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人类面临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但与此同时，疫情也提供了一次契机，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全球经济、国际关系、数字技术发展全新样态，并为更美好的人类未来整装待发。“始于2020”，共同探寻面向未来的趋势。
4月28日，腾讯研究院、腾讯产业智汇厅和腾讯新闻共同推出的“腾讯对话·Tencent Dialogue：对话诺奖系列活动”在线举行。活动第一期以“疫情下的数字经济与社会福祉”为主题，邀请到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与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并由腾讯研究院副院长李刚担任主持人。在此次对话中，安格斯·迪顿围绕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与全球化进程、数字技术在疫情治理中的作用、医疗行业变革等议题进行了分享。
以下是安格斯·迪顿的分享精选：
“超级全球化时代”结束，全球化进入2.0阶段
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致使部分跨国界、跨地域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活动被按下暂停键，因此为全球化进程带来不小的冲击。众多预测认为全球化将在疫情后出现重大变轨或转向，甚至有悲观声音指出，此次疫情将导致全球化走向终结。
安格斯·迪顿认为，回顾人类贸易发展的数千年历史，大型流行病的集中爆发地大多与全球贸易路线高度重叠，譬如沿着铁路传播的霍乱。此次疫情的发生也符合这一规律，只是传播速度更快了，因为交通工具进行了升级。“每当大流行病发生，全球化模式都会受到质疑。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全球化的益处：它极大地提高了全球整体收入水平，许多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发展都受益于经济全球化模式。”
安格斯·迪顿指出，“全球化将走向终结”的论调并不现实。尽管从2008年开始全球化趋势有所下降并且又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但全球化进程不可能完全消失，更可能的情况是“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结束，全球化进入2.0或3.0阶段。各国政府在特定领域实现供给自主以降低风险，而其他大部分国际贸易将会继续，“毕竟阻止私人企业从其他地区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是很难实现的。”但21世纪初的全球化程度，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
长期来看，全球供应链会缩短，甚至有一些会被完全切断。这一趋势会降低许多国家（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的GDP，同时也会削减这些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化贸易模式受益的主体的收入，并因此降低他们的消费水平，旅游会议、文化交流和航空旅行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下降。迪顿认为，随着全球化衰退，海外工作岗位将部分转移回美国，这将导致曾经在全球生产并在美国商店销售的大量廉价产品将变得非常昂贵，每个人都将支付更高的物价。但与此同时，超级全球化的结束对美国又有一定积极影响，因为在全球化中受益最多的精英阶层收入会减少，而低收入人群及底层体力工作者，如护工、家政服务人员的实际收入可能增加——作为结果，美国的贫富差距可能会缩小。
数字化进程的积极成果得到展现
疫情期间，数字技术再度展现了力量，它极大便利了资源调配、社区治理、流动人员监测等环节，并获得进一步发展。安格斯·迪顿指出，众多领域的数字化进程开始展现成果，并将进一步推动科技前沿的趋势，他以自身经验为例，分享线上教育、线上办公等数字产品为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变化：“过去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演讲，最多可能有100多个听众，但现在通过线上的方式甚至可以达到超过5000名听众，影响力更大。”他认为，通过在线会议软件，可以和来自全球各地的学习者进行沟通，知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提升沟通效率，全球范围内的交流变得更加快捷。
远程教育的兴起是数字技术发展影响教育的一个体现。安格斯·迪顿认为，远程教育通过低成本的方式，为建立技术密集型学校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远程教育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均得到广泛应用，未来很可能会成为改变教育行业的一种长期趋势。但是在美国，对于远程教育也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疫情带来的冲击会敲碎美国教育界的自大，让他们开始做一直以来都应该去做的事情；但也有人会认为，通过线上软件进行授课更像是“上课”，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教学，因为教学的关键在于人和人的自然连接。
