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在西雅图的一家Pony Expresso咖啡店里，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开始了对这个绵长而又神秘的事物的体验，这个事物已得到了愈来愈多科学研究，而我们称其为爱情。最初的阶段被称为“盲目的热恋”。这是种让人兴奋纠结，眼神一刻亦不能离开的感觉，这个时候在你的渴望势力面前，仿佛世界停止了转动，时间俯首停顿。这个男性，当时44岁的华盛顿大学心理研究学家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被这个女人异常浓密的黑色卷发和她的创造力所吸引：她是一个业余的音乐家和画家，且和他一样，她也是个心理学家。这个女性，当时35岁的朱莉·施瓦兹，在《西雅图周刊》上放置了一条得到约翰回应的广告，对被推选为华盛顿大学教职人员停车场里最难看的交通工具——约翰的粗陋的小汽车，和他广泛的好奇心产生了兴趣。他学习物理、数学和历史，口袋里一直装着一本螺旋装订的小笔记本，用来记下来自他同事口中的吸引他的东西。他们热切地聊着，让人感觉似乎他们彼此已经认识了很长久。在接下来的数月里，他们愈来愈亲近，在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情爱关系的后续阶段里推进着。约翰得知了朱莉在密歇根逐渐形成的不幸福的家庭生活，它迫使朱莉一个人在森林里度过了如此之久的时光，朱莉也了解了约翰的渴望，渴望深入了解地球最深奥的奥秘，例如时间的本质。尽管他们有所畏惧——他们之前都离过婚——但他们还是吐露着对于彼此的爱慕。约翰钦佩于朱莉在通过帮助“最不健康中的最不健康人群”——贫民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和越战老兵而进行医疗实践时，表现出的勇气，而朱莉赞赏约翰荒诞主义式的幽默感。他们一起划船。他们参加犹太教集会。他们结了婚并有了个女儿，实现了约翰长久以来的梦想之一，并在西雅图以北三个小时路程的一个森林小岛上购买了一套住房，实现了朱莉的一个梦想。他们争吵过。他们参加过婚姻治疗。他们历经了矛盾冲突之后，变得更加地相亲相爱。

在那第一次约会的二十九年之后，约翰·戈特曼和朱莉·施瓦兹·戈特曼站在了西雅图喜来登酒店一个舞厅的黑色舞台上，面对着其他250对的伴侣，年轻的和年老的，异性恋和同性恋。他们之间这种夫妻关系上的极度亲密性表露无遗：他们完善彼此的语句，互相逗趣，坦率地谈及了他们的挣扎如何令他们更加坚强。朱莉流下了眼泪。约翰搂着朱莉，轻抚着她的头发。我们其他的人，坐在勾连在一起两两成对的椅子里，向往地看着他们。

我们来看戈特曼夫妇，是因为这一对人用去了刚刚过去的20年来提炼一种带有科学根据的方法，可用以自行建立一个美好的恋爱中的伴侣关系。他们通过一个为期两天的，每一对人收取750美元，取名为“爱的艺术与科学”的讲习班，来对此进行了揭示。“结果看来托尔斯泰是错误的，”约翰在开场讲座上对大家说，“所有幸福的关系都是相似的，所有不幸福的关系也都是相似的……有没有什么诀窍？实证的结果是，没错，有诀窍。”

数十年来，约翰纵向观测了超过3000对的情侣，发现了带有预示性的争吵模式和微妙的举止行为，可以预示一对情侣在数年之后是否会幸福相伴，或者不幸福，或者离婚收尾。他获得了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家庭关系理事会的奖项，并成为了愈来愈多的公众痴迷的对象。他登上了奥普拉的脱口秀和“今日”秀节目。由他合著的概述了其调查结果的一本论著《幸福婚姻七法则》（Seven Principles for Making Marriage Work），是获得《纽约时报》推荐的畅销书。

由于他所作出的预测其前后一致性令人称奇，他的工作得到了广泛的关注。1992年的一项试验发现，在情侣们谈论他们的交往时，其谈论方式中的某些标志——能够以94%的准确性——预测哪几对会在一起。这不可思议——几乎是万无一失的区分不良与健康的伴侣关系的方式，甚至在情侣们得以自知之前——但这同时也是科学探索，因此它迎合了我们符合时代的渴望，渴望利用经验数据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走过任何一个报摊，或在网络上搜罗三分钟，你就会发现可以改善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经过数据分析的方法。“这是不是最终的健康食物？”（Is This the Ultimate Healthy Meal?）“有科学根据的迄今为止最佳的锻炼方法。”（The Best Workout Ever, According to Science.）

你或许期待爱情会成为可被数据攻破的，最后的前沿阵地。它是人生阅历中的南极地区，富余地滋养着我们的情感海洋，然而某种程度上依然保留着难以捉摸和不为人知的特性。哲学家们为此争执了千年而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定义。诸如艾利希·傅立特（Erich Fried）这样的诗人们，捕捉到了它奇特的混合了快乐与痛苦的感知，及其予人的本质上的不可操控感：“劝告说，它是愚蠢的/经验说，它是不可能的/爱情说，它是它该是的样子。”

我第一次看到戈特曼的研究是在《大西洋月刊》上一篇题为《爱的大师》（Masters of Love）的文章里。它得到了病毒式的扩散。我自己的朋友把它放在脸书上说：“这是它的实质所在。”最终，爱情在实验室里被驾驭、观察、了解，并被分解成可以全部被我们应用到生活中去的构件。

这片文章提出了一个诀窍，来成为一个爱的“大师”，而非爱的“祸患”，通过以正确的方式回应戈特曼称之为的你的伴侣的“沟通试图”。一个“试图”即是当你的爱人指着厨房窗外并惊呼道：“看啊，外面那只美丽的小鸟！”你可以说“哇哦！”，还要拿双筒望远镜来看（一种积极的回应）；或咕哝着“呵呵”，继续地看着你的报纸（一种不是太好的消极反应）；或者说：“我讨厌你那该死的鸟。车库的那扇破门怎么样了？”戈特曼发现，大师们把握了87%的时机来回应其伴侣们的沟通试图。他得出的结论是，爱情归根到底是“一种思维习惯”。

