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的数字化如何实现？

对奇迹的礼赞，对未知的忧虑，总是结伴而来。
2020年，一场持续至今的疫情加速了科技与社会的融合。所谓“数字化生存”从未如此深入而普遍，似乎已经远超尼葛洛庞蒂三十年前的预言。同样是在2020年，一场对“数字化生存”的深入思考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于数字科技的争议其实由来已久。但这一次，这种争议正在超出学术研究的范畴，以情理夹杂的形态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议论；不只是停留在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宏大叙事，而是渗透进看似琐碎、细微的生活与商业。
此情此景，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调”负责任的数字化”，让快速发展的数字科技能够更好改善人们的生活。那么，无论是在产品标准、企业行为的微观层面，还是在公共政策、社会认知的宏观层面，负责任的数字化如何实现？
1月9日腾讯研究院主办的腾讯科技向善暨数字未来大会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葛燄、腾讯用户研究与体验设计部总经理陈妍，在乐平基金会联合创始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出版人沈东曙的主持下，展开了一场讨论。

以下是圆桌对话的详细内容。

数字伦理与责任：

讨论正当时

沈东曙：大家好，很难得戴着口罩跟大家交流。非常高兴接受腾讯研究院的邀请来主持这场论坛，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数字责任”。关于“数字责任”，大家可以从认知、政策、平台和产业等不同方面讨论。
2020年我参加了很多讨论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国家和地区关于数字责任的讨论，可以看出来存在不太一致的趋向：新兴市场国家和中国，讨论更多的是，怎样更好地用技术带来福祉；而在美国和西欧，更多是谈论技术带来的伦理冲突。所以，今天我想先请几位嘉宾来谈下，在认知的层面上，您对数字责任怎么看？
邓国胜：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数字化社会。数字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但确实也会带来数字责任的问题。我小时候看过的最震撼的一部电影，叫《未来世界》，就涉及到机器人伦理的议题：到底是人类主宰机器人，还是机器人统治人类？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数字伦理与数字责任问题。数字化的发展不仅意味着提高生产效率、增进人类福祉，也要确保数字化发展最终是服务于人类，而不是相反。

沈东曙：前一个月我还跟朋友讨论脑机接口的问题。他说，美国一家公司正把研究重心放到永生上面。怎么让人永生呢？过去的办法是不断给自己换“零件”，现在的办法是不用换“零件”了，而是换整体——把你的记忆摄取后换进去（新的身体）。这样以后你还是你吗？这会带来很多伦理上的讨论。

孙萍：沈老师和邓老师谈的都非常宏大，我从一个小的切面做一点延展。今年社会科学领域有一个火的词，affordable，就是可供性的意思。它在讲，技术或者技术与人相互交合的时候所产生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以是一种赋权,也可以是一种去赋权。
说回数字产品的社会责任，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思考：第一，这个数字产品设计的可供性，是不是正在创造一种社会化的、结构性的器皿？与此同时，它是不是在弥合社会的差异？第二,是数字产品对健康造成的影响。很多年轻人讲我们眼瞎了、颈椎不好、腰也不好……就是因为数字产品在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吸”走了我们太多的精力。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处理数字产品设计的可供性？是不是到了一个槛儿，我们真的不需要手机了，或者我们的APP又到了一个创新点？这是我想到的两个点。

