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伟 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历史在过去几十年中走过的历程要比过去数千年的总和还要长。随着计算机硬件的迅速发展、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人类正在迅速进入一个数字时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流方式……一切都在这数十年中改变了。
这些“数字革命”发生得如此剧烈，却又如此悄无声息，以至于经历了这些的我们都难以道出它们的来龙去脉。而这场革命最终会把我们带向何方？这似乎还充满着变数。如果身处“数字革命”中的你正对这场革命感到好奇，并且想对它的过去、现在、未来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那么读一下安德鲁·麦卡菲和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的新作《机器、平台和大众：驾驭我们的数字未来》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部书的两位作者都是“数字革命”的长期观察者和研究者，他们合著的《企业2.0》、《与机器赛跑》、《第二次机器革命》等著作都曾引起过不小的关注和热议。这这部新作中，他们更是试图在总结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向大家勾勒一副数字革命的全景式画卷，并对它的未来提出预测。
“数字革命”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革命？对于这个问题，麦卡菲和布莱恩约弗森在一开始就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在他们看来，这场革命是一场“三重革命”（Triple Revolution），可以从三个维度去加以刻画。
第一个维度是机器（machine）对心智（mind）的革命，这场革命的主要标志是人工智能的崛起。
人工智能并不是什么新的概念，即使从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算起，它也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的进展都十分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它的发展面临两个障碍：硬件和算法。而在这些年中，这两个障碍都被突破了。一方面，遵循“摩尔定律”演化的硬件性能早已高出几十年前千万倍，这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奠定了硬件基础。另一方面，深度学习算法开始被应用，它让机器摆脱了以往穷举式的解决问题思路，从而让它们变得更加“智能”。利用先进的硬件，借助深度学习算法，通过对互联网发展所产生、积累的海量数据进行学习，人工智能会十分迅速地进行迭代、发展。
当人工智能获得充分发展后，它相对于人类心智的优势就会表现出来，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它能够比人类心智更为理性地进行决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曾指出，人类的决策依赖于两个系统：系统1和系统2。其中，系统1是依靠直觉进行的判断，而系统2是依靠理性思考进行的判断。在很多需要在短时间作出判断的场合，人类心智会更倾向于调动系统1，因此其判断往往不会那么理性。而人工智能却不会有这个问题：它们只有系统2，对于所有的任务，它们都会十分冷峻、理性地做出判断。此外，人工智能在学习、记忆等方面都比人类心智有着先天的优势。这些特性加在一起，使得人工智能在很多领域已经开始超越人类。令人吃惊的是，目前人工智能占据优势的领域已不再局限于“蓝领”工作，在金融、法律、翻译、医疗等传统的“白领”工作中，人工智能也开始逐渐占据上风。
第二个维度是平台（platform）对产品（product）革命，这是对商业模式的一场根本性变革。
在传统上，商业活动是以产品为中心展开的：企业家必须思考的是“该生产怎样的产品”、“怎样生产产品”、“如何为产品定价”、“用怎样的渠道销售产品”等问题。价值的分配也是围绕产品展开的：只要手中握有了好的产品，企业家就能拥有定价权，就能获得充足的利润。但在数字经济到来后，整个商业逻辑却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提供产品的企业家们猛然发现，原本属于他们的定价权已经被一种被称为平台的企业夺去，他们的利润中有一大部分要交给平台，而与平台打交道则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平台是什么？简而言之，它就是一个撮合交易，并从中获取利润的中介。相对于那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企业，平台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双边网络外部性”。所谓“双边网络外部性”，通俗地讲就是当平台上拥有了更多买家时，它将对卖家更有吸引力；反之，当平台上拥有了更多卖家时，它将对买家更有吸引力。这一特征看似直观而平常，但其背后却蕴含着十分可怕的力量。试想，如果在某一时间，平台通过一定的商业策略招揽了更多的买家，那么这就会立即吸引更多的卖家，反过来这又会进一步吸引更多买家，然后是更多卖家……在这种“鸡生蛋、蛋生鸡”逻辑的驱动下，平台企业将会迅速地实现膨胀。事实上，现实中平台巨头的成长故事也印证了这些。在最近的短短二十年中，我们就见证了Amazon、UBER、AirBnB、阿里巴巴、滴滴这一大批平台企业从无到有，从不明一文到价值突破百亿、千亿的历程。而对于传统的企业来说，要完成如此巨大的财富积累，则可能需要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平台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事实上，传统的商场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平台。但是，受制于物理规模和交易成本，这些平台的“双边网络外部性”并不能充分地得到发挥，其上的买家和卖家数量不可能迅速地、无限地进行扩张，因此其规模总是有限的。只有在“数字经济”时代到来后，平台才得以突破物理规模的限制，其招揽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才大大降低，此时，它的“双边网络外部性”才能够被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平台有一个很长的过去，但平台模式却是专属于“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模式。