而且思维习惯需要下功夫来慢慢灌输。讲习班里的每个人拿到了放在了一个带把手的盒子里的一套东西。里面是几组卡片，提出了问题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伴侣（“你现在对于成为一个母亲有什么感受？”），或者是提议了带有情欲色彩的沟通方式（“在你今天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互相迎接以一个至少持续六秒钟的亲吻”）。一本手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词汇表，包括和解释了一些会在恋爱中发生的可怕事情：争吵是“令人遗憾的事件”，令我们感觉良好的事情是我们的“沟通礼仪”，令人遗憾的事件暴露出的隐秘的内在分歧是我们“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薄弱环节”。

戈特曼的员工之一肯德拉·汉（Kendra Han）估计，在参加讲课的情侣中，有四分之一是那种有所自知的如胶似漆的双对，为了“乐趣和充实提高”而尝试这种课程，而大多数是处于“关系上的危机”状态中。普遍的心理是期望与脆弱的混合状态。“情况已经不妙，”我无意地听到一个女人笑着说，“我老公迟到了。”

当我在距离舞台两排人的我自己的座位上观看着戈特曼夫妇时，我也感到了焦虑。我也带着我自己需要解决的情感问题而来。

一些传统的阿拉伯文化认为，当你坠入情网时，你的爱人偷走了你的肝脏。古代的中国人告诉他们的孩子，爱可以拿走你的心。浪漫的爱情，在更加古老的人类文化中，往往是某种隐晦的东西。它包括了实实在在的魂不守舍，那种解体的感觉。它使我们的行为失去理性，在我们的生活这块灵巧的编织物上撕开了一个口子，引诱我们穿过它进入一片恐怖地带。“你们听闻了很多上当受骗的故事。”以民间故事里的爱情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威廉·杨科维亚克（William Jankowiak）告诉我。

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的人类历史上，婚姻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库次（Stephanie Coontz）写道，人们认为一生的相伴“太过重要”，重要到不能以爱情为依托。婚姻是一纸买卖合同。家人们用它来获得土地，来创造其后人可以倚赖的遗产。爱情抵触这些类型的合乎情理的考虑。

在十八世纪的西方，这种状况开始发生了改变。雇佣劳动力的兴起，使年轻人得以摆脱了家庭的约束，并且赋予了他们更多的自主权来决定结婚对象。启蒙运动令选择自由成为了一时风行。词语“单身女性”出现，算是相对于恋爱中的幸福女人而言的一种感伤形象。

约翰开始感觉到，他似乎可以在一家餐馆里偷听到坐在他对面的一对夫妇的交谈，而且有种感觉，他们的离婚可能性相当之大。

以两千多年的西方文化中有关爱情的信仰的发展为研究内容的英国哲学家西蒙·梅（Simon May）表示，自从基督教信仰的退隐而相对主义的兴盛以来，我们在寻找爱情上寄予了巨多的重要性。“人类的爱情，”他在其具有权威性的论著《爱情：一部历史》（Love: A History）中写道，“被普遍地赋予了使命，去实现曾经被认为是只有神圣之爱才能实现的事情：成为给予我们价值与幸福，以及超越痛苦与失望之力量的最终源泉。”我们习惯于在为了民族主义或共产主义这样的理想而作出的投身中，或者在我们对一位仁心永具的牧师的信任里寻找的根基，我们如今从个体，变幻莫测的人类身上寻找着。

在我了解了梅的，爱情“如今是西方世界里未经宣告的信仰”的理论之后，我开始看到这个理论的依据无处不在。“当你开始认真对待它的时候……（爱情是）对于个人生活而言唯一的足够崇高的意向。”美国作家苏·蒙克·基德（Sue Monk Kidd）在她的成名作《蜜蜂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Bees）中写道。在葬礼上，我们颂扬已故之人其爱的方式，赞此为其人生具有意义的最终体现。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在其令同性恋婚姻得到全国性法律认可的裁决中，将婚姻视作了人类其它所有不可或缺的快乐，从“表达”到“精神生活”，其最终的源泉。同时，脸书现任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忠告年轻的女性们，她们对于一个伴侣的选择，是她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在梅看来，我们不再像旧时的文化一样，视爱情为“最鲜有的例外”，“而是在我们几乎所有对其心持信念的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

这些期待令人心醉神迷，不足为奇地，科学家们要迅速地投入以试图救助我们。上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们开始生成图表来试图预测什么样的爱情婚姻会持续终生。你可以以你自己的个性特征为例——对缝纫妇女会有兴趣么？把它们划分出来与你男友的形成对照，以预测你们匹配的幸福度与稳定性。

¹在《预测婚姻中的成功与失败》（Predicting Success or Failure in Marriage）一书中由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创建的这些图表中的第一批里的一张，借鉴了有关罪犯是否会在出狱之后再度犯罪的研究中的可变因素。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离婚率的增长，社会心理学家们陷入了困惑。认识到婚姻幸福明显晦涩难解的特性，然而又乐观于科学可以对其进行调查研究的能力，他们开发了大量的创新型技术，来研究是什么东西貌似促就了婚姻的成功或失败。他们让情侣们写下对于彼此憎恨或喜爱的每一件事情，其次研究这一对人随后一起坐在一张沙发上时的亲密程度。他们甚至让情侣之间产生争执，让他们就假期出游如何将行李装车而进行讨论，同时各人转动实验室桌子下面的刻度盘，对其伴侣的所起到的帮助作用作出评估。有一项研究表明，一起去做新奇事情的情侣们，其恋爱进展地更加顺利。另一项研究显示，曾经被认为是恋爱中一个不成熟标志的激情，可以起到协同作用以创造极具深度的亲密性。就我们的幸福而言，考虑到我们的恋爱伴侣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调查研究开始表明，一个美好的婚姻生活，相比正确的饮食或是拒绝吸烟，对于长期的健康更加具有预示性。加拿大渥太华夫妻与家庭研究所的休·约翰逊（Sue Johnson）告诉我，她感觉似乎“身处20世纪于人类而言最激动人心的革命之中。”