负责任的产品设计：

服务每个人

沈东曙：谢谢孙萍老师的观点。刚才谈到的这些宏大叙事最终会在公司层面和产品层面体现。去年疫情期间，全球有两百多家大公司的CEO共同签署了一个向“利益相关者经济”转变的宣言。公司不再是单独对股东负责的公司，而是向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公司。这件事反映出，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行业正在迅速地平台化，平台公司正在迅速地头部化。这些头部公司就有非常强的外部性，甚至构成社会基础设施。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一些中国公司也越来越有自我意识。那么我们请腾讯基金会的秘书长葛燄来分享下她对数字责任、对技术与公益的关系的认识。
葛燄：我可能不像邓教授看得这么宏观。在腾讯工作这几年，我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信息产业的变化，感受到数字化给生活和社会带来的变化，感受到企业内部生长和爆发出来的科技向善的驱动。
数字化如何让生活更美好，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930变革”（编者注：此处是指腾讯2018年9月30日宣布启动组织变革升级）后，在参与推动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我考虑的是，如何帮助传统产业在数字化时代更有效率地发展；在加入腾讯基金会后，我考虑更多的是，数字化给产业带来的能量，能否让社会的边缘人群也享受到。比如，疫情期间在线教育产业快速发展，能否让更偏远的乡村地区的孩子也能接触到好的教育内容，是否解决了教育不公平的问题？
这些感受也是很多是来自去年以来的疫情。疫情刚开始时，公司有好几百名志愿者自愿支持基金会的工作；最后，整个公司有上万名员工投入到科技战疫中，完全是以技术志愿者的方式投入，为战疫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比如大家熟悉的腾讯会议。基于这种经历，腾讯基金会打出“科技公益”的理念。我认为，这是一个企业、一个像腾讯这样的企业，应该去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是腾讯该做的事情。
沈东曙：我们接下来把话筒给陈妍。作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企业部门的负责人，她从事的用户体验设计工作，与数字责任有什么关系呢？
陈妍：刚才我也听取了前面嘉宾的讨论。在前面的一场讨论中，网大为先生（腾讯首席探索官）有讲到，假如我们做技术的这些人，或者说我们的技术，没有和真实的需求和场景结合起来的话，那其实很难高效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我的工作就是怎样让技术更接地气，离用户更近一点。
谈到数字责任，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大家有亲身感受的案例。三年前，我们做“数字广东”项目。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要把政务服务数字化，让大家通过在线平台完成所有要办理的事务。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用户体验设计团队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大家可能认为，工程师都是在坐在电脑前编程、做设计，而我们则是项目组的所有同学都走到办事的地方、走到工地、走到学校，去访问频繁使用政务服务的市民，了解他们对政府办事的实际感受，有哪些觉得不方便的地方，然后才能知道产品开发过程中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第二，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过往我们做产品设计，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都讲究寻找目标用户，进而赢得你想要占领的市场。但是，我们做数字广东这种服务的过程中，就不是去寻找目标用户，而是提出“要为每一个人设计”——不是只为那些习惯使用互联网的人或者愿意花钱买服务的人服务，而是要为每一个人，包括中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文化程度不那么高的群体提供服务。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项目才算是成功。
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来看，到底怎样在日常工作中体现“数字责任”？最终，我们就有了一个思考：当你拥有技术和工具的时候，能不能够主动为你所要服务的人思考；而不是说，因为我掌握了资源，所以其他人要来适应我。这个主动的选择，就是数字责任的最好体现。这是我们前期在工作中的思考。
最近，我们也很希望把这些来自项目的思考和经验，推广到更多产品服务。所以，我们在探讨“数字责任指数”这样一个项目。尤其是在疫情以来，“数字鸿沟”等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政府部门也在号召企业去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数字责任指数”，我们考虑的是，“数字责任”要如何在产品体现呢？我们总结了几点内容：第一是数字安全性，比如用户隐私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又如用户的网络账户和资金往来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第二是数字健康，健康又包含很多内容，比如内容的健康，又如是否影响到生活习惯和身心健康。此外，还有数字包容和数字友好。这和我过去近二十年的工作有很大关系，比如怎样让我们的产品服务到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怎样在产品使用过程中体现友好的态度？
这就是我们最近正在探索的工作。有机会欢迎能进行更多讨论，看我们还有没有哪些思考不到、可以优化的地方。谢谢！

热气腾腾之下，

也需冷静思考

沈东曙：我们已经看到，不管是产品经理，还是科技企业，都在不断迭代自己对于责任的想法，并且开始行动。我的很多国外朋友们经常说，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冷静思考的世界”，而我们给他们的更多是一个“热气腾腾的中国”。其实“冷静思考的世界”和“热气腾腾的中国”是可以并存的，就像今天大会的主题“共生的数字未来”。
接下来，我想先和孙萍老师聊聊《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热火的报道。你接收到哪些反馈？后续想就此做什么？
孙萍：那篇报道的作者是赖祐萱（《人物》杂志记者）。如果我跟大家讲，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你会相信吗？我们就是没有见过。这个事情非常偶然。为什么这样一篇特别长的文章可以火起来？其实，最主要的贡献不在我，还是《人物》的记者非常扎实的研究。我可能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学术性贡献。
我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刚刚上道的学术小白。2017年回到北京，看到中国“热气腾腾”的互联网，我很茫然，不知道要做什么研究。我之前的论文研究的是IT程序员，作为数字产品制造者，为什么会出现“35岁就出局”的情况？中国人口红利迭代为什么这么快？我们是不是正在沦为某种“数字技术的牺牲品”？沿着类似的脉络，我们团队开始做外卖人员的研究。从2017年开始，我们每年都会做一轮访谈、做一轮问卷，也跑了很多田野。我觉得和刚才陈妍老师说的产品调研有点像。我们会去蹲点，也会被当做记者赶出来。
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反思的过程，就是做学问应该为什么而做。这也跟我自己受到的学术训练有关系。说得大一点、好听一点，就是为人民做学问。或者说，我更希望推进一些问题的解决。我看过乐平基金会的口号也是这样，就是希望推进社会问题的解决。我的研究也是希望做到这点。