第三个维度是大众（crowd）对核心（core）的革命，这从根本上重塑了人们的合作方式。
传统上，人们的合作方式是中心化的，由一个核心的领导去分配和监督任务的完成，而领导的下属则负责领取并完成任务。这种工作组织方式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很容易造成工作分配的无效率。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每个人都掌握着很多具体的知识，例如他会对某项工作怎样应对、怎样处理。这些知识往往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负责分配工作的领导很难真正搜集和掌握这些知识。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分配工作时并不能合理地将每个人分配到其最适合的岗位上。另一方面，这种中心化的合作方式也很难对每个人的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一旦没有了监督，人性中的贪婪和惰性就可能跑出来，毁掉整个工作。
而在数字时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得益于互联网和平台的发展，搜索的成本开始大大地降低。利用点对点的网络联系，或利用中介平台，每一个人轻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合作者，通过发动众包来分配任务，通过发动众筹来募集所需要的资金。另一方面，近年来兴起的区块链技术也为合作者之间的监督提供了新的手段。现在，每个人在每一场合作中的所作所为都将被记录在区块链上，当以后再有人和他合作时，都可以参考这份诚信记录。为了防止给自己留下“差评”从而损害自己未来的利益，人们就会选择在合作中好好表现。这样，只借助简单的声誉机制，就可以有效解决监督的难题。
一旦解决了工作分配和工作监督这两个难题，大众中蕴含的力量就能焕发出来。事实上，现在在编程、设计、翻译等诸多领域，这种“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已经成为相当流行的合作方式。随着平台的发展和区块链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大众的力量还可能在更多的领域发挥作用。
通过对以上三个维度的考察，我们已基本能够一窥整个“数字革命”的全貌。乍看之下，这场革命对于我们确实带来了颇多的好处：无论是机器、平台、还是大众，都让我们的生产变得更加容易、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合作变得更加有效率。然而，细思之下，我们也不难感受到这场革命所可能蕴含的危机：既然机器已经开始超越心智，那么还有哪些工作能让人就业呢？既然平台已经取得了超越产品的话语权，那么它们会不会成为新的垄断者？在做产品无利可图时，谁又会来提供产品？当大众的合作之间兴起，中心化的公司是否会走向灭亡？
对于这些问题，麦卡菲和布莱恩约弗森都在书中一一作了回答。在他们看来，虽然机器正在战胜心智、平台正在战胜产品、大众正在战胜核心，但这三组关系只是在进行“再平衡”，这并不意味着关系中的前者会完全取代后者。具体来说，
在机器和心智的关系上：虽然人工智能在很多领域已经超越了人的心智，但是这些领域大多只需要较低的知觉能力、社交能力和创造力，而在需要更高知觉能力、社交能力和创造力的领域，人依然保持着优势。
在平台和产品的关系上：虽然平台可以通过“双边网络外部性”来吸引客户，但由于人们可能同时使用很多平台，因此单个平台很难实现真正的垄断。同时，平台的优势在于提供同质化的商品和服务，因为只有这样的服务才适合监管。这一特征决定了在提供差异化商品和服务上，传统的企业依然会有一席之地。
在大众和核心的关系上：虽然大众的力量正在兴起，但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要保证陌生人在合作中的信誉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此，作为声誉载体的企业还将在一定时间内存在着。
如果两位作者的预言是正确的，那么“数字革命”的结果就更可能是新、旧力量之间的一次妥协，而非新力量对旧力量的一次完全颠覆。这样的结果，或许也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由于《机器、平台和大众：驾驭我们的数字未来》是在两位作者先前工作上总结而成的，因此书中材料所带来的新奇感和冲击力似乎要稍逊之间的作品。不过，作者从“机器与心智”、“平台与产品”、“大众与核心”这三组关系的再平衡为切入去重新审视数字革命，确实是一次颇有启发性的尝试。通过对这三组概念的分析和把握，我们就能在纷繁复杂的案例、事实中找出整个数字革命的头绪，并对数字社会的未来有所预见。
当然，预测未来是危险的。尽管两位作者对未来的展望小心翼翼，但其发生错误的概率却依然很大。我们的未来有可能比预言来得更好，也可能来得更糟。我们可能正在走向天堂，也可能正在走向另一个方向。无论未来如何，对整个数字革命的逻辑有个总体的把握，总会给我们应对未来带去多一份的自信和坦然——我想，这或许才是阅读本书最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