“想象一下，证实所有那些诗人和哲学家们在很久以前就是错误的！”她说，“最终，我们可以了解爱情的意义，而且竟然可以慎重地来塑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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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天下午，戈特曼夫妇在他们西雅图市中心的办公室里和我见了面，谈及了约翰的研究工作，以及他们如何将其转化成了戈特曼方法。朱莉穿着一件青绿色衬衣，戴着大大的耳环，她厚厚的黑色卷发间夹杂着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般的一缕白发。个子较小，有着鹰钩鼻的约翰，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一圈白发上面是一顶圆顶小帽。他随身携带着他无时不在的便笺本。

“在我们结婚两年之后，”约翰开始说，“我想离开这里去芝加哥，在那里接份工作。可朱莉觉得芝加哥太萧条，于是我们到了那个纸板棚里——”

朱莉快速地打断了他。“喂，那还是迟后一点的事情，”她说，“这里的真实情况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孩子抚养支持小组，记得么？”

“哦，是的，”约翰依从地说，“我忘了这事。”

近距离的看到戈特曼夫妇之间的交流最初让人担忧。多数的夫妻在他们身处公共场合之时，会让无休止的口角、调谐、白眼和乐观自信的悄悄话等构成两人之间亲密性的行为有所收敛。戈特曼夫妇不是的。你坐在他们的对面，一张会议桌的旁边，会觉得仿佛是撞见了他们钻进被子里，一起讨论问题的解决。他们交换着持续不断的颇具意味的眼神。他们互相打断对方的说话，或者说多数是朱莉打断约翰，纠正他的举止和回忆，约翰接受。他们使用夫妻疗法中的语言。（“界线！”当约翰开始说到他的前妻时，朱莉提醒约翰。）他们坦率地谈及了他们交往中深切的情感伤害。他们还相互依偎。约翰搂着朱莉，她蜷进他的怀里，还互相皱着鼻子。我在场时，朱莉哭了两次，一次是在讲述约翰有段时间让她觉得她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时，还有一次是当约翰说她是“上天对我祈祷的回应”时。

他们在1989年创办了儿童抚养互助小组——只有十对夫妇，一周一次地在西雅图犹太社区中心探讨生养孩子方面的苦乐成败。约翰把它当作了一处实验场所。“他所做的事情全都和观察与学习有关，”朱莉说，“而我会迅速加入和探讨他们的情感，寻找试图帮助这些父母的方式。过后我们俩会有这些重要的讨论，并置之一笑：‘你为什么要想办法帮助这些人？’约翰会说。而我会说，‘亲爱的，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去帮助他们？’”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约翰开始以情侣们为对象进行研究时，他倒是属于需要帮助的人。他在布鲁克林和新泽西长大，是个没有多少朋友的书呆子。作为一个成年人，他的爱情生活永远给人以动荡和悲惨的感觉。他发现难以对与他在一起的女性感到满意。在一段维持了两年的交往中，他与女友之间的争吵如此之频繁，以致最后患上了由压力引起的肺炎。

他在威斯康辛大学时学习的心理学，给了他一种方法来利用他善于解决问题的头脑攻克他自己的孤独之问题。如同一个科学幻想中的机器人将电极固定在它的人类受试者身上，以试图弄清楚他们的情感来源，约翰开始创建研究目的极尽明确的试验：一段愉快的男女关系是什么样子？置身其中是什么样的感觉？

在他遇到一个名叫罗伯特·莱文森（Robert Levenson）的心理学家时，他的事业开始迅速发展。每个人原来都恰好可为他人提供需要。莱文森正在通过测试人们受到击震之后的心率和汗腺活动，研究他们对压力会产生怎么样的不同反应中，显著的差异性。通过与约翰合作，他说他终于觉得，比起施行电击，他似乎正在致力于某些更具个人关联性和情感丰富性的事情。同时，通过与莱文森联手，约翰认为，相比人们在调查中的自我报告，他有可能发现了一种更加“真实的”，可以度量婚姻幸福度的方式。

他们的合作致使约翰创建了一间真实存在的模拟公寓，在里面，情侣们可以一起去做类似做饭和看电视这样“平常普通”的事情。“就像躺在床上，还有吃早饭，”他说，“只是你身上连接有电极……另外有悬在天花板上的监控镜头。”然后他利用计算机的新兴能力来分析来自交流互动中的大量数据。在解读面部表情方面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对数小时的视频资料作出评估，就高兴、厌恶和恐惧等情感表现，对情侣们作出等级评定；助理人员就积极和消极情感，对情侣们有关其交往历史填写的调查问卷进行编码；还有在情侣们谈情说爱和争论吵架的时候，由机器对他们的心率和血管张力进行不间断的测量。

数年之后，这两个心理学家再进行跟进，看看哪几对情侣幸福美满，哪几对已经分开。他们连同之前收集的所有数据一起，将这个信息输入电脑，并让电脑来建立将某些行为及生理机能与长久的幸福关联起来的等式。显现出来的，是在让爱情持久方面引人注意且往往令人讶异的观测报告。他们发现，保持愉快关系的情侣们在交流时会用到很多的“我们”，而结果是不愉快的情侣们用的是“我（主格、宾格）”和“我的（物主代词）”。他们同时发现，当具有一个良好长期前景的伴侣们在争论时，他们总会达成一个比例：五条正面评述相对一条负面评述。“那个时候，人人都沉迷于这样的想法，浪漫的恋爱交往中充满着热情迸发，”莱文森回忆说，“呵，这不是研究发现。情侣们能够冷静下来，缓和情绪，一定程度地降低彼此情绪激发的临界水平，这些方面的能力，才是预测这段婚姻是否会持续下去最重要的因素。”