另外，安格斯·迪顿认为，面对远程教育的冲击，只有像普林斯顿大学这样财力雄厚、人员配备更充足的大学可能会更加适应，它们拥有巨额捐赠，因此会撑过很长一段时间，无论发生什么都不是问题。而一些规模较小的教学型学院，它们在师生互动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它们不能提供更多的优势项目，因此没有特别的能力来抵御这种冲击。“所以，教育行业将会被远程教育所改变，但没有人知道到底会改变多少。”
安格斯·迪顿同样关注疫情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民众的冲击。在《绝望致死》一书中，迪顿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群体的工作内容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关键工种，比如巴士司机、地铁驾驶员或者医院护工，他们每天都在冒着生命危险工作，也有一些属于非关键工种，比如餐厅服务员。在疫情期间，这两类人都失去了工作和收入，虽然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弥补这些问题，但形势还很不明朗。与这类人相比，受到良好教育的精英可以在家中安全工作，并能够继续获得报酬。当然，有很多类似于医生这样受过教育的精英群体也在冒着生命危险，但整体而言，富裕、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在疫情下明显能过得更好。“如果我们转向一个更依赖互联网的世界，那些拥有和熟悉相关资源、技能的人将从中进一步获益。这可能扩大收入不平等。”
而中国的情况则引起了安格斯·迪顿的兴趣。得益于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居民的日常资源供给与城市运转得以正常运转，并且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中国的失业人员可以选择加入配送大军，一些劳动者也从工厂工人变成配送员，他们认为配送这个行业很有趣，我对此很好奇。”在对话中，安格斯·迪顿对数字时代的中国也颇为期待：“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更依赖互联网的世界，拥有和熟悉相关资源、技能的人和国家将从中进一步获益。从国家角度来看，中国在使用互联网方面已经遥遥领先，所以这一趋势将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疫情将给医疗行业带来长远变革
对于医疗行业在此次疫情之后可能发生的变化，迪顿认为，疫情中加速涌现的技术会给医疗体系带来长久性影响。安格斯·迪顿举例称，线上问诊可以减少医生与病人的线下接触，甚至进行在线诊断。医生可以远程指导病人使用医疗器械进行自检自查，并获得相关的检测结果。“只要使用得当，这种方式将有效降低线下接触和就诊成本。” 安格斯·迪顿认为，不仅仅是便利用户，疫情中加速涌现的数字技术将给美国整体医疗体系带来更为长远的变革。
安格斯·迪顿一直是美国医疗体系的批评者。他认为，在疫情结束时的美国，将有两种场景可能出现，分别为“英雄场景”和“恶棍场景”。“英雄场景”是指，医生和护士们冒着生命危险努力工作；制药公司拿出疫苗和药物，并且广泛推广；医院协调设备和床位，并提供免费检测；保险公司将免除公司的保费支付和免赔额度。在“英雄场景”之下，因疫情而死亡的人数会比较少，疫情也不会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永久伤害。
但“恶棍场景”则刚好相反，药物和疫苗可能在好多年之后也不会研发出来（现在就没有SARS、MERS疫苗）；或者即便研发成功，也将非常昂贵，并且会按价格配给。美国医药行业把利润放在形象之前，数以万计的人们将面临无法支付的巨额账单。如今美国的一些医疗服务已经退出了医保制度，人们即便有保险也会收到医药费，而且医疗保险业将在明年通过大幅度提高保费的方式而回收资金，从而超越政府制定的警戒线。许多社会问题将会发生。这些问题，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就需要进行改革，却迟迟未能解决。“现在，数百万人因疫情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他们的医疗保险，情况将变得更加糟糕。”
安格斯·迪顿指出，疫情带来了众多变化，这可能是一个机会，可以针对长期以来的问题实施一些改变。全球在解决疫情的同时应该抓住机会，一方面解决短期需求，另一方面在医疗等领域进行可能为每个人带来长期利益的变革。
在分享的最后，针对此次疫情，迪顿援引了美国学者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发现，后者认为当人们碰到事故时总是十分谨慎，会作出改变以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但人们很快就会忘记这场事故，所以十年后所有的一切都和刚开始一样危险。因此，当下必须要搞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是百年一遇的事件？还是会成为人类生活的常态，每五年或十年发生一次？科学家和流行病学家需要进行研究，提供更多这方面的信息，“我们需要疫苗和治疗手段，也必须了解这场流行病是怎么发生的，这是我们应对同类危机的关键。”
疫情已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考验，这不仅是一次短期的公共卫生事件，也将对全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产生长期而深远影响。未来，“腾讯对话·Tencent Dialogue：对话诺奖系列活动”还将邀请多位诺奖得主、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家、企业领袖，围绕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发展、技术应用与公共治理等议题开展讨论，搭建具有独到全球视野、企业观察视角和顶级学术高度的国际交流平台。