沈东曙：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这个“热气腾腾的中国”并不是只有上面的“蒸汽”和“热量”。我们的“热量”还是很有“含金量”的。不仅有像陈妍说的产品和技术层面的不断创造，也有像孙萍这样保持着对社会问题的警醒和对社会的关怀和热忱。结合起来看，双方都是在强调一个关键词：“建设性”。
我想回到邓教授这边。公共管理学院是培养公共管理人才、帮助政府制定公共管理政策的场所。关于数字责任，公共管理学院方面有什么应对？在培养人才方面，大家对数字伦理课题的热度是怎样的？或者，您从政府管理方面看到了什么样的新趋势？
邓国胜：确实正如东曙所说，国家的数字经济正是“热气腾腾”。“热气腾腾”背后确实也需要我们更多的冷静反思。前一段时间网上热议我国有新四大发明，这是国家热气腾腾的表征。但是如果我们冷静思考，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并不拥有新四大发明的核心技术，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其实还是掌握在发达国家。也就是说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最根本的还是需要有一些原创性的、基础性的研究。
公共管理学科最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政策层面如何推动数字经济真正可持续地发展。企业可能更关注数字科技的应用，而更加基础的、原创的科学研究，大多数企业并不会太关注，甚至没有资源、能力去关注。这恰恰是公共政策需要干预的地方，从政策层面鼓励、甚至激励大家加大基础科学的投入与研究。另外，关于个人数字信息的隐私保护和数字伦理的标准等议题，也需要行业共同关注、需要公共政策进行干预。
数字时代的产品跟工业时代相比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数字产品传播特别快，可以产生无穷的爆发力，也可以产生无穷的破坏力，需要我们思考怎么去制定相应规则。刚才陈妍也提到，腾讯已经在思考数字责任的标准是什么。我理解，这其实就是为数字产品制定一种标准。传统的工业产品，只要满足消费者需求，达到某种质量标准就好，但数字产品不一样，它始终处于不断迭代的过程当中。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其实并不像传统工业产品那么明确。数字产品的标准，不仅仅是一个质量标准。它不仅要满足使用者需求，而且要兼顾公平，要缩小“数字鸿沟”，还会涉及个人隐私保护。正如刚才陈妍提到，健康、包容、安全和友好等标准。当然，数字产品可能还要有一些新的标准，我觉得需要大家进一步研究。