最初，这两人的手法被认为是危险地有悖传统观念。约翰回忆说，“当鲍勃（Bob）和我还是正在接受任期评估的助理教授时，我们的评委会说，‘瞧，你们几个都疯了。我们都还没有办法来预测单个人的举止行为，我们怎么来预测两个人的行为？你们永远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你们永远也不会得到批准。’”但当大量令人震惊的强有力的预测开始成为现实时，所有的情况都发生了改变。约翰获得推选以主持美国心理学协会家庭心理学研究组的工作。《纽约时报》扼要描述了其研究发现。在约翰曾经因为爱情而感到无望迷茫的领域里，他开始感觉到，他似乎可以在一家餐馆里偷听到坐在他对面的一对夫妇的交谈，而且有种感觉，他们的离婚可能性相当之大。

“约翰拥有这些卓越的洞察力，”朱莉告诉我，“但是还没有把它们利用起来。”

与约翰不同，朱莉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所做的工作是以介入性治疗为中心。因为有一个情绪严重不稳定的母亲，朱莉早早地就开始了给他人以抚慰。“在中学里，我没有朋友，”她说，“我有安抚工作要去做。”

她专项研究个人与团体治疗，而非夫妻治疗，但她被她丈夫的研究工作所吸引。她同样了解，大多数寻求个体治疗的人在他们的恋爱交往上亦需要帮助。因为她的离婚经历，她熟稔由艰难的爱情造成的极度痛苦。她从那段婚姻中净身而出，除了一条西藏跪毯、一个睡袋和一只猫。

朱莉记得，在出了西雅图的萨利希海一起划独木舟时对约翰说过，“我们为什么不试一试用你所知道的东西去帮助情侣们呢？”他们用接下来的一年，以约翰的研究为基础，创建了一套有关良好伴侣关系的主理论。他坐在他的红色椅子里，她坐在一张软垫凳子上。“我们争论了很多。”约翰记得。

“哦天呐，我们争论了很多。”朱莉说。

开始时，约翰迟疑于是否要接受朱莉从她数十年的治疗实践中得出的，一些关于恋爱的观点。“我觉得，如果没有确凿的依据，我们不会把它放到理论中去。”他回忆。惯于公式化的他设想，戈特曼方法将会包含严格的一套由14个具有良好条理性的部分组成的课程。朱莉想要的是较宽松的一套指南。她说：“我简直要抓狂，因为我以人为工作对象已有20，25年，所以我了解人们对于治疗的反应，在方式上有巨大的差异性。”她向约翰露出了一个逗弄的微笑。“他必须认识到怎么样来尊重我的学识。好不容易。”

他们设想，一种愉快的关系是由七个层面连贯地构建而成。基础是坚定的友谊，依据的是约翰在实验室里的研究发现，发现能更加流利更为详细地谈及彼此及其过往的伴侣们，其在一起的可能性更大。接着是有共同的赞赏对象，“响应”彼此的沟通努力，以及培养与相互陪伴有关的积极情感。一旦要素全部到位，一对伴侣能够顺利学会应对他们之间的争吵，借助除去其它技巧之外的，他们称之为“分歧里的梦想”的一种方法，借此，人们可尝试在一个伴侣貌似消极的态度里看到积极的愿望。最顶层——一种极其融洽的关系的顶极——是确立一种共同的目标意识，并且帮助实现彼此的愿望，例如参加志愿者活动，或者是漫游世界。

这种“带着分歧的梦想”方法受到了戈特曼夫妇自身婚姻冲突的启发。有一次的争吵涉及到了朱莉在其50岁时的生日愿望：与10个女性朋友攀登至珠峰大本营之上。朱莉说：“约翰会在一把梯子上因为爬高而感到不适。”他不想让她去。晚上在床上时，他抛给了她一连串的问题：“要是你被一场暴风雪困住了怎么办？要是你掉到了冰川里怎么办？要是你有高空反应怎么办？”

“要是你被一辆公共汽车撞了怎么办？”她会回答说。

朱莉邀请了一个夏尔巴人（西藏的一个部族）到他们家里来就这次旅行做了一个情况介绍。这个夏尔巴人站在客厅里，身高6英尺，黝黑性感，给他们看了幻灯片。幻灯片里，传说中的绳索桥在河流峡谷上空蜿蜒曲折，伴随着她的朋友们发出阵阵的“哦啊”声。后来，朱莉问过约翰觉得那个晚上怎么样。“我不相信那个夏尔巴人，我觉得他只是想和你们10个女人亲热，”约翰回忆起当时说的话，“顺便地说，我对此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他开始认识到朱莉貌似的要“在没有空气的岩石上睡觉”的独特的强烈愿望，根源于她因困苦童年而生的，对于去到遥远之地冒险的向往。

他们还曾为是否要购置第二套住宅而争吵过。对朱莉而言，回到她童年时的安全场所森林里生活是一件优先之事。约翰最初表示拒绝。他们经过许多“分歧里的梦想”的讨论发现，约翰的固执来自于他自己受到的教养。他的父亲，一位拉比（犹太人对师长与有学识之人的尊称），在二战爆发前不久，只带了“一些糖和一只柠檬”逃离了维也纳。关于不受包括了房地产在内的财产羁绊之感觉所带来的力量，他劝告他的儿子说，“你可以倚赖的唯有的财富，它们在你的头脑里。”

最后，在一年来的争论和突破之后，戈特曼夫妇感觉到他们似乎已经完善了他们的方法，因此他们招收了一个搭档来帮助他们将其转变成一项业务。刚开始，他们通过张贴广告和在治疗师的候诊室里放置宣传手册，来招募人员参加他们的讲习班。而在数年之后，如此积极有为的大力宣传已经没有必要。成群结队的人蜂拥来到工作室，随后是戈特曼夫妇的网络商店。商店里有产品出售，比如一款棋盘游戏，可以将代表以小塑料块的你和你的伴侣带到一段行程里，穿过硬纸板棋盘从一边到另一边，经过一些步骤来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关系。

