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新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霍    鹏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工程师/助理研究员，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尹晓倩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工程师

（一）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 根据不同定义，数字经济的规模估计已经占据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5%至15.5%（UNCTAD，2019），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世界各国都希望抓住此次数字革命带来的机遇，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的均衡发展。

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它能够推动经济社会的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并在实现更为长久且可持续增长方面表现出巨大潜能： 一方面数字经济渗透效应较强、物理接入限制较小，打破了经济机会在地理上分布不均的障碍，以更为多元化的连接方式为价值增值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变革开辟了新的路径； 另一方面数字化的方式还实现了教育、卫生等资源的放大利用、低成本共享复用，这为应对气候变化、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工具。

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期间，数字经济展现出顽强的韧性。 政府、企业等组织通过限制旅行和社交隔离等措施来应对危机，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共享平台、协同办公、跨境电商等数字服务，广泛应用、成效巨大，并以非自然演进的方式进一步加速了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 在这种情况下，数字经济的能量与潜力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更好的展示，但是，也同时凸显了数字鸿沟等新问题与新挑战。

（二）“新南北差距”： 全球数字鸿沟视角下的拉丁美洲

全球数字经济的地理结构没有显示出传统的“南北差距”，它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个发达国家共同领导： 中国和美国。 例如，在2019年，两个国家占了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的75%、全球物联网支出的50%、全球公共云计算市场的75%以上，以及全球70个最大数字平台90%的市值（UNCTAD，2019）。

世界其他的地区，尤其是具有相对较好发展基础的拉丁美洲地区，远远落后。 例如，2019年，拉丁美洲和非洲总计拥有的主机代管数据中心数量占世界总量的5%以下，占据全球70个最大数字平台大约1%的市值； 拉美地区线上销售额仅占零售业总销售额的4.2％（Emarketer，2019）。 在数字生态发展环境方面，拉丁美洲数字生态发展指数为49.93（指数范围为0到100），仅领先于非洲（35.05），以及包含了南亚次大陆在内的亚太地区（49.16），远落后于北美（80.85）、西欧（71.06）、东欧（52.90）和阿拉伯国家（55.54）（UN CEPAL，2020a）。 在世界经济论坛（TheWorld Economic Forum）“全球竞争力指数（2019）”企业、创新等关键指标上，拉丁美洲也呈现出了同样落后的状况。

受限于数字鸿沟的影响，COVID-19的爆发与大流行对于拉丁美洲产生了更为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拉美地区的经济活动更多地存在于线下，并且其中接近45%的岗位属于接触密集型，远高于新兴市场平均30%的比例。 因此，社交隔离引致了大量经济活动的缩减与人口失业，这使得大多数拉美国家要到2023年才能恢复到2019年的GDP水平，到2025年才恢复到2019年的人均实际收入，这一速度要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缓慢（IMFBlog，2020）。 在贫困消除方面，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失去了过去二十年来所取得的诸多成就。 贫困率正在增加，预计约有2.3亿人将遭受贫困的影响，其中约9500万人可能将面临极端贫困威胁（UNnews，2020）。 COVID-19大流行还以影响常规教育获得途径的方式对人力资本造成了长期性的影响。 尤其是，由于网络连接性的不畅通与数字终端的匮乏，拉美地区学生无法获得有效教育的时间可能要比大部分地区都要长（IMFBlog，2021）。

数字经济为拉美地区应对当前危机和克服长期发展挑战带来了新的路径和机遇，但是，就目前的状况来看，限于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制约因素，这种优势与潜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因此，拉丁美洲国家需要在明确制约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因素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破解之道，跨越数字鸿沟、发展数字经济、谋取数字红利。

（三）数字经济发展滞缓的高等教育体系根源： 拉美案例

成功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体系需要多部门的协同与共建。 其中，网络连接性和数字技能至关重要。 网络连接性早已为政府与企业所重视，但关于数字技能的系统性培育机制建设（包含学历教育、职业教育； 普及性数字技能、高级别研发与应用技能）依然有待探索与系统布局。 特别是，相对于其他任何类型的经济活动，数字经济的创新研发、应用推广涉及了一系列技术、学科与技能的深度融合，也因此更加依赖于人力资本的质量而非简单的人口数量。 但是，拉美地区在数字人力资本，尤其是高层次人才方面表现出了滞后的状态（UN CEPAL，2020b）。 实际上，尽管拉美早在17世纪就有大学存在，并在当下拥有大量的高等院校和多样化的课程，但是，高等教育质量、结构方面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对于这一地区数字技术研究（R&D）与数字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显著的负向影响（UN CEPAL，2020b）。

