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政华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多数暴政”一直是西方学者的噩梦。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评价共和制就是一场非正义的集体暴政，到近代的卢梭始终坚持民众易于被蒙蔽，更不用说托克维尔主张赋予法学家以权威来对抗直接民主带来的大众躁动。
西方精英对于多数暴政的担忧也投射到电影、文学之中，诞生出源远流长的反乌托邦情结。最近上映的“玩命直播”（英文名NERVE)正是好莱坞电影精英对于科技失控所引发的多数暴政的又一心病。
“玩命直播”架构了一个虚拟的直播游戏——NERVE，参与者可以在玩家和粉丝的身份之中二选一，粉丝拥有对玩家设定游戏任务的权利——比如亲吻酒吧中的一个陌生男子、去百货公司换上指定的礼服、甚至在数百米的吊塔上高空悬挂，如果玩家完成任务，则可以赢得粉丝众筹的奖金，任务越难，奖金额度就越大。
游戏的参与者，全部匿名，没有退出机制，这是一个由上帝法则所主宰的直播游戏。这部电影的女主角Vee，在一次偶然加入游戏前后，经历了人物身份的反转，从循规蹈矩的妈宝乖乖女化身为先锋青年：纹身、搭讪、偷衣服、高空行走。随着剧情的深入，才发现男主角Ian正是这一游戏的第三种身份——囚徒，Vee亦发现哥哥正是死于这一游戏。
电影剧情张力正是建立在这一游戏的规则基础之上，Vee和Ian之间只有一个胜者，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这也是一个看似公平的世界：玩家们从粉丝中获取荣誉和奖金，但也会为此付出代价，轻则掉粉、重则送命，而粉丝则通过对玩家的任务设置获得操控感和满足感，就像是一场魔鬼和天使的交易。
这与中国用户所熟悉的直播平台如此不同，尽管国内直播也狗血不断：夫妻直播烧车无法控制火势求援119；主播为增加人气不惜吸食毒品而身陷囹圄；游戏女主播吃饭空隙把镜头对准熟睡的女闺蜜如此代班。中国的直播平台所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观看”关系，粉丝与主播之间更多是打赏、仰望的单向度关系，粉丝对主播的控制力远小于主播对粉丝的吸引力。
相比中国直播平台里失衡而又扭曲的“粉丝-偶像”关系，在“玩命直播”这部电影中，NERVE直播游戏的玩家和粉丝，则是赤裸裸的“交易关系”，粉丝和玩家之间早在注册的那一刻便达成契约，这种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设定，则赋予了NERVE直播游戏更多隐喻——一个游戏化的世界里上演的可能亦然是，古罗马斗兽场上奴隶主与奴隶的血淋淋的压迫、一人一票制度下多数对少数暴政的现代民主的顽疾以及对匿名制放大人性暗黑的控诉。
是的，整部电影把实名制当作对抗网络多数暴政的解药。女主人公的弟弟，在黑客帮助下侵入游戏后台，暴露用户真实身份，迫使玩家和粉丝处于恐惧，一一退出游戏。豆瓣对“玩命直播”的评分是三星半（6.6），所缺失的一星半也许正是这里（豆瓣评分系统也是多数决定机制）。深刻性的缺失并不仅仅因为结局的皆大欢喜，而是导演对于科技的陌生，它可能夸大了实名制阻止邪恶的作用。
2007年，韩国为了防范网络暴力（主要是网络空间的诽谤、谣言和侮辱性评论）颁布网络实名法案。2012年，韩国的八位大法官一致裁决这一法案破坏了言论自由，最终决定废除该法案。韩国宪法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匿名或化名意见表达允许人民就多数意见发表批评，而无需屈服于外部压力。即便网络匿名制存在副作用，也应该因为其宪法价值而受到严格保护。”
“玩命直播”中最终射向女主角的子弹里并未填充炸药，也为游戏本身作出了辩白，游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