“婚姻承担了如此之多的责任，如今还有你的社会支撑体系，”朱莉思考说，“人们到头来迫切地需要这方面的认识。”

我能够体会。2009年，在我意在给某人留下印象而操办的宴会上，我遇到了我的男友。他晚些时候才到，穿着他干净利落的工作服看起来不错。我们彼此顿生情愫。一连串的约会过后，我了解到他为人亲切大方，有着强烈的道德意识和令人着迷的心智。当时我们的生活居住分隔版图两端，但我们也度过了令人兴奋陶醉的数个月，在两地中间的浪漫城镇相会，吃着直接从农场里买来的无花果和樱桃，了解着自己，仿佛我们身上都有彼此的影子。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令彼此有了这样的感觉：对于未来怀有更多的希望，也会更具胜任能力。但也有时候，我们让彼此感觉比起在我们生活中曾经有过的更加地迷惘。相爱的渴望就在那里，然而我们会气恼地认识到，我们每个人有时会没有了爱的感觉。我们做错了什么？似乎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在今年的一段困苦时期里，我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流连闲荡直到夜深，发现自己点击着给人以预示可以将爱情公式化的文章。《维持婚姻15年的15种方式》（15 Ways to Stay Married for 15 Years.）、《10招让您的婚姻牢不可破》（Ten Ways to Make Your Marriage Divorce-Proof.）、《与ISTJ型人约会须知》（Must-Know Guidelines for Dating an ISTJ.）。（是的，我已无所顾忌。）与很多人一样，我尤其痴迷于《纽约时报》上一则题为《想爱上任何人，那就这么做》（To Fall in Love with Anyone, Do This.）的新闻报道。这篇文章以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心理学家阿瑟·艾伦（Arthur Aron）的研究工作为根据，提出了如果随机组成的一对人，彼此向对方提出一组特定的36个私密性渐增的问题（“你想出名吗？用什么办法？”），然后静静地互相注视四分钟，情爱关系就可以形成。为艾伦的研究而组对的两个陌生人在现实中最终结婚于六个月之后。似乎证实了爱情是一种可以掌握的技巧，而不是一股难以驾驭往往给人以痛苦的力量。人们狂热于此。这片文章的浏览量超过了8百万。数个星期之内，苹果应用商店公开发行了八款不同的以此为基础的应用软件，其中一款的名称简单明了：“坠入爱河”。

我期待这些诀窍中的一条会让我困惑的爱情生活自行得到解析，然而，一如我对此期待的强烈程度，在内心深处，我不确定爱情能够或者应当被构建以一本手册，就像你组装的来自宜家的某样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拒绝相信不可预知之事其发生可能性的时代里。我和我所有朋友们的不言而喻的目标是过上如此的生活：它以完善的自我认识为基础，它有完美无缺的规划。我们有待办事项表和未实现愿望清单，还有在治疗专家的帮助下建立的两年、五年和20年规划。我的一个朋友改动了他的iPhone，整天忽闪着让他谨记其“核心价值观”的提示，以防自己走哪怕一点点的歧路。

然而对我来说，爱情是如此之物，它令我摆脱了这种对于完美的乏味无趣的追求。我们只能有意识地构建极少数我们已可想象得到的东西。当我19岁还生活在比利时的时候，我无意爱上了一个全然不合适的男人，一个33岁穿着白色直筒牛仔裤的德国牧师，他像个70年代情景喜剧中的皮条客，在二十几岁时骑着自行车环游了欧洲。如果有治疗师的帮助，在我设想中的绝不可能是他这么个人。这就是为何爱上他这件事情可以令生活如此不同的原因。他狂热不恭，习惯躺在床上看《所罗门之歌》，在神学院实习时，旷工跑去乘火车到了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城镇——换句话说，完全不同于被动的有着良好规划的，伴我成长的西海岸人。他触动了我内心那些处于休眠状态的品性。当时我在一本日记上写道，为他所爱让我感觉仿佛我的生活范围仅有我心灵大厦里三个逼仄的房间，然后他带着一支手电筒走了进来，拉着我的手带我穿过了密集交错的过道，笑着扯掉了家具上的被单，而我跟在他的后面目瞪口呆。

当然，他那魅惑的与众不同亦痛彻地摧毁了我的渴望，渴望有一个伴侣，令我与他在一起时始终能感觉到自在惬意。他年纪太大，性格太古怪，抽烟抽得太多。我苦恼于将他介绍给我的父母如此的想法。我当时觉得，按照某种规范来迫使我们的交往产生预期的结果，反而会事与愿违。我们的交往具有可能性只有在如此的情况之下：它是一件有障碍的怪异扭曲的事情，又恰好以构成了我们19岁和33岁时的人生的，同样怪异扭曲的境遇为美好的依托。

同样地，在网络上来寻找解决办法会令我最新近的恋情屈就，但我担心我们无法令其合乎一种理想中的标准。新闻网站Quartz上最近的一篇文章坚称，我们在选择一个人生伴侣时，势必是在寻找合适的要“一起吃20000顿饭的饮食伴侣”，“一同度过大约100次假期的旅行伴侣”，“抚育孩子的搭档”和“职业治疗师”——同时承认，考虑这么一个规划“有如思索宇宙事实上是何其之浩瀚，或者死亡是何其之令人恐惧。”尽管作者向你允诺，使用一张电子表格会有助于你感觉到似乎此事“尽在你的掌握之中”。我猜测这应该属于信心激励。我怀疑它实际上是将男女关系置于一种压力之下，而在其之下，许多关系将会崩溃瓦解。我的男友和我来自有相当差异性的国度，不同类型的家庭。我们做到了相爱于任何情况之下这已然是一个奇迹。

