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诗雨 腾讯研究院研究员
何鲜 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微信朋友圈几乎被红白蓝的三色旗刷了屏，无数陌生人都在社交网络上为大洋彼岸的无辜逝者哀悼。这已经不是微信用户们第一次自发地因为“事不关己”的灾难事件表达真心的悲伤和愤怒，类似的还有天津港大火、三峡沉船事故、叙利亚难民危机等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起“日常生活之外”的事件，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似乎与一种传统的看待社交网络的观点是相悖的：社交网络正在使我们越来越冷漠。这种传统观点认为，在线交流无法通过他人的语言、神态获得对方反馈，并且社交网络上的对话通常是非即时的、碎片化的，这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大大削弱我们与他人产生共鸣的能力。然而这一传统观点在社交网络用户一次次对 “遥远的苦难”表达的温柔“共情”中受到挑战。
更大范围的社会共情：基于弱关系的情感反馈
所谓“共情”，就是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的能力，又被称为同理心。“共情”的激发包含如下过程：获取信息，获取他人反馈的确定性，使用价值观来衡量信息/行为，进而激活情感，如下图所示：
图1共情激发过程
不论社交网络中的用户是从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中获取信息，只要用户之间无法消除“多元无知”，无法获知他人对某一事件的态度，也就无法进行价值判断进而激发“共情”。所以面对灾难事件，获得他人对某一信息的态度或反馈是激活用户共情的关键所在。在强关系中，用户之间有着实际的社交联系，用户能依从现实经验判断出强关系的好友对巴黎枪击案的态度，进而消除了不确定性，投入情感判断。而弱关系中，人们是如何激活共情的？这是一个更易被挑战的问题。
事实上，当人们在微信上表达对巴黎街头劫后余生者的感动时，可能根本不认识照片上的人，也不熟悉照片的发布者。他们想要获得某一信息的确定性反馈，需要获得的并不是弱连带好友们的认同，而是一种“社会认同”，即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评判的价值尺度。
图2 基于强连带和弱连带的共情触发机制差异
弱连带关系在为社交网络用户提供大量、快速信息的同时，各个真实的用户也通过互动形成了一个社会反馈系统。或许一开始，受众对巴黎枪击事件本身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当他们社交网络中获得的社会反馈越来越多，逐渐了解到事件的恶劣性、严重性，那么受众就会与其他弱关系好友一样，获得确定的社会反馈，进而投入情感，产生大范围的社交共情。
弱连带构建更大的“想象共同体”
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的奠基人米德曾经将“自我”分为“主我”与“客我”。主我可以视为自身的意愿和行为主体，而客我则是他人评价和期待的对象，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在社交网络中，主我和客我都是通过标签化的形式存在的，用户通过标签的区分，通过与熟悉或陌生的用户的互动，构建出社交网络中虚拟的自我，构建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对于波士顿爆炸案，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可能是“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对于此次的巴黎枪击案，我们也都是可能被ISIS威胁的无辜平民。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也是共情的重要来源。
被称为社会学三大家之一的斐迪南·滕尼斯认为，受众交往的“本地网络”必将为“异地网络”替代，地方性的小共同体必将走向跨地区的、甚至世界性的大共同体。尽管我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正在出现弱连接扩散的倾向，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正在变得逐渐冷漠，社交网络正在引导我们构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而我们的“共情”也正在投射到更远的地方。
当我们欣喜地看到技术进步的同时，我们也为饭桌上各自玩着手机的人们，地铁里刷着微博微信的低头族们，以及“头可断wifi不可断”的宝宝们感到担忧。我们担心朋友圈里欢腾消减了真实情感的亲密，我们担忧碎片化的分享造成群体性冷漠。但是当灾难来临，我们似乎从被黑白烛光与悼词刷屏的朋友圈里，看到了另外一种景象与希望：一张被不断拉伸的社交网络，交错密织的弱连带社交，以及它们延伸出来的共情共德与消除国界的大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