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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顶梁柱、国家队，肩负着推动经济发展和增强社会价值的重要责任，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国资委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0.3万亿元，受疫情影响，同比增速下降2.2%； 但是同期实现净利润1.4万亿元，同比增长2.1%。 2021年一季度，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8万亿元，同比增长30.1%； 累计实现净利润4152.9亿元，同比增长2.2倍，较2019年同期增长31.1%，两年平均增长14.5%，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
2021年全国两会上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在将加快数字化发展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的同时，也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新发展阶段，如何认识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定位，识别国企数字化转型的主要障碍，把握国企数字化转型的趋势方向，是亟待研究说明的问题。
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定位
首先，在认识深化上，推进国企数字化转型是一项极具艰巨性、长期性和系统性的工程。 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的信息化升级，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工程项目，更不是对业务流程的修修补补，而是企业价值链、组织链、管理链、资金链、生产链、供应链、服务链的全面革新，是体制机制、管理流程、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
第二，在推进路径上，国企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需要企业自上而下推动的“一把手工程”。 强大的组织保障是顺利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基础，需要设置强有力的部门来协调业务和信息化部门，统筹推进数字化转型落地。 国资委网站开辟“一把手谈数字化转型”专栏，自2020年12月至今，共有包括中国大唐、中国华能、中广核、国家电网等在内的30家央企一把手发文阐述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与探索思路，部分央企晒出其数字化转型路线图。
第三，在实现方法上，数字化转型不仅要求企业能够迅速学习和掌握数字化新技术，还要将新技术与业务融合贯通形成组合优势 ，把新技术的应用变现为实际的业务价值，推动业务持续改革。 德勤发布的《国企数字化转型全面提质增效》报告显示，数字化转型企业中有27%的企业是由业务部门和IT部门联合主导的，远高于业务部门（21%）和IT部门（19%）单独主导的比例，表明数字化转型已走向业务、管理与技术深度结合的阶段。
第四，在转型目标上，“平台化、数字化、生态化、产业链、智能化”成为央企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词。 加快构建“智慧生产、智慧管理、智慧运营体系”成为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目标导向，从而推动国有企业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产的同时，产生更多更广更深的社会价值。
国企数字化转型的主要障碍
当前，大部分国企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展开数字化转型尝试，但因国企数字化转型并非只是局部信息技术累加，而是需要通盘考虑业务、经营、人才、技术等多方面的数字化融合，再加上国企庞大的规模和复杂的体制，更使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整体协同推进成为一项艰巨任务。
来自多方调研数据显示，当前，更多国企尚处于数字化转型的起步期。 浪潮集团2020年底发布的《新形势下的国企数字化转型之路》白皮书显示，从整体情况来看，大部分国企数字化转型还处在初级或者中级阶段，达到高级阶段的企业只有5.3%左右。 不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进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德勤的报告显示，互联网、电信和媒体资讯行业数字化水平较高，而汽车、电力、机械、油气、化工等国企集中的传统行业，仍处于数字化转型的爆发起点或企业转型发展的关键节点。
造成国企数字化转型实际动力明显不足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 德勤在报告中指出，原有多个信息化系统的整合利用、数据质量和可用性、缺乏统一的数字化转型愿景和目标，是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最大的三个挑战。 埃森哲也在其研究报告中提到，缺乏可信的数据和IT系统、技术和创新成果在组织内扩散的交易成本高、难以快速实现技术在企业现有架构内的部署，以及企业架构缺乏足够的应对技术不断升级迭代的灵活性，是阻碍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掣肘因素。
此外，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是，国企数字化转型作为新生事物，很难找到成熟案例作为参考。 虽然国资委科创局在2021年3月公布了100个国企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但仍难以涵盖不同企业在各类场景下的数字化转型需求。 加之国有企业很多都是集团化经营，规模庞大、系统复杂，其转型过程中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也更为纷繁复杂。 埃森哲对中国1012家企业的高管开展调研，有三分之二的受访高管认为难以在整个企业范围内将数字技术转化为大规模的创新并充分挖掘其商业价值。 腾讯研究院在调研中也发现，当前国企的数字化转型更多是停留在某一垂直管理领域，比如集团财务系统、金融企业的投资系统等，但整体的系统平台建设仍旧艰难。
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方向思路
国务院国资委领导的讲话透露出重要的政策导向。 2021年1月19日，国资委党委委员、秘书长彭华岗在国资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加快央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3月19日，国务院国资委科技创新和社会责任局局长苟坪在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指出，“下一步将与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沟通合作，合力组织实施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计划。 统筹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数字应用场景，打造行业转型样板，开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新局面”。 4月16日，彭华岗在介绍2021年一季度中央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十四五’期间，国资委将引导企业积极参与‘两新一重’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2020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国企数字化转型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指明了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四大方向，在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的作用。 结合中央企业一把手谈国企数字化转型内容，可以归纳出不同行业中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些典型做法。 如下表所示，简要列出了不同行业类型中代表性国企在数字化转型方向上的有益探索。
从以上政策及动向可以看出，2021年国企加快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提速生产经营数字化进程，着力培育数字新模式新业态，已成为势在必行的“硬指标”。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如何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采取实际行动推进数字化转型，将成为衡量国企改革成效的重要内容。
第一，加快制定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 数字化转型不是对企业的零散修补，而是全方位的深度变革，涉及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所有内容。 如果缺乏顶层设计，在转型过程中也就将缺少目标指引和制度保障，从而拖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甚至会走向失败。 因此，需要根据自身所处行业的属性特征，制定具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在其中明确数字化转型的远景目标，形成数字化转型的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提高全体员工的数字素养，正确处理战略与执行、业务与技术、组织与管理的关系。
第二，以“小口切入”的方式识别并选择最适合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领域，持续进行解决方案的快速迭代与优化。 《通知》中已经明确提出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四个方向，对于尚处于转型初期的国有企业而言，难以面面俱到地在四个方向上同时发力，多面出击不仅会导致目标分散，而且还会加重转型过程中的预算压力。 更具可行性的选择是，在实践中发现并选择较为具体的领域进行尝试、探索与突破，采用快速迭代的方式修正转型中的方案漏洞并积累行业经验，以成功案例在企业内部形成正反馈的激励循环，提高企业转型的内在动力。 如腾讯云游以集团企业“新入口”作为一种数字化转型的新思路，以人和组织的在线为第一步，以此推动企业连接、数据流转、决策效率提升。
第三，构建以运营级平台思想为代表的一体化经营管理平台、共享服务平台和共享数据平台，成为数字化转型重要抓手之一。 从业务角度来看，国企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的研制业务和管理模式的变革重构。 相比于局部实现信息化，国企数字化转型要搭建的是一个全场景、全链条的数字生态运营级平台，《通知》中用大篇幅强调数据的应用与安全，因此数据运营级平台的建设将成为重中之重。 在这方面，腾讯已积累了丰富的案例与经验，例如帮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计了央视频5G新媒体平台总体架构，通过搭建数据运营级平台，使指标体系服务于全面业务应用； 为南方电网打造云数一体的数字南网数据运营级平台，突破两地三中心灾备技术极限。
第四，以开放融合为原则，共建数字化转型生态圈。 对于国企的数字化转型来说，离不开在学习先行企业实操经验的同时，积极展开异业合作，借助互联网企业在数字时代前半场累积的优势，多方协同构建数字生态共同体。 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需要充分发挥作为数字化转型“小助手”的作用，推动数字化转型生态圈的共融共建，联合打造行业标杆案例，为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经验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