在我们设想每个人的生活和每种复杂的爱情都可以被塑造，以符合一种得到科学推论的理想状态时，我们假装看不到眼前的真实现状——且令无法做到向着这种理想状态扭转其境况的人们感到惭愧。著述爱情的哲学家西蒙·梅告诉我，他了解有人在他们无法让他们的交往产生预期结果的时候，因为基本的心理缺陷而受到了责难。“但我们必须把所有有关不幸福爱情的文学著述考虑在内，”他说，“我觉得不单是因为人们有所误解，或者是没有尽到足够的力。”他把爱情称作为一种经常诱发诸如紧张与自责等焦虑情绪的“粗俗的情感”，并且表示，每段爱情都可被操控的假想否定了我们的伴侣们全部的人性，他们自身“不可预知和无法控制的”天性。它们并非像一款FitBit智能手环一样的物件，我们可以为求最高效用而为其编好程序。

随着我对这些爱情章程的幕后工作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发现一些负责任于这门科学的人认为，它持有的明确答案比我们想要去相信的更加之少。这些人中的一个即为阿瑟·艾伦，其工作成果由《纽约时报》在文章《想爱上任何人，那就这么做》中作出了注解的心理学研究者。当我致电他时，他正在工作当中，在加利福尼亚他的第二个家里。在我提及时报上的这则报道时他笑了出来。他说他设计了这36个问题，是用来在一个实验室环境里，在同性别的异性恋陌生人而非爱人之间人工地“建立亲密关系”。他的一个研究生在一些异性取向的异性双对身上也尝试了这种方法，颇为不可思议地，有一对人之间产生了爱情，但实验室没有对其他的人进行跟进。

艾伦在许多其它的试验中也对爱情进行了研究，而他对背景因素如何可以对恋爱交往产生影响留下了深刻印象。“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你纵观世间，惟一的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是压力，”他说，“如果你很穷，如果你住在犯罪猖獗的街区，任何一段恋爱交往都难以产生良好的结果。这不是我们作为个体可以有许多作为的事情。”

艾伦还指出，关于幸福爱情的许多科学理论是基于一般情况，创立了一个伴侣们可以偏离其很远但仍有可能幸福的标准。拿最近的一项研究作为例子，这项研究声称，理想的结婚年龄在25到34岁之间。这项研究反映出的是一群分散点中的中心突显部分，这群分散点代表了年龄较大与较小的以其自有的方式维持良好关系的伴侣们。有关于此的报告离谱地颠倒了因果关系。这项研究的发起者们揣摩，年纪较轻时结婚的人可能少安定，而那些推迟的人或许更加“先天性地难以相处”，都增加了他们的离婚率。这并非意味着固执地在你年近三十岁时结婚会无论如何地改善到你的机缘。然而，我还在新闻网站Vox上看到了一则新闻，标题为《想避免离婚？看看最合适的结婚年龄》

约翰·戈特曼构思了他的试验来允许很多不确定的情况出现，创作了内容非常丰富的方案。但他的研究发现受到了研究目标库的限制，他从中随机挑选出了试验对象和群体，他们来自伊利诺斯、华盛顿、印第安纳和旧金山湾区，带着他们自身的当地特有的习性。“在事物的核心之处存在着这种重要秘密。”另一个心理学家告诉我。

这个心理学家就是罗伯特·莱文森——正是与约翰一起开创其事业的人。我在电话里与目前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他取得了联系。他与约翰之间的关系依旧密切，莱文森赞扬了约翰对于是什么令婚姻持久延续的“强烈兴趣”。“最终，经过我们的研究之后，他用去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致力于研究干预方案，这件事情不在意料之外。”莱文森回忆说。

但他并非如此地肯定，他和约翰观察到的幸福伴侣们所表现出的行为举止，可以被转化为应用于家庭中时的模板。他说，“我们实际上不知道是什么让幸福的伴侣们会有那样的行为举止。”是什么让两个人会有87%的时机想要去响应彼此的沟通试图，而将掩藏于自己最不妥协和令人沮丧的意见之下的纤弱愿望全然抛诸了一边，并且如同一支强效的化学镇静剂般一开始就对彼此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他说，这仍然“需要科学上的研究”。

讲习班的员工肯德拉·汉坦承，她没有在情侣们离开补习班之后进行跟进以获悉这种方法是否让他们的关系更加融洽。由戈特曼夫妇进行的两项研究表明，这个方法的确可以让人们逐步提升幸福层次：2000年时，以关系已然处于健康状态，且期待有个孩子的夫妇们为授予对象的一项干预方案显示，它帮助他们经受住了在其成为父母时会遇到的困难。还有2013年《家庭治疗杂志》上的一项以80对夫妻为对象的研究表明，大部分夫妻在参加“爱的艺术与科学”讲习班一年之后，对婚姻的满意度呈持续上升状态。

然而，相比将败事之人改造成大师的美好前景，参加讲习班这个方法并非那么地最具可靠性，而且这种方法与其它疗法没有直接的可比性。罗伯特·莱文森告诉我，夫妻疗法的传授者或许是不愿意去做对比性研究，并且以幸福伴侣们在交流时使用很多的“我们”这样的研究发现为基础，就其原因列举了一个假设性的例子。

“假如我有莱文森‘我们’式治疗法，人们来参加我的‘我们’式培训，学习怎么来使用‘我们’，那会出现什么情况？”他问我，“然后我再做个研究，把它和戈特曼方法比一比，然后结果证明是戈特曼方法效果好得多。但我的‘我们’式培养和我的‘我们’式周末，还有我的‘在地中海俱乐部的我们式休养’呢？（同样有帮助。）”

回到戈特曼方法讲习班，我们500个人周期性的打乱配对进行练习：20分钟练习对彼此表示欣赏，30分钟设法解决一个造成了我们“长期存在的隐患”的严重问题。有要从我们的一套东西里抽出来的提示单：一张主列表上面有100个形容词，在你赞扬你的搭档时可从中作出选择——勇敢、可靠、热情——还有一些当我们在争论中不知所措时可以使用的台词。对不起，我感觉喘不过气，我们可不可以停20分钟？