由此而言，尝试从数字人力资本与数字技能匮乏的角度解释拉美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滞缓问题，研究他们的成败得失，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这无疑能够进一步丰富我们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理论的认知，并为中国数字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来自于人力资本和高等教育体制视角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另一方面这也为中国与拉美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实现更为广阔的优势互补、双边合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在具体研究中，为了避免将实际问题豕分蛇断，在相对有限的篇幅当中，本文宁可牺牲面面俱到的性质，而立足于把握和提供一个尽可能逻辑完整的“高等教育—数字经济”理论阐述和分析框架（注1）。 本文余后内容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简述经济社会与高等教育的互动逻辑，通过学科结构、知识生产与创新需求关系的历史梳理，阐明数字时代高等教育学科结构调整变化的主要规律； 分析拉美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征，并结合相关材料数据讨论这一地区的高等教育部门在支持促进数字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三部分则基于上文分析内容，提出了建设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相匹配高等教育体系的可能建议。

（一）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知识生产与社会创新的耦合关系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高等教育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生产、扩散和转移新旧知识，增强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提高社会人力资本水平，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技术变革、商业创造和企业创新。 工业革命和新科技革命的爆发进一步加深了政府部门对这一规律的重视程度，世界各国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开始加快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步伐，高校学生入学率在全球范围呈现迅速增长趋势。 截至2016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美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88.8%，英国为59.4%，日本为63.6%，法国为64.4%，拉丁美洲的巴西、智利和阿根廷分别达到50.5%、90.3%和89.1%（注2）。 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和经费效率等内部治理问题，尤其是尝试寻找促进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技术创新需求、经济增长适配的解决之道。

大学诞生于中世纪的欧洲，初期的学科结构普遍比较简单，即使是当时系科最为齐全的巴黎大学也只有文学、医学、法律和神学4个系，主要根据当地社会需要培养医生、律师、神父等职业人才。 其中文学系主要是为学生进入医学、法律和神学系提供基础或预备教育，课程一般包括古希腊的“七艺”（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数、几何、天文、音乐）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等“自由教育”内容，这一传统也伴随着大学组织制度的变革逐渐与高等教育的精神融为一体。 工业革命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令人类逐渐感受到科学技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的巨大力量，来自工业生产和社会治理方面的强烈需求催生了早期科学探索的组织形式和知识生产方式。 在此之后，为了适应科学研究愈发系统化、精确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人们将整体知识拆解为不同的模块，由此形成了边界明显、标准明确、门类多样的学科领域。 我们当前所熟知的学科划分体系在19世纪基本形成，在此之后，德国研究型大学、法国大院校等新兴教育机构的出现促使学科建制进一步专门化，各个科学学科的专业标准也在不断完善（崔延强、段禹，2021）。

如果说工业革命和新科技革命时期科学探索和学科建设的特征是“分工”和“标准化”，那么数字革命以来，原本条块分割、壁垒森严的学科划分体系已经逐渐难以满足人类持续探索复杂科学问题和应对全球治理重大问题的客观需求。 尤其是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领域的广泛普及应用，进一步改变了生产关系与知识结构需求——在以数字化方式大幅提高生产率的同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也要求更高的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水平。 尤其是，数字经济相关研发与应用工作内容更加复杂多变，往往需要形成具备不同领域学术资源整合能力的团队进行协同攻关，研究人员的跨界流动与合作频率更高。 因而，在当前时期，高等教育的不同学科之间需要进一步地从“孤立静止”走向“问题导向”和“开放包容”，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组织和人才培养模式逐渐成为各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发展的新趋势，也成为推动前沿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高等教育的学科本质上是人为划分的一种结果，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国别差异，其结构变化的依据主要是各个发展阶段科技创新和人才技能的市场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依循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行调整的互动过程并非一一对应的简单逻辑关系。 例如，农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农学人才，也需要数字技术、生物化学、经济管理等多个领域的专业人员； 电影工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戏剧文学、音乐美术等人文学科的人才禀赋。 某项产生重要社会价值的创新成果很可能来自人文学科、社会学科、自然科学学科或者应用科学学科等多个领域的协同贡献。 这一趋势在数字时代更为显著。

因此，有关某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各类学科人才具体应该以何种确定比例进行分配较为合理的命题，在当代世界范围的实践过程中并没有统一的定量结论。 因为产业结构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各国高等教育体系主要根据市场需求和社会反馈进行人才培养结构的调整变化，经过长期探索、演进和建构，逐渐形成内嵌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学科格局。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部门的结构调整能力、政府和社会的支持程度最终都将影响高等教育体系对社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二）拉美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特征及现实困境

