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首发于《小康》（2020年11月下）
       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提出要“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当前，我国正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数字化发展。数字中国建设进入新阶段，有着新要求、新挑战。

“数字中国”建设成就斐然
       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源泉。数字技术是当今创新最活跃、最富活力的领域，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技术不断迭代演进，成为数字中国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近年，我国不断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大幅提高，数字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一）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网络连接从人人互联迈向万物互联，技术应用从侧重消费环节转向更加侧重生产环节，这对信息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审时度势，做出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部署，为数字中国建设注入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加快推进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我国应对疫情挑战、把经济发展拉回正轨的现实之需。
     （二）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数据要素涉及数据生产、采集、存储、加工、分析、服务等多个环节，是驱动数字中国建设的“助燃剂”，对价值创造和生产力发展有广泛影响。我国对此高度重视，不断推动生产要素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生产要素，要求“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三）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新的经济形态，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我国数字经济保持快速增长，质量效益明显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根据信通院测算，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位，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35%，2019年已提升到40%，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数字经济在应对疫情冲击、保障民生、带动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我国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大力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各地区“一网通办”“异地可办”“跨区通办”渐成趋势，“掌上办”“指尖办”逐步成为政务服务标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等信息服务加快城乡覆盖，信息惠民便民深入发展，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国际排名不断提高。

“数字中国”建设面临新挑战
         近年数字中国建设取得突出成绩，面临重大机遇，但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仍然突出。这抑制了数字红利的充分释放，要求我们着力破除解决。
     （一）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科技创新领域的竞争态势逐步演化为系统、生态之间的竞争，对数字技术的创新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我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强，科技创新资源分散、重复、低效的问题制约着创新成果的转化，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对关键信息技术研发投入不足，基础材料、关键元器件等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缺乏长期稳定支持，技术进步  更新慢甚至断档；研发投入上“重硬轻软”，基础软件提升慢、技术差距大。科研机构和市场需求“两张皮”的问题依然突出，亟待形成以基础科研发展带动科技转化、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健康生态。需要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二）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力单一，产业互联网亟待补足
       在欧美发达国家，数字经济是以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双腿跑”的方式向前发展，我国则是消费互联网一枝独秀，产业互联网刚刚起步，呈现出“单脚跳”的特征。要跟上发达国家步伐，我们亟需补上产业互联网这门课。
       我国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极大。我国有1.2亿户市场主体，还有众多政府部门、学校、医院、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机构，它们对利用数字技术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有着强烈的需求，但这个市场远未得到有效开发，仍属空白。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央网信办等部委十分重视产业互联网发展。去年10月联合发布的《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要求“以产业互联网平台、公共性服务平台等作为产业数字化的主要载体”。今年4月又联合印发文件，把“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作为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的主要方向。建议加快制定实施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加快推进互联网和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
     （三）国内市场日渐饱和，国际化遭遇回头浪
       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日渐消失。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28小时，消费互联网市场趋于饱和。然而，国际化进展却不尽人意。特别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复杂，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和回头浪，数字企业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资本市场开始重新审视我国互联网的未来前景。
       与货物贸易主要追求商品本身的物美价廉不同，互联网业务往往涉及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软性因素。因此，相较于制造业，互联网的国际化对自身的要求更高，也更难。加快推进互联网数字企业走出去，我们必须把文化软实力建设摆到更突出、更重要的位置，全面提升国民素养，加强国际友好交流。我们要更加重视国际规则的协调，对认识上、利益上的分歧，力求细致耐心解决，求同存异，实现最大公约数。唯有这样，我国互联网公司实现整体走出去才能成为现实。
     （四）新冠肺炎疫情要求对智慧城市建设思路进行调整
       智慧城市是数字技术在城市管理和民生服务领域的集大成应用，我国近年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建设智慧城市。在疫情防控中，智慧城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了问题和不足。例如，各自为政，跨部门协调难度大，面子工程，“数据孤岛”等。疫情检验了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成效，对公共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必将引发人们的总结和反思，并对未来智慧城市建设思路进行调整。
       “数据中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成为未来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以顶层设计、统一运行管理的“数据中台”系统支撑不同业务之间的灵活部署，兼顾个性化和标准化，实现集中统一性和分散灵活性的有机结合，从而提高数字化治理能力，助力公共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