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坐标武汉的应阿姨被保姆用人脸支付骗走了17万。新闻一经曝光，网络上迅速掀起了对老年人数字使用的讨论。本文尝试以“滚雪球”的抽样方法进行了一次最简版本的调研：“您是否支持老人开通人脸支付？”，共收集投票574份，其中持正方观点267人，持反方观点307人。受调研方法限制，虽然数据本身不具备代表性，但对辩题的迫选和讨论折射出不同身份、不同处境的人们，如何看待“老”？如何对待“老”？
彭大姐，50岁，坐标武汉徐东区，她去银行办理开通手机银行业务，却被要求给儿子打电话，确认并登记后才可以办理服务。银行解释50岁以上的女同志都要这样，怕老年人上当受骗。彭大姐一气之下投诉到武汉城市留言板——50岁就老糊涂了吗？一个好好的大活人，办点事情还要经过孩子认可吗？
保护与偏见常常只有一墙之隔。所谓的“保护”一旦向内，就会变成偏见和歧视，要想保护老年人在数字环境中免受风险，更需要指向外部，切实解决老年人可能遇到的安全问题。
甄别“保护”与“偏见”的基础是理解老年人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境遇。本文以案头研究为主，以在河北沧州市、盐山县庆云镇小秦村、白庙村、小杨村的小规模调研为辅（共11户，其中农村7户），面向当下老年人现实处境中的三个基本事实作解读：
① 当下中国老年人在身心状况、社会经济处境上差异大；
② 虽然老年人不再是少数群体，但数字保护和激励都不充分；
③ 本次疫情成为老人与数字技术间的关系变化的关键节点。
到2019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2.54亿人，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1.76亿人[i]，但是仅以健康状况作例，老年群体内部情况差异也很大。从整体上看，对于年龄相同的老人，其身体健康的差异表现在于[ii]：
④ 有配偶优于无配偶
⑤ 许多老人尽管患有一种或几种疾病，但仍能享有高水平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⑥ 高龄老人的自评健康得分通常高于同时代中低龄老人
在调研中，我们尤其关注到，独居和贫困的农村老人，经济处境较差，生命质量也较低，他们所获得的数字支持是相对较弱的。
许庄（化名），68岁，未婚，坐标河北盐山县庆云镇，原来一直务农但是2010年因在帮工时不慎摔倒落下腰伤无法劳作，“吃了十几年低保了，现在每年能拿5000多。也不是用不起手机，不会用，也没儿女教啊”。其兄许栋（化名），70岁，现居沧州市区，原也在盐山务农，与弟弟合住几十年，但是因年纪渐长，老伴早故，便被女儿接到沧州市里养老，无论是身体、精神状况，还是生活质量都要优于弟弟不少。
这样的案例在盐山（贫困县）不是个例，贫困且独居的农村老人的现实处境要比老年人的平均水平差很多。通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测算，以世界银行最新采用的人均日消费1.9 美元为贫困标准(Cruz et al.，2015)，在 2012-2016年间，虽然总体来看贫困率在逐年下降，但农村老人的贫困率一直高于非老年人口，且远远高于同期的城镇老人[iii]。
数据来源：CHFS2013-2017，老年人口指60岁及以上的人口。
另外，老人与子女同住的合居家庭逐渐减少，在 1990—2017年间，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人中，与子辈合居老人占比从70.41%下降到53.58%，独居老人比例从 26.29%上升到了39.08%[iv]。
以2019年对湖北、安徽13个贫困村的569份有效入户调查来看，贫困地区老龄人口经济生活质量要远低于中等水平,且存在食品消费支出占比较高(恩格尔系数过高)、可支配收入过低、社会活动参与率低、健康状况较低等问题[v]。
尽管有相当一部分老人已经顺利地接轨数字时代，他们会上网、能学习，能主动获取数字红利，但是我们仍要注意到生活处境较差的老人，尤其是贫困且独居的农村老人，他们所所获得的数字支持是相对较差的，这部分人群不应当被忽略和无视，对他们的数字支持应当是数字时代下老龄数字支持的起步线。
二、老年人已不再是少数群体，但数字保护与激励皆不充分
21世纪下半叶，我国将进入稳定的老龄社会形态，老龄化水平36%-38%之间，是全球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当老年人不再是一个少数社会群体，如何给予老年人恰当的数字保护？
从我国老龄相关法律规定统计来看，现有专门性法律1件，其他涉老法律23件，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约394件，其中法规和规章有12件，其余382件全部为国务院及部委关于老龄问题的指导意见、通知、复函、批复等带有政策性特点的规范性文件[vi]。然而，这些数量庞大的涉老政策性文件，在执法和司法活动中所发挥的真正法律价值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除了数字保护不足，对老人的数字激励也不充分。根据预估，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83亿人，老年人口总消费61.26万亿元，分别是2020年的1.89倍、8.73倍[vii]。可以预见的是，社会人口结构性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巨大潜力，尤其是当我国历史上3次生育高峰时的出生人口进入老龄阶段之后。
然而，当前社会对老年群体形象和社会价值的认识仍然存在一定偏差，对于老年人参与社会建设的价值仍持有消极或否定的看法。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并阐释“积极老龄化”的理念，为“在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获得最佳机会的过程。[viii]”这对如何认识“老”、如何理解“老”的启示是，保护要以尊重和正视老年人的生命价值为前提，并尽力激发其潜在的生命活力。
社会数字化的过程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老年人与数字技术间的关系。以本次新冠疫情为例，从老年人这个用户群上看，疫情成为生鲜电商的转折点，也造就了在线金融服务的扩容期。中老年群体在疫情期间普遍提升了对于生鲜电商的价格容忍度，2020年春节期间日均活跃用户规模突破千万[ix]。在线金融服务也因疫情撼动了“最后一群人”，银行线下网点过去总是退休人群领取养老金的聚集地，疫情下退休人群也开始逐步了解在线理财和缴费，原先使用率并不高的远程面签双录等技术逐步被中老年人广泛采用。见微知著，生鲜电商与金融服务在老年人群体上的扩容，也映射出未来老年人数字消费的演变路径。