拉美地区高等教育的起源和发展存在较长的历史。 1622年，天主教会与西班牙皇室联合建立了阿根廷的第一所大学——科尔多瓦国立大学（UniversidadNacional de Córdoba）； 1816 年，巴西开办的第一所专科层次的专业学院——皇家科学艺术学院，奠定了巴西高等教育专业化发展的道路； 智利于1842年出现了第一所大学，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本国高等教育体系。 拉美各国在20世纪相继经历军政府独裁、民主化改革之后，地区高等教育逐渐呈现大众化、多样化和私有化的发展趋势。 具体而言，这一地区的高等教育具有以下特征及问题：

一是高等教育低成本扩张，高校办学经费水平低。 巴西、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虽然通过高等教育扩招提升了入学率，增加了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途径，但事实上，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却并没有随着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同步提高。 以生均经费为例，巴西、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投入水平本来就远低于OECD国家，最近二十年间更是呈现出缓慢增长和剧烈波动的特征，高等教育生均财政经费占人均GDP的比重普遍呈现下降趋势。 1998年巴西高等教育生均财政经费占人均GDP的比重是78.9%，2013年下降为29.5%； 智利和阿根廷的高等教育生均财政经费占人均GDP的比重也分别从1998年的20.6%和20.3%，下降到2014年的17.3%和16.3%。 这说明在最近的二十年间，拉美国家的高等教育生均财政经费基本没有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增加而增长。 其中，智利受到20世纪80年代金融危机的影响，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59%骤然下降到1990年的0.48%。 生均经费水平低下和办学经费来源的不稳定无疑会影响到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人才培养质量。

二是研究型大学稀缺，研究生教育发展滞后。 拉美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顶层是极少数精英化的公立和私立大学，这些综合研究型大学占据大量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基本垄断了全部的学术科研工作。 在具有精英特征的院校之下，是大量的联合学院、独立学院、技术学院、技术培训中心和类似美国社区学院的“两年制工科大学”等高校机构，私立部门的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承担了拉美国家绝大多数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工作。 正因如此，虽然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国家在高校机构数量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规模指标方面已达到甚至超越部分传统发达国家，但入学人数比例的增长主要集中于本科层次，研究生层次及以上的人才培养规模很小。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计算，2016年阿根廷毕业的博士生人数为2314人，智利为699人，墨西哥为9268人，分别占总人口的0.053‰，0.038‰和0.075‰； 相比之下，同年美国毕业的博士生人数为69525人，日本为15804人，分别占总人口的0.3‰和0.12‰（注4）。 在研究生人才的培养规模和培养质量方面，拉美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与传统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均存在较大差距。

三是学科布局难以匹配经济社会创新发展需求。 巴西、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与发达国家高度趋同，未能构建满足本国产业创新升级人才需求的高等教育体系，形成资源错配。 从学科结构来看，商业、法律、管理、服务业等高校专业比例过高，均超过70%，自然科学、工程、信息技术等专业的比例较低，只占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总量的15%～25%（注3）。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和社会发展阶段较高，商业环境和法律制度、社会医疗、福利保障制度健全，因此需要更高比例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从事与生产性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相关的工作，如律师、会计、职业经理人等。 巴西、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相比于发达国家较为落后，工业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较低，对社会劳动力需求量大； 商业、法律、医疗保险制度不够健全，对这些行业相关专业的人才需求并不能与发达经济体相提并论。 如果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完全以发达国家为基准，将导致大量高校学生接受的知识技能培训与实际从事的生产活动无关，造成政府、社会和个人的高等教育投入的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

（三）拉美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滞缓的高等教育因素

在社会经济体系与高等教育体系的互动逻辑之内，我们将利用事实资料的比较研究视角，从基础研究、社会创新和人才供给三个方面讨论拉美国家高等教育究竟如何通过传导作用影响了这一地区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 同时也期望这些分析能够为进一步探究如何促进高等教育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提供借鉴启示。

一是数字技术的原始创新动能受限。 高等教育部门对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等基础研究领域的探索能力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高度，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未来数字技术关键问题的突破程度。 巴西、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低水平、不稳定的经费投入体系影响了这些国家高等教育部门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探索能力和主动意愿。 拉美地区绝大多数的研究团队分布于少数公立大学，但是科研活动，尤其是基础研究往往难以在拉美地区高校中受到重视，许多研究机构将基础研究视为奢侈的项目，不值得花费经费支持（Sutz J，2003）。 高等教育部门基础研究环节的缺失将影响社会原始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数字技术及相关产品和服务的自主研发、推广和迭代升级也就难以为继，只能作为数字技术的消费者和需求端，而本国数字产业将逐渐失去国际和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二是难以形成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创新网络。 在传统的基础研究职能以外，高校与政府、企业开展的产学研合作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部门直接嵌入社会创新网络的主要作用方式。 著名的“三螺旋”理论提出者亨利·埃茨科威兹教授认为，政府、企业与大学是知识经济社会内部创新制度环境的三大要素，这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所在区域社会中的创新网络，其中科研院所与大学主要通过研究中心、科研小组以及个人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活动良好的接口，发挥技术创新辐射作用。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数字技术的持续进步，同样也需要植根于这一创新模式下政府、市场及高校协同耦合的社会创新网络之中。 “硅谷”地区构建的区域创新网络中，各类大学与市场部门的高水平产学研互动直接引发了世界数字经济发展浪潮，并诞生了谷歌、苹果、Facebook等数字产业巨头。 拉美国家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稀缺，使得高等教育部门在数字经济相关的产学研合作，以及区域数字经济创新网络分工中承担的作用有限，难以形成高等教育和数字产业的规模集群效应。

