下数字化渗透还将继续，必须合理平衡青少年的数字产品使用与保护间的关系

结合互联网渗透率变化过程来看，我国的数字化过程还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纵向对比，自CNNIC于2008年开始统计互联网渗透率以来，我国互联网渗透率持续增长，但从年增长值来看，2009年新增6.3%为历年最高，之后持续下降，以致于2012年开始出现“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观点 [2] 。 2020年我国互联网渗透率达到70.4%，猛增5.9%，似乎互联网行业又有了新一波人口红利。

但若横向对比全球互联网渗透率 ，2020年我国的互联网渗透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64.2%），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北美89.9%、欧洲87.1%），甚至低于拉美（72.4%）和中东（70.8%）。 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趋势，我国的互联网渗透率还将继续上升。 在此过程中，必须兼顾数字产品使用与青少年保护，不能因噎废食。

（二）城镇化过程中，亲子互动的数量和质量都面临阵痛，家庭养育、数字抚育的作用难以发挥

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横向对比，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新加坡100%、日本92%、英国84%、美国82%），也落后于巴西（87%）、俄罗斯（75%）等[3]。 与此同时，结合我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4.38%来看，我国不仅面临着一个较长的城镇化移民过程，同时还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留守儿童、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问题。 亲子互动的数量、质量都面临着“阵痛”，虽然“家庭是第一责任人”，但数字时代的家庭数字抚育必然存在明显缺位。

（三）数字化趋势下，不同群体可能面临“数字素养”问题，影响深远

数字时代需要考虑的不单单是网络素养，而是更大范围内数字素养问题。 主要涉及以下四个问题：

1.是否接触、了解数字产品。 这是数字素养最浅层的问题。 2020年，我国的互联网渗透率突增近6个点，达到70.4%，但仍有约30%的非网民，“数字鸿沟”依然大范围存在[4]。 如果考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更前沿的数字技术产品的普及过程，未能接触、了解数字产品的群体规模，显然会更大。 有必要对他们进行网络普及，促使其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

2.是否掌握数字产品的使用技能。 简单而言，就是大众是否具备技能，能否将数字产品作为技术工具，解决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这与“数字适老”密切相关，但又不限于老年人群体。 比如使用各种互联网产品，进行信息获取、交流互动的能力，以及熟练使用各种数字化工具，从事社会生产的能力。

3.“代沟”语境下，对数字产品是否有正确认知观念。

早在2014年，央视率先以《互联网时代》纪录片公开报道、讨论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和数字难民三大概念，非常形象地解释了“代沟”等相关概念。 这涉及数字素养最深层次的“认知观念”。

主要可从这两方面来考虑：

一是，作为数字原住民，未成年人是否对数字产品有正确认知，进而有足够自控力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进行自我约束。

二是，父辈是否能以身作则地引导、监督未成年人。 更进一步，作为数字难民或者移民，有话语权的成年人群体，能否正确认知数字产品，而不是以妖魔化的视角看待数字产品，“视网络如洪水猛兽”，进而在处理亲子关系时出现误判。

4.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下青少年的科技创新能力

全球贸易战背景下，在经历了技术管制、“芯片荒”等具体事件之后，应该更加重视青少年的科技创新能力。 在《未保法》修订“一锤定音”之前，为解决沉迷和内容风险问题，将孩子放在温室的“保护主义”“隔离主义”等观点几乎占主流，这会大大阻碍未成年人接触、了解和正确认知数字产品并获得创新能力，进而影响全球科技竞争视角下的青少年发展。

数字时代，青少年既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参与者、享受者和被保护者，更是数字时代科技创新的践行者和引领者。 如何考虑青少年发展、创新能力培养与“保护主义”“隔离主义”间的关系，值得深思。

美、欧在数字素养领域进行了丰富探索。 早在2007年，美国发布“21世纪学习框架”，其“信息、媒体与技术技能”部分，专门涉及“信息素养”和“ICT素养”； 欧盟于2013年制定“数字能力框架”，之后于2016年、2017年进行修订，最新的2.1版聚焦“数字素养”的体系化内容。 作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数字素养领域的探索，值得参考借鉴。

1.在适用对象上，欧盟的考虑更为周到。 美国“21世纪学习框架”主要面向学生群体，较为单一； 欧盟“数字能力框架”则面向欧盟所有民众，更为全面。 显然，数字技术的发展给各个群体都带来了挑战，不应仅仅关注未成年人群体，而应考虑提升全民的数字素养。

2.在数字素养内容方面，美欧各有千秋，可综合两者形成更体系化的数字素养框架。 美国“21世纪学习框架”包罗万象，“信息、媒体素养”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信息获取与评估、技术工具使用、知识经济中的生产使用，以及数字技术使用的伦理和法律等。 欧盟“数字能力框架”包括信息获取与评估、交流合作与行为规范、数据与隐私安全和创新创作等内容，更为体系化。

相较而言，国内的网络素养研究，要么主要关注未成年人群体， 忽略了成年人群体 ； 要么关注信息获取、工具使用和网络安全等浅层内容， 忽略了创新创造与认知观念等深层内容。 欧盟的数字素养涉及 所有民众 、美国关注数字技术使用的 伦理和法律问题 、欧盟重点关注 创新创作 等这三方面，值得重点借鉴。

总而言之，应当“超越保护主义”地看待数字时代的青少年发展，应有之义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正确理解《未保法》规定的“网络素养”。 既要培养未成年人学习网络使用技能，也要培养他们的正确认知观念，在防止沉迷、过度消费的同时，也引导正确合理使用； 更要引导成年人提高自身的技能、观念，让父辈能正确认知网络，并以身作则地引导、监督未成年人。

二是，应当引导全社会科学合理地看待数字技术的影响和作用，避免“妖魔化”数字技术，避免视新数字技术如洪水猛兽。 如此，才能为未成年人接触、使用数字产品，和提高他们数字科技创新能力、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等，提供相匹配的外部环境。

三是，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迎接数字时代”和“终身学习”，教育部提出要“完善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正在制定的《学前教育法》《家庭教育法》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可谓恰逢其时，有必要结合数字技术发展趋势，在3部立法中新增数字时代的有关内容，重视培养各个群体的数字使用技能、认知观念和创新能力。

为了迎接数字时代，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到数字时代的青少年发展，应考虑提升全民的网络素养，而非只关注未成年人这一群体，忽略成年人的数字素养提升。 特别是，还应摒弃“技术决定论”“保护主义”和“隔离主义”等错误观念，为提升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参与全球科技竞争打造相匹配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