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从“技术承诺”到“权利接口”

作者 | 汪玉凯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来源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科技的发展让人们对城市的认识、需求与参与能力均不断提升，而面向“智慧城市”的讨论焦点也已经由十年前的“是什么”和“做什么”，转移到“为了什么”与“会发生什么”。随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浪潮的兴起，围绕智慧城市的技术、政策、生态以及权力博弈正在成为全球每一个经历科技革命洗礼的城市的共同命题。如今，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应该讨论的已不是“要不要发展智慧城市”，而是当智慧城市浪潮来临时，如何把握从数字化、智能化到智慧化的未来城市航向。这是政府机构、城市运营主体、科技企业、市民等每个主体都不容回避的话题。

智慧城市兴起之初，承受了解决城市问题、金融危机、产业转型等宏大命题，2020年初，一场罕见的新冠疫情将智慧城市的发展问题重新推到了每个人的面前，而现在，这些命题变得越来越具体，包括如何发展数字经济业态、基层治理的适恰、满足民生诉求、公民数字素养、隐私保护制度的完善等问题，智慧城市也由此真正完成了从学术讨论的视域进入到与每个个体息息相关的生活的过程。

由腾讯研究院出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智慧城市》一书是《数字社会治理与发展丛书》中重要的一本，本书作为面向智慧城市决策者、管理者与建设者的基础性读本，从智慧城市的源起、发展、规划、设计、运营、场景、创新等方面，较为全面、完整地回答了这些的问题。

本书从“城市之困”、“城市之问”与“城市之路”入手，深度解剖了在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影响城市发展的背景与基础，研究和梳理了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总体架构与应用场景，并综合国内外不同政治背景、制度传统与公民文化下的智慧城市运营模式与评价体系，最后围绕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驱动的城市科技发展变革，提供了未来智慧城市发展的四大模式，即从政府视角到公众视角、从技术为王到体验为尚、从中心化到自组织、从全面推进到局部突破。

国家层面

从国家层面看，我国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发展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指引，高层不断强调要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新路子，推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治理“一网统管”，实现城市治理从数字化、智能化到智慧化的转变。放眼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发展实践来看，智慧城市正处于“智慧”与“反智”（强调技术的完成度而忽略了用户体验）、“丰富”与“匮乏”（应用服务与产品门类繁多而真正刚需的服务匮乏）、“控制”与“失控”（希望以平台与系统实现治理与服务的规范有序但由数据要素带来的不确定风险增加）的关键过渡期，由此而诞生的建设模式、运营模式、发展特色也颇具实验性气质。

建设策略

从建设策略来看，无论是韩国松岛、谷歌Sidewalk多伦多水滨区、丰田Woven city还是中国的雄安新区，都选择以智慧新城模式从小区域的技术实验、数据实验以及运营实验切入，探索未来城市与科技结合的新路径，当然由此而产生的困惑与障碍也是智慧城市面临的全新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随着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加速，以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为支撑，以跨区域的数据共享开放为前提的都市圈、城市群、大湾区等智慧城市群的建设越来越受到关注，跨区域的治理能力输出、公共服务供给以及产业连城效应，成为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驱动的智慧城市发展新图景。

参与主体

从参与主体来看，以腾讯、阿里、京东等平台企业为首的智慧城市新势力，正在改变以往的政府采购、运行机制、管理流程、产品设计以及用户体验，通过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技术以及互联网模式的不断影响与输出，对城市数字化转型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另一方面更应该注意到，以滴滴、美团、Airbnb等数字经济领域的共享平台、生活服务平台也正在影响城市数字治理与服务的方式，对公共出行、日常生活、社区管理等呈现出新的价值，同时也对市场监管提出了挑战。

从运营模式来看，很显然，智慧城市已经成为一个融合改革创新、营商环境、公共服务、城市品牌、产业竞争力重塑等多要素组合的综合性载体，不同的城市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式，最终将获得不同的结果。但不同城市均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与市民进行更为有效而融洽的交互，以实现政策互动、服务创新、城市生长与文化传承的可持续？如何更大范围地发起、组织和激活城市社会活力，以应对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机遇与风险？从疫情期间的健康码应用以及城市数据开放大赛的应用创新，都是城市政府将数据作为一种公共服务产品或社会创新资源推动社会各阶层合作的具体行动。

因此，智慧城市不再只是一种“技术承诺”，而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的数字社会与现实世界融合互动的“权利接口”，不仅包含了技术能力、政策设计与应用体验的实现，还包含了数字伦理、数字公平以及数字素养的规范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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