在本文调研的河北盐山县庆云镇的三个村41位老年人中，有9位是在本次疫情中首次网购（含请人代为网购）。老颜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老人，69岁，丧偶独居，视力老花较严重，基本不会用手机（看不清楚），但是在本次疫情中，老颜在邻居的帮助下在网上购买屋顶修补的涂料，在寒冷的冬天解决了屋顶漏水的问题。“网上88一桶，邮费要12块，镇上95但是不要邮费，（网购）还是贵了，但能给送到村口，以后买不动了，没人给买，就还是网上买”。
本文调研中所有老人都认为疫情下数字科技对生活的支持至关重要。实际上，老年人因为生理上的衰老和疾病，实则是社会中最需要依赖数字服务的人，老年人的数字生活疫后时代下快速演进。
尽管国内还没有专门对老年人在疫情期间的数字生活的统计数据，但是国外的数据提示了这一趋势的加速。瑞典《晚报》在7月30日报道，4月份，瑞典老年人的网购增长了154%，6月份这一趋势仍在继续，有31%的老年人表示，他们在网上购买了药房商品，有26%的老年人你购买了食品杂货，有13%的老人在网上购买衣服和鞋子。
回到文章开头的辩题——“您是否支持老人开通人脸支付？”。这个辩题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何为老人提供数字服务和支持？
基于此，本文以案头研究为主，小规模调研为辅，尝试指出当下中国老人现实处境中几个重要的情况，并就此展开讨论，分别是：
①老人间差异大，贫困且独居的农村老人的经济处境与生活质量明显低于其他老人群体；
②与老年人相关的法律法规中，但96%只是指导性的政策性文件；
③当前社会对老人参与社会建设的价值仍持有消极或否定的看法，对老人的激励有限；
④老年人的数字生活在疫后时代快速演进，尤其是电商和在线金融。
在为老人提供高水准的数字服务和支持时，应当基于基本事实面的理解，具体的建议有：
第一，不忽视、不遗忘、不放弃任何一位需要数字服务的老年人。尽管老年人群体内部在健康状况、数字能力、支付能力等方面有差异，但越是现实处境困难的老年人，越是需要社会各界以各种力量予以赋能。比如针对我国超过4成的独居老人（含与配偶），通过计算机视觉辅助老人跌倒检测，腾讯腾讯即视团队基于此开发了兼顾隐私的智能老人看护系统，并在深圳养护院推广应用。
第二，给予老年人必要的“数字热启动”。在疫情背景下，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快速推进了数字进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尤具启发意义的是，疫情期间家人、邻居等熟人的线下帮助至关重要。他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耐心与语境化能力帮助老年人迈出“数字第一步”。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家人、邻居帮助的老年人，社会与技术侧有没有替代方案呢？比如美菜电商以发展社区“团长”，激励团长带、帮、教老人下单生鲜百货，起到了良好的带动效果。
第三，要保护，更要激励，发展老年人的生命潜能。随着社会进步，老年人需求实现水平也在提高，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特别是对于那些心智发展水平较高、生命活动能力较强、自尊心强的知识性老人、自我实现型老人来讲，他们非常看重精神慰藉和精神生活的心理满足。这实际上对政策、技术、产品提出了更高层面的要求，那就是要拿出更高水准的数字支持手段来保持、发扬老年人的生命主体性和主动性，激发其老年人的生命潜能。比如在高质量的数字内容上下功夫，让老年人在看剧、打牌、刷短视频的同时，收获精神上的自足、自信、自强。
第四，健全数字场景中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措施。一是要对数字资源在老年人和其他人群之间进行分配的原则、规则给予制度化，使他们在数字福祉的占有上享有公平；二是公正解决老年人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对冲突利益关系制定相应的协调规则，实现群体之间的动态理性平衡；三是为预防和解决涉老纠纷提供公正的法律途径和救济机制。
文章开头讲到的武汉徐东区彭女士的境遇，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经历的未来。老年期是人的一生中最成熟、最饱满的阶段，“老”也不应成为任何偏见的借口，如何提供恰当、体贴、高水准的数字支持是老龄社会与数字社会共同的命题。
参考资料
[i] https://www.sohu.com/a/367457358_161795?_trans_=000014_bdss_dkmwzacjP3p:CP=
[ii] 李建新. 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D]. , 2007.
[iii] 何欣,黄心波,周宇红.农村老龄人口居住模式、收入结构与贫困脆弱性[J].中国农村经济,2020(06):126-144.
[iv] 何欣等人（2020）根据王跃生(2014)城乡65岁及以上年龄老年人所生活的家庭类型表格中的数据整理而得
[v] 黄俊.贫困地区农村老龄人口生活质量评估——基于湖北、安徽13个贫困村的调查[J].统计与决策,2019,35(23):85-89.
[vi] 汪地彻. (2013). 中国老龄法治问题三论. 理论导刊, (8), 97-99.
[vii]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2006/871403.html
[viii] 世界卫生组织:《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中国老龄协会译,华龄出版社,2003年,第7页。
[ix] http://www.cngold.com.cn/20200225d1703n342633345.html
另：文中部分图片引用自公开媒体文章https://www.sohu.com/picture/339958284，http://bbs.01ny.cn/thread-2817762-1-1.html，https://www.sohu.com/a/168829318_99899950，https://www.meipian.cn/1p02ut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