我带着怀疑而来。然而不到两个小时的练习之后，我发现自己已被情感的潮水淹没。所有的概念绝对抽象得足以在我的交往中找到确切的类似情况。在我识别出形容词列表中我男友特别的美好品质时，我感到一阵的温暖和平静。约翰的实验室研究所推定出的本性，对于支撑用以巩固长久之爱的镇定自若方面的生理机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叫做“爱情地图”的练习，让我思忖我们友谊中的裂隙和填补它们的方法。分歧里的梦想练习，帮助我去了解我的男友在抚养我们未来的孩子的方式上寄予的，成为一个好父亲的希望。

戈特曼夫妇在讲座中，表现出了夫妻间奇特而敏感的相互作用方式，与我在采访中观察到的相同。在一个令人难忘的课时中，他们分角色上演了过去的一个“令人遗憾的事件”，先是处置以一种糟糕的方式，再是一种合适的方式。如我们所有人都看到的那样，约翰因为朱莉过分担忧他们女儿的健康状况而苛责了她。朱莉萎靡在了讲台之上并且真的哭了。接着他感同身受般地重新开始，从她小时候由于父母的疏忽而感染了脊髓灰质炎这样的个人经历出发，温和地这个问题进行了梳理。我们在看到朱莉面部表情的变化时都吸了口气。突然之间地，改变那些可怕的争吵其发展轨迹，那些感觉似乎正在分裂我们之间伴侣关系的争吵的发展轨迹，似乎存在可能性。我们看到了它的发生。

郑重地声明戈特曼方法完全地改变了他们的恋爱交往，这样的人不难碰到。上个月，我致电了位于英属哥伦比亚南部名为最佳婚姻的，数千家应用戈特曼方法进行治疗的夫妻治疗所中的一家，并请求转介于愿意交流的夫妻。数对夫妇给我发来了电子邮件，热切地要求接受采访。

还有另外一种讲述约翰和朱莉如何会相爱的方式，一种凸显命数发挥其非凡效用的方式。

49岁的邦妮（Bonnie）告诉我，她与他的丈夫布莱恩（Brian），“绝对的一对灾难型夫妻”，正准备要结束他们的婚姻，然而一年以来两周一次的，戈特曼方法中的意见提供“彻底扭转了局面”。50岁的唐纳德（Donald）说他也已经放弃了他与唐娜（Donna）24年的婚姻。状况一直不断，彼此已渐行渐远。

但与来自戈特曼夫妇的术语的偶然交会——“长期存在的薄弱环节”、“沟通习惯”，以及“响应”——突然之间赋予了一直是为男女关系全部的，不可言传且神秘的情感漩涡以意义。这让他们感觉到了可以有所作为。唐纳德开始每天下午都给唐娜发送短信：“今天你过得好吗？”在他与一位脾气暴躁的同事有一次不愉快的接触之时，唐娜表达了她对他的钦佩，告诉他她是多么地得意于他对此作出的得体应对。在唐娜因为感冒而打鼾时，她说，“老唐”原来会因为“恼怒烦躁”而惊醒她。替而代之地，他采用了戈特曼夫妇首创的“柔和式起始”，温和地唤醒她，表示对她咽喉痛的关切，之后再在工作之时给她发去信息以感谢她睡去了床铺的另一头。

如果不是通过Skype和他们进行了视频交流，我绝不会了解到这俩人曾经有过挣扎。当他们重新讲述他们如何相遇的故事时，画面中的他们互相依偎，咯咯地笑得像热恋中的高中生一样。

“我们注意到了彼此。”唐娜笑嘻嘻地向唐纳德吐了吐舌头。

“她在一个阳台上，”唐纳德回以微笑地说，“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

我还得以看到了朱莉应用戈特曼方法向一对夫妇，珊特尔（Shantel）和保罗（Paul），提供建议。这一对人来自西雅图一个比较贫困的街区，在2007年时，他们得到了免费的治疗，作为交换，他们答应成为被拍摄的对象，来协助培训其他的戈特曼方法咨询师。我的打算是稍作几分钟的探究，以对朱莉如何开展工作有所了解。但结果是我在某个下午观看了六个小时的咨询服务过程，目不转睛。尽管保罗和珊特尔在他们的详细情况上原本与我和我的伴侣差别不大——他们有孩子，但在保罗遭遇枪击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低潮——在朱莉的沙发上，他们俩一起表现出来的如此之频繁的逗弄与责备交替的手舞足蹈，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恋爱经历：轻佻的交流，对彼此的深切关心，在不知不觉中加剧的对彼此缺陷的嘲讽，当触及彼此迸裂的伤口时突然之间的怒火爆发。珊特尔在描述保罗如何对她进行指责的时候哭了起来；保罗在回忆起被他的教母遗弃和他如何地害怕被珊特尔拒绝时，也哭了。

我在七月末指致电了珊特尔。如与我交流过的其他夫妻一样，她的认为是戈特曼方法“维系了我们的婚姻”。她和保罗自少年时代的相遇起，基本上就已成为了彼此在这个极其暴烈的世界里唯一的避风港。保罗在十几岁时卷入了毒品交易；后来，这一对人又陷入了弱肉强食的借贷危机，并且一度无家可归。除此之外还有如此的事实，他们选择了彼此来抵挡住这样的动荡不安，不是以解决问题的默契性检验为基础，而是基于爱情。如同一个恶作剧的精灵般决意要颠倒我们有条不紊的计划，爱情往往让我们棋逢对手，而且通过提醒我们记得我们童年时期与父母之间满载情感的纽带，来残酷地揭示我们实际上依然是何其地脆弱与单纯。还有我们的文化教育我们，要期待爱情给予我们“正确的感觉”，感觉像是一个安定平静的决定，而不是一种冒险，要感觉到如同信仰般的平静。