开放科技能力，

回应社会需求

沈东曙：公共管理要回应时代需求。随着行业平台化和平台头部化的趋势，为什么大家对头部平台公司有这么多要求呢？因为，大家对平台天然地有一个“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要求。我想请葛燄谈下，您在腾讯的经历包括业务部门和基金会，您是怎么看待“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
葛燄：像沈老师所说的，腾讯作为一家在数字领域发展比较快的企业，一定要起到领头作用，尤其是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我从产业部门来到基金会后，也开始推动基金会的一些升级。大家看我今天戴着小红花。这个标志代表的是腾讯公益和99公益日，就是运用腾讯的科技能力搭建的互联网捐赠平台。但是，随着这个公益行业的数字化发展，我们发现公益组织其实不仅需要资金，也需要技术。我认为，这就是腾讯这样的企业必须做的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部分人落后，我们还要去解决均衡性和公平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99公益日的热度会延续到全年，还要让更多企业参与进来，让更多想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和我们一起运营腾讯公益平台。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升级。第二个升级就是刚才提到的“科技公益”。这也是腾讯倡导的“科技向善”、“数字责任”的一部分。刚才讲到，去年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公司内部很多志愿者积极加入。其实，除了腾讯员工外，全社会还有很多这样有技术能力、并愿意奉献的志愿者参与其中。同时，除战疫外还有很多社会问题需要去解决。所以，腾讯基金会希望在数字科技、专业志愿者和社会需求之间做个连接，并且支持科技公益项目落地。
这是我们的一个远大理想，目前刚刚开始探索。去年我们推出了科技公益计划第一期的平台，已经梳理出20多个来自腾讯各条业务线的科技公益项目。比如，我们把腾讯会议用的人工智能降噪技术，公益性地提供给人工耳蜗的生产厂家，去提升听障群体的体验；我们也在支持一些养老院，探索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和信息化平台看护老人。我们希望，将来这个科技公益平台能够建立和跑通一套机制和模式，聚合来自腾讯的、来自社会各界的科技力量和公益力量，一起去解决更多社会问题。
沈东曙：接近讨论会尾声，我最后想请大家用两分钟回应下：有关“数字责任”，你在未来一年最希望看到什么变化？可以是自己和所在公司和机构促成的变化，可以是你最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可以是一个具体的变化，比如老年人更好地使用手机、偏远地区的孩子更方便地接入远程教育、残障人士更好地使用脑机接口等等，也可以是更加思辨的问题，比如在政策制定方面的变化。我们先从陈妍开始。
陈妍：我们希望今年“数字责任指数”在公司内部有一个更加广泛的普及。我们在去年年底在公司员工大会上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采访了很多用户，请他们来讲，腾讯作为一家拥有这么多用户、影响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一家公司，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够好？我们把这些用户之声拍成视频在内部传播，已经有很多同事开始思考和讨论。
由此延展开来，今年我们的工作目标、想要达成的愿望分为三点：第一，我们能够更加了解我们的用户，了解他们内心是怎样去评价产品的好与坏，包括哪些方面和维度。第二，我们要在公司内部推动数字产品无障碍改造，希望可以整合公司内部资源，通过开源协同的技术文化，让这个事情得到更多关注和重视。第三，我们要把科技公益平台向外推出，希望更多有能力、有技术的伙伴，不管个人还是企业，都能参与其中，贡献一份力量，解决我们面对的社会问题。
沈东曙：我用主持人的特权先说一个愿望，说不定待会儿我还可以再说一个愿望，如果跟大家不重复。乐平一直在说，中国的商业创新是社会创新的特别重要的部分，希望在中国推动利益相关者、特别是企业，通过一套有效的方法来检查自身的行为。陈妍讲的是产品的指数，我们更多讲的是企业的指数。我很希望中国的平台企业都能试试BIA（见注释）这个指数，能够从公司各个方面、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衡量自己的公司。
邓国胜：我想说，数字经济确实给人类社会、给中国带来无限的遐想空间，但是也确实带来了很多未知的、需要探索的东西。很多东西我们确实不知道，正因为不知道，才有研究的价值。未来，希望我们能够更好地推动社会对数字伦理的关注；另外，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研究成果出来，让我们从不知道变成局部的知道。我们也希望这种知道能够影响公共政策，有助于数字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沈东曙：中国向来在微观创新上是比较强的，所以特别强调市场主体在数字伦理、数字责任方面的创新。邓老师讲了另一个特别重要的边际效应，就是说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有很多投入，这些成果如果能够更好地转换成公共政策、促进创新生态，在这个时间点上是特别有价值的。我们请下一位孙老师。
孙萍：我有一个想法，中国的互联网走过了辉煌的二十多年，到今天的气象万千，我们是不是到了一个时间点，可以去反思技术“开放性”的可能？这个“开放性”可能要从硬件和软件两个层面来看。有一点我必须要讲，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平台化的社会，正在形成一种网络的“巴尔干化”；就是大家都生活在一个个区隔的、小的系统里面，主要目的都是控制和掌控。呼应一下今天论坛的主题“共生”，我们怎么把一个巴尔干化的网络变成一个共生的系统。这是我希望能跟大家一起反思、探讨和实践的。
沈东曙：谢谢孙老师，五年前我参加了多哈世界教育峰会，主旨演讲是阿兰教授、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说教育在当代最主要的使命是教会大家和平相处。共生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回应对数字化未来的期待。最后请葛老师。
葛燄：我今年的愿望分为微观和宏观。微观的层面，我非常希望和腾讯内部的所有伙伴一起，在数字化发展的新时代，共同迎接企业社会责任升级的挑战。这个过程需要大家付出很多努力，包括心态的改变、工作方法的改变等等，要面对很多挑战。宏观的层面，我特别认同孙萍老师所说，数字时代的企业社会责任也是开放性的，腾讯肯定会更加开放地与各位伙伴合作，希望数字领域的伙伴们共同承担。整个数字经济和社会的繁荣、数字责任的实践要靠大家一起。
沈东曙：今天这场45分钟的圆桌论坛主要讨论了怎样用一种开放共生的心态，来应对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伦理和责任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的经济体，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种“热气腾腾”、快速发展的状态；同时，也看到了来自社会的反思和警醒，还有对未知的拥抱和研究的动力。相信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的创造力、对新兴市场的创造力、对全球合作产生的创造力，应该抱有期待。谢谢腾讯研究院的邀请，谢谢大家的耐心，谢谢各位嘉宾的讨论！

注释：

BIA：B Impact Assessment从各利益相关方出发，评估主要覆盖5个维度：治理，员工、社区、环境、客户。通过这五个维度的评估，能够系统全面的反映一家机构的社会和环境影响。https://app.bimpactassessment.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