三是数字经济相关的创新研发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供给不足。 以R&D活动为代表的有目的的研发与创新应用活动是数字技术进步的重要基础，R&D人员包括高校、企事业单位中从事科技活动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等，这一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对于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前沿应用技术的吸纳、研发和创新能力。 但是，在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中，R&D研发人员比例较低的情况在最近的二十年间未能随着人均GDP的提升得到明显改善。 根据世界银行（WorldBank）的统计数据“每千人劳动力中R&D人员数量”指标来看，以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全职研究开发人员在社会劳动力中的比例明显低于美国、日本、韩国等OECD国家，2000年巴西每千人劳动力中R&D人员数量约为1.7人，阿根廷约为2.3人，墨西哥约为1人； 到2015年，巴西每千人劳动力中R&D人员约达到3.5人，阿根廷约为4人，墨西哥约达到1.1人，增速缓慢。 全职研发与高层次应用人员的稀缺既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层次较低的结果，同时也导致这些国家数字技能的普及和数字人才的供给难以支撑数字经济的规模发展需求。

以上讨论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定位与匹配问题提供了参考借鉴。 实际上，虽然产业分工和知识分工会造成特定时期社会对于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新旧产业的交替也会形成某些前沿领域的人力资本空缺，但是，这些差异和空缺的未匹配状态反馈到高等教育的演进变革中，就不能仅仅等同于学科结构的调整变化。

人才培养结构只是高等教育部门与外部产业结构互动连接的一个直观维度，在此之外，作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高等教育体系内各类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稳定性和规范性，以及人才培养层次与研发创新需求的适配性，都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一个国家的数字经济，乃至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拉美地区，乃至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中高收入经济体，要实现数字经济与高等教育的耦合发展，有以下三点建议。

（一）建设层类分明、功能多元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

教育供给类型丰富的高等教育体系才能适应知识技能需求多样化、人才培养理念多元化以及受教育群体多样化的复杂情景。 这要求高校机构类型和办学模式应当由线性趋同转向多维分化，形成满足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收入水平学生的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需求的终身教育体系。 由此构建的具备全面性特征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既有以基础研究和“仰望星空”为使命的高水平、综合类、研究型大学，在完成现有前沿领先数字技术的吸收、转化和突破的同时，进一步探寻未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理论潜在的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 也要有“脚踏实地”专注服务所在地方数字经济发展的应用型大学和高等职业院校，通过培养具体应用领域的专业化数字人才，提升区域创新网络各环节的数字化人力资源禀赋。

（二）推动形成跨领域、跨学科、跨平台的学科格局

数字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学科布局应当以促进科技创新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需求为导向，在保障各类学科协调发展的同时，构建跨学科、多学科、交叉学科平台等组织形式。 正如前文所述，科学技术的不断前进是数字经济的源头活水，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是数字技术的研发应用，都离不开大量具备综合知识素养和团队协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因此，工业化时代界限分明、相对孤立的学科分类体系，显然不再适配于数字经济时代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工作和复杂科研问题的协同攻关。 因此，学科结构的调整思路不应再过分强调理工科或人文社科之间的学科分化，而是要着眼未来，以更加长久的时间周期去评估各类学科的经济贡献和创新地位，以促进高等教育部门对于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解决能力为依据，统筹学科发展格局，促进各类学科交叉融合。

（三）实施数字通识教育与高层次数字技能培养

数字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要注重培养各专业学生的通用数字知识，并将不同层次数字技能的普及推广融入到高校人才培养的过程之中。 除了持续推进与数字产业化直接相关的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相关专业发展之外，还要兼顾产业数字化和治理现代化等各类人才的需求，思考传统高等教育专业门类，尤其是应用特征为主的专业（如机械工程、临床医学、教师教育等领域）对应行业的数字化发展趋势。 深入理解诸如智能制造、“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医疗”、大规模在线学习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产业结合所产生的与潜在的影响，探索归纳对应行业的通用性数字知识和数字技能，并根据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人才和技能需求适当改进相关专业的授课内容、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开展“数字通识教育”，帮助各个专业的学生把握数字化发展浪潮带来的就业机遇。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腾讯研究院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