珊特尔说：“每次我们陷入激烈的争吵，我们觉得这并非一定是‘无可避免’。”朱莉的技巧给予了他们一种方式来穿越这惊人的错综复杂，亦即一段基于爱情的婚姻。“最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可以察觉到什么时候我们已经‘无法呼吸’，什么时候我们已经身处如此情形，我们甚至已经没有办法投入而且给予彼此空间，”她告诉我，“当我们在‘响应’彼此的时候，我们喜欢告知对方。‘嘿，这会儿我正在努力去响应你。我这么做是不对的。这不公平。’别人对此也能够作出接受，因为我们都明白其中的意思。”

在修复某些关系的可能性上，相比在公开场合，戈特曼夫妇在私底下的看法要微妙得多。“有些时候，实际上，人们的愿望不相契合，”约翰考虑说，“治疗之所以可能失败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感觉到了他们对处于痛苦之中的伴侣们深切的担忧——他们多次问及了我自己的恋爱交往。他们对于爱情存在掌控可能的美好展望，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努力，努力去抚慰身陷令人生畏的复杂状况里的伴侣们。“哪怕你可以给谁一点点有价值的他们可以接受的东西，那也是有帮助的。”朱莉说。

我仍然不太清楚我的恋爱交往接下去会怎么样。不过我带着要试一试戈特曼夫妇的技巧的想法离开了工作室。他们令我想起了小说家和剧作家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小说《血色子午线》（Blood Meridian）里的一句话：“有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一切皆有可能……即便是在更多的事物是存在于我们的理解能力之外的这么个世界里，还有你所看到的万象中的秩序，皆在于你自己，犹如迷宫中的一串字符，不致于让你迷失方向。”这门新兴的爱情科学，或许就是日趋巨大与空洞的当代情爱迷宫中的一串字符，相比我们创造发明了超过50000年的，其它所有思考爱情的方式，不会有更多的确凿性——但我们需要这串字符。

在我离开西雅图之前，戈特曼夫妇邀请我去了正对华盛顿西北海岸的森林小岛奥卡斯岛上的他们的家里。一座巨大的银色心形雕塑，欢迎着到访者们沿着一条陡峭的木质小路向下来到大海边。房屋内部是一个独立的奇妙世界：木雕、灵感源自美洲原住民的赭石色薄毯、书架、书架上的书、涂饰有轻松活泼的训谕的木头餐桌。享受你的劳动成果。打开你的心灵。寻求知识。把握白天。珍惜夜晚。

“这里的大部分要归功于朱莉，”在我们把脚伸进羊皮拖鞋时，约翰得意地说道，“她是个有过挫折的设计师。”他驻足于正对着门厅的一幅巨幅油画跟前，画上是戈特曼夫妇面带微笑相互倚靠在一起的样子。一个朋友画了这幅画。他说：“我喜欢这幅画，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下了我们的恋爱经历。”他在这幅画前停留了片刻，仿佛要再次地去欣赏它。

我在他们的棕色沙发里坐定下来，问约翰和朱莉，他们是否觉得数千年来有关于爱情的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痛苦，跌宕起伏，还有我们现在试图去应对的困惑感，这些都莫名地无可避免，或者说更高深的科学是否能够增长我们在爱情方面的技能，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必再经受这样的折磨。

他们俩都沉默了有20秒钟。“我觉得这种痛苦和均衡有关，在致力于满足你的伴侣的需要和忠于真实的你自己之间保持均衡，是多么地困难。”朱莉说。

“我有不一样的答案，”约翰说，“我觉得不是不可避免。当你一直不能建立信心，就时常会有感觉，这个人不是为你而在。他们的存在和你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人们借以建立信心和责任感的系统化进程的确存在。”最近，他一直在做建立交往中的信心方面的数理工作，根据的是约翰·纳什（John Nash）的合作性均衡概念，在这种均衡中，一个比赛中的两个参赛者寻求同时对双方而言的可能产生的最佳结果。

但他同时承认，他痛苦的不成熟的恋爱经历是向着朱莉靠拢进程中的阶段，让他认识到了他真正的需要，以及他需要如何作出改变。朱莉就她的第一段婚姻说了相同的话。

你现在了解的关于如何来建立一个良好关系的认知，如果每个有过纠结的人当时就已知晓，你还能否让你早先的婚姻保持下去？我问道。

“不能。”朱莉说。

“未必。”约翰说。

还有另外一种讲述约翰和朱莉如何会相爱的方式，凸显的不是他们借以确立其伴侣关系的有科学根据的步骤，而是命数的非凡效用。我有种感觉，对他们而言，这种情由相比另一种来得更加重要。有所体现地，他们在沙发上更加紧密地蜷在了一起，朱莉把头埋进了约翰的脖子弯里，约翰揉按着她的腿。

朱莉说，在她遇到约翰两年之前，她已对要与之共度一生的男人有了一个憧憬。她憧憬的男人出现在了她的身后。当他们在Pony Expresso咖啡店里第一次约会，约翰从桌子边起身去买单而转身之时，她感到了一种震惊，如此突然地，这令她颤栗：是他，她憧憬中的男人。后来，她开始相信，是命运令他们走到了一起，为了给成双成对的人们提供帮助如此更为崇高的目标：“我看到了我们的命里注定，不可违背的神圣使命，去做这么一点点与弥复疗救有关的事情，如同tikkun olam”——犹太人修缮世界的职责。

朱莉科学家般的头脑清楚，这种强烈的吸引力感觉实质上是荷尔蒙与费洛蒙在起作用，不过她说，“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将这个和我拥有对他的那种憧憬这个事实关联起来。”

也许有一天，一种可作科学观察的过程会让我们得以确切地了解事实真相，那种感知，感知玄妙莫测的我们能够在他人那里找到的因缘际会，并非创造出来，而似乎是从天而降。但那是我们真的愿意生活在其间的一个世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