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税是当前国际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欧盟是积极推动者。它于2018年3月公布了数字经济公平税收规则的提案，近期英法宣布征收单边的数字服务税。数字税是新生事物，我们需要准确把握背后的动机和逻辑。其征收理由是欧盟认为互联网公司的税率太低，征收的基本逻辑是用户参与了价值创造，而实际上是针对别人家的孩子——想从美国互联网公司身上分一杯羹。对此须保持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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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理由：
互联网公司的税负较低
欧盟时有报告指出，美国科技公司造成了税收缺口，数字公司的税负比传统公司要低很多。欧盟委员会常用的例证是——数字公司的实际税率是9.5%，而实体企业高达23.2%。这是欧盟征收数字税的直接理由。但从我国来看，情况未必这样，我国互联网公司承担着与实体公司大体相当的税负水平。
根据全国工商联《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2019年我国民营企业500强纳税额前20家的税负率平均数为10.6%，中位数为9.9%。这20家民营企业是以房地产和制造业为主。如下表所示。根据贵州省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计算，2019贵州企业100强（均为实体企业）总体税负率为11%。
2019年民营企业500强纳税额前20家税负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工商联数据整理。
根据全国工商联《2019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百度公司2018年缴税总额为121.22亿元，按此计算其税负率为11.8%。根据阿里巴巴发布的数据，2018年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总计纳税516亿元，按此计算其税负率为12%。百度和阿里（含蚂蚁）两家互联网公司的税负率（约12%），要明显高于民营企业纳税额前20家的税负率平均数（10.6%）和中位数（9.9%），也明显高于贵州企业100强总体税负率（11%）。
人们的直观感受是，互联网公司占用较少的公共资源和公共设施，造成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碳排放等负外部性也相对较少，且属于国家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会享有一定的税收优惠，税率理应不高。但以上数据清晰表明，我国互联网公司承担的税负并不比实体企业低。这与欧盟声称的“数字公司的税率仅有实体企业的41%”有着极大不同。
征收逻辑：
用户创造价值
欧盟认为，数字经济改变了企业的价值创造方式，用户在价值创造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而现有税收规则与此不适应。互联网公司通过分析挖掘用户留存数据，可进行精准的广告投放和信息推送，从而优化经营效果，获得更高利润。按税收规则，企业向其实体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税，其他地区的用户尽管在此过程中创造了价值，但这些地区因没有该企业的物理存在而无法向其征税。即传统的税收规则不考虑用户对利润的贡献，不考虑用户的价值创造。因此，欧盟希望推出数字税来改变国际税收规则。其中一个提议是使成员国对在其领土内创造的利润征税。只要满足在年收入、用户数、合同数三方面给出的标准之一，数字平台将被认定在该成员国拥有应税的“数字存在”或“虚拟常设机构”，即使数字平台在该国并无物理存在。
实际上，“用户创造价值”在互联网兴起之前就已大行其道。198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冯·希普尔教授在用户创新理论中指出“用户是创新的主要源泉”；对啤酒、尿布和星期五的故事，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仔细分析可见，所有价值都需要经过用户才能真正实现。我们不否认用户创造价值，也不能忽略用户还享受免费服务的事实，这部分的价值甚至更多、更大、更普惠。
为衡量免费服务的价值，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Erik Brynjolfsson和Avinash Collis从消费者剩余的角度进行了测算，即用户肯放弃某项服务所需要的经济补偿。结果表明，搜索引擎是最有价值的数字商品类别，每年为每位用户创造价值的中位数超过1.7万美元；其次是电子邮件、地图、视频流媒体和电子商务，分别为8414美元、3648美元、1173美元和842美元；社交媒体、在线音乐和即时通讯相对较低，但也有150-350美元之多。这里面包括一些付费服务，但需要支付的费用远低于所获得的消费者剩余。以视频流媒体为例，Netflix的年费是108-216美元。用户从视频流媒体中获得的消费者剩余是1173美元，是用户为访问而支付费用的5-11倍。如下图所示。
不同数字商品为每个美国用户创造的年度价值（基于中位数）
来源：布鲁金斯学会，2020年2月。
以Facebook为例，自2004年创立到2017年它为美国用户创造了2310亿美元的价值。尽管Facebook会从中获得一定的广告收入，但仅是所产生消费者剩余中的一小部分。Facebook每年为每位用户带来超过500美元的消费者剩余，而每位用户每年给Facebook带来的平均收入在美国为140美元，在欧洲仅为44美元。据诺奖获得者WilliamNordhaus测算，企业只能从技术创新产生的总盈余中获取2.2%，剩余的97.8%流向了消费者。
征收对象：
针对美国大型互联网公司
马克思说过：“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对税收工作，政府定会十分上心。由于欧盟本土缺乏大型互联网公司，广大市场被美国公司占领，因此欧盟数字税不会伤及自己企业，其征收对象主要是Google、Amazon、Facebook、Apple等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数字税也被取四家公司之首字母称为“GAFA税”。美国对此强烈反对，不希望自己的企业成为喂养别国的奶娘。为阻止加征赋税，一千年前的Godiva夫人骑上了马背，特朗普总统则挥舞起加征报复性关税的大棒。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指出：“如果单边数字服务税引发贸易战，全球GDP每年减少可能超过1%。”
别人家的孩子不心疼。数字税只是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加强监管的手段之一。近年，欧盟以业务垄断、不公平竞争、侵犯用户隐私等理由，多次向美国科技公司开出巨额罚单。其背后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
欧盟数字税不仅有薅美国羊毛之意，在欧盟内部也是利益的再分配。欧盟自身“统一的市场，不同的税率”是数字税出台的重要原因。美国科技公司可能并没有逃税，只是把税缴给了欧洲总部的所在地——谷歌、Facebook、苹果、微软是爱尔兰，亚马逊是卢森堡。也就造成了欧盟所说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其他国家未捞到税收的好处，自然不乐意。因此，成员国对数字税的态度不一，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积极推动，爱尔兰、卢森堡、芬兰、丹麦等国则反对。如下图所示。
欧盟各国对数字税的不同态度
历史上，赋税和战争密切相关。所得税和印花税均源于战争对经费的需求，美国独立战争则起因于“英国苛捐杂税逼人太甚”。对赋税，不可不慎。法国18世纪《人权宣言》就提出：“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决定公共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批准，知悉其用途，并决定税率、税基、征收方式和期限。”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数字税是国际利益格局下的较量和再分配，单边行为实不可取。图片
参考文献：
[1] European Commission.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aFair and Efficient Tax System in the EU for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21 March2018
[2] Erik Brynjolfsson，Avinash Collis. How Should We Measure the Digital Economy? Hutchins CenterWorking Paper. January 2020
[3] 闫德利，数字社会发展与治理丛